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孙子兵法》思想研究
出土文献与《孙子兵法》思想研究
刘春生
关键词：出土文献 孙子兵法 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E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10—1843/E（2022）01—0065—09
作者简介：刘春生，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学术发展历来是和新材料的发现、新问题的提出密不可分。正如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这是中国兵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开辟了《孙子兵法》及中国兵学研究的新时代，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一页。自此《孙子兵法》研究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取得丰硕成就。
《孙子兵法》文献研究是思想研究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们通过对《孙子兵法》出土文献的研究，发现有40余处文字异文直接关系到《孙子兵法》思想研究，甚至涉及《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研究。本文仅就出土文献与《孙子兵法》思想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批评指正。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黑水城西夏文本《三家注孙子》、新疆吐峪沟六朝写本《孙子注》残页及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汉墓残简，反映了《孙子兵法》在不同时代的流传情况和文献信息，对于《孙子兵法》思想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1972 年 4 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等大批竹简兵书。《文物》1974 年第 2 期发表了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率先将竹简发现情况公布于世。1974年10月，国家文化部成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整理组由张政烺、朱德熙、裘锡圭、曾宪通、李家浩、吴九龙等学者组成。1975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线装本，收录竹简《孙子兵法》图版、摹本、释文及注释；1976年10月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释文及校注）》简装本，所收简文略有增加并收录三篇相关研究论文；1985年9月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精装本，所收简文又有增加，并对校注进行了修订。竹简《孙子兵法》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孙子》十三篇残简及十三篇篇题木牍，下编收录《孙子》佚文四篇及记述孙子事迹残文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认定，银雀山一号及二号汉墓是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所出竹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的。银雀山竹简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最古老的文本文献，竹简校注为《孙子兵法》整理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范式和全新的思路，此后学界所做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1908年3月和1909年5月，俄国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К· Козлов）先后两次赴内蒙古黑水城遗址考察、挖掘。科氏在黑水城西郊的一座西夏佛寺中发现了近万件宋夏金元时期的刊本和写本，其中包括西夏文《孙子兵法》《六韬》《三略》的刊本和写本。1914年5月，英国探险家马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继科兹洛夫之后也来到黑水城遗址，获得数千件西夏文献，其中包括西夏文《孙子兵法》刊本、写本的残件。斯坦因所获西夏文献对科兹洛夫所获西夏文献起到了补充和说明作用。1961年英国西夏文献学者埃里克·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公布了英藏西夏文本《孙子兵法》的两页残件，1963年苏联西夏文献学者戈尔巴乔娃（B·N·fopoaueba）和克恰诺夫（E·N·kblqahob）出版了《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也公布了俄藏西夏文本《孙子兵法》。现存西夏文本《孙子兵法》有两种。一种是刊本，系《孙子兵法》本文及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的译文，全书前部残去，所附《孙子本传》亦有残损；一种是写本，系《孙子兵法》中卷“军争”“九变”“行军”三篇正文的译文残本、下卷末尾及所附《孙子本传》全文。写本正文与刊本大体一致、无三家注，刊本保留了西夏文本的整体面貌，学术界所探讨的西夏文本《孙子兵法》主要是指刊本。