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第三次开放（全）

图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2021

04·21

编者按：

本文主要整理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于2021年4月11日在深圳龙岗区党政干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专题研讨班上的主旨演讲。由于内容篇幅长度的问题，该演讲之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进行连载。为方便读者朋友们观看，现全文整合，再次分享。

 

要用发展的、前瞻的眼光看待今日的问题。

第一次开放：封闭而导致的被迫开放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开放是一种被动式的开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同样失利，结果导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因此，这是一个被迫的开放，是一种不情愿的开放。但这里需要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走到了被迫开放的境地？其实答案也并非多么玄妙，无非就是之前的不开放。一旦封闭起来，就有落后的危险；长期封闭起来，必然导致落后的结果，这是历史给中国人的教训。

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的经济体量是颇有规模的，有很大可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是优于英国的[i]。但是仅仅20年以后，中国就被英国打败了。事实上，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普鲁士、美国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了工业化，国力猛增，财政收入都超过了中国。也就是说，西方开放的二十年，足以超过中国封闭的二十年。

但是，经济体量的大小远不能决定一切，这是鸦片战争已经生动说明了的。但是如今国内有些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教训，片面地强调中国的GDP马上就要超越美国[ii]。GDP超过美国固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 GDP一项指标远不构成绝对性指标，因为GDP总量的优势而表现出的骄傲情绪更是没有道理，肯定是不注意学习才会有的武断结论。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国被迫开启了第一次对外开放。对此，国人屈辱的情绪来得快，吸取教训的觉悟倒是要慢些，哪怕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利，朝廷里很多官员依旧抱定我们是天朝上国的信念，自诩为文明人，鄙视所谓英夷的奇技淫巧，在“体用之争”上蹉跎，缺乏实事求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精神。直到1895年被往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才彻底被震动，以至于有了亡国的危机感，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迫切性。1905年日俄战争，近代史上亚洲人首次战胜欧洲人，满清看到师夷长技不仅能自强，还可以以制夷，因此往后向西方学习的不再仅仅是实业、军事，还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开放空前高涨。然而，不仅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就连推翻清廷的孙中山及其治下的国民党向西方的学习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于是孙中山先生转向前苏联学习，因此有那么一段时期，国共两党都在学习前苏联。但是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比国民党更加透彻，后者还是主要以靠精英阶层，而前者则是把整个社会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于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至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进入195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步入尾声。

第二次开放：摸石头过河的主动开放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开放，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启的，对中国人来说体验远称不上愉快，但是经过百年的抗争，总算是解决了基本的安全问题。然而中国还面临着深刻的贫困问题。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国开启了第二次开放，而广东，尤其深圳就在其中扮演了十分耀眼的角色。这一次开放是中国主动开启的，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和决策气度都是令人钦佩的。

这里要特别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次开放和第二次开放之间出现了断代，或者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什么选择在封闭的状态下艰难前行。

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打扫完屋子再请客”，主要是鉴于当时世界范围内仍然比较复杂和险恶的斗争形势，尤其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虽然共产党很快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但也不等于就是让中国整体对外封闭。事实上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还是向前苏联，乃至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限开放的。中苏关系的转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理，这与前苏联将中国完全纳入其苏联帝国的战略链条的意图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中苏交恶导致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对外交流，无论是向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还是向着西方的，都基本中断。后来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派出基辛格秘密访华，释放出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从而平衡苏联影响力的信号。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在美、中、苏的战略大三角中迈出了对美开放的重要的第一步。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任上还出现了一次小的“洋跃进”，说明中共领导人可以更替，但是共产党决定，对外开放还是要搞的。

所以说，虽然世界上从来都有一些声音批评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但是这些都无法否认共产党自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从来都是结合整个国际大背景、大格局来思考问题的，这跟传统中国那些封闭状态下的农民运动不同。中共跟苏联的关系也好，跟西方的关系也罢，从来都是既要开放也要斗争的。这些涉及到党的建立和发展的问题，我们有时间还可以专门讨论。

