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特稿 | 沈祖伦：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

2020年9月27日，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应约赴绍兴柯桥，与40多年前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的农村基层干部见面。

当50多位老人喜迎老省长到来时，他们不知道，老省长此行来之不易。头天摔了一跤，疼痛得说不出话，被紧急送医院抢救，医生让他住院，他坚拒。柯桥的基层老干部知道他要去，已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他觉得不能爽约。

“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老友杜润生的话，他深以为然。他一生农民情结很深，从政半个多世纪，一直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与农民血脉相连。他说：“对农民的感情成了我人生的思想政治基础。”

沈祖伦近照

“靠作风吃饭”

沈祖伦，宁波人，1931年生，解放战争期间在浙东打游击，1948年入党，上世纪50年代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秘书，1976年至1982年任绍兴县（市）委领导、嘉兴地委副书记，1983年至1985年任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1987年任代省长，1988年任省长，1991年至1993年，不再当省长，只任省委副书记。1993年至2004年，任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离休。

一群八九十岁的基层干部因要与40多年前的老领导见面，激动得睡不着，实在是因感情太深，而最使他们敬重的是，老领导亲民爱民崇实廉洁的良好作风。

沈祖伦1977年任绍兴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在绍兴，人们都亲切地称他“生产大队长”，何也？他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农民能干的活他能干；许多农民不会干的活他也会干，譬如为母牛接生、盖茅草房，甚至连木匠、箍桶等技术活也能干。下乡蹲点吃住在农家，晚上老鼠操练他能睡，猪圈旁他也能睡。他是一个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农民和基层干部都服他。

2020年与绍兴基层干部的聚会，很多人谈到老省长给绍兴留下的良好的作风：靠作风吃饭，靠坚持注重民生，崇尚实际的传统。他以身作则，带动乡镇班子，形成了良好的作风和传统。

记忆中的吉光片羽无不闪耀着老省长人性的光辉。

原绍兴县水利水电局局长葛行善记得，围垦海涂，沈祖伦一次次和农民一起挑土，120多斤的担子健步如飞，一干就是半天，然后和大家一起在海涂上吃饭。他号召农村积肥，和农民一起赤膊跳进齐腰深的河港里捞水草，秋天天凉，大家劝他别下，他说：“你们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

在绍兴期间，他要求机关干部70%时间在基层，30%在机关办公。遇到自然灾害，他更是要求70%的机关干部必须在第一线。

葛行善说，绍兴干部爱说“靠作风吃饭”，这种良好的作风就是由老省长带头并一代代传下来的。他在绍兴任职4年，不住宾馆招待所，一直住办公室。但他平时很少待在办公室，一直在基层跑，许多问题都是现场解决的。

原绍兴县政协主席朱志飞说，沈祖伦联系钱清、陶堰、城南三区，三个区领导既爱他又怕他，越是休息日，越不敢离岗，因为他随时会来，来也从不事先通知。

沈祖伦对作风的重视是受老一辈领导人的影响。他曾多次讲起一件事：一次，他随江华、林乎加等省领导乘火车下乡，因临时决定，上车后没座位，后终于给省委书记弄到一个座位，他又找车长，车长让出自己的座位给林乎加，但是林乎加却坚决不坐，一直站到下车。

沈祖伦吃饭与干部一样排队买饭，拒绝食堂单独为他准备，他认为，吃饭时是他与干部接触的最好机会，这一作风一直延续到当省长以及离休后。

沈祖伦公私分明。有一年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县里送了他几条鱼，他不收。回家经萧山时却让司机绕道农贸市场想买几条鱼做年货，但菜场里已空无一人，只好空着两手回家。

一次，海涂围垦指挥部把在海涂上种的花生送了一些给他，他却拿到机关食堂让大家吃。

原绍兴县副县长单燕玉说，沈祖伦担任省长后，她为围垦海涂去找他寻求支持，他批了3000万元。不久他到围垦地调研，临走前她在围垦地里摘了几个西瓜放到车子后备厢里，谁知不久她就收到他寄回的30元钱，并附言：“单燕玉同志，这种不经过我同意的事以后不要再做了，寄上西瓜钱30元。”

原柯岩公社书记马张林说：沈祖伦下乡从不事先通知。一次他突然来柯岩，区里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马张林，让其安排午饭，但告诫不许上好菜，更不能上酒，饭费沈祖伦自己会付。一次来不及付饭费，沈祖伦回去后把钱和粮票寄回。