西夏文本《孙子兵法》的底本是北宋或北宋以前而又于今失传的珍贵古本，它的发现为《孙子兵法》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1918年 2月，罗振玉编印《汉晋书影》收录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所藏纸写本《孙子注》两个半页的残页，定名为《孙子注残纸》。罗振玉叙记，此件原是敦煌石室故物，后由大谷光瑞收藏。罗振玉认定是晋人写本。此残页现存《谋攻篇》的尾部和《形篇》的开头，凡九十四字。此本虽然只有两个半页的残页却与宋本有很大不同，体现出了孙子书在宋本定型前的文献特征，我们可以依据此本异文校订宋本中的讹误。1986年8月，杨炳安《孙子会笺》首度在《孙子兵法》著述中收录此件照片，称作“晋写敦煌残片”；2006年4月，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披露此件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图书馆，著录为大谷光瑞发掘于新疆吐峪沟，六朝时期写本。此残页对《孙子兵法》思想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上述出土文献证明，《孙子兵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定型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很多后人改动、增益或讹误的内容。研究《孙子兵法》思想，不能把后人根据自己理解改动、增益或讹误的内容当作《孙子兵法》原本看待，必须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综合整理研究，发现问题，发掘本源，对《孙子兵法》思想进行科学的研究。
出土文献有很多地方较今天通行的宋本內涵丰富，思想深邃，为《孙子兵法》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古本资料。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外的出土文献与《孙子兵法》关系密切，有很多可以作为研究《孙子兵法》思想的重要文献。
《计篇》宋本《十一家注》“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竹简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竹简论地首重“高下”，于义为长。“高下”是古代兵家论述地形地利的基本概念。《孙子·地形篇》“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淮南子·地形》“高者生，下者死”，《黃帝四经·称》“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皆其例。研究《孙子》思想，面对竹简文献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要引为根据，探究阐扬，不能视而不见。
《形篇》宋本《十一家注》“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竹简甲本残作“故善者之战，无奇【□】，无智名，无勇功”，竹简乙本残作“故善【□□□□】奇胜，无智名，无【□】功”，二本互校，知竹简原作“故善者之战，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竹简“无奇胜”与“无智名，无勇功”属辞立义均同，非抄者偶能衍之。“无奇胜”与“不战而胜”，与“屈人之兵而非战”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无奇胜”三个字丰富了《孙子兵法》思想，研究《孙子兵法》思想应该予以足够重视。
《军争篇》宋本《十一家注》“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竹简残作“是故絭（卷）甲而趣（趋）利，〔□□□〕处，倍……”，“趣”下有“利”字。西夏文本此句“趋”下也有“利”字。《通典》卷一五四引作“是故卷甲而趋利，则日夜不处”，《文选》卷五九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引作“卷甲趋利，日夜不处”，“趋”下皆有“利”字。此处“卷甲而趋利”与上文“举军而争利”“委军而争利”，下文“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三十里而争利”是上下呼应、文脉连贯的。《孙子》重“利”，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此处“趋”下有“利”字当是古本原貌，彰显了《孙子兵法》重利的思想，不可忽视。
《虚实篇》宋本《十一家注》“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这段话不复杂，它与竹简出入也不是很大，字面意思也不是很难理解。当我们把这段话与竹简佚文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从字面意思理解此文是非常肤浅的。竹简佚文《奇正》说：
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战者，以刑（形）相胜者也。刑（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刑（形）。刑（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刑（形）胜，以楚越之竹书之而不足。刑（形）者，皆以其胜胜者也。以一刑（形）之胜胜万刑（形），不可。所以制刑（形）壹也，所以胜不可壹也。故善战者，见适（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适（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见胜如见日月，其错胜也，如以水胜火。刑（形）以应刑（形），正也；无刑（形）而制刑（形），奇也。
