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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总叙

简牍学 2023-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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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故宫博物院编,中华书局,2022年12月。原文为繁体字,现以简体字转录。


总叙

《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组


故宫和故宫博物院与殷墟甲骨结缘,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故宫在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小朝廷”时期,已知有殷墟与甲骨文。1923年钞本《清宫陈设档》养性殿东暖阁条记:“紫檀盒一件,内盛汉玉环一件、册页一册,有刻铭,如殷墟龟板。”(甲字第586号)民国18年(1929)6月1日再版之《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三编第4册卷三体顺堂及各厢房等处附补号条记“罗振玉进呈本”甚多,中有《殷虚书契》一函(2097号)、《殷虚书契考释》二函(2011、2540号)等。[1]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最早见到甲骨实物,系保管美籍加拿大人约翰·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捐赠给金陵大学的甲骨。金大前身系福开森于1888年创办的汇文书院。福氏移居北平后,受聘为北平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仍与金大保持密切联系并担任校董。1934年,福氏将近千件个人藏品捐赠给金大,由于金大不具保管条件,福氏与古物陈列所协商,由古物陈列所代为保管。这批藏品中即有福氏收购的刘鹗(铁云)、徐枋(梧生)旧藏甲骨。1948年,古物陈列所并入北平故宫博物院。1949年,这批藏品从故宫博物院运回金大,现归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这批藏品在由北平古物陈列所代为保管期间,曾在文华殿展出。


故宫博物院真正拥有甲骨实物,是在1949年后。来源细分有四:一是公家调拨,二是私人捐赠,三是“运动”没收,四是院方收购。但除院方收购外,前三者实际难以截然划分。譬如故宫博物院最早拥有甲骨实物,是在“三反五反”运动如火如荼的1952年。是年,马衡由故宫博物院院长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等文物,捐赠给了文化部,文化部随即转交国家文物局。同年,有关部门没收古玩商倪玉书、陈鉴塘等旧藏甲骨,分别转交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文物局。而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文物局则旋将这批甲骨调拨故宫博物院收藏。公家调拨含有私人捐赠和“运动”没收,说明三者存在密切关系。故在故宫博物院藏甲骨中,公家调拨最为大宗。


公家调拨的最大一宗,即加拿大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原存北平东四头条华语学校的甲骨,总数有两万片左右。1949年新政府成立后,文化部暂驻华语学校办公,发现这批甲骨,转交国家文物局。1952年,国家文物局将其中三匣870片调拨故宫博物院收藏,另十箱18994片寄存故宫博物院库房(国家文物局没有文物库房,曾长期借用故宫博物院库房)。这870片甲骨调拨故宫博物院后,经过初步整理,被冠以“新”字号收藏(1949年前的文物冠“故”字号),属于在账文物。另18994片甲骨,到1974年12月1日,才调拨故宫博物院,但一直未经整理,被冠以“资”字号保管,属于不在账文物。


院方收购始于1955年。1957年至1963年收购批次最多,但除谢伯殳旧藏外,多为不明藏家。直到1975年5月,仍收购了沈德建旧藏二片甲骨。院方收购批次虽然不少,但数量不多,仅1531片,在故宫博物院藏甲骨中所占比例约为十四分之一。


故宫博物院究竟藏有多少片甲骨?因统计对象不同,数字存在差异。以明义士旧藏为例。过去最权威的统计,来自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他为编《甲骨文合集》,于1965年和1974年两次到故宫博物院选拓甲骨,统计故宫博物院明义士先后两批旧藏,为870片加19494片,共20364片[2]。而根据故宫博物院明义士旧藏甲骨清理入库单统计,明义士先后两批旧藏,为870片加18994片,共19864片。数字不同,是因为前者包括五百片碎片,后者不包括五百片碎片。此外,胡厚宣统计故宫博物院藏甲骨,包括五百片碎片,总数为22463片[3]。而近年根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2014年至2016年)实物统计,故宫博物院藏甲骨,不包括五百片碎片,总数为21395片。二者实际相差568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甲骨,不管怎样统计,总数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台北中研院,位居世界第三,是没有疑问的。


故宫博物院藏甲骨,绝大部分没有整理公布,属于甲骨文献最后的宝藏,一直深受学界尤其是甲骨学界和古文字学界的关注。2013年10月23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研究院,故宫研究院成立古文献研究所,这批甲骨的整理出版,正式提上工作日程。2014年11月5日,故宫博物院以单霁翔院长为首席专家投标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成功立项,为这批甲骨的整理出版,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动力。而在此前后,2014年2月20日和2015年4月1日,由古文献研究所牵头,故宫博物院为本项目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为投标前的论证会,一次为立项后的开题会。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的主持下,李学勤、刘一曼、许进雄、朱凤瀚、宋镇豪、黄天树、刘钊、沈建华、沈培、唐际根等甲骨、考古、古文字名家应邀参会,为这批甲骨的整理出版,提供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但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第一大博物馆,又是第一次整理出版如此大批甲骨,仍感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由于工作涉及院内多个部分,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管理组和工作组:管理组下设领导、协调、规划三个小组和一个办公室;工作组下设编目、摄影、拓片、摹文、释文五个子课题组。管理组负责工作的统筹推进,办公室承担具体统筹推进事务。工作组分工主持各子课题业务,释文组总其成,负责图书的编著。为了能够保证整理出版质量,还特别制定了一项“三符合”原则,即:(一)符合文物保管特色;(二)符合文献整理规范;(三)符合学术发展潮流。在此基础上,先继承,后创新,产生一些设想。这些设想主要落实到四点:


(一)尊重藏家原状

故宫博物院展览最重原状。出土文献整理也要求尊重原状。故宫博物院的甲骨,按藏家整理,考虑的就是尊重原状。其中,明义士的第二批旧藏,原经本人分类或分期整理,按十天干,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箱[4],箱下按数字分屉分包,体现了明义士本人的研究思想,更应得到尊重。故本书按藏家整理:小藏家或一人单为一卷若干册,或几人合为一卷若干册;大藏家如明义士者,则按箱分卷,一卷一册或若干册。各卷之内,再按组类(字体)与事类排序。既体现博物馆特色,又符合甲骨学规范。


(二)方便读者使用

此前的甲骨著录书,为降低成本,方便编排,大多都将原图、拓本、摹本、释文、注释及相关信息和对照检索表等分开编印。如果分为三册,通常将原图作一册,全彩印制;拓本、摹本作一册,释文、注释及相关信息、各类索引作一册,黑白印制。读者阅览一片甲骨,需要将三册大八开精装图书同时摊开,既厚重,又占面积,十分不便。本书则将原图、拓本、摹本、释文、简释及相关信息合置于同一页,全彩印制。读者阅览一片甲骨,只需摊开一册图书。这对于读者阅览,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


(三)适应学术潮流

博物馆的任何藏品原本都要求定名。我国政府为了保护珍贵古籍,从2007年开始,到2020年为止,通过评审,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出土文献五大门类,金文、简牍、文书、石刻碑帖第一批就进入了名录,甲骨文第四批也进入了名录,悉皆成为了古籍,而古籍也是要求定名的。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2017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名录也是要求定名的。在此背景下,本书适应潮流,根据甲骨文内容,给所有甲骨都进行了定名。甲骨著录书有了名录,也会受到读者欢迎。


(四)借鉴成功经验

出土文献整理要求释文能够反映原状。故吐鲁番文书释文按行迻录并标明残缺位置,墓志释文要加“平阙”和转行号。甲骨文释文也应如此。虽然现在通行的甲骨文释文是按条迻录,且行用已久,难以遽尔改变;但以前的甲骨文释文却并非完全如此,明义士、董作宾都做过能够反映原状的释文[5]。此类释文符合出土文献整理原则,当时使用也很习惯,应属成功经验。本书在现在通行的按条迻录的释文外,借鉴明义士、董作宾的成功经验,另附能够反映原状的释文。既照顾了甲骨研究者阅读习惯,又维护了出土文献整理原则。


还有一些设想,因种种原因,未能落实。譬如附录导读文字。因为甲骨文刻写缺乏规范,存在多种读法。这对专业甲骨研究者阅读固然没有问题,但对于非专业甲骨研究者阅读恐怕会存在困难。屈万里认为做释文应使“不专习甲骨文者,可借释文得利用其材料”[6]。饶宗颐做甲骨释文曾附录“两版辞皆自下向上读”等导读文字[7]。前辈学人体恤非专业甲骨研究者,可谓煞费苦心。但因本书既有按条迻录的释文,又附反映原状的释文,两相对照,即能推出甲骨文的具体走向,便将早期撰写的导读文字,悉皆删除了。


本书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整理出版工程,由于工作是从零起步,筚路蓝缕,创业维艰,预计会进行若干年。在此期间,随着整理出版工作的深入,本书或许会根据不同情况,对一些设想进行更新。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更新,只会更加面向大众,更加方便读者使用。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故宫博物院各级领导、各部门同事的大力支持,得到国内外甲骨、考古、古文字学界专家、学者的大力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慷慨资助。在此,谨向所有支持、帮助本书工作的领导、同事、专家、学者,资助本书出版的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2018年10月10日初稿

2020年12月31日定稿



注:

[1]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7辑,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10月,第2、3、23页。
[2]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第5页。
[3]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第17页。
[4]胡厚宣后来回忆1974年到故宫博物院选拓甲骨云:“在北京故宫,承院方美意,曾破例允许我在仓库的办公房里,挑选最后在库房找出原存华语学校的明义士旧藏的十箱甲骨,以供拓印,这种热情,实在令人感激!”见《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年12月,收入《中国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献集成》第34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231页。其中提到的“十箱甲骨”,即指此按十天干分装的十箱甲骨。
5]明义士《伯根氏旧藏甲骨文字》,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5年;董作宾《殷虚文字外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56年6月。
[6]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原为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1年6月,收入《屈万里先生全集》第二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5页(凡例第二条)。
[7]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初版,1959年11月,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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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常睿琦

审核:李燕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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