他对基层干部和农民很关心。一次，围垦海涂时葛行善腰部受伤，晚上疼得睡不着。凌晨3点，忽然有人敲门，对方说是沈书记让其送来云南白药，这使他很感动。

谈起老省长的亲民爱民，章生建感动得落泪。一次，他陪老省长到地处山区的高阳村，该村一农民患脉管炎因病致贫，沈祖伦知道一个偏方，一周后让司机专程送来一大包草药，嘱其转患病农民。

常山县曾是准贫困县，上世纪90年代，该县领导希望能戴上贫困县的帽子以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沈祖伦和该县领导分析戴不戴帽的利弊，指出戴帽易产生等靠要思想。他建议：常山有油茶，有胡柚，何不在油茶地里套种胡柚，把胡柚发展成特色产品？常山县接受他的建议，常山胡柚由此起步，期间他批了200万元予以支持。陈艳华等后任县委书记继续抓胡柚，并在胡柚品种和质量上下功夫，后又在加工和营销上下大力气，胡柚终于发展起来。一次，胡柚熟时，陈艳华带了一袋胡柚去看望省长，遭其拒绝。看着这大小不一的胡柚，老省长说：“种得好还要卖得好，这样的包装，能卖出好价钱吗？你们要好好包装！”常山胡柚在他和常山历届领导的关心下，成为当地的一大产业，常山因此找到了致富的路。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富起来了，省长笑了。

沈祖伦近照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张仁寿教授说：沈祖伦老省长担任浙江省领导10年、任省长近4年，思想解放，亲民爱民，工作务实，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了如指掌，对浙江老百姓治穷致富的内心渴望和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感同身受。在浙江1983年到1993年的10年改革开放时期，他为浙江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以温台地区为先行者的民营经济的迅猛崛起，为积极实施中央提出的沿海发展战略，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浙江农村改革初期，由于省个别领导的原因，温州等地搞包产到户曾被制止，省里还专门派副省长袁芳烈去温州金乡镇“纠正错误”。袁芳烈务实正直，对农民有深厚感情，他调查后认为，金乡搞包产到户没错，不但不制止，反而表态支持。后王芳、薛驹主政浙江，包产到户才在全省推开。

沈祖伦是浙江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和指挥者，他思想敏锐深邃，行动坚决果断，毅然冲破桎梏，成为率先改革的先锋。他认为，包产到户只是突破口，浙江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走市场取向的道路。

1976年，沈祖伦到绍兴县任职，当时的浙江农村非常贫困，鱼米之乡的绍兴县，1977年人均年收入才84元，这使他心情沉重。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浙江这个当时人均不到7分地的省份，如何造福民众？仅仅靠包产到户无法使农民致富。沈祖伦认为，必须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辟新的领域。他根据实际情况，很快把工作重点转到发展商品经济上，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养蚕、养鱼、养羊，进而发展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建设市场搞活流通。他的这些举措实际上开启了农村第二大战略部署，他是浙江市场取向改革之路的谋划者指挥者，而正是这条路才使浙江很快走在全国改革前列。

原绍兴县（现柯桥区）是浙江省最早进入全国经济百强县前十的县，而该县的经济基础便是沈祖伦在该县任职时打下的。

原柯岩公社书记马张林回忆说，1978年是绍兴经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年，这一年，沈祖伦带领130多个区乡书记到湖南、江苏考察农业和乡镇企业，回来后开了两天会，决定把全县工作重点从单纯的农业转向同时发展乡镇企业。但因当时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还严重束缚着干部的思想，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发展农业是正业，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务正业，怕犯错误不敢放手干。沈祖伦在大会上号召：“你们放开手脚大胆干，出了事由我负责，我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