回到对第二次开放的分析上来，我觉得必须承认，第二次开放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使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81年的不到300美金提升到去年底的1万美金，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4亿规模的中产阶级。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目前是贫穷社会主义，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也是要走向富裕的。所以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政策的成效之一就是今天中国的4亿中产。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数目可观的富人群体。这一群体容易成为话题，一会儿有报道称北京的亿万富翁的人数超过纽约了，一会儿了又有报道称深圳一地富人规模超过某个国家了。

但是我觉得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不仅仅是要看它产生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还是看有多少人脱贫。贫困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的现象，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难题。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使得8亿人口脱贫，单是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就有一千多万人口脱贫。另外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实现了从一个对外贸易几乎封闭的国家向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蜕变。这是中国人民辛勤劳作的成果，也是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奇迹。

 总结起来，第二次开放的成功和中国决策层对于发展机遇的捕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80年代期，中国几乎再也没有放弃过任何重要的发展机遇。这是很不容易的，即便是当今综合实力依然最为强大的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中美都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但是中国走的是一条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助推自己走上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道路，而美国则是借助全球化的便利实现了资本的重新配置，走上了消费型社会（consumer society）的道路。于是我们见到的结果就是在中国、深圳这样的原本的小渔村迅速崛起为大都市，而且还带动了东莞、肇庆一线的发展，进而和广州、佛山一线共同连接成世界级的城市带；而美国则是中部、北部的老工业区衰落为铁锈带。

中国人从第一次的被动开放起步，不断艰难前行，后来主动开启了第二次开放。毫无疑问，中国的第二次开放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中国的崛起也为其自身带来了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作为原本主导世界秩序的力量，开始忌惮中国的实力和潜力，于是开始搞逆全球化，搞与中国脱钩。所幸的是，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地启动第三次对外开放。

第三次开放：大变局下以规则引导为目标的持续扩大开放

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涵盖的具体内容比较多，我之后再详细阐述，但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意味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主导人类发展进程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开展，其他各项工作，我会在下两节中介绍，这里我想先点出最重要的两项，持续扩大开放和参与规则制定。

中国过往四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在全球资本、技术、市场逐步开放的大背景下取得的，虽然这种开放远非最高级形式，而且有些时候在某些领域对中国还很不公平，但是总的来说，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纵然中国现在已经在资金、技术方面有了很多积累，而且坐拥世界第一大市场，但是一旦真的离开了一个开放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发展也将步入艰难。虽然今天的中国在主观上已经不可能选择封闭，但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与我们脱钩，从而将我们逼进封闭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不仅要持续推进双边、多边的开放，也要需要考虑单边的开放。美国一直讲对等的开放，即只有你向我开放的时候，我才向你开放。但是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我们需要拿出即使美国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美国开放，向世界开放的胆识。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正当权益，有效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以规则引导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就是中国在第三次开放中的工作重点。

在参与制定规则并以规则引导开放这个层面，中国拥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也面临一些困难。有利的条件包括中国国内的单一市场，中国依托4亿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市场，以及美国、欧盟、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彼此间的利益分歧。美国上一任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的手段边缘化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本前首相安培想通过税收等手段将部分日企从中国转移出去，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集中度，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些企图都没有达成。去年，华盛顿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指出，特朗普跟中国搞贸易战，两年下来，美国有6000亿美金流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去年的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刊登文章指出，去年头10个月有2000亿美元美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更何况，这还是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尚不够全面和彻底的前提下发生的事情。因此，整合这些有利体条件，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完全可能从世界各国继续吸纳更多资本与技术，取得更广阔的市场。