这段话当与《孙子》此文有关，或是注释《孙子》的文字。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会对《孙子兵法》的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曹操在给“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这句话作注时说，“不以一形之胜万形。故制胜者，人皆知吾所以胜，莫知吾因敌形制胜也”。说明曹操看到过《奇正》或者看到过与《奇正》类似的文字。研究《孙子兵法》思想要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根本，但是眼界不能局限于十三篇，眼界须扩大到众多的新发现、新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是今天通行的宋本的古本，避免了很多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讹误，较宋本语言更为古朴，整体逻辑性更强，可以作为校正《孙子兵法》思想研究的文献依据，弥足珍贵。
《计篇》宋本《十一家注》“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竹简作“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不畏危”作“民弗诡”，“诡”上无“畏”字。“诡”字的本义是疑惑、违背。“民弗诡”是说民众对君主的意志不疑惑，因而无违背之心，亦即《谋攻篇》所说“上下同欲者胜”之义。唐宋之际误解“诡”字，臆增“畏”字作“不畏危”，曲解了《孙子兵法》的思想。下文“兵者，诡道也”与此“道者……民弗诡也”是密切相连的，“诡道”非“诡诈之道”，也是“疑惑”之意，故其下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子》的“道”是什么？“道”对己方就是“不诡”，引导民众与君主意愿一致，上下同欲；对敌方就是“诡”，上下疑惑，彼己疑惑，意愿与行动乖离。现在人们讲的“诡诈”之义，《孙子兵法》不用“诡”字而用“诈”字，《军争篇》说“兵以诈立”。《孙子兵法》的“计”字也不是“计谋”的意思，本是计算、筹测之义。我们不能曲解古书文义，不能把《孙子兵法》理解为《三十六计》。对“诡”字的理解关系到《孙子兵法》思想的研究，很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作战篇》宋本《十一家注》“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者，赏其先得者，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竹简“卒善而养之”作“卒共而养之”，“善”字作“共”。“共”字与“杂”字异文同义，这是古人常用的修辞方法，都是混合、共同之义；“养”字也不是供养的意思，而是培养、训练、驱使的意思。《孙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俘获敌人战车和士兵，要混合编入我军阵营，与我军士卒一同训练，共同作战，不可令俘虏单独编队，独立行动，这样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也使自己更加强大。宋本误作“善”字意思全变。试想给俘虏的给养、装备、待遇优于己军会出现什么情况？肯定不会“胜敌而益强”。有不少学者根据宋本“卒善而养之”这句话阐释《孙子兵法》的“善俘”思想，甚至以此为据探讨《孙子兵法》的人文思想。这样做放在银雀山竹简出土之前是可以理解的，放在银雀山竹简普及之后就很难让人理解了。
《虚实篇》宋本《十一家注》“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竹简作“兵刑（形）象水，水行辟（避）高而走下，兵胜辟（避）实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兵无成埶（势），无恒刑（形），能与敌化之胃（谓）神”。这段话宋本与竹简出入很大，影响文义的地方有四处，简文第二句“水之形”作“水行”、第三句“兵之形”作“兵胜”、第四句“制流”作“制行”，“水行辟高而走下”句的“行”字与“水因地而制行”句的“行”字相互呼应、“兵胜辟实击虚”句的“胜”字与“兵因敌而制胜”句的“胜”字相互呼应；末一句作“兵无成埶，无恒刑”，“无成埶”“无恒刑”的主语都是“兵”，也与第一句“兵刑象水”相呼应。总之竹简较宋本语言更古朴，逻辑性更强，宋本经过后人改动思想层面混乱，已失原义。
《九地篇》宋本《十一家注》“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竹简作“争地，吾将使不留；交地也，吾将固其结；矍（衢）地也，吾将谨其恃；【重】地也，吾将趣（趋）其后”。竹简“争地，吾将趋其后”作“争地,吾将使不留”,“趋其后”作“使不留”，简文“趋其后”与“【重】地也”连属；“交地，吾将谨其守”作“交地也，吾将固其结”，“谨其守”作“固其结”，竹简“谨其守”作“谨其恃”与“矍地也”连属；“衢地，吾将固其结”作“矍地也，吾将谨其恃”，“固其结”作“谨其恃”，“固其结”与“交地也”连属；“重地，吾将继其食”作“【重】地也，吾将趣其后”，“继其食”作“趣其后”。宋本《长短经·地形》注文引作“交地，吾将固其结”“衢地，吾将谨其守也”，《通典》卷一五九引作“交地，吾将固其结；衢地，吾将谨其市”，文字与竹简合。宋本“重地，吾将继其食”与上文“重地则掠”义乖，亦与《孙子》“因粮于敌”思想不符。这段文字宋本明显错乱，研究《孙子兵法》思想应该以古本为据，不能依据误本，在误本的基础上研究其思想。
《九地篇》宋本《十一家注》“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竹简残作“……以害，勿告以利”，原文当作“犯之以害，勿告以利”，“利”“害”二字相易。竹简此文是“死地则战”的具体阐释，与上文“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兵士甚陷则不惧”，下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文脉连贯，思想贯通。后人改作“犯之以利，勿告以害”，造成此段文字思想上的混乱文义上的不通顺。
《火攻篇》宋本《十一家注》“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竹简残作“极其火央，可从而从【□□□□□】止之”，“力”作“央”。央，古训尽。《广雅·释诂》：“央，尽也。”《离骚》：“時亦犹未央。”王逸注：“央，尽也”。竹简用“央”字，文从字顺，意思更明确，应予注意。
