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2）
贾旭东教授是国内工商管理学界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参见：扎根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与应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多次应国内高校或学术会议邀请，通过工作坊、专题讲座、会议报告等形式介绍、传授扎根理论，推动和促进了该方法在中国管理学界的运用（参见：扎根理论之所非；“扎根理论之所非”一文讲解分享）。
贾旭东教授于2010、2016、2018年在著名学术期刊《管理学报》先后发表三篇有关扎根理论的代表性论文，被誉为“扎根三部曲”，已成为国内许多高校研究生学习扎根理论的必读文献。我们将“扎根三部曲”摘要连载，以飨读者。
本文摘自发表于《管理学报》2016年第3期的《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一文，作者：贾旭东、衡量，分四次刊发。
一
扎根理论及其三大学派比较研究
扎根理论产生于社会学领域，是为了回答在社会研究过程中，如何在符合实际情境的条件下通过系统化的方式获得与分析资料以构建理论，并在解释、说明实践问题的同时指导实践活动。简言之，扎根理论就是从资料、数据中发现理论的方法论（GLASER B G, STRAUSS A L，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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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的起源及其三大学派简介
1967年，GLASER等首次提出了扎根理论（GLASER B G, STRAUSS A L，1967），后被广泛应用于护理学、教育学、宗教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出现了三大学派：①以GLASER等为代表的经典扎根理论学派（GLASER B G, STRAUSS A L，1967）；②以STRAUSS等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STRAUSS A, CORBIN J M，1997）；③以CHARMAZ为代表的建构型扎根理论学派（CHARMAZ K，2006），各派别间一直存有争论。
经典扎根理论是扎根理论最初的版本，其最核心的方法论原则是避免研究者任何先入为主的假定而是让研究问题从社会过程及对其进行的研究中自然涌现（GLASER B G, STRAUSS A L，1967），继而按照不断比较的原则、遵循规范的数据处理步骤完成理论构建。程序化扎根理论最早被引入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且为许多学者所熟知。这一学派虽然也强调理论忠于数据，但更侧重于借助预设等技巧探寻数据中的规律。经典扎根理论学派认为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偏离了扎根理论的宗旨和要义，双方一直为此论战不休。建构型扎根理论成型较晚，已被引进国内并翻译成中文（CHARMAZ K，2006），该学派既有继承和发扬前两大学派的思想，又有与之不同的观点，如认为数据中的规律虽然客观存在，但可被人所建构和认知，但经典扎根理论学派对此并不认同。
02
扎根理论中研究问题的产生与既有理论的作用
是从实践的情境中发现问题还是从文献的阅读和比较中发现问题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而扎根理论最大的方法论特点是强调研究问题产生于情境之中，三大扎根理论学派对此持相同观点。扎根研究遵循“深入情境—发现问题—寻找案例—获得数据—初构理论—比较文献—构建理论”的逻辑，研究者一开始只是带着兴趣进入情境，让研究问题乃至其后的理论建构从获得的数据中自然涌现，而对既有理论文献的阅读和比较则放到了理论性编码之后。这是扎根理论核心理念的体现，即研究者在进入情境时一定要放下预设，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影响，真正从社会现实和实践中提升出理论（贾旭东、谭新辉，2010），这也是扎根理论方法论的精髓，后文还将深入讨论。
03
三大扎根理论学派的编码原则和程序及其对比
编码技术是实现以扎根理论范式构建出某领域理论的方法和程序（牛美丽，2008）。在承认理论源于数据的基础上，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所遵循的编码原则和程序存在明显差异。
经典扎根理论认为理论源于实践、一切皆为数据，强调尽可能减少人的主观性，通过对数据的不断比较而逐步归纳出理论，其数据处理与理论构建程序由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大步骤构成（贾旭东，2013）。GLASER还将理论性编码的理论形态分为18类（称之为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GLASER B G，1978），强调理论构成的多样性；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程序是“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选择性译码”（STRAUSS A, CORBIN J M，1990），强调人不仅仅是社会力量的被动接受者，更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积极行动者，认为数据隐含了诸多假设，可以通过预设的方式进行归纳和整理，这正是其同经典扎根理论最大的分歧所在；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分为４个阶段：初级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和理论编码（CHARMAZ K，2006），其编码过程融合了前两种扎根理论提出的编码原则，但强调人们可以用理论建构的方式认知世界。
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包含着研究者预设的逻辑，STRAUSS等认为，这是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同时还认为要充分挖掘数据中隐含的因果关系（STRAUSS A, CORBIN J M，1990）。但经典扎根理论对此强烈反对，认为因果关系只是18种理论性编码形态之一，这样做将把人们的思维局限于因果关系而偏离了扎根理论的初衷，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EAVES，2001）。而建构型扎根理论试图整合两者之长，认为理论的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同时也强调，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性。
04
扎根理论三大学派的认识论比较