原东浦镇工业助理章生建说，在沈祖伦的号召下，该镇办了砖瓦厂，当时农房建设急需砖瓦，但因缺资金、水泥、木材，生产不出产品。沈祖伦到该镇了解情况后，当即拍板为他们解决资金和材料，使砖瓦厂生产得以正常。东浦原是农业大镇，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很快进入全县十强乡镇行列。沈祖伦当省长后，还关心乡镇企业发展。1989年，国家宏观调控，东浦资金紧缺，虽然产品供不应求，却生产不出产品来，此时章生建已担任镇长，焦急万分。一天，沈祖伦省长突然到东浦调研，一整天跑了好多乡镇企业，至晚方归。次日一早他带着省财政厅厅长和几家银行行长又赶来，当场为该镇几家主要企业每家解决50万元贷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沈祖伦号召各区社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绍兴是水乡、桥乡、酒乡，他说：绍兴有酿酒的传统，鉴湖水好，鉴湖水加大米就等于酒，你们可以办酒厂啊！在他的鼓动下，绍兴县一下子冒出50多家酒厂。柯岩公社也办了酒厂，第一年就赚了2万元。后来又在沈祖伦的支持下办起了轻纺市场。

原义乌商城集团董事长陈勇说：“浙江能成为市场大省，老省长是最大的功臣！”

陈勇说，上世纪80年代，义乌出现了一条马路市场，因交易繁忙导致马路被堵，沈祖伦到义乌调研后表示，既然有需求，就应鼓励发展市场。义乌市场由此发展起来。1989年，义乌迫切需要建第三代市场。但土地控制极严，审批手续繁琐，要几年才能批下来，义乌等不起。义乌领导想起沈祖伦考察义乌时说过：“义乌市场发展有需要可以来找我。”这年6月，义乌工商局的局长就到省政府去找他。

“也是巧，他们在楼道就遇见省长了，省长把他们让进办公室，看了报告，当即就批示让相关厅局支持。此后土地很快就批下来了，义乌市场赢得了发展先机，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如果那天没遇见省长，建市场的土地不知猴年马月能批下，义乌的发展很可能失去机遇。义乌人都说，老省长是对义乌最有贡献的领导。”陈勇感慨地说。

绍兴的中国轻纺城何尝不是如此呢？

单燕玉说，绍兴人都说，没有沈祖伦省长就没有中国轻纺城，轻纺城从棚屋市场发展到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凝聚了老省长的大量心血。轻纺市场开头是作为绍兴县政府一年办十件实事之一创办起来的，规模很小。那时沈祖伦已出任省长，他来绍兴调研时说：你们要向义乌小商品市场学习，就要把轻纺城办好办大，要不断扩大规模。他担任省长后常来绍兴，关心轻纺城发展，提供经济信息，和县领导、企业家商量如何做大做强轻纺城，从政策上、资金上支持办好轻纺市场。轻纺城要发展，就必须打开出口渠道。可是当时县里没有出口权。沈祖伦在调研中发现，当时工农业总产值已达50亿元的绍兴，出口产值只有3000万元，这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召集各厅局听取钱宝荣县长的汇报，还派省外贸厅厅长到绍兴帮助解决外贸问题，一边向中央争取县级出口权，轻纺产品的出口渠道因此打开。后来轻纺城每年召开两次轻纺产品国际商品交易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生意越做越大，柯桥轻纺城也发展成中国轻纺城，成为全球最大、成交额最高、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专业批发市场。

沈祖伦和当时外贸部副部长李岚清一起，积极倡导全国外贸体制改革。李岚清曾开玩笑同他说：“外贸改革，你我是始作俑者。”浙江原来没有外贸权，产品出口要通过有出口权的省市口岸收购。经过外贸改革，浙江为全省大部分县市争取到出口权。

沈祖伦还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主从事外贸，鼓励直接操作外贸的骨干在企业持股。浙江发展了一大批民营外贸企业。1998年，他进而提出应允许国有外贸企业人员个人入股。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浙江外贸的发展，使浙江的外向型经济得到超常规发展，浙江也因此成为外贸大省。

沈祖伦作风务实，开会不喜欢作长篇报告，厌恶空话，拒绝形式主义，在他主导下，浙江出台了许多适合实际的政策，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譬如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经济学家吴敬琏称赞：“浙江因敢于改革集体企业产权制度而使浙江乡镇企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超过江苏。后来江苏学浙江，大力进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很快扭转后进局面。”

沈祖伦对民营企业非常支持。浙江新昌的三花集团有“全球制冷空调控制部件王国”之誉。1993年，三花开始股改时放不开手脚，初定人人持股。沈祖伦到三花视察时明确表态：支持股改，但不该人人有股，而应由经营管理的核心层一起控股，经营者应是大股东。沈祖伦的意见为集团董事局主席张道才指明了股改思路，三花买断小股东股份，持股人向核心职工——科技人员、经营人员、管理人员聚集。这种配股思路和原则一直延续到三花上市，其中科技人员尤其被重视，为了留住人才而进行人才配股，科技人员持股甚至高于高层管理者。