《孙子兵法》思想研究长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是怎样解读疑难字句的文义，靠理论上的推论往往望文生义，臆测古书，不足为训。正确解读《孙子兵法》的文义要靠文献，用文献证据论证。出土文献提供了辨析《孙子兵法》疑难字句文义的文献依据，解决了《孙子兵法》思想研究长期未决的问题。
《谋攻篇》宋本《十一家注》“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为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宋本“君之所以患于军者”是一句长期引起歧义的话，从下文看是指国君危害军队。古汉语中的“于”字往往又是在被动句中引进主动的意思,“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也可以理解为国君受军队危害。因此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把这句话改为“军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今天仍有一些著述依从刘寅《直解》之说。竹简此文残作“……所以患军……知三军……氵暨（既）疑，诸侯之……”，“患于军”作“患军”，“患”下无“于”字。竹简“患”下无“于”字，避免了产生歧义的可能，胜于今本。宋本“患”下“于”字显然是后人误加。又新疆吐峪沟古写本此处残作“君之所……〔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以退而谓之退，是……〔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三军之任而同三……矣。军士既惑……已至矣，是谓乱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句二“三军”均作“军中”。“三军”作“军中”当是古本原貌。“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古写本残作“……三军之任而同三……”,“三军之权”作“三军之任”，原本当作“不知三军之任而同三军之权”,于义为长。“不知三军之任而同三军之权，则军士疑矣”,言君主不知三军具体职任而参其应敌权变，则政令不一，军众疑贰。此句与上文“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则军士惑矣”皆谓君主中御之患。“三军既惑且疑”古写本残作“军士既惑……已至矣，是谓乱军……”，“三军”作“军士”。“三军”当是“军士”之讹。此处上文言“则军士惑矣”，又言“则军士疑矣”，故总之曰“军士既惑既疑”，今本作“三军”当是涉上文“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句“三军”而误。此段《孙子》“军中”“三军”及“军士”行文有别，今本一以“三军”概之，已失原貌。此处出土文献不仅校正了传本的讹误，也解决了长期未决的问题。思想研究应该注重利用古本文献资料，避免根据讹误的传本得出错误的结论。
《形篇》宋本《十一家注》“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潜夫论·救边》引作“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汉书·赵充国传》引作“攻不足者守有余”,《后汉书·冯异传》引作“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所据本当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后汉书·皇甫嵩传》引作“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所据本当作“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此处竹简乙本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昔善守者，臧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葆（保）全〔□□〕”，竹简与宋本出入较大，一个是“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竹简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简文是说同样的兵力用于防守则有余，用于进攻则不足；一个是“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竹简作“昔善守者，臧（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无“善攻者”三字，“臧九地之下”和“动九天之上”的主语都是“善守者”。竹简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跟上下文扣得很紧。下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就是“先为不可胜”，动九天之上是说找到来犯敌人的“可胜”之机而出击，上下文义非常连贯。宋本把“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改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并使“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这两件事分属于“善守者”和“善攻者”,上下文义就不连贯了。马王堆帛书《黃帝四经·经法·君正》：“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所言亦与竹简“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相合。据此，竹简“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当是古本原貌。《孙子兵法》主张“形胜”“称胜”,即靠实力取胜，简文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义与此合。“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当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臆改。今天仍有不少学者依据宋本探讨《孙子兵法》的思想，认为竹简有竹简的道理，宋本有宋本的道理，各本有各本的优长。认为宋本有宋本的道理显然是读宋本习惯了，思维定式使然，应该克服。
