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02：王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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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
个人简介
图为王子杨先生在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王子杨，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工作。
01
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这得从20年前的一门课程说起。2000年9月，金国泰先生在北华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名为《说文解字导读》。由于先前我上过一年金老师的古代汉语课，对汉字形体结构及其演变有过一点了解，加之金老师严谨、儒雅的学者风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这次选修课自然不能放过。上课地点是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起初选修这门课的学生还比较多，课程过半，就剩下十余人坚持下来。这不是因为金老师课讲得不好，面对白文影印的《说文解字》，学生学习起来确实比较吃力，不免有些学生打了退堂鼓。即使像我这样“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金老师称没有中途而退的同学为“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对课上讲的具体内容也都一知半解，但对不少汉字形体源流的说解，有些印象却十分深刻。选修《说文解字》课程，应该是我接触古文字学的开始。
2003年毕业留校，进入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先后上了两门课，一个是古代汉语，一个是现代汉语。这年冬天，金老师送给我一本古文字工具书，书名叫《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书页泛黄，品相极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金老师为何会送我这本书，想来可能我平日里比较喜欢古文字形体的缘故吧。
金国泰先生
北华大学工作的日子平淡如水。上课之余，我就躲在文科楼一层的会议室里，备课，读杂书。夜深时候，总有两位朋友如期而至——两只淘气的老鼠从地板里跑出来，追逐打闹，无视我的存在。偶尔我吆喝一声，片刻安静后又恢复如初，我们三个生命体在那个时间段相安无事，和谐相处，倒也算惬意。后来，经过慎重考虑，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上天眷顾，考研成功。2005年9月，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并被分到赵平安教授名下读研究生。当时我对古文字圈内大佬们并没有多少了解，甚至不知道古文字学这个方向的存在，因此，成为赵老师的学生，我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有多么的幸运。我把这个消息向金老师汇报，金老师在电话里非常兴奋，他说赵老师年轻有为，古文字学水平极高，成就很大，并勉励我向赵老师多多学习云云。
工作之后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我格外珍惜，就如同干瘪的种子遇到水。每天早早地就去图书馆找书看，文字学的，音韵学的，训诂学的，历史学的，考古学的，都看一些，生怕漏掉哪部重要的著作。先秦典籍也看了一些，《诗经》、《尚书》、《左传》、《孟子》等，还记了不少笔记，不可谓不认真，却不得要领。就好比悟空进了蟠桃园，每个蟠桃都咬一口，却没吃出什么滋味。于是，我向赵老师说出了我的苦恼。赵老师对我说，看书不可过急，要循序渐进，可以先选择一两部经典精读，反复读，然后再及其他。同时，赵老师给出硕士论文题目让我选择，最终我选了《曾国文字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赵老师的最初设计是，曾国文字特点鲜明，跟典型的楚国文字不同，可以通过把曾国文字跟典型的楚国文字进行对比研究，揭示出曾国文字的特点，从而把曾国文字从楚系文字中剥离出来。为了完成毕业论文，我把全部精力转而投在了战国文字资料的阅读和学习之中，主要是系统学习曾侯乙墓出土的文字资料和楚墓出土的各批竹简材料。由于当时楚简材料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曾国青铜器也没有现在这样频繁出土，因此，材料处理起来还算轻松。大概经过一年多的写作时间，到2007年底就基本定稿了。这篇毕业论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学者一直把曾国文字纳入楚系文字范畴，我们测查对比之后的结论是，曾国文字特征显著，和楚国文字差异明显，可以从楚系文字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至于名称，就叫“曾国文字”。第二，随着出土材料的日益丰富，传统“五系分类”已经不能满足战国文字深入研究的需要，必须进行分国研究（文中还简单谈了分国研究的条件和应该注意的理论问题）。现在看来，赵老师对曾国文字的定位和思考确实高瞻远瞩，近年出土的大量曾国文字材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也陆续有以曾国文字为题的学位论文发表，曾国文字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只是由于我天资愚钝，没有准确领会赵老师的意图，再加上后天努力不够，没能把赵老师的设想完全呈现出来，至今仍抱憾不已，实在愧对老师的教导和培养。后来，中国知网屡次联系我，我始终不敢把这篇论文放到网上。