扎根理论之所以成为最具争议的研究方法论之一（SUDDABY R，2006），表面上看是基于以下原因：①多样化命名导致误解。三大学派都称为扎根理论，初学者很容易将各学派混淆为同一理论构建范式，引发许多误会；②操作原则与方法差异导致误解。扎根理论各学派的操作步骤和编码原则不完全相同，但许多名词术语却非常类似（如编码程序的名称），初学者往往难以厘清其共性和差异。但笔者认为，这些并不是三大扎根理论学派的根本差异。方法论来源于认识论，认识论的差异决定了方法论的不同，只有从认识论的高度上审视扎根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各学派的差异和共性。
从认识论来看，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分别体现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实证主义认识论追求研究过程的科学化、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普适化（CHARMAZ K，2006）。经典扎根理论坚持问题从情境中涌现、避免理论预设，具有很强的实证主义倾向（贾旭东、谭新辉，2010；CHARMAZ K，2006）。解释主义认识论要求对研究现象应具有足够想象力的解释（CHARMAZ K，2006）。程序化扎根理论认为一套在关系命题中相互联系的完善概念体系可用来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中的问题（STRAUSS A, CORBIN J M，1990），更趋向于解释主义（CHARMAZ K，2006）。而CHARMAZ认为：“数据和理论都不是被发现的。我们是所研究世界及所搜集数据的一部分。通过我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参与，以及与人们、视角和研究实践的互动，我们建构了自己的扎根理论”（CHARMAZ K，2006），这显然是建构主义认识论的体现。基于不同的认识论，经典扎根理论强调理论构建的客观性，认为研究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进行研究，从数据中得出科学的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则更强调人的主观认识能力，认为研究者要尽可能贴近数据才能揭示规律（STRAUSS A, CORBIN J M，1990），因而通过因果关系将既有经验和假设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在建构型扎根理论中，研究者是主、客观性的共同体，认为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有其度，不能偏执，过度客观致使方法死板无法得到广泛应用，过度主观则致使客观本质属性丧失。
综上，扎根理论各学派的分歧源于其认识论的不同，编码技术和研究程序的差别是其认识论差异在方法论层面的体现。但无论有多少差异，三大扎根理论学派都一致遵循着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认识论原则，笔者认为这是扎根理论所有学派的核心思想和共同精神，也是扎根理论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贡献的关键所在。
二
“扎根精神”及其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的意义
研究问题从实践情境中产生、理论建构扎根于数据是扎根理论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体现了扎根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扎根精神”。
01
扎根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扎根精神”
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与争论，但三大扎根理论学派都始终秉持着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认识论原则。笔者把这种扎根现实、理论源于实践的学术精神命名为“扎根精神”（贾旭东、谭新辉，2010），是作为方法论的扎根理论真正的精髓。
广义上，即方法论的视角，“扎根精神”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科学思想的表现。狭义上，即方法的视角，“扎根精神”就是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并坚持按照科学规范的方法，从对数据的逐步归纳和提升中得到理论、实现理论与数据互动的严谨的质性研究原则：①经典扎根理论始终坚持“扎根精神”，因而其方法体现了实证主义的科学性；②程序化扎根理论通过寻找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简化了问题，使初学者更容易掌握由数据发展为理论的方法，但其获得的理论也仍然扎根于数据；③建构型扎根理论则借助建构主义方式，通过解释主义的因果关系反映出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由此，“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不论三大学派有多少差异和争论，都是为了获得源自实践的理论而存在。带着浓厚的学术兴趣、深入情境开展实地研究、通过规范的数据处理程序得到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始终是扎根理论各学派一致秉承的认识论基本原则，这也正是当今中国管理本土研究所亟需的“知”“行”合一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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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精神”对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现实意义
纵观管理理论发展史，每个经典理论的提出无不源自于对企业丰富实践活动的深刻理解和总结，每个经典理论的广为流传无不因为其指导、预测实践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无论看起来多么高大上的理论，只要丧失了与管理实践的有机契合都终将被抛弃，这是管理学实践导向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笔者曾以经典的“霍桑实验”为例，论述了“扎根精神”在管理理论发现与创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贾旭东、谭新辉，2010）。对当前的我国管理学界而言，高举“扎根精神”的大旗，探究中国管理本土现象背后的规律并进行理论构建，对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提升、乃至国家的繁荣富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3
践行“扎根精神”的挑战与管理学者的使命