老省长十分关心股份合作制经济发源地台州的改革发展。2000年，当时的浙江日报记者黄保才和原《改革月报》记者张弦一起深入采访调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台州股份合作制在裂变》的报道，老省长看到了，意犹未尽，专门约两位记者到他办公室聊了半天，详细了解情况。

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禀赋不理想，国家投入少，改革开放前经济增幅低于全国。从1978年起，浙江经济增幅攀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全国第12位和第16位很快就分别跃升到第四位。浙江改革有声有色，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改革集体、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经济高速发展，使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的主体。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部消灭贫困县的省。后来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称赞：“沈祖伦对民营经济发展有贡献。”

沈祖伦近照

“外婆家”

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头，这是沈祖伦一贯的作风。他工作务实，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有灾情发生，他都会置身险境，在第一线指挥。

上世纪80年代末，兰溪发生严重洪灾，洪水冲决堤岸，淹没庄稼，淹没村庄，人民群众处在危难中。沈祖伦寝食难安，决定亲赴灾区，指挥抗灾。省政府办公厅从安全考虑，以洪水冲断公路为由，劝说他不要冒险。

“联系空军，乘直升机去！”沈祖伦斩钉截铁地说。

但是，鉴于气象条件恶劣，直升机无法起飞。

“开卡车去！无论如何我要去兰溪！”他坚持，办公厅只好同意。

浙江日报记者迟全华随同采访。迟全华是一位优秀记者，多年跟随省长，他对省长的务实作风，亲民爱民情怀感受极深，也很敬重省长。

到兰溪的次日，沈祖伦坚持要亲赴被洪水围困的村庄看望受灾群众，参与救灾的部队只好冒险安排冲锋舟送他进村。尽管开冲锋舟的战士非常小心，但险情还是发生了：冲锋舟在洪水中倾覆，省长落入激流中……

“快！快救省长！”冲锋舟倾覆的瞬间，迟全华心急如焚。

“在水中，我满脑子都是救省长，当我蹿出水面四处张望时，却见省长已露出水面，正在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朝他游过去，他看到我，笑了，说‘你的水性不错啊’。”此时战士们都游过来，簇拥着省长上岸。

“你去告诉部队首长，就说我讲的，不要批评或处分开冲锋舟的战士。”细心的省长特意叮嘱迟全华。

“我担任跟随省长的专职记者多年，他的故事有一箩筐，只是不知从何说起。只有三个字：好省长！”迟全华说。

“好省长”！这是浙江干部群众的心声。

新昌县镜屏乡外婆坑村村民提起好省长更是感激涕零。为了这份感激，他们为省长立了一块碑，然而，却在省长的劝说下拆掉了。

沈祖伦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很深。早年他参加游击队和当地下党政治交通员时，常得到农民的掩护，文革前在农村蹲点3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农民有更深的感情，对农村有深入了解，这也使他后来主持全省工作时，能时时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次，他到新昌调研，了解到该县有个“光棍村”，全村耕地仅27亩，82户人家却有35个光棍，人均年收入只有96元。

这个村就是外婆坑村。

从政以来，沈祖伦关心民瘼。外婆坑村的现状很使他不安，他决定亲自去调研。

1991年11月15日，他第一次去外婆坑村，并嘱咐不要通知村里。

徒步去该村的经历使沈祖伦感受极深，这是一条怎样艰难的路啊！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外婆坑村与外界只有一条悬崖峭壁上能让人放两只脚走进去的小路。邮递员的自行车要背着进去。”稍有不慎就会跌落崖底，交通阻塞无疑是导致该村贫穷的主因。

“要致富，先修路！”省长为这个穷村指明了出路。

可修路缺资金，村支书林金仁说：“省长你只要给我5万元，我就能开工修路！”

资金落实后，该村村民勠力同心，2个月修通了一条简易的通村路。

1992年1月25日，沈祖伦二进外婆坑村。路算通了，还只能徒步，沿途8座木桥，连拖拉机都不能过。要使穷村变富，起码得建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