《军争篇》宋本《十一家注》“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宋本《武经七书》及影宋本《魏武帝注》本作“军争为利，众争为危”，《通典》引作“众争为危”，宋代郑友贤《孙子遗说》也以“众争”解之。《孙子兵法》这句话是“军争为危”还是“众争为危”，一千多年莫衷一是。竹简此句残作“军争为利，军争□危”，原文当作“军争为危”；西夏文本有此文，黃振华回译作“先得利为利，争利为危”。从回译的文义看，西夏文本的底本亦作“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与宋本《十一家注》相同。随着竹简文献的普及，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不应再生歧义。“军争为利，众争为危”当是宋人臆改，非古本原貌。“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与《九变篇》“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思想一脉相承，反映了《孙子兵法》的整体观，是《孙子兵法》中极有价值的思想。
《行军篇》宋本《十一家注》“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曹操、贾林、梅尧臣、张预诸家都把“绝涧”与“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并列，释为“六害之地”，王晳又谓“绝涧”当作“绝天涧”，《武经总要》前集卷九、《武编》卷二引此“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郤。六者，谓之六害”，也把“绝涧”与“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并为“六害”。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地葆》云：“五地之杀曰：天井、天宛、天离、天隙、天柖”。此文当本《孙子》，无“绝涧”一题。据此，《孙子》此文“绝涧”与“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本非一事。《通典》卷一五九引《孙子》此文作“凡地有绝涧：遇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郤，必亟去之，勿近也”,“绝涧”下有“遇”字。《太平御览》卷三○六引作“绝磵：过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大害，必亟去之，勿近也”，“绝涧”作“绝磵”上无“凡地有”三字下有“过”字；鲍刻本《御览》“过”作“遇”。也可证“绝涧”与“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本非一事。竹简此处上句“侍其定”与“天井”间只有三字残空，据《御览》所引竹简此处当作“绝涧遇”。绝，古训越、过；涧指地之险难处。此文是说，穿越险难之地遇到“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五种地形不能停留，不能靠近。文义甚明确。
《行军篇》宋本《十一家注》“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周礼·夏官·大司马》贾公彥疏引作“素信者，与众相得”，“素”上无“令”字、“行”作“信”。《通典》卷一四九、《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引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令素不行”句“不”字在“素”字下；“令素行者”作“令素信著者”，“行”作“信”下有“著”字。清孙星衍、吴人骥《孙子十家注》据《通典》《御览》改作“令素信著者”。孙诒让《札迻》谓：“《周礼·大司马》贾疏引《孙子》云：‘素信者，与众相得。’与《通典》可互证。以文义较之，疑三‘素行’并‘素信’之误”。竹简此处残作“……行以教其民者，民服。素……”，“民服”下“素”字上无“令不”二字，下文“素行”还是“素信”，因竹简残损不能确定。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威王问》云：“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子曰：素信”，又曰：“素信者昌”。《孙膑兵法·威王问》此“素信”当本《孙子兵法·地形篇》，据《孙膑兵法·威王问》及《周礼》贾疏、《通典》《御览》所引，《孙子》此文当作“素信者，与众相得也”。此文“信”字与《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之“信”遥相呼应。《孙子兵法》强调“信”，是非常明确的思想。
出土文献的一大缺陷是不完整，残损严重。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现存的文字只是宋本十三篇文字的半数，因此研究、利用竹简的眼界不能局限于现存的简文，同时应该重视残简缺字的探讨，这种探讨对《孙子兵法》思想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竹简残简缺字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残损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研究可以解决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出土文献残损过于严重，只能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的问题对思想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计篇》宋本《十一家注》“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竹简残作“将者，知□……曲制”，据原简情况分析，此简“知”与“曲”字间残去九字。