当然，与这些有利条件和优势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方面面临的困难。很显然，二战归后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秩序并未做好准备接纳一个在价值观念方面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异的中国的崛起。原本美国希冀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对其政权的和平演变，或者哪怕是颜色革命，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完全承认这一幻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压。像是字节跳动的抖音，腾讯的微信，华为的通讯产品，乃至新疆棉花制成的纺织原料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受到人为排挤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更加熟练地在联合国、WTO、国际法庭等国际组织已有的争议解决框架下争取到更多的主动，也要试图以开放、平等、理性、专业的方式优化这些机构的框架，甚至还要逐步铺设这些国际组织之外的，新的可以创设国际规则的途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比如我们的某些既定的策略需要做出调整，这些我会在下两节中更加具体地予以说明。

正如上述所言，近现代史上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国家面临生存危机。但中国人民在这次开放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解决了国家的基本安全问题；第二次开放是中国主动开启的，通过借力全球化，显著提升了国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消灭了绝对贫困，可以说是成绩斐然。

历史经验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

在对历史回顾中，我们回答的重要问题是，首先，不开放会怎样？ 早在汉、唐、宋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唐朝，被中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之后，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因为种种原因而闭关锁国的岁月里，欧洲先后开启了海洋时代、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放弃了海上控制权，没有能够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更错失了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而事实证明“错过”这种时代机遇之后的追补异常艰辛。例如，中国初步补上工业化的这一堂课，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事了，距离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已经百余年。在1958-1978的20年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才基本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而中国彻底实现工业化，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则是在第二次开放（1978-2018）期间实现的。这个经验证明封闭的路是走不远的，封闭的代价也是重大的，因此必须要以开放促发展。 

其次，不主动开放会怎样？中国的第二次开放是主动开启的，这使得我们摆脱了“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陷阱。但这次开放同时也是中国单向地、“迎合地”融入西方世界主导的规则体系的过程，代价很大。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赋予西方国家主导整个世界的力量。这种主导尤其体现为目前世界通行的规则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而中国则需要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国内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决策体系进行改革，从而符合世界通行的规则。这就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与世界多种制度接轨的谈判中往往沦为单方面的接受者，必须完全按照世界既有游戏规则来进行自我修订。这其中当然存在着一些必要的、有益的改革，或者可以称之为倒逼的改革，但也必然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过高代价的接轨；二是中国作为世界主流玩家当中的“外来者”，且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走出去”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对既有规则的一种挑衅，尤其中国在第二次开放中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被认为是贸易往来中的“利益既得者”，技术交流中的“知产产权偷窃者”。这其实也是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爆发的底层逻辑。西方的大部分指控都是关于中国没有完全遵守西方确立起来的国际规则的方方面面。换言之，没有规则制定权的条件下，纵使主动走出去，其实也带有一种被动的节奏，也面临更高的成本和风险。

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在美苏冷战年代，两大军事力量之间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武器禁运。最初，中苏蜜月期间，苏联在航空、导弹和核武器等尖端军事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促使中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中断向中国提供技术材料，中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孤独探索的研究阶段。虽然今天我们谈及此段历史总会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封闭式的技术进步令我们付出了高额的成本和惨痛的代价。

如今西方国家在很多领域对我们有防备，甚至是打压，比如高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下一代通讯技术，以及很多可以运用在军事领域的技术。确实，在这些领域开展交流合作非常困难。对此，普遍存在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认为，一切技术，即使是别人封锁我们，我们也一定能自己发展出来。哪怕曾经不能，随着我们的科研实力的增强和消费市场的扩大，我们不仅一定能做出来，而且一定能越做越便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被封闭，更没有必要为了求得人家对我们的开放而过度让步。西方对中国开放，是西方和中国的双赢；西方对中国封闭，也是“双赢”——中国赢两次。这种观点目前在国内还比较流行。