赵平安先生
不管怎么样，毕业论文定稿，硕士阶段也就宣告终结了。接下来我该何去何从？是回到原工作单位教书育人，还是选择读博继续古文字研究，这是需要作出选择的。如果出于本心，自然是继续跟随赵老师学习战国文字，弥补硕士阶段的遗憾。但天不遂人愿，赵老师由于工作调动，2008年不能招收博士生！赵老师看出了我的沮丧，极力推荐我攻读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先生的博士，我当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现在想来，如果没有赵老师的推荐，我恐怕就回北华大学教书了，后来工作生活的轨迹跟今天也就大不一样。
准备考博的日子是异常紧张的。黄天树老师是著名的甲骨学家，攻读黄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自然得懂得一些甲骨文，然而我空有一部《甲骨文编》，但却始终没有阅读过甲骨拓片，也不曾系统阅读甲骨学研究文献。这可如何是好！看来自学甲骨文是在所难免了。好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中心的资料室藏书比较丰富，《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小屯南地甲骨》等甲骨文献一应俱全。本来打算两个月看完《甲骨文合集》的，两个月过去了，连两册也没有看完，心急如焚。我试着给黄老师打了个电话，请教学习甲骨文的方法。黄老师话不多，只建议我阅读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和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两部书。我如释重负，这样就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复习英语上面。天有不测风云，回家过年发生了意外，差点见了阎王。我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重症监护室，头部做了手术。当我恢复意识时，头痛欲裂，似有万斤重！但却心静如水，不再想什么博士生考试。没有了欲望和贪念，反倒自由无比。新年过后，伤痛渐愈。博士生考试也要开始了。我无法说服自己放弃，不顾父母的阻挠，正月十五来到北京备战博考。非常幸运，我顺利地考上了黄老师的博士。也就在这一年，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毕公左徒”玉戈小考》发表（《中国文字研究》第十辑，大象出版社，2008年），小文对洛阳唐宫路小学战国墓出土玉戈上的四字铭文做了重新释读，将“毕公左徒”改释为“毕公左御”，指出这件玉戈是毕公任周公“左御”时所作，墓主就是毕公本人。
跟黄老师学习甲骨文，很不轻松。黄老师平日里笑容满面，然而到了甲骨文课堂上，却格外严肃认真，虽然不会批评你，却常常让你战战兢兢，冷汗频出。每次上课我都坐在黄老师右手边，帮助操控电脑设备，近水楼台，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机会自然也最多。说是回答问题，其实就是阅读甲骨拓片。关键是，拓片都是黄老师精心挑选的“问题拓片”，要么模糊难辨，要么文例特殊，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文字难识，总之，到处都是“坑”。我几乎每次都掉进坑里，尴尬无比。每到中午下课，我都跟莫伯峰对视苦笑，毫无食欲。是啊，两个博士师兄，都没有黄老师带出的硕士甲骨拓片读得好，哪还有脸去食堂吃饭！转眼一年过去了，感觉自己阅读拓片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其他同门也陆续有了研究发现，有些同门还尝试缀合出了不少甲骨，让我非常佩服。
黄天树先生
在黄老师的敦促下，我也开始尝试进行甲骨缀合工作。莫伯峰见我长时间也缀合不出来，就把他的独门秘籍慷慨相授。很快，我也缀合出了十余组甲骨，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网站上。甲骨缀合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劳心费神，我是个急性子，很快就失去耐心而不得不放弃，而转入博士论文写作了。2011年12月4日，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朱凤瀚先生、李家浩先生、赵平安师、刘乐贤先生和刘源先生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论文外审专家宋镇豪先生、喻遂生先生和刘钊先生也指出论文中的不少疏漏错误，这对我日后修改博士论文都是大有裨益的。我非常感谢各位先生。