今本“知”与“曲”字间作“信仁勇严也法者”七字，较简本测算残去的字数少二字。此处“将者”句，《潜夫论·劝将》引作“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北堂书钞》卷一一三引作“将者，知也、信也、勇也、严也”，均繁“也”字。《潜夫论》有“敬”字显是后人臆增，孙星衍、吴人骥说是“汉时故书如此”。 《北堂书钞》无“仁”字透露出非常重要的文献信息。竹简“知信仁勇严”五字下皆有“也”字合十一字，较所能容纳的字数多二字，去“仁也”二字不计正与测算残去的字数相合。疑竹简原文与《北堂书钞》所引相同，作“知也、信也、勇也、严也”。《孙子》“仁”的思想并不突出。此处“仁”字和“敬”字，都是汉代儒学兴盛之后时人增益的文字。
《虚实篇》宋本《十一家注》“故形人而我无形，則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竹简作“故善将者，刑（形）人而无刑（形）,〔□□〕槫（专）而适（敌）分。我槫（专）而为壹，适（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壹也。我寡而适（敌）众，能以寡击□……”。竹简与宋本的出入主要有三处，第一句竹简有“善将者”三字；“则我众而敌寡”作“我寡而适众”,此句宋本是“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这段话的尾句，竹简是下段话的首句；宋本“能以众击寡者”竹简作“能以寡击□”。此处《通典》所引与宋本相同,说明此处文字在先唐时已经改动。简文“众”“寡”二字互易，文义相反，竹简残损严重又没有完整的传世文献印证。怎样理解竹简文义？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信度高的解读。这就为思想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不能“无书”，更不能“尽信书”。
银雀山汉墓除发现竹简《孙子兵法》十三篇外，还发现一块木牍记有“埶（势）”“九地”“用间”《孙子》十三篇的完整篇题和“军□”“□刑”“火□”等十三篇残损篇题，原牍当是竹简《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题目录。银雀山竹简整理小组指出：
木牍上所记似为十三篇篇名，分列三排，第三排分五行，第二排似亦分五行，第一排残缺过甚，情况不明。第二排第二行和第三排第五行都记有数字，第二排第三行篇名上有黑圆点。似木牍原分《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两个部分，此牍第一排及第二排的第一、二行记第一部分的篇名及字数总计，第二排后三行和第三排记第二部分篇名及字数总计。第二排《行□》应即《行军》，《军□》应即《军争》，《实□》应即《实虚》（今本作《虚实》）。第三排《□刑》应即《地刑（形）》，《火□》应相当于《火攻》，但‘火’下一字从残画看似非‘攻’字（简本《火攻》篇简背标题仍作‘火攻’）。第三排末行的‘七埶’，或疑为《势》篇别名（‘埶’即‘势’之古字），但木牍第一排已有《势》篇，此处不应再出《势》篇：或疑即七篇之意，指下卷包括七篇，但古书中没有‘埶’字当篇讲的例子，这两个字的确切含义还有待研究。据此牍可知简本《孙子》十三篇篇次与今本有出入。今本《虚实》在《军争》之前，简本在《军争》之后。今本《行军》在《军争》《九变》之后，简本在《军争》之前。今本《火攻》在《用间》之前，简本在《用间》之后。
从木牍现存情况分析，木牍原分三排，每排五行，共标记十五行文字。木牍明显是把《孙子》十三篇分为两个部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分上下两卷，“军□”篇题前面标记黑点符号，说明是第二部分的开始；第三排最后一行标记“七埶三千□□”，是第二部分七篇的名称和七篇文字总计。与第二部分标记“七埶三千□□”相同，第一部分也有类似标记，即第二排第二行“行□……□十五”，第二排第二行“行”字仅存残画，可能是“行”字残画，也可能是“六”字残画。整理组释为“行”字值得商榷，是“六”字残画的可能性大，此处释作“【六】□……□十五”比较稳妥。“【六】□……□十五”与“七埶三千□□”相对应，是第一部分六篇的名称和六篇文字总计。木牍标记的十五行文字除去“【六】□……□十五”和“七埶三千□□”两行文字正好十三行，此十三行文字都应该是十三篇的篇题。现存的篇题名称有的与宋本不同，残损的篇题名称可能也有与宋本不同的情况。木牍标记《孙子兵法》共十三篇与银雀山残简及上孙家寨汉简所记“十三扁（篇）”是一致的，与《史记》所载“子之十三篇”也是一致的，说明《孙子兵法》最初就是十三篇。木牍只能确定竹简十三篇中“埶（势）”“军□”“实□”“□刑”“九地”“用间”“火□”七篇的确切位置。“埶（势）”写在木牍第一排第四行，是十三篇的第四篇，宋本是第五篇；“军□”写在第二排第三行，是十三篇的第七篇，次序与宋本同；“实□”当即“实虚”篇题，竹简此篇篇题正作“实虚”，木牍“实□”写在第二排第四行是十三篇的第八篇，宋本是第六篇；“□刑（形）”当即“地形”篇题，木牍写在第三排第一行，是十三篇的第十篇，次序与宋本同；“九地”写在第三排第二行是十三篇的第十一篇，次序与宋本同；“用间”写在第三排第三行是十三篇的第十二篇，宋本是第十三篇；“火□”写在写在第三排第四行，是十三篇的第十三篇，宋本是第十二篇。木牍所记竹简《孙子兵法》的分卷、篇题和篇题次序与宋本有很大出入。