沈祖伦与县市有关部门商量，进一步落实资金，将这条简易的路扩建成能通汽车的公路。

那天临别，他深情地向村民表示：“今后，外婆坑村就是我外婆家，我会经常来的！”

1992年8月18日，外婆坑村通村公路全线贯通，当沈祖伦再赴“外婆家”亲自为通车典礼剪彩时，一些村民激动得落泪了。

此后，他践诺一次次回“外婆家”，鼓励村民种茶叶，发展旅游业，办农家乐……外婆坑村渐渐富起来，35个光棍有34个娶上了云贵川来的少数民族姑娘，这些穿着民族服装的姑娘能歌善舞，还专门成立了民族歌舞团，为游客表演歌舞节目，旅游业渐次兴盛，昔日光棍村成了“江南第一民族村”，甚至吸引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村民年人均收入跃升到4万多元。

2019年，外婆坑村村民再次联名给老省长写信，邀请他回“外婆家”探亲。89岁的老省长不顾来回7个多小时的旅途劳顿，欣然赶赴山村，这已经是他第九次到外婆坑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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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意见的模范

老省长刚正不阿，敢讲真话，不讲官话、套话、空话、假话，总以真面目示人。他称自己有点理想主义，喜欢直言，常向中央提意见和建议。

他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十年全国政协常委，每次两会前都会认真调查研究，写出提案。特别是不当省长后，他更把精力放在为全省为国家建言献策上。同时，他非常注重学习，善于学习，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前夕，他写出了《对新中国七十年实践的思考》《亲历者的思考——庆贺建党100周年》等饱含他毕生经验的文章，把自己思考的精华记录下来并自费印制赠送友人。

1998年3月5日，他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以个人名义递交《关于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强制招标制度的提案》。

事情的缘起是，他听说浙江世贸中心要进口80多台电梯，如招标可节省15%，可是我国的政府采购一直没有实行招投标。发达国家都实行招投标，我国为什么不采用？他开始调查。他发现，国家财政每年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是一个庞大的数据，这笔资金中近一半用来购买设备，据统计，设备通过招投标每年可节省大量资金和外汇。他立即在全国政协上提案建议就此立法，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强制招标制度。他在提案中说：把竞争和监督机制引入政府采购行为，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能有效防止腐败。我国政府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的配置基本采取领导审批的方法配置，随意，不透明，缺乏监督，导致回扣风、人情风等黑幕交易，易滋生腐败。他还专门就此给朱镕基写信，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最后这一提案被采纳，并被政协评为优秀提案，获得李瑞环表扬：“你是模范！”沈祖伦回答：“我是提意见的模范。”2017年财政部统计，这个提案已累计为国家节约几万亿元。2019年，这个提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个优秀提案之一。

确实，他经常给中央提各种利国利民的意见和建议。

1999到2003年，全国农民收入连续5年增长缓慢，半数农民收入下降或徘徊，农民种粮积极性锐减，导致全国粮价波动，这使沈祖伦深感忧虑。如何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他想到了农业税。

他是较早就考虑到应该取消农业税的官员之一，并在浙江首先免征屠宰税。

2003年10月，沈祖伦致信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了支持农村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温家宝当即作了批示。

当年12月3日，他再次致信胡锦涛、温家宝，建议停征农业税。

这两封信对推动此后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全国停征农业税等政策的出台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千百年来，农业税是皇粮国税，政府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天经地义，历朝历代，哪有农民不纳农业税的道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更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沈祖伦认为：在国家工业已取得相当成就的今天，应该适时考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他建议在两到三年内全面停征农业税，也让乡镇干部从繁重的税费征收工作中解脱出来。

他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大讲反哺农业的重要性。他调查研究：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民都不交农业税。不但不交，国家反而补贴农民，鼓励农民发展农业。他认为，停征农业税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意义。分管农业的回良玉副总理曾专门来浙江征求他的意见。他又一次写信给胡锦涛和温家宝。

2004年，国家终于宣布取消农业税，这是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

而今的老省长，舍弃省里为他安排的大房子，辞去了秘书，捐掉所有字画，立下遗嘱，身后所有财产捐献社会，他于2016年搬进随园嘉树养老院，开始平民化的养老生活。他在《九十述怀》中说：“我九十岁了。总算没有白活，我为老百姓做了一点事。抚今思昔，我心安理得，无怨无悔！”

沈祖伦书法作品

（作者：叶辉，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