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潇：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化特征及其批判进路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4期
［摘 要］ ［关键词］ |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快速进步，促进了相关数字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的预言“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测”已变为现实。在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指称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放眼全球进行审慎观察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先进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并非世界平等的“数字化繁荣”与人的自由解放，而是伴随着数字化生产的不断集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先发优势以及垄断地位，依托超强国家实力在全球所开展的数字化掠夺与资本奴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操控数字技术，开展算法监控、进行数字殖民等霸权行径，不但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相关领域的发展空间，造成全球网络治理的分裂，形成巨大数字鸿沟，而且带来无法避免的数字化经济危机。所以，有学者将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操纵数字技术在网络空间实施的帝国主义式数字霸权称为“数字帝国主义”，这已然构成了对“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的极大障碍。面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否还有生命力？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明显分歧与争论。帕拉玛基特·辛格认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于1910—1920年，有的观点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本质。”然而，斯拉沃热·齐泽克则热情呼吁：“在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都应该强调回到列宁。”如果依据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观点将理论内核的解释力作为理论本身有效性的重要标准，那么，因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所以以垄断为核心范畴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就没有过时。那么，对数字帝国主义的分析应该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如何“回到列宁”？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在坚持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内核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时空条件的转换，进行适度的理论延伸与拓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不但凸显了数字服务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也加速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发展所助推的全球数字化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战略调整、权力争夺的加剧，给发展中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带来极大挑战。正如席勒所言，“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消除，反而助长了长期困扰市场制度的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帝国主义理论主要分析资本与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展演变及其内在矛盾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整体上看，数字帝国主义的发展演化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及列宁所剖析的垄断特征高度契合。因此，数字化时代我们不但要“致敬马克思”，还要“致敬列宁”。那么，如何“致敬列宁”？这并非意味着要回到100多年前提出过某一具体论断的列宁，而是要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展开创新性分析的列宁致敬。这就需要我们从“资本—资本”“资本—国家”“资本—劳动”“国家—国家”等多维关系视角，深度审视数字帝国主义在垄断形态、输出内容、压迫手段、掠夺途径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最新演化特征。
（一）垄断形态：平台垄断逐渐成为典型的垄断形态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提出，数字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全球影响。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了国家、社会、企业、个人等层面的数字化需求，数字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全球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但发展并不平衡。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等因素影响下，日趋集中于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少数平台企业手中，进而形成平台垄断这一新型的垄断形态，甚至有学者称，“平台正吞噬这个世界”。恰如左翼加速主义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所言，“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垄断的趋势是建立在平台的DNA上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最大的一些全球平台收集的数据不容易为他人所用，因为平台所有者具有从数据中获益的垄断地位。”这一状况并没有超出列宁对垄断形成机制的本质层面的分析：“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相比传统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形态以平台垄断最为典型。尼克·库尔德里与尤利西斯·梅西亚斯将亚马逊、苹果、脸书（2021年更名为Meta）、谷歌、微软称为“云帝国”的五大公司，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美国平台企业，其中4家为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从行业集中情况看，2019年“PC 操作系统领域基本被美国微软公司的 Windows 以 875%的市场份额垄断”，“手机操作系统由美国谷歌公司的安卓和苹果公司的iOS两家垄断，分别占70.0%和28.8%”，“数据库系统甲骨文独占鳌头，甲骨文、IBM、微软、SAP四家公司合计市场占有率超过 90%”。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经成为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型经济组织形态，其跨国平台垄断的实施相较于传统垄断形式更加隐蔽多样，对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造成极大冲击。美、英、加、澳、新（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监听活动，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信息帝国主义和数据殖民主义”。席勒在剖析斯诺登事件时指出：“斯诺登披露的资料让全世界了解到美国正系统性地利用其在境外互联网治理上的独特地位，为所欲为。”其中，微软、谷歌等平台垄断巨头正好充当了美国进行跨国监听的工具。
