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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版著作《江村经济》，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未来的工业化不一定全部出现在城市里，偏远的乡村小镇也可能是工业化的发起地。
1986年，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提出另一个概念：隐形冠军，指的是那些在某个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却不为人熟知的中小型企业，比如某个国际品牌背后的供应商、某个小品类背后的生产商等。
在今天的中国，费孝通与赫尔曼的设想产生了奇妙的交融——在广袤大地的很多城市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品类“冠军小镇”，它们的产品占据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极大份额，而它们的发展，堪称中国40年来，城市自我革新的最惊人实验。
今天，一部特别的电影《人生大事》正在院线上映。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部电影涉及了一个隐秘的主题：死亡。
片中，朱一龙一反过去帅气儒雅的形象，留起了寸头、穿起了花衬衣，甚至有些邋遢，仿佛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不过，这个普通人却有个不那么普通的职业：殡葬师。殡葬师连接了人间的生死，葬礼也成为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但关于死亡的故事展现的却是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其实，和殡葬师一样神秘的还有他们所在的行业，很长时间里，人们讨论的不是殡葬业的故事，而是它的“暴利”，比如，曾有一张“全国行业毛利率”的图片流传于朋友圈，“打工不如种田”的哀伤旁边，是殡葬业600%的毛利润“传奇”。这张图当然不可全信，但行业细分、服务业发达的今天，殡葬业早已有成熟的产业链，而“香烛纸钱”背后，两个极富特色的“中国殡葬村”不仅连接了我们的生死大事，影响力甚至一度蔓延到了国际。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无数生命因此陨落，另一方面，死亡却带火了殡葬业，有数据显示，2020年3月，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丧葬用品订单数比2月增加了487%，中国丧葬用品出口订单也猛增5倍，所有订单中，“整套寿衣”的订购量上涨迅速。
都说人靠衣装，寿衣虽然说起来晦气，却实实在在是很多人告别世界的最后一套衣服，事关最后的体面，自然要多多重视，有需求就有供给，讳莫如深的寿衣行业在日常生活之外不断发展，甚至一度成为某个地区的支柱地位，这个地方叫六道口村，村里人从70年代至今，做了40多年的寿衣生意。其实没人上来就想做寿衣，六道口村也不例外，据媒体公开报道，村里人最早跟服装扯上关系，是想做戏服，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南方苏绣、杭绣崛起的时候，六道口村地处天津，既没有特色的服装工艺，还要面临“北方不如南方精致”这样的偏见，戏服销量自然好不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走上服装行业的村民意外接到了一个大品牌的“寿衣外包”订单，为了糊口，几人决定接了再说。却没想到，比起戏服，寿衣才是市场更大的“刚需”，于是，六道口的订单越来越多，这个最初只有4个人，因为害怕“封建迷信”只敢偷偷做的生意，越来越大。从4个人到一个厂，从全村人到周边村，“六道口”三个字很快成为寿衣行业的招牌之一。到了2000年初，这个全村不过7、8000人的地方，超过2000人从事寿衣行业，400余家个体户诞生了30多个寿衣品牌，而这件“晦气”的寿衣，一年销售额可以超过1.5亿。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北方，尤其是京津冀一代，很难有寿衣店和六道口村没关系——要么货源从那来，要么老板是从那来，可见其在行业里的影响力。曾有媒体走访六道口村，人们介绍说，最初的寿衣设计很像恐怖片里“僵尸”的衣服：蓝黑色的清代官服，盘着闪闪发光的金龙。不用说也知道，这种设计很快被市场“嫌弃”，于是，村民们迅速转换思路，先后尝试了唐装、中山装和现代装的设计，效果果然很好，尤其在唐装流行的那几年，卖得最好的就是唐装款寿衣，有人甚至会指定材料，要求用羊绒、丝绸或自己寄过来材料定制，如此不计成本，只为一件事：让亲人走的时候能够足够体面，足够美好。最初的寿衣“一看就是寿衣”，现在，寿衣越来越像普通衣服了。观察身边也发现，不少人会在亲人离世的时候给对方穿上平时最爱的衣服，或直接去商场买套大一号的套装作为寿衣，专程买寿衣的人的确少了。
