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精神”的管理创新与国际化路径研究（2）
贾旭东教授是国内工商管理学界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参见：扎根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与应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多次应国内高校或学术会议邀请，通过工作坊、专题讲座、会议报告等形式介绍、传授扎根理论，推动和促进了该方法在中国管理学界的运用（参见：扎根理论之所非；“扎根理论之所非”一文讲解分享）。
贾旭东教授于2010、2016、2018年在著名学术期刊《管理学报》先后发表三篇有关扎根理论的代表性论文，被誉为“扎根三部曲”，已成为国内许多高校研究生学习扎根理论的必读文献。我们将“扎根三部曲”摘要连载，以飨读者。
一、管理理论发展路径与中国管理理论创新
基于“管理‘三元’模型”，可重新认识在学界争论许久的管理理论情境性与普适性问题，进而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展开讨论。
1.关于管理理论情境性与普适性的讨论
由于管理对象中“物”所具有的客观性，研究“管物”的管理科学毫无疑问具有科学的基本特征——可以定量表征、可以重复检验，因而其情境性很低甚至趋近于零，而普适性则最高。但“管人”就不同了，人会受到所处情境和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情境中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明显差异，因而研究“管人”的工商管理就不得不面对文化差异，考虑情境问题。鉴于管理最终是要“管事”的，因此，必须同时考虑“管人”和“管物”。由于“管人”具有情境性，而“管人”的绩效影响甚至决定了“管物”的绩效，那么管理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情境性。
普适性和情境性是一对矛盾，情境性高则普适性低，反之亦然。“普适”的理论就是“去情境”的知识（蔡玉麟，2016），而情境性理论则会受到文化差异等情境因素的影响，在某一情境下适用的理论不一定能够用于其他情境（蓝海林、宋铁波、曾萍，2012），因而情境理论是追求最高层次普适理论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陈春花、宋一晓、曹洲涛，2014），要得到具有高度普适性的理论需要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李垣、杨知评，2008）。
2.管理理论情境性／普适性与管理研究本土化／国际化
张静等认为，中国管理研究包含研究主题与范式、研究成果及学者个体等方面的国际化（张静、罗文豪、宋继文等，2016），对此蔡玉麟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蔡玉麟，2016）。本研究认同该质疑并同时认为，无论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国际化与管理理论的情境性、普适性密切相关，管理理论的情境性和普适性影响甚至决定了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管理研究国际化水平和本土化水平的高低成反比，国际化水平越高的理论普适性越强、能够指导的文化管理实践越多，则本土化程度越低；而本土化程度越高的理论越能够契合某特定国家的文化情境，情境化水平越高，却难以解释和指导其他国家的实践，因而国际化程度越低。虽然二者不能等同，但“普适性／情境性”与“国际化／本土化”呈现类似的此消彼长关系和发展趋势。
3.“管理理论建构与发展模型”与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目标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管理理论建构与发展模型”，以直观地呈现管理理论从情境性、本土化到普适性、国际化的过程（见图２）。由图２可知，该模型将情境性／普适性、国际化／本土化两个相关却不完全相同的维度分别作为左右两侧的纵轴。二者虽不完全相同但发展趋势却一致，即管理理论由“普适性低／情境性高”向“普适性高／情境性低”发展；同时，管理理论研究由“国际化低／本土化高”向“国际化高／本土化低”发展。模型的主体部分包括两个实线框，分别以美国情境和中国情境为例，代表一个具体的按国别划分的管理情境，而右边的虚线框代表的是更多的其他国家的管理情境。
▲图2 管理理论建构与发展模型
由图２还可知，管理理论建构首先来自某一特定情境，学者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初步构建理论。此时的理论具有高情境性而普适性不足，故而接下来需进行大样本实证检验，模型里“构建理论”和“验证理论”两个小框即表示这一过程。完成验证后，该理论成为一个基于该国情境的本土化理论，可用来解释本国的管理现象并指导实践。但能否解释其他国家的管理现象并指导其实践则还须将该理论置于他国情境中进行检验。
美国学者基于美国情境，经过构建和验证获得了美国本土“理论ａ”，继而将该理论置于中国情境下进行检验和修正后，获得了普适性更高的“理论ａ′”，中国学者经过类似过程获得“理论ｂ”、“理论ｂ′”。“理论ａ′”和“理论ｂ′”比“理论ａ”和“理论ｂ”有更高的普适性，其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也更高。将这两个理论继续进行比较和归纳，可得到普适性更强、国际化水平更高的“理论Ａ”。类似，第三国学者获得“理论ｃ′”，再与“理论ｂ′”比较得到“理论Ｂ”。“理论Ａ”和“理论Ｂ”可继续进行比较和提升，直到获得具有最高普适性的理论（提高“理论ａ′”、“理论ｂ′”普适性的手段还包括将其置于虚线框所表达的“X国情景”中进行再次检验，图2略去了这一过程以表达更简洁）。
