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深港融合要进入规则对接新阶段

导读 · 2022.07.01

汇入伶仃洋的深圳河，如同一条脐带连接着深圳与香港，见证彼此繁荣发展。“未来，深圳发展的最大优势仍然是香港。”“深港两地是高度互补关系。”“大湾区不同城市间须建立统一的规则。”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专访，就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港合作、科技创新、规则对接、北部都会区建设等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深港融合可优势互补

深圳最大的地理优势是毗邻香港，过去是，未来依然还是。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香港和深圳是两个唇齿相依的城市。

在郑永年看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厥功至伟。“对深圳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桶金、第一桶资本，主要来源于香港，香港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这么说，过去深圳的发展依靠香港，没有香港，深圳发展不起来。未来，深圳发展的最大优势仍然是香港。”

近年来，深港两地经济融合度日益提高。深圳的实体经济不断壮大，香港的金融地位更加凸显。从长远来看，深港之间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郑永年认为，“两地不仅是互补关系，而且是高度互补关系。”深港融合发展，两座城市才能共赢。“香港有的东西深圳不一定有；深圳有的东西，香港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比如我们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新能源产业等，香港不可能一下子能搭建起来。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核心竞争力是包括国际金融业在内的高度国际化的现代服务业，实行的是被国际所接受的规则和标准。同时，在金融、教育、医疗、国际仲裁、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都是非常国际化、非常先进的，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香港的这些优势。”

郑永年表示，深港在科技创新上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创新需要三个条件：科创能力，即科学基础研究能力；一大批能把科研转化成经济活动的企业；与国际接轨的风投体系。郑永年认为，深圳的优势在于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具备科研转化能力的企业也汇聚于此，但因体制制约，风投没有完全发展起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可取代，拥有与国际接轨的风投体系，但金融需要实体经济作为服务对象，香港产业的空心化导致香港极易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深港融合，便可优势互补。而如何互补，是双方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国际化问题上深圳要有危机感

金融是衡量实体经济的重要指数。深圳实体经济不断壮大，2021年深圳GDP首度跨越三万亿大关。这座城市的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正不断增强。

郑永年表示，深圳经济规模已超过香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经济发展不仅要看“量”，更要着眼“质”，要特别防止产生骄傲情绪。深圳在现阶段更需要的是认清差距，要有危机感。

以金融业为例，深圳作为金融中心在全球排名快速攀升，但其主要表现在“量”的提升，与香港金融业实则差距极大。香港作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具有完备的优势，它以国际规则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对接香港的金融规则，既能满足国际化又能维护金融安全，深圳应当利用好香港的经验，充分发挥优势。

在国际化程度上，郑永年认为，深圳不能仅满足于跟国内城市做对比，更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深圳是一座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对比外国人在香港地区的比例，我们的差距十分明显。旧金山、纽约有近40%的人口是外国人。深圳被称为‘中国的硅谷’，但在美国硅谷，外国人占比60%，世界性的人才都在那里从事科研创新。所以，美国是在用全世界的人才跟中国竞争。不解放思想，不加大开放力度，就无法与国际先进水平竞争。因此，在国际化问题上，深圳一定要有强烈的危机感。”郑永年说。

引进现代服务业不能再用招商引资的概念

深圳和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在如何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的问题上，郑永年认为，深圳绝不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招商引资的概念上，零星建设园区的方式和思维已大大落后。

前海的完整称谓是“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现代服务业究其根本是“规则”。郑永年表示，“引进现代服务业不能再用招商引资的概念，需要真正解放思想。对接香港规则，就是对接国际规则，也是自身规则的国际化。”郑永年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什么来吸引优质资本、优质技术、高端人才？不仅仅只有资金，更重要的是有效的、系统性的国际化规则。”

专访中，郑永年提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他认为，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合作的重要项目，该园区之所以能频出成果，主要得益于规则的通用。“苏州工业园区不是以单纯‘项目经济’为指导，而是真正实现规则对接。对深圳来说，任何以项目经济为主的做法都已不合时宜。今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的‘20+8’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先进性三大亮点，可在更大范围刺激市场活力与发展潜力，彰显科学预判未来产业发展的能力。如果深港真正融合起来，那么深圳在规则上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会提高一大截。”

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间须建立统一的规则

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显著特点，制度、法规、规则、政策存在较大差异。

郑永年认为，不应该夸大差异带来的问题。“不应该将此当作消极因素来看待，而应该多发现其中的机会。”他认为，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从制度融合与创新的角度来看，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粤港澳大湾区应在推动制度创新上有更大作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路探路。

郑永年特别指出，物理意义上互联互通没有问题，关键是规则制度层面的开放。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要打造一个“内部的欧盟版”。“欧盟为什么发展得好，因为它的规则是统一的。人家欧盟二十几个主权国家之间都能互联互通，我们一国里面的三个地方为什么不能互联互通？大湾区不同城市间须建立统一的规则。”他认为，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否则容易导致恶性竞争。

郑永年坦言，欧盟各个国家之间能很好地对接规则，原因在于良好的劳动分工体系，每一个经济体都明白共赢的意义。二十几个国家之间来往只需要一个申根电子签系统就搞定了。“这些是需要我们研究借鉴、解放思想、大胆突破的方向。”“在区域融合发展上，我们既要借鉴欧盟的国际经验，也要借鉴长三角等地各大城市在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上的成功经验。”郑永年说。

北部都会区规划是深港共同的机会

一直以来，香港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维港两岸，整个新界地区特别是与深圳接壤的新界北地区则有待开发。未来，香港的北部地区将重点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并形成一个能够容纳250万人居住的北部都会区。郑永年对此十分关注。他认为，这是一个宏大构想。

“李家超先生也已明确表态，坚决支持这一构想。”郑永年表示，“北部都会区300平方公里，对香港来说是，开发建设此处能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产业转型问题。其二是就业问题。香港好大学众多，但如果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就会形成过度教育，继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甚至是政治问题，而有了产业便可以解决就业。其三是住房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三项都解决了，那么香港主要的民生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在他看来，大手笔整合优势资源，做好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规划的对接，对深圳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香港有700多万人口。相同人口数的城市我们有太多了，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城市‘变成’香港。期待深圳是最先‘变成’香港的内地城市。”

（本文摘自深圳特区报，记者 米鹏民、尹传刚、焦子宇。）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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