（二）输出内容：数字资本输出与意识形态输出并重
20世纪末，以数字劳动国际分工为基础的ICT全球产业链逐渐形成。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产业链的顶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台企业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与集中，其在行业中的全球垄断地位日益巩固和壮大。在这一进程中，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资本和意识形态输出置于重要地位。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积极开展直接和间接的数字资本输出。数字资本游走全球，将全球的数字劳动纳入剥削范围，使得“当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现实”成为“一个充裕的被剥削的劳动的存在”。另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其在数字技术、媒体平台、数据信息等方面的垄断地位，积极输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由数字传播科技的帮助，国与国之间、经济与道德、公共和私有之间的藩篱都如同柏林墙一般崩塌。”美国目前已经在媒介传播领域形成垄断地位，根据2019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统计报告，“谷歌拥有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脸书占据了全球2/3的社交媒体市场，是全球90%以上经济体中排名第一的社交媒体平台”。美国正是利用这一强大的传媒优势，控制网络传播渠道，设定网络传播议题，主导网络信息走向，输出“确保各领域数据无障碍跨境传输”等具有鲜明“双标”特点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美国制造’的讯息在全球传播，发挥着作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的作用”。美国的新闻宣传管道“持续发布错误的信息、扭曲的意识形态、毁灭性的消费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思想毒素将阻碍民主社会的建立”。数字帝国主义所输出的新自由主义、保护主义、排他主义等典型话语实际上是数字化时代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们与数字资本输出紧密配合，成为支撑资产阶级跨国数字化剥削和掠夺的合法性表达。
（三）压迫手段：科技权力与“超科技”权力相互配合
数字帝国主义虽然没有改变跨国剥削和压迫的本质，但压迫手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不少西方左翼学者注重区分帝国主义霸权的两种压迫手段与积累方式。比如，艾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指出，资本的帝国相较于历史上的传统帝国主义模式的特点在于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分离，即“使得阶级控制或帝国主义更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是经济控制，它不同于直接的‘超经济’强制，诸如政治的，军事的，或法律的强制”。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依循乔万尼·阿瑞吉的逻辑，阐发了“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力量”或“逻辑”的区分虽然引起学界的诸多争议，但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新帝国主义特征的描述。我们通过借鉴并反思这一分析思路来剖析数字帝国主义的压迫方式，可以发现其典型特征体现在科技权力与“超科技”权力的辩证统一关系上。首先，科技权力是数字帝国主义实现跨国剥削与压迫的基础性力量。席勒发现，“数字系统与服务的尖端技术仍旧过度集中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使其得以凭借这一基础性技术优势牢牢占据ICT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主导技术标准，形成强势垄断，实现对全球劳动的剥削。以算法为例，跨国平台通过算法的垄断，极大程度上强化了歧视，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为一种“不透明、规模化、毁灭性”的“数学杀伤性武器”。其次，“超科技”权力是数字帝国主义实现跨国剥削和压迫的重要保障。美国惯用经济和政治手段压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例如，近年来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开展“301调查”，通过经济、政治等手段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确保自己占据排他性的垄断地位。第三，数字帝国主义的科技权力与“超科技”权力相互配合，形成了压迫性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美国将“一家独大”的科技权力与超强的经济、政治、军事等“超科技”权力紧密结合，不但压制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发展，而且给他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等带来极大挑战。
（四）跨国掠夺：通过控制全球产业链实现数字化掠夺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控制ICT全球产业链，汲取全球数据资源，榨取全球剩余价值，实现数字化掠夺，完成数字化时代的“财富的积累”。跨国数字垄断平台“创造和维持市场控制的关键之一，就是在生产链的每一环节都展示霸权”，因此，它们不断强化对ICT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与控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年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在内的大型跨国数字垄断平台，“正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全球数据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与此同时，平台巨头趋向于建立垄断同盟，主导全球ICT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以便将延长的产业链纳入其控制范围，进而强化了对产业链的数字化掠夺。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平台企业及其垄断同盟通过产业链俘获全球数据资源。苹果、微软等跨国平台企业通过控制产业链，不但能实现全球数据收集，还能够实现数据的传输、分析、再利用等。伴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数据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应用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二者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2021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专门聚焦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发布了《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尖锐地指出了发达国家跨国汲取数据价值问题：“在这种新形态下，发展中国家可能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数据及相关价值获取集中在几个全球性的数字企业和其他控制数据的跨国企业中。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沦为全球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方，要想获得数字智能则必须付费，尽管这些智能来自它们自己提供的数据。”数字帝国主义之所以热衷于俘获全球数据资源，是由于跨国汲取数据资源有助于掠夺全球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平台企业及其垄断同盟通过产业链榨取全球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ICT全球产业链上创造价值的并非具有内在“含混性”并备受争议的“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实际上，非物质商品同样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创造，并且依然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数字帝国主义早已将生产电子产品所需的矿产资源的开采、硬件生产装配等生产性劳动紧紧拴在全球产业链的“锁链”上，将其作为资本宰制和剥削的对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地通过数字化的转型，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掠夺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提供条件。