2013年10月，在刘钊老师的关照和敦促下，我的博士论文在中西书局出版，书名仍然叫《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内容也没有太大改动，只是按照刘老师的建议，把文中的隶定字形全部替换为古文字原形，方便读者阅读。没有刘老师的敦促，这本小书的出版是不可能实现的。
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书影）
0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目前，我的研究领域是甲骨疑难字词考释以及基于字词考释的殷商史研究。先前博士论文的后半部分，已经对一些疑难字词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毕业后写的文章也多是甲骨文字考释之类的东西。接下来还想在这一领域进行一些尝试。于省吾先生说“契学多端，要以识字为其先务。”（《甲骨文字释林·序言》第5页，中华书局，1979年）张桂光先生说：“未识的字仍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其中不常用的冷僻字虽然为数颇多，但属于常用字的亦复不少，而在那些‘已识’的字中，实际上也还有相当部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很难说都能经得起进一步深入的检验和推敲。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商代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不但难以进一步深入，就是已有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也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甲骨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中华书局，2000年；又收入《古文字论集》第58-86页，中华书局，2004年。）可见，甲骨文字考释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员投入更大的精力。
殷商史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甲骨文字被正确考释出来，往往会揭示商代社会某一侧面的历史。正如于省吾先生所言，“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的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甲骨文字释林·序》第5页） 我没有经过历史学系统的学术训练，从来没有期望运用甲骨卜辞材料去构建宏大的历史专题框架，自身素养也绝对达不到这样的理论高度，我只是对甲骨卜辞蕴含的商代历史很感兴趣，陆陆续续进行一些细碎的思考，感觉有些甲骨材料对相关商代历史应该有一定的补充价值，就写了几篇针头线脑的小文，希望能够得到前辈同好的批评和指导。
今后拟开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甲骨疑难字词研究。这里说的疑难字词也包括文字可识而用法尚未得到正确揭示的情形。文字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会严重影响甲骨卜辞的正确理解，当然建立在甲骨卜辞之上的殷商史研究的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实在不少。
二，殷商历史的揭示和补充工作。随着新出土甲骨材料的陆续公布和甲骨收藏单位旧有甲骨的重新整理，不少过去并未著录的甲骨资料可以重见天日。加之近二十多年甲骨缀合的风起云涌，不少重要的甲骨材料经过甲骨学者的艰苦拼缀工作得以复原，有学者称甲骨缀合就是“甲骨材料的再发掘”，这是很有道理的。面对这些新材料，并结合旧有甲骨卜辞资料，是可以对前辈学者的相关殷商史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和检讨的。我相信在文字释读正确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相关甲骨卜辞材料的对比研究，深入探究这些甲骨卜辞的历史内涵，一定会有一些前人并未措意的发现。
三，对近120年来的甲骨文字考释情况做一个彻底的整理和研究。由于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甲骨字释的整理与研究”，已经掌握了绝大多数甲骨文字的考释情况，基本完成《新甲骨文字字释综览》的编写，但有些信息还需要最终核对确认，个别甲骨文字的首释之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查证。今后我打算拿出大块时间去完善它，尽可能为学界奉献出一份数字精确的研究报告。
03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我想说说收集资料这件事。