木牍与宋本的此种出入提出了一个新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很多学者依据宋本篇题构成探讨《孙子兵法》的思想、思想体系或理论结构能有多大学术价值？宋本的篇题构成是唐宋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编排的，已经不是《孙子兵法》的原本面貌。以此为据探讨《孙子兵法》的思想、思想体系或理论结构肯定会把后人的理解当作《孙子兵法》的思想看待，有失本真。木牍发现以来又有很多学者对木牍进行解读，探讨木牍残损部分的篇题次序，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很多推测。推测可能有合理的因素，但不能把推测作为思想研究的依据。学术研究要靠证据，不是靠推测，推测没有学术意义，过度推测更是背离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确认，没有新的考古发现解决不了木牍的还原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存疑，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研究《孙子兵法》思想、思想体系或理论结构的依据主要是《孙子兵法》本文，科学的方法是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把木牍与宋本的篇章构成结合起来，同时还必须把《孙子兵法》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思想结合起来，综合的加以研究。
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15年，第266页。
2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银雀山汉墓竹简情况简介》，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第5页。
3 埃里克·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Tragments in the British Musenm”,The British Musenm quartly,vol.24.n.3-4.1961年；戈尔巴乔娃（B·N·fopoaueba），克恰诺夫（E·N·kblqahob）著，白滨译《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民族史译文集（第三集）》，1978年内部资料，第20—21页。
4 刘春生 ：《西夏文本〈孙子兵法〉的文献研究》，《孙子研究》2015年第2期。
5 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4月出版，第173-174页。
6 黄振华：《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第121页。
7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论政论兵之类》，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154—155页。
8 刘春生：《简本〈孙子〉校注辨正》，《文史》第28辑，中华书局1987年3月出版，第28页；刘春生，《还原孙子 超越孙子》，《孙子研究》2016年第2期。
9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10 王定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第255页。
11 李零：《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第304页。
12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第5页。
13 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43页；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第21-22页；刘春生：《十一家注孙子集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2019年1月，第110—116页。
14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第5页。
15 黃振华：《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第116页。
16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地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第61页。
17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威王问》，《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第50—51页。
18 [清]孙星衍、吴人骥：《孙子十家注》，《岱南阁丛书》本。
19 刘春生：《简本〈孙子〉残简校读》，《孙子新论集粹——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长征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第60页。
20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第29页。
21 高友谦：《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篇题木牍异议》，《滨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孙子兵法研究》2022年8月创刊
主管单位：军事科学院
主办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
国内统一刊号：CN10-1843/E
编辑部电话：0106676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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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审核：张 敏
审阅：洪 帅
本文原载《孙子兵法研究》2022年第1期（创刊号），感谢作者授权，现据作者底稿排版，引用请据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