第二种思路认为，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市场和西方先进技术而实现的，中国以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依然少不了这些元素的参与，即便说对于外部因素的依赖肯定会有所减弱。因此，当下中国应该扩大开放，哪怕是单边开放；应该努力营造交流的氛围，累积合作的信任；应该老老实实地讲述双赢的道理，实实在在地把姿态落实为双方的现实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还是第二种认识更接近实际。经验地看，科学技术进步的本质是开放。如果不开放，最强大的科技也会走向落后。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都来自西方国家，而且这一局面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若是不能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就会与西方的前沿科技成果脱钩，而这种脱钩对中国必然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并不能在短期内完全通过自力更生取得，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环境下的综合运用当前最新科技成果的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

国际格局凸显了开放的重要性

从国际格局，或者国际体系这个更为宏观角度出发，多极世界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中国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才有利于营造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之前提到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在二十一世纪就集中体现为，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正在走向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太等既彼此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多级格局。

对于这种趋势，美国自然是不乐见的，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American First）”的外交政策，现任国务卿提出“以美国人民为中心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虽然他们所属的政党是对立的，但他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本质是高度一致。在他们的盘算中，单极世界当然是最理想的，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霸权，有能力命令全世界跟随其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这对在价值观念上与美国存在根本差异，且想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显然不利）。如果说这种高傲的美式单极世界实在难以维系，他们就要制造一个美国与其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相互对峙的两极化格局，然后尽可能地把世界上实力强劲的国家拉到自己一极，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孤立在另一极。

由于如今被美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日益显现出的强大实力，美国还对原本简单的两极模型做了调整：除了巩固与欧洲各国、日韩、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怂恿或者胁迫东盟等中间力量“选边站”，美国还特地拉拢了下一个可能崛起的亚洲大国——印度，让它加入自己所谓的“印太战略”，从而围堵中国。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各种办法，或者诱导，或者逼迫，从而在国际上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实际上，俄罗斯是一个自身实力早已不能匹配其雄心的国家，而且因为克里米亚问题而被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敌视。关键是这就意味着，只要把中国跟俄罗斯绑定，美国就确保了欧洲的一众国家，不仅仅是其传统盟友，还包括一些东欧前苏联国家坚定在站在美国那一极，从而形成美国反华力量所希望的“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

我们常说很多国家“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乍听起来这让人情感上不舒服。但换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其实这类“骑墙派”越多，就越可能在中美之间形成新的一极。新的一极所囊括的那些国家可能比中美任何一个都要脆弱，但是只要中国多释放一点回旋的空间，他们哪怕只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也会在中美之间多充当多一会儿缓冲的区域。这未必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肯定比另一种关于未来的构想要好得多。那种构想之下，今后的世界将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两套体系；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在那样的两极世界中，任何极端的情况都更容易爆发。

总结来说，即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中，中国难以有所作为；而中美对峙的两极世界中，中国的处境将会更加凶险，因此通过向世界各国开放和促进各国之间彼此开放，中国可以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既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又符合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美国对华的全方位遏制体现了开放的迫切性

国际格局的变化促使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开放，但中美关系的恶化却让这个第三次开放必须尽快提到议程上来。目前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暴风眼，就在于中美之间全方位的博弈。美国社会如今在诸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唯有在对华政策这一领域，国会两党，乃至整个美国的主流精英阶层都达成了罕见的一致。美国对其不断被强化的对华态度中，已经开始采取全方位的对华遏制举措。只有坚持主动的、积极的对外开放，中国才有机会在各个方位上迎接这些挑战。

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启动了一套在新时期遏制中国的战略，而拜登执政以来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将这一遏华战略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形成了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四分”和“四全”的策略。 

“四分”指的是：

第一、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裂开来，这是从最根本的层面分化中国的策略；

第二、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与它的领导集团分裂开来，这是分化中国最致命的手段。比较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最近可能都注意到了所谓“更长的电文（the Longer Telegram）”的事件。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向华盛顿发回了一封八千多字的长电报，提出了对前苏联的“遏制”战略，奠定了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战略的基本思路。2021年1月28日，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 以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为题，用一万多字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遏制中国的战略，其中特别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