我收集资料的方法完全受导师黄天树先生的影响。最初跟黄老师学习甲骨文的时候，我发现黄老师的《甲骨文合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有的用黑色钢笔，有的用红色钢笔，还有一些是用蓝色中性笔写的，五颜六色，杂而不乱，还时不时用各种颜色的荧光笔打上栏线，煞是好看。黄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们见到什么重要的材料和学者的考释意见都要记在书上，写论文的时候用得上。记得有一次，黄老师看到我的《甲骨文合集》是双面复印的，他严肃地对我说，《甲骨文合集》一定要单面复印，这样另一面可以用来记录各种有用信息，这样摊开《合集》，两面对着看，比较方便。黄老师的这些做法，深深地影响了我。从那以后，我有计划地把每片甲骨的著录、缀合、文字考释意见等信息尽可能地标注在拓片旁边，地方不够用的就用夹页、折页。日子久了，每册《甲骨文合集》都比以前“胖”了不少。起初我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日子久了，才慢慢体会出这样收集材料确实比较实用。每次引用卜辞材料，我都打开《甲骨文合集》等著录书，核对原片，先前标注的各种信息尽收眼前，哪个版本的拓片清晰，有无清晰的照片参考，有无拼合情况（拼合後的完整图版也会贴在旁边），哪些学者做过释文，此版跟其他的哪些甲骨关系密切，等等。经过这些复核之后，引用的卜辞释文才觉得踏实，也减少漏引其他学者意见的概率。
还有一次去黄老师家，我第一次走进了黄老师的书房。书房不大，一台电脑，两组书架。书架上没有放多少书（因为黄老师的藏书都在客厅四周的书柜上），倒是有一排排的牛皮纸封面、手动装订的笔记本。我很好奇，随手翻了几本，里面竟然是黄老师多年来收集的各个专题的甲骨文资料！每个专题一本，有的专题还分若干本。里面依然是密密麻麻的端正楷字，也不时会有各种颜色的记号笔栏线。我当时非常震惊，这些手写资料得耗去老师多少个日日夜夜啊！武侠世界里，经常用“内功”来评判一个行走江湖的大侠的武学修养。那么在古文字江湖中，那一本本甲骨文资料笔记，就是黄老师学养深厚的证明！
回到办公室，我也准备了几个笔记本，东施效颦起来。看到特殊的甲骨字形，记下来；看到特殊的卜辞辞例、有意思的同文例，记下来；看到重要的甲骨缀合，也记下来。如今，在我桌子上也摆了五六本笔记，虽然没有黄老师记录得全面、系统，但对我而言，却帮助我很快熟悉了甲骨材料，也积累了一些有意思的想法。过去不少发表的文章，其观点就来源于这些小册子。我曾经把这个收集材料的做法，不止一次地推荐给甲骨文中心的学生。
有一次，一个学生私下里对我说，“王老师，您刚才说的搜集资料的方法很好，那把有用的资料录入电脑，检索起来岂不是更便捷？”我一拍脑袋，深以为然。但是已经习惯这样搜集资料了，一时间也不愿意去改变。2012年去复旦大学开古文字年会，跟几位同好聊天，得知他们已经在着手建立自己的电子资料数据库，而我那时在做资料卡片，还是用小册子收集资料。回京的火车上，我感慨地对莫伯峰说，我们太落伍了，跟复旦的学者比起来，简直就是步枪对飞机大炮，学问差距也就算了，怎么收集材料差距也这么大呢！还有一次去复旦大学开一个小型会议，方稚松师兄、赵鹏师姐和我一同参观了蒋玉斌先生的办公室，记不清是谁提到了一个写法比较奇怪的甲骨文字，就讨论了起来。蒋先生不疾不徐打开电脑，很快就调出了一批跟这个字形相关的甲骨材料，我们都非常震惊。一是佩服蒋先生对甲骨文字的熟稔程度和强大的记忆力，一是佩服他搜集和管理甲骨文材料的先进性！
现在，我仍然在丰富我那几本小册子，也仍然会把一些零星材料记录在《甲骨文合集》上面，但我已经开始用电脑来收集材料，也开始着手把《甲骨文合集》等著录书上的信息录入电脑。时代在进步，研究手段在更新，我也应该转变观念，不然就甩出十个街区了！
至于撰写论文方面的经验，很多前辈学者都谈到了，而且说得都很深入透彻，建议大家认真阅读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经验谈》，相信读了会有不小的收获。这本书很好找，过去有不少版本，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发行简体本（收在《治史三书》第一）。这里只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教训，给研究生朋友提个醒。
第一，前期材料准备工作要做足，切不可仓促动笔。不少高校硬性规定博士研究生毕业前要至少发表两篇C刊，这对于学制三年（有的增至四年）的博士生来讲，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有些博士生在还没有把材料收集齐备的情形下就开始撰写论文，这样做往往会出现以下三种结果：一种情形是，论文写到一半，突然发现论文观点别的学者已经说过了，而且解决得比较好，因此不得不废弃；另一种情况是，写着写着，逐渐发现了一些反证，于是要重新调整写作思路，逐句修改，并且要合理解释这些反证。以上两种虽然走了弯路，花去了更多时间，但可以弥补，不至于学术失范。还有一种情况，最为要紧，就是你的论文急急忙忙发表后，发现文中观点别人早已提出，白纸黑字，这时已经没有办法弥补。如果论文撰写前期材料收集工作细致一些，上述三种情况一般就不会发生。在这方面我有惨痛的教训，比如我发表在《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上《甲骨文所谓的“内”当释作“丙”》一文，主要观点彭邦炯先生在《关于丙、内、入等字及其相关国族地望的探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中华书局，2002年）中已经指出，而我却没有注意到，就是前期材料收集工作做得不够导致的。过去老一辈学者主张“竭泽而渔”的原则，自有其道理。