诚然，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环境下，践行“扎根精神”并非易事，但是否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管理学者就无法践行“扎根精神”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可以将管理学与其他许多学科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能否想象，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学者可以不进实验室做实验就获得了突破性成果？能否想象，一位研究野生动物的专家不去野外观察而是坐在图书馆里翻阅文献就取得了重大发现？能否想象，一位医学教授可以不做手术、不上临床和门诊、不接触病人就能够得到战胜疾病的妙方？管理学是门学以致用的学科，管理学的来源及本质已经决定其必然也必须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科，实践才是这门学科生存发展的源泉和根本！无论多么完美的管理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就毫无价值和意义。管理学的实验室在哪里？当然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企业管理研究者的实验室就在企业里，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实验室就在政府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实验室当然就在活生生的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之中！
04
“扎根精神”与扎根理论在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中的意义和作用
为解决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在方法论层面，中西结合建立统一范式获得彼此认同；在方法层面，结合中国国情，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和发展相关管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管理问题”（韩巍，2005）。在诸多研究方法论中，“扎根理论因具有细致的构建过程、持续比较和理论抽象的确切含义等特点而使得构建理论成为一个严谨精确的过程”（STRAUSS A, CORBIN J M，1997；牛美丽，2008）。由此，徐淑英等认为，“在中国背景下研究中外企业，要准确把握复杂的中国背景，要得到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较高的模型，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徐淑英、刘忠明，200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扎根理论是解决中国管理学术界“知”“行”分离问题的一剂良药，而“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的独特魅力也是其方法论精华。基于“扎根精神”、以扎根理论为主要方法论框架，形成一个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的基本范式，既满足了当前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知”“行”合一的有效工具和途径。此外，扎根理论已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比较科学的质性研究范式，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理论构建范式下，中西方管理学界的对话才更有实际意义，可避免“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等学术对话问题的出现，以实现管理理论的中西合璧。
全文将分4次刊发，此为第2篇，敬请持续关注贾旭东教授个人微信号“贾语箴言”。
作者简介
学修践行传统文化逾30年，以儒处世，以道修身，以释明心《禅道太极》创始人《自在禅修》创始人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儒商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粤秀书院特聘国学专家深圳孔子滙特聘国学专家“26国学网”特聘专家、国学推广大使“中国管理50人”成员《人民周刊》、《科学中国人》专访人物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 贾旭东，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EMBA/MBA导师，国内知名管理专家，“中国管理50人”成员，《人民周刊》、《科学中国人》专访人物，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权威学术期刊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参编专家、广东省企业培训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在学术界倡导“扎根精神”，提出“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管理‘三元’模型”、“管理‘三界’互动模型”等学术观点，出版著作12部。有多年企业管理经验，曾任美即控股战略顾问兼运营总监，为多家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与培训。
贾旭东教授也是传统文化的积极践行与传播者，儒释道同修、禅净密合参逾30年，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儒商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粤秀书院、深圳孔子滙、“26国学网”等机构特聘国学专家。
近年来精心打造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轻松自在国学课》，包括在线音频理论课程“轻松5课”和集禅、道、太极之精华的线下实修课程：《禅道太极》、《自在禅修》（已获国家版权，登记号：粤作登字-2018-L-00001733、1734），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宁波、西安、成都、兰州等地办班近40期，以报道著名科学家而闻名的国家级科学期刊《科学中国人》（2019年第5期上）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贾旭东将传统的身心修养方法科学化、现代化、生活化，以现代方式向现代人传授传统文化的探索，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传播、弘扬与传承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