假如最终可以得出一个具有最高普适性和国际化水平的理论，那么该理论就可以被称为管理学的“公理”。提出这样的普适性理论一直是全球管理学界努力的目标，这也是管理科学合法化运动努力的方向，但管理学是否存在类似的公理以及是否需要去证明这些公理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管理三元模型”可以看到，在研究“管物”的管理科学领域，该目标很容易达到，该类理论的科学性无需置疑。但在研究“管人”的工商管理领域和研究“管事”的管理工程领域，实现这一目标却相当困难。这是因为，强调可重复检验的科学法则如何能适用于复杂多变的“人”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主要作用的管理活动呢？由此，本研究认同吕力的观点：“由于管理活动的艺术性，单纯用实证的方法来对包括意志、情感、信念、欲望等因素的管理现象进行具有合理性的科学说明是不可能的”（吕力，2011），“管理科学合法化运动恰恰是‘不科学’的”（吕力，2011）。
在“管人”和“管事”这两个领域，最现实和最有可能的是，得到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即“一组相互之间具有逻辑关系的表述，从这种表述可以得出经验上的规律性”（默顿L K，2006）。这也符合孔德的社会研究科学化思想（默顿L K，2006）。“中层理论”虽没有达到理想中最高的普适性或国际化水平，但却可以“解决一些专门性的、目前知识状态下允许解决的范围有限的问题”（默顿L K，2006）。按照西蒙的思想，这样的理论虽不是“最优理论”，却是可以令人“满意的理论”（默顿L K，2006）。至少可使人们在还没有得到具有最高普适性的理论时先接受这样的理论，以增进对当前管理现象的认识并提高实践的水平，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具有更高普适性的理论。由此，本研究认为，理论的普适性是相对的，追求绝对的普适性没有止境，将构建足以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的“中层理论”作为当前的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目标是现实、可行并具有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的。
4.“主位研究”、“客位研究”与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导向
从图２中还可以看出，在管理研究的国际分工中，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可以从事两种类型的研究工作：①“主位研究”，指学者基于本国情境构建理论并在本土情境中进行检验；②“客位研究”，指学者在本土情境上检验他国学者基于他国情境所构建的理论。本研究的“主位”是以理论构建为核心，“客位”是以理论验证为核心，这同李平曾提出的“主位”、“客位”有所不同，他将本土性作为“主位”，而将普适性作为“客位”（李平，2010）。
从理论上而言，“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都在为发现或构建普世的管理学理论做贡献，只有分工之别，没有高下之分，但现实中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主位研究”所获得的理论一旦获得验证，成为具有更高普适性的理论，就必然会打上其理论构建者的标签，带来其学术地位的提升。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学者大多进行“主位研究”，而另一国家的学者大多进行“客位研究”，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带来“主位研究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而“客位研究国”则必将沦为“吃别人嚼过的馍”、“替他人做嫁衣”的“学术打工仔”（韩巍，2015），当前的美国和中国的管理学术界就是如此图景。
离开本土化的国际化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学术界在缺乏“主位研究”坚实基础的情况下，一拥而上去做“客位研究”，看似国际化成果斐然（张静、罗文豪、宋继文等，2016），实则是拔苗助长（蓝海林、宋铁波、曾萍，2012），不可能得到被国际学术界认同的理论创新。若不纠正这种错误导向，中国学界必将在世界管理学研究中处于长期被动、从属地位，甚至有可能被“学术殖民”（菲利普G A、陈运超，2003），丧失学术话语权，葬送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未来。
当前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显然应以“主位研究”为导向。陈春花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中国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和崭新的、特殊的、有趣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现象，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陈春花，2008）。他国学者对中国管理现象的理解当然不如我们自已，进行“主位研究”能够使中国学者为普适的管理学做出更大贡献，显著提升中国管理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学术地位。
二、适于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方法论