第二，勿以题目细小而不为。我接触过一些学生，写文章时总想写一些比较大的题目，鸡零狗碎的东西不屑一顾。于是天天琢磨选题，今天对这个题目还兴致勃勃，没过几天就感觉没意思，推倒再来，如此反复。与其这般折腾，不如踏踏实实阅读材料，慢慢积累，发现了什么小问题，就记下来，能解决小问题也很了不起呢！千万不要因为问题小，而不去动手解决，要知道那些著名学者也是从解决小问题开始的。何况小问题也可以做大嘛，我们这一行是鼓励“小题大做”的，一切以“求真”为最终目的，无关其他。
写论文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有些论文写起来手比较顺，论据充分，一个接一个，任你怎么安排都能很好地支持论点，因此论文写作过程比较愉快，用时也比较短，几乎是一气呵成。这样的论文，结论大抵都比较可靠。更多情形是，论据不是太充分，甚至个别论据本身都存在不确定性，但先入为主的观点太过迷人，再加上也能找到几条积极证据，因此我们通常不愿意放弃，甚至固执地自我宽慰，稍微放松警惕，就投出去交差了。陈剑先生在一次聊天说，“你感觉有问题的地方，就真的会出问题。”确实如此，这里给研究生朋友提个醒，如果你对论文中的某个地方尚存疑惑，或者感觉某个地方有些勉强，那就果断放弃吧，不要给自己埋炸弹。
04
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从学习古文字到现在，受到了许多前辈学者的鼓励和指导，他们对我走上古文字研究道路以及日后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十分感念这些先生。
金国泰老师是我走上古文字道路的启蒙者，也是让我成为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一员的推动者。金老师师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一直在吉林师范学院（现在合并为“北华大学”）教书育人，2003年荣休。上个世纪90年代跟张世超、孙凌安、马如森三位先生合作出版了《金文形义通解》（日本·中文出版社，1996年），这是我们都熟悉的。
金老师为人谦虚低调，坦诚正直。2003年我报考吉林大学研究生落败，慌忙加入找工作的大军之中。运气还算不错，很快我就跟天津市河东区教育局签订了合同，不出意外，我将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学语文教师，这也是我父母一直期望的。虽然我并不情愿，但事已至此，再无选择的余地。有一天，金老师突然找到我，问我工作找得如何，我据实以答。他问我，如果有机会留校，你愿意吗？我说那当然好。我心里清楚，怎么可能获得这样的好机会呢！一周过后，北华大学人事处正式通知我试讲（后来听说试讲第一名），然后就收到了学校人事处的正式用人通知。一切都来得太快，像梦一样。后来我听院里秘书说，金老师直接去找于校长推荐了我。几年后金老师也来了北京，我去住处看望他，聊起了当年留校这件事，他却避而不谈，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我。如果没有金老师的大力举荐，我怎么能进入高校教师行列呢？如果没有听过金老师的《说文解字》课程，我又怎么能完成古文字启蒙而喜欢上古文字呢？一切以《甲骨文编》开始，又以甲骨文研究为终点，我想这是最好的安排！
赵平安老师是带我走进战国文字世界的领路人。2005年9月，我有幸成为赵老师的研究生，正式开始学习古文字。那时，赵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了一门选修课——“出土文字研究”。赵老师先用几次课讲了几则古文字考释的案例，有释“達”、释“孛”、释“醓”、释“宛”、释“盐”等，老师讲得很轻松，文字源流，娓娓道来，我们学生听得入迷，很过瘾。后面几次课，老师又详细讲了古文字考释方法，举了大量古文字考释的例子，其中有经典的成功案例，也有不少考释失败的反面典型。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不少学术大佬的名字，课下就去找他们的书来读。也是通过上了这门课，我彻底迷上了古文字考释，萌生了有朝一日也要释读出一个古文字的念头来。
2006年秋学期，赵老师又开了出土文字研究这门课，不过讲的内容与上一年完全不同。这一次，赵老师讲的是金文。先从金文研究史讲起，然后就是单篇铭文的研读。赵老师讲单篇铭文比较特别，他在黑板上临摹金文，摹写得又快又好，我们在下面跟着摹写，马不停蹄，苦不堪言。摹写完毕之后是逐字逐句的串讲。赵老师通常是一只手拿着粉笔，另一只手插入裤子侧兜，滔滔不绝，轻描淡写，时不时还用手上推遮眼的浓发，动作潇洒极了，我对这一幕，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每次听说赵老师在上课，眼前就出现这一画面。
赵平安老师金文课上的笔记
闲暇时，赵老师也会找我们同门一起吃饭、聊天，问我们读书情况。有时也会眉飞色舞地讲他最近的一个学术发现，慢条斯理，甚是得意。赵老师讲得最多的话就是，今后你们搞研究，不要拘泥于一块儿，视野要开阔，要上探下挂，方可有大的发现。当时我并没有领悟到这话的内涵，直到后来自己也搞研究了，才逐渐明白其中深意，可是为时已晚。
毕业前夕，博士生考试成绩已经公布，赵老师对我说，你硕士论文附录那篇文章写得还不错，可以考虑投给《中国文字研究》。于是，在赵老师的鼓励和推荐下，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毕公左徒”玉戈小考》就这样发表了。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使我明白，只要踏实看书，是可以写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的，同时，也使我更加坚定地走学术研究这条路。
