当下有一种流行的思潮是：中国只要突破了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瓶颈，尤其是打破了一些关键、核心的技术垄断，能够自主生产大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就能明显提升企业的利润，从而让绝大部分老百姓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反过来说就是：现在老百姓面临的一些困难，比如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不足，等等，都是因为没有占据产业链上游。大型LNG船舶，国际订单全部被韩国现代重工、大宇造船、三星重工接走，中国唯一具备这一造船能力的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接不到此类订单。然而，韩国人在其中赚的其实也是小头，法国GTT公司仅靠其中的核心技术专利授权，就能赚取每条船一千万美元的利润，堪称“躺赢”。之所以法国人能躺赢，则来自他们的技术先发优势——液货围护系统。这一系统因为属于重工业当中的基础技术，后发国家没有机会去改变它，所以只能接受法国公司创立的标准。所以得出结论：法国人富有却不需要工作很久，都是因为类似GTT这样的公司很多。等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司了，中国人也一样能“躺赢”。这个结论，我最多只能说它对了一半，甚至连一半都达不到。其实类似这种观点，从大约2017年开始就甚嚣尘上，尤其是知乎上的“工业党”，将工业视为唯一的经济发展尺度和标准。近几年地缘政治摩擦加剧，以芯片为代表的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就加剧了这种思潮，普遍认为只要突破了芯片之类的技术垄断，中国就一下子发达起来了。另一个推论就是：当下，大家就多加加班、忍一忍收入不高的生活，等科技突破了就好了。果真如此吗？下面我就从三个角度说一些自己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如索洛模型），科技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
在索洛模型中，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一起决定了完全竞争下的社会生产能力。另外，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在不增加资本或劳动投入的情况下，就可以提升产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根据这个理论，在实现了技术突破之后，确实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并非万能，它也有其局限性，在涉及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时，它就会遇到更复杂的变量。这是因为，索洛模型中假设的技术突破是单一的、“外生”的因素，没有考虑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因素。说简单点就是，这个理论模型过于理想化，并没有解释科技进步的成果如何进行社会分配，更没有考虑到社会制度对于科技突破成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如何传达至社会各个阶层。就是说，这个模型解释了科技突破如何赚钱，却没能解释社会如何分钱。
在中国，其实我们不能说科技没有突破。事实上，中国已经获得的技术能力和工业水平，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后发国家都垂涎欲滴的。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2012年的9.4%、28%提高到2022年的15.5%和31.8%。中国高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低端制造业。然而，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巨额利润，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广大居民却未能充分分享到，分配不平衡导致城乡差距在科技大发展之后仍处于高位。
在互联网行业亦是如此。字节跳动和腾讯等已经是世界级的巨头，也拥有很多科技优势，但企业的利润主要只是让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员工富了，并未充分反映在缩小国民贫富差距方面。
科技突破除了能创造财富，还能带来就业方面的改变，技能偏向技术变革（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SBTC）理论就阐释了这一点。
这个理论指出，科技进步总是有利于高技能的劳动者，能明显提高这一人群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比如谷歌的员工工资就非常高，在中国，互联网大厂也是工资水平最高的民营企业类型。但技能偏向技术变革理论也指出：普通劳动者在科技进步面前，却可能被自动化和智能化替代。所以，科技进步其实会带来收入不平衡和加剧贫富差距。在中国，这个现象也已经普遍。我们所看到的送外卖、网约车大军，一方面来自近两年的经济不景气，但也有一个因素是科技进步。工业机器人的大量应用让工厂就业变少，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又让打工人成了“数字奴隶”。
欧美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一是丰富的服务业，比如数量庞大而且经营稳定的个体户（包含餐饮业）、旅游业、运动产业等等；二是通过法律和再分配，比如欧盟正在对外卖员的劳工法律地位进行规范，以帮助他们成为有尊严的劳动者，而非“数字奴隶”。经济学理论不是万能的，但法律可以说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会对社会发展起到纠错作用。但如果法律不作为，科技进步的弊病就会被严重放大，“废土科幻”当中高科技时代的底层废墟，就会成为现实。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说明，只有在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约束下，科技进步才能更好地转化为民众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但如果制度、尤其是法制不完善，就算是突破了科技瓶颈，其带来的高额收益反而会被分配制度不公、腐败或高昂的行政成本所吞噬，进而带来更大的不公。一般的经济学都偏向于生产率和供需平衡这些理想化的市场条件，但制度的巨大影响力，很容易被忽视。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包括法律、政策、市场规则等）才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
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资源分配很重要。“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消费具有排他性，所以不能只试图促进消费（反而会促进贫富差距）。而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之类的公共服务，都是没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考虑到这些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那么政府就更应当加大这类投入。政府有天然的惰性，就必须有外力去刺激政府提高公共服务，以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北欧国家就是一个例子。北欧在科技领域方面，其实并非全球领先。而且，北欧在欧美其实算是“后发国家”。但北欧国家仍然通过高效、科学、廉洁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了全民的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比如，挪威主要收入来源并非高科技而是石油产业和海洋产业，但全世界有多少国家也卖石油，却导致贫富差距巨大甚至返贫？可见制度的影响有多重要。一句话：突破科技瓶颈，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提升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充分条件。因为，科技进步并非单一的因素，它会受到财富分配模式、公共制度等其他因素的重要影响。突破科技瓶颈的同时，必须完善和优化制度体系、实现财富分配更加公平、让社会保障更加健全，科技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国民的福祉。如果没有做到上述这些，我们可能将会看到高科技笼罩之下的贫民窟——在不公平的制度和法律的缺失下，底层民众会受到高科技、大资本、权力三者结合之下的、比现在更彻底的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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