第三、美国企图把中国的汉族跟少数民族区分裂开来。美国最近几年在新疆问题上动作频频，甚至还试图在内蒙古的问题上煽风点火，这都是瞄准了中国的民族问题；

第四、美国正在尝试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把“中华”和“中国”分裂开来。海内外的中国人，无论政治见解和法律身份如何，文化上都能接受中华和华人的概念。但是美国现在的新策略想要将“中国”打上政治标签，而将“中华”打上文化标签，进而将两者区分，比如中国大陆是“共产中国（Communist China）；相应的，大陆人以及海外亲共的华人，就都是Communist Chinese；与之相对，港澳台的，海外的华人社会中不亲共的，尤其是在欧美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的华人则是“英华（Anglo-Chinese）”。

“四全”是指：

第一、“全政府”。美国最早是在中国政策上要走“whole government（全政府）”路线，即要将整个政府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理由是中国政府就是整体性地动员起来对付美国，而非个别部门单打独斗；

第二、“全社会”。美国的“全政府”路线后来还升级到要以“whole society（全社会）” 来应对中国，理由是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和访学人员中存在大量的“间谍”，他们到美国来窃取技术、渗透社会，因此美国也要动员全社会来对付中国；再后来，美国索性把中美对峙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来解读，摆出了“whole civilization（全文明）”级的对抗姿态；

第三、“全方位”。美国要从各个方面来围堵中国，包括贸易、技术、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军事等等领域；

第四、“全世界”。拜登上台后一直致力于对特朗普时期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进行纠错，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重新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缓和和巩固与欧洲、南太平洋、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寻求与他们开展更多在情报、技术、军事设施共享方面的合作，并且拉印度入伙，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借助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特别行政区法律问题，以及所谓“疫苗外交”问题等一切机会向中国发难，俨然已经成了“whole world （全世界）”级的对华遏制战略。

也就是说，美国如今是纠集起一支“世界队”来对抗中国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智慧”，是因为某些出生在大陆、港台、东南亚区的华人加入了美国的决策层，就和美国曾经启用大量斯拉夫裔的战略家对抗前苏联一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会有任何“岁月静好”的间隙，中国在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方向上的封闭都会意味着失去反制的阵地。

为什么要在规则制定方面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中国第三次开放的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来说，就是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这意味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主导人类发展进程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在这种大变局之中，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也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出了“以资金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等政策，即采用补偿贸易、直接付费或合资办厂等形式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我们寄希望于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来有意或者无意的进行技术转移，甚至在技术溢出效应里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于这一系列政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战略应对，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本土化的研发，来达到控制本地技术、主导本地市场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以资金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不会有效。

现在看来，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依然十分重要，但已非中国国际化发展问题的当务之急。现在的关键在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但在规则制定权上却少之又少。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玩的是西方世界创造的游戏，遵循的是西方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例如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面临的重重困难，华为、字节跳动等中国公司已经遭到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封锁。这足以警示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规则制定权，在规则上继续“美国化”，中国未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会举步维艰，也将失去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的科技话语权。

如今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这个市场优势应当被转化为规则制定的优势。也就是说，第三次开放应该从“市场换技术”转变为“市场换规则”， 利用好规则作为处理外部关系的“缓冲地带”。

怎样争取更大的规则制定话语权？

在如何争取规则制定的更大话语权上，我认为应当有一个“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统一国内市场规则。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国内的发展也存在着规则不统一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指这几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国两制”体制下的规则对接问题，更是指广大的内地地区间、行业间等普遍存在的规则不一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省及省以下政府被赋予了一定的发展自主权，部分省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招商引资”的道路上步子太大，在有规则的领域不断试探规则的边缘，甚至存在“跳出规则”的严重违规行为，而在没有建立规则的领域里就更无所顾忌。这种国内规则的不统一，使得我们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原本可以避免的“恶性竞争”问题，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对此，我们不能仅看那小部分的利益获得者，应该算的是长期的总账和国家的大帐。在我们向外发展的过程，规则不统一更是拉低了我们的竞争实力，降低了我们与世界接轨的效率。