我在黄天树老师身边学习、工作的时间最长，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前面已经谈到，我收集材料的做法就是完全照搬黄老师的，至今受益匪浅。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受到了不少叮嘱和教导，使我浮躁的心逐步宁静下来。博士入学不久，有一次请黄老师审阅一则札记，黄老师在我的习作上写了不少修改意见，仍然用黑色和红色两种不用颜色的钢笔，一眼望去，如同地图一般。老师并没有批评我，而是从我的引文说起，指出引用卜辞的诸多问题，进而结合文中存在的问题讲述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应该具备哪些条件。然后对我说，“发表论文一定要慎重，尤其是第一篇，第一篇不行，第二篇还不行，以后你的文章也就没人看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请老师审阅论文，不忍心拿自己不成熟的东西去耽误老师宝贵的时间。同时，也知道了发表学术论文的严肃性。现在我也带了研究生，对待学生给我发来的论文，我也会象黄老师一样，认真修改，然后及时反馈信息，也会把黄老师当年说给我的话说给他们。
2011年，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中华字库工程”谈判阶段异常艰苦，新闻出版总署（甲方）聘请的谈判人员根本不懂古文字，对古文字采集、字样提取的难度预估不足，谈判态度又比较恶劣，黄老师因此受了不少委屈。有人劝黄老师索性退出，但黄老师为了甲骨学科的发展和甲骨人才的培养，为了他即将毕业的三个学生的工作，还是强忍怒火，坚持了下来。2012年8月，甲骨文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刘影、莫伯峰和我如愿以偿，留在中心工作，觅得一栖身之所。还有半个多月，中心成立就满八年了。回顾这八年来，黄老师为中心的成立、运作、发展付出了不少心血，为我们个人成长提供了他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对于我个人而言，黄老师不仅传授我甲骨学知识，把我从一个对甲骨文一无所知的学生培养成一名青年学者；还不惮繁琐，耳提面命，教我为学为师的道理。如果说这几年还写出了一二篇中看的东西，跟甲骨文研究中心的环境和黄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甲骨文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中心牌匾
05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我学习古文字的时间也不算长，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不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只想结合自身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的经历，谈一点个人看法，与广大研究生朋友共勉。
第一，古文字研究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读书范围要尽量放宽，语言、历史、考古方面的书籍都应该读一些，此外先秦古籍也要读上几种。只有视野开阔了，研究思路才能打开。我曾经有幸听过李学勤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的出土文献的课，课堂上李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关于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写一写。”在李先生眼里，到处都是选题，很多问题都可以深入探讨。那是因为，李先生的知识面太过广博，面对同样的出土资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深入研究，从而提升研究材料的学术价值。
第二，精读名家名著，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是学界前辈们经过艰苦的研究写出来的学术精品，禁得起时间的检验，创造性强，学风谨严，写作规范。阅读这样的学术论著，一方面可以启迪我们思考，给予我们知识，另一方面又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裘锡圭学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就是很好的样版。前几年中西书局推出了“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丛书就很好，除了精选名家代表作品外，还请国内一流学者进行导读。出版说明云：“举凡成文背景、研究理路、学术贡献及其后之发展，乃至谋篇布局等，并有所揭示，庶使今时学子得窥学术之壼奥，以为治学之进阶。”个人觉得，这则说明极好，已经达到了出版目的，希望出版方继续跟进，出版更多学者的作品导读。
第三，多作读书笔记，可大可小，为撰写学术论文积累素材。