方法论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创建中国管理学，确立科学精神和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是其最重要的前提”已成普遍共识（王学秀，2008）。
来自逻辑实证主义范式的实证研究方法至今仍被许多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奉为圭臬甚至当作唯一科学的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范式来自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形成该范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人类试图认识自然规律时，人类所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天地星辰、山河大地还是动物植物，都无法将其运动或生存规律直接告诉人类，因而只有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去猜想、去证实，这是由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人类的无奈之举。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其中有人的参与，就完全可以直接通过质性研究去了解处于社会活动核心地位的人的思想、感受和动机，进而建构理论，这至少更加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如果还要先假设再求证，从方法上来说显然是不明智甚至是愚蠢的，重新回顾管理学历史上著名的“霍桑试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详见文献[20]）。
徐淑英等早就指出：“在中国管理研究的初期阶段……，定性研究是必要且适宜的研究工具。”（徐淑英、刘忠明，2004）由此，无论是立足于“主位研究”的需要，还是出于方便与国际同行交流和进行理论验证的目的，现阶段的中国管理学界都应大力提倡运用符合国际规范的方法论、扎根中国本土情境开展的质性研究。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界公认最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论（卡麦兹 K，2009），扎根理论具有独到的优势，理应在现阶段的中国管理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文将分4次刊发，此为第2篇，敬请持续关注贾旭东教授个人微信号“贾语箴言”。
作者简介
学修践行传统文化逾30年，以儒处世，以道修身，以释明心《禅道太极》创始人《自在禅修》创始人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儒商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粤秀书院特聘国学专家深圳孔子滙特聘国学专家“26国学网”特聘专家、国学推广大使“中国管理50人”成员《人民周刊》、《科学中国人》专访人物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 贾旭东，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EMBA/MBA导师，国内知名管理专家，“中国管理50人”成员，《人民周刊》、《科学中国人》专访人物，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权威学术期刊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参编专家、广东省企业培训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在学术界倡导“扎根精神”，提出“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管理‘三元’模型”、“管理‘三界’互动模型”等学术观点，出版著作12部。有多年企业管理经验，曾任美即控股战略顾问兼运营总监，为多家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与培训。
贾旭东教授也是传统文化的积极践行与传播者，儒释道同修、禅净密合参逾30年，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儒商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粤秀书院、深圳孔子滙、“26国学网”等机构特聘国学专家。
近年来精心打造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轻松自在国学课》，包括在线音频理论课程“轻松5课”和集禅、道、太极之精华的线下实修课程：《禅道太极》、《自在禅修》（已获国家版权，登记号：粤作登字-2018-L-00001733、1734），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宁波、西安、成都、兰州等地办班近40期，以报道著名科学家而闻名的国家级科学期刊《科学中国人》（2019年第5期上）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贾旭东将传统的身心修养方法科学化、现代化、生活化，以现代方式向现代人传授传统文化的探索，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传播、弘扬与传承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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