综上，数字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为实现国内垄断资本积累，利用数字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及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所建立的、占有他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进行网络监控与意识形态渗透的压迫性网络空间治理秩序。
马克思曾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对数字帝国主义展开系统批判所借鉴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列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国外左翼学者在新帝国主义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研究等方面的有益进展，在此基础上，还要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进行适度的理论延伸与拓展。
（一）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范畴：生产集中与平台垄断
1916年，列宁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继承并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该书阐明“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在此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创立了以资本集中为始基范畴、以垄断为核心范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列宁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列宁深入生产领域对帝国主义展开批判，是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对数字化生产领域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找到“解锁”数字帝国主义的“钥匙”。为此，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批判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分析重点，探讨其数字化转型与生产集中的进程和趋势。在此基础上，以平台垄断为核心范畴进行研究和阐释，这就有必要聚焦于以下基本问题：第一，平台垄断如何形成？美国“网络在尼克松时代经历了惊人的政策自由化”，带动了美国互联网相关技术的飞速进步，全球ICT技术和产业发展中占据了战略制高点，并在网络效应等因素影响下，数字化生产和资本日趋集中于微软等互联网平台垄断企业。第二，平台垄断有何特征？相较于传统垄断形式，跨国平台垄断具有以国际互联网巨头为垄断行为主体、由数字资本全球扩张驱动、垄断行为日趋多样和隐蔽等一系列典型特征。第三，平台垄断有何全球性消极后果？跨国平台垄断不但加剧了全球数字鸿沟，“也给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抑制创新、损害福利、跨国剥削、监管困难、发展失衡等深层次的挑战与影响”。紧紧抓住平台垄断这一核心范畴，才能进一步“解锁”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与规律。
（二）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逻辑主线：数字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
数字帝国主义的产生、发展与演化是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洞察数字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对其展开深刻的理论批判，就要把握“数字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这条逻辑主线。数字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改变“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剧了这一矛盾。首先，数字帝国主义导致全球性的数字劳动异化。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将数字劳动定义为“异化的数字工作”，并从广义上理解其内涵，指出数字劳动“涉及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中的所有活动”。在此基础上，他又延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思路，指出数字劳动异化具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数字劳动与劳动者自身、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相异化”。福克斯敏锐地发现，在数字化时代资本剥削的范围极广。如果从全球视角来审视，数字帝国主义通过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拓展到全球，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的霸权结构”。其次，数字帝国主义在促进全球数字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贫困的积累。跨国平台垄断促进了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升，但在数字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没有改变。占据ICT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平台企业，通过数字化全球分工，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数字帝国主义全球资本积累的链条之中，实现对全球劳动力的数字化剥削。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改进，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等技术产生劳动替代效应，ICT硬件装配、网络客服等劳动岗位大幅减少，从而加剧了劳动者的贫困。正如马克思所深刻分析的，“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福克斯以脸书为例对数字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进行分析时就指出：“数字工人阶级的这种多重贫困同时也是财富的来源，他们是被资本占有的在线财富的生产者：他们耗费在平台上的在线时间是生产性工作和劳动时间，这些时间是资本增殖和生产货币资本的时间。而货币资本是用户创造的，但用户却无法拥有它。”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因而数字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也就注定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中。第三，数字帝国主义不但扩大了全球数字鸿沟，而且加剧了全球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国家间的多重矛盾。当前，美国利用其掌握的科技权力及一系列“非科技”权力，打压其他国家高科技企业发展，输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全球数字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的制定，由其所操纵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具有鲜明的霸权色彩与压迫性特征，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蕴藏着日益激烈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失衡的冲突与危机隐患。