第四，提早建立适合自己使用的电子资料数据库。资料就是王道，谁占有的相关资料多，谁就有发言权，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感触。由于我计算机技术太菜，加之我对计算机的偏见和恐惧，一直没有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数据库，研究时常受到局限。
第五，不管选择哪一段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都不能画地为牢，只看这一段的古文字材料，如果精力和时间允许，尽量多了解一些其他古文字材料。这也是赵平安老师经常说的，要“上下打通”。
第六，要了解一些上古音知识。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清儒之所以在校读古书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就是掌握了古音学这一致胜法宝。古文字研究中的不少问题，离开音韵学是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
06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处在信息化这个时代，恐怕没有哪位研究者能够与网络学术资源隔绝而不受其影响。网络学术资源因其便捷性往往能为学者的学术研究节约大量时间，它正悄然地在改变当今学术研究的模式和生态，学者不必到处访求、购买纸质图书，也不必埋头制作海量资料卡片，一部电脑一根线，可以集中精力更高效地进行本体研究，这势必会推动一批学术成果的加速产出。
2005-2006年，我参加赵平安老师的项目“楚系金文集释”，为了搜集学界的考释意见，我骑着自行车去中国人民大学、图家图书馆复印材料。后来，中国知网所收资料逐步丰富起来，其他学术资源网站也都陆续跟上，今天再查检古文字论文，大多数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十分便捷。这在当时实在是不敢想象的。后来，我嫌每次查阅学者论文都要登录学术资源网站下载太过麻烦，就想了一个办法，给每个古文字学者都建立一个文件夹，然后批量下载，这样再需要查找某位学者的论文时，只需要去文件夹里查找就可以了。有网无网都没有关系，在家在学校也不打紧，甚至你也可以在上面做笔记。疫情期间，不能去学校，多亏过去下载了不少学术论文，否则就很难获取了。
去年从张传官兄那里拷贝了一份神器——引得市大礼包，还没有安装，听说很好用，等疫情过后，找中心的学生帮我安装上。
07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我很支持把论文发表在专业学术网站上。一来，解决了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发文章难的苦恼；二来，学者把写好的学术论文放到网上后，可引起同行的广泛讨论和交流，激发作者更为深入的思考。据我所知，国际上有一些电子学术刊物，里面所收的论文质量非常高，论文本身就是电子版的，并不纸本印刷，而且这些学术论文经过国际专业学术组织评定后，跟纸质学术刊物享受同等的待遇，也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参考标准。我想，我们古文字研究领域是不是也可以效仿，也创办一些电子期刊，请权威机构，如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来审定期刊论文质量，然后由其授权对外发布，可能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式。
08
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我一般把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切割得泾渭分明，规定的读书写文章时间，绝不管生活上的事，计划好的陪家人的生活时间里也绝对不提学术研究。
我的爱好比较广泛，不管什么体育运动，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撺掇，很快就会上瘾。记得上大学时，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玩桌球，每次玩桌球都要拉上我。很快我就喜欢上这项运动，为了提高桌球水平，还多次逃课去台球室苦练球技。读研究生后就没有时间摸球杆了，武功尽废。毕业工作后，我们学校文学院足球队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我虽然不会踢，但也经常去凑凑热闹，滥竽充数，甩甩脂肪。后来居然占据了3号位置，顺带混了两套球衣。疫情来了之后就没有机会踢了，只能晚上9点左右，出去跑跑步。
感谢王子杨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王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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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遥
审核：李燕娜
来源：“古文字微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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