对寿衣经营者来说，这当然不是好事，六道口村的从业者告诉媒体，这两年，一套寿衣的批发利润已经从10年前的几十元缩减到了几元钱，随着行业越来越规范和透明，“暴利寿衣”、“天价寿衣”早已没了市场，尤其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货比三家再容易不过了。
市场提出挑战，从业者就应战，今天的六道口村依然是中国寿衣第一村，不过很多人已经开始升级和转型——有的专攻寿衣领域，通过原创设计、原创品牌等方式试探更“高级”的打法，有的则以寿衣为切入点，从寿衣销售、入殓、丧礼承办流程入手，开创葬礼的一条龙服务体系。还记得“宇宙中心”曹县吗？提起殡葬业，曹县至少是整个亚洲的“中心”。其实，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2021年意外走红网络之前，就已经通过殡葬业，用20年时间开创了自己的“中国故事”。曹县的历史大约有1700多年，这里曾是商汤都城的选址之处，也被称为“华夏第一都”，诞生了庄周、吴起、黄巢、伊尹等名将英才，更是老牌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很长时间里，这里经济落后，想发展经济也没找到依托点，因为这里似乎没什么可作为经济发展的特产，就连植物都以泡桐居多，这种树长得快，也因此密度低、强度弱、脆到无法打家具，只能当柴烧。不过，2020年，曹县GDP总量达463.8亿元，居菏泽市第一，2021年，曹县GDP总量突破529亿元，不仅再次位列菏泽各县之首，还跻身鲁南经济圈各县市的第3位。曹县的经济“翻身”仗，靠的不是别的，就是这棵泡桐。
泡桐树
1970年代左右，日本老龄化不断加剧，死亡人数也逐年增加，仅2021年，日本死亡人数就超过145万，创下国内战后最高值。同时，日本的丧葬习俗是把遗体和棺木一起火化，在他们看来，人的死亡和樱花的凋零一样，是无比重要的时刻，人要体面，棺木也是如此。崇尚工匠精神的日本，对棺材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要求：设计必须美观，最好用白色、原木色、黑色等纯色，再绘制樱花等日式图案；做工要好，严丝合缝，搬动不能有声音；最重要的是，要轻便易燃，能快速完成火化。设计、做工、材料，方方面面的高要求，加上日本紧缺的自然资源、市场需求的连年上升，一口优质棺材的价格有时高达数百万日元，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承担，但对很多老人来说，传统的火葬仪式与一口优质的棺材事关最后的尊严。巧合的是，日本人对棺材的所有理想，在曹县都可以实现。作为“泡桐之乡”，曹县这种树不适合打家具，却符合日式棺材轻便、易烧的要求，就这样，奇妙的产业链形成了。2000年左右，来自日本的商人到曹县考察，通过购买泡桐的方式给曹县发了“第一笔订单”，很快，曹县在棺材制作上发现了自己的第二张“王牌”：雕刻师傅。
早在2009年，曹县木雕就入选中国非遗名录，这里也不乏手艺出众的雕刻师傅，加上产业集中，形成了专业人才的聚集作用，导致雕刻成本和日本相比十分低廉。于是，曹县人民在木材加工之外，开始承包雕刻的制作。渐渐的，原材料和雕刻工艺都能做了，曹县人就开始接全流程的订单，开始了为日本人定制棺材的道路。今天，走进曹县棺材工厂就会看到，这里不仅能完成木材晾晒、制作、包装等十几道工序，就连棺木所需的200多个配件也能全部完成，曾有媒体走访工厂，发现车间工人的指甲都干净圆润，不会在棺材上留下任何划痕和污渍。这不仅是为了符合出口质量，也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好工艺、低价格，曹县很快拿下了国内棺材市场80%、日本市场90%的份额，规模化的大厂平均每月出口3万多副棺木到日本。努力带来回报，2018年开始，曹县连续拿下淘宝“全网销售百强县”称号，成为仅次于浙江义乌的全国第二大淘宝村集群。现在，曹县更是全国木制品跨境贸易第一县，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从事棺木行业的企业共有2333家，山东省从事棺材行业的企业共47家，其中具备进出口信用的共6家，占全国具备进出口信用棺材企业的25%，排所有省份之首。而在曹县，从事木材加工行业的人差不多有30万，网店130多家，全县超过2500家、5000多个体户，总年产值破500亿元，除了日本，美国、英国、西班牙都是曹县的市场。在日本人看来，给逝者最好的礼物就是一口完美的棺材，却没想到，这个梦想实现在了遥远的曹县。2017年，东京电视台《不可思议的世界》节目组专程前往曹县，带日本人民观看自己“灵魂最后的归处”。影片《人生大事》里说，每个让死者体面离开的人，都是“种星星的人”。的确，死亡无法轻松，与死亡有关的产业依然能保持美感和仪式感，不管是六道口村还是曹县，他们数十年的发展，既是中国制造的小小缩影，也足以引起我们对死亡、对生命的新的思考。注：本文素材、图片来自：新华社、新京报媒体报道以及网络公开资料。图片贡献∶见文中标注以及《人生大事》官方 新华社 新京报等hewenxia@modernmedia.com.cn更多City的内容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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