（三）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逻辑终点：数字化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逻辑终点体现为理论批判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批判性与建构性具有内在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了展望未来社会的批判性方法论原则，也就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秉承这一方法论原则，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逻辑终点在于构建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并最终实现数字化时代人的自由解放。首先，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基本价值目标是打破数字霸权，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新气象，但是，“这个社会当然不是乌托邦”。从资本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数字帝国主义仍然以垄断为基本特征，因此，列宁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分析仍然适用，“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围绕数字帝国主义的发展与演化、本质与特征展开理论分析和批判，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美国通过科技权力与“超科技”权力所构建的压迫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实质，进而才能直指其内在矛盾，提出真正破解全球数字霸权、促进世界各国平等共享数字化繁荣、避免“数字化衰退”危机的理念与思路。其次，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数字化时代人的自由解放。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平台垄断阶段。库尔德里与梅西亚斯指出，所谓数据殖民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侵占生活的榨取过程。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时间的节省并没有带来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以及个人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例如，来自全球各地的脸书用户虽然能够享受平台服务，但绝不是“自由解放”，“他们是网络贫民，因为他们缺乏自由，无法进入不受资本控制的网络关系”。数字帝国主义向世人展示的美国主导的霸权性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包含着跨国平台垄断所形塑的全球数字化剥削与数字劳动异化。面对数字资本逻辑的宰制，亟须进行系统的理论批判，正如福克斯所言，开展网络批判“强调的是，我们得提出规范，据此批判宰制，目标则是走向解放”。将实现数字化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价值目标和逻辑终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立场的题中应有之意。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跨国平台垄断、数字化剥削、数字监控、数字殖民等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反映出当今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操纵数字技术导致的现实矛盾日益尖锐。围绕数字帝国主义的典型话语与跨国实践展开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理论批判，不但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创新发展，而且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为决策机构提供应对跨国数字霸权的相关建议。
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批判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习近平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加大对数字技术和相关产业的支持与投入力度，围绕相关领域的激烈竞争与较量带动了“资本—劳动”“资本—资本”“资本—国家”“国家—国家”关系领域的多维变化。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解和认识。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角度看，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催生了零工、众包等不稳定就业形态，使劳动组织形式、生产方式、资本剥削形态都发生较大变化。从资本与资本关系的角度看，跨国平台垄断并没有终结竞争，而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数据流动的便捷和频繁、数字资本竞争的日益激烈，垄断与竞争格局不断发展演化。从资本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一方面，数字资本的实力不断壮大，成为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取向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本国数字资本的发展壮大提供政策支持。正如习近平所深刻分析的，“现在，随着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世界上主要国家和行业巨头开始面向新的产业体系进行布局，新一轮产业体系竞争已经打响”。这一状况事实上也影响着国家间的关系。从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看，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在数字技术、规则、立法等方面与他国展开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空间，各国之间在数字贸易、技术创新、规则立法方面的摩擦不断，并酝酿着新的烈度更大的矛盾和危机。
另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批判可以为应对跨国数字霸权提供决策参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研究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且能够为超越数字帝国主义、构建公平合理的网络空间治理秩序提供理念和智慧。数字帝国主义所主导的不平等的网络空间治理秩序，不但压缩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而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安全挑战。要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挑战，就有必要对数字帝国主义的话语策略、跨国实践进行及时分析与研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在规制资本、促进社会公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扎实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较好成效，而且在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加强网络文化交流共享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驳斥和反对数字帝国主义贡献了积极的力量。我们还应看到，中国所积极倡导的“维护网络主权”要赢得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认可，必须深刻批判美国等先发国家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参与全球数字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制定之外的行为。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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