那么，如何推动国内规则统一？在政府层面，我们可以参考当年的“点、线、面”的推动逻辑，首先推动以城市群建设为抓手的区域性规则一体化，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杭州湾城市群等，继而推动城市群之间的规则衔接，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杭州湾城市群、海南自贸区等区域性发展逐步关联起来，最后逐步形成以内循环为标志的国内规则的统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重社会（市场）层面规则的统一，可以学习借鉴欧盟相关经验，推动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来主导私营规则统一化。当然，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构筑针对性的壁垒，而是为中国的企业和行业组织提供更多的博弈工具，政府与行业的两条腿走路共同构筑的规则架构，更有利于中国规则的影响力。

第二步：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重新梳理、重新识别、重新消化和重新吸收。这种重新梳理和重新识别，就是尽量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将既有国际规则当中有利的、有弊的、中立的进行重新的归类。当然，也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利于自身和国际效率的国际规则。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既定的国际规则，那必须对现行规则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要参透它的逻辑和精神，将其中公平合理的成分融合进中国倡导的新规则中，而不是照抄西方国家的旧例后简单地将自己填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尽管现行的国际规则大都是西方的制定，但是客观地说，规则被制定出来以后就会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美国在特朗普任上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这恰恰说哪怕像是美国这样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国家，也不能总是保证规则对其绝对有利。

对既有规则的重新消化和吸收，更为重要的是向制定规则的国家的看齐，学习其规则制定的思维逻辑以及在国际规则上的参与策略。这里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在互联网行业上，欧盟并没有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却利用其市场力量在与美国、中国竞争规则权。欧盟诸多互联网监管法律法规的出台就表明了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错的成绩，这些年，中国正在以十分谦逊的姿态逐渐开展消化吸收既有国际规则的工作。比如中国在亚投行的建设中就吸取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乃至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DB)制定相关规则方面的经验，充分平衡较为发达的资本输出国和较为落后的资本接受国的利益。

第三步：逐步影响、改革乃至创设国际规则并促进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衔接。在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取过程中，当然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自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国家是会拥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在这种规则制定中，我们也要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一方面，中国向外输送的信号是：中国并不想作现有秩序的颠覆者，只是力图成为改革者，是要提倡通过国际体系和规则的改革使得世界体系公平且有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是要与在美国（西方）单边规则的受害者对话，着眼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呈现出一个更为包容的、更加多元的和更加开放的规则体系。当然，这种合作也是寻求国际支持，从而获得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个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有关全球最大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中功高不居，始终肯定和维护东盟的主导角色，但也通过自身在供应链系统中的中心化位置和资金供给方面的巨大体量来适度影响自贸区规则的制定。

[i] 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1926-2010）的测算，182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占到当时全球总GDP的32.9%（《世界经济千年史》）。这一说法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挑战，认为推测的方法不够科学，因此结论也未必可靠。但是即便该数字腰斩，中国1820年前后的GDP仍然有相当大的可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彼时包括英国在内西欧七国，合起来占世界GDP的约70%。英国较其他欧洲大陆各国比重略多，我们粗略地将其全球占比估计为欧洲七国平均水平（10%）的1.5倍，而将中国按照（腰斩后的）15%计算，则当时英国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如果英国达到欧洲平均水平的2至3.5倍，即最多相当于占据了欧洲七国一半的经济总量，也就是在当时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35%，则与麦迪森乐观估计的中国32.9%的占比大致相当。

[ii] 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GDP约为14.3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6%；美国GDP为21.4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4.42%，中国GDP大约相当于美国GDP的67%。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中国仍然实现约2.3%的增长，而美国负增长为3.5%。目前按最乐观的情况估计，2020年中国GDP将达到美国7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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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张骏

编   辑：于茗卉

排   版：杨迪雅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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