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新挑战（I）

韩礼德 著
丁建新2 张丹霞3 李冠华4 杨江山5 等译

【摘要】《新的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新挑战》是韩礼德在 1990 年第九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同年出版于《应用语言学期刊》第六卷第 7 至 36 页。韩礼德回顾了历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主题的变化，引入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这一新兴议题，他指出语法很难被规划，由此过渡到了对语言进化过程的探讨。在他看来，语言同时扮演三个角色：现实的一部分、现实的塑造者以及现实的隐喻。而应用语言学的任务是解释语法构建现实的方式，即语法如何进化为人类用以构建经验的资源。在分析了语言规划、科学话语语域、语言与偏见等领域所面临的语言困境后，他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都是语言的问题。他主张人类应当反思语言构建世界的方式，来应对诸如阶级主义、增长主义等威胁。该译文是《新的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的新挑战》系列译文之一。

 【关键词】韩礼德；意义方式；应用语言学；语言

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I)

M.A.K. Halliday (Author) 

Ding Jianxin2 Zhang Danxia3 Li Guanhua4 Yang Jiangshan5(Translators)

【Abstract】“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is apaper presented by M.A.K. Halliday on the Ninth World Congress in 1990 and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ixth volume of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p. 7-36) in the same year. Having reviewed the changes in the themes of previous congresses, Halliday started with one major concer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namely,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s grammar is not a designed system, he then illustrate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From his point of view, language is a part of reality, a shaper of reality, and a metaphor for reality. The task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is to interpret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at is, how language evolved as the resource whereby human beings construe experience. Halliday therefore discussed theproblematic language in several spheres, including language planning, the register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language and prejudice. He pointed out that such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re also linguistic ones. He ended up with urging human beings reflect on the way that language construes the world, in order to cope with menaces such as classicism and growthism.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Key words】Halliday; Ways of Mea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1984 年，弗朗西斯科·戈梅斯·德马托斯（Francisco Gomes de Matos）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言时，回顾了历届大会，并评估了应用语言学在 20 年成熟之路上取得的进展。他提到了 1964 年在法国南锡（Nancy）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指出当年组织者对举办应用语言学专题研讨会持怀疑态度。1我重读伯纳德·鲍狄埃（Bernard Pottier）和居伊·布尔坎（Guy Bourquin）所写的南锡会议论文集前言后，对他们选择将“语义信息”作为第一届大会的主题感到震撼：

 “语言学与机器翻译中的语义信息”带着些许迟疑，他们又加上外语教学这一主题：

 “我们……把现代语言教学主题加入到原先的主题中，是一次大胆开拓……”他们解释道，这就是为何该论文集似乎缺乏统一性：

 “这本论文集的内容显然不连贯。”2这一情形随后发生了变化。在 1987 年于悉尼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提交大会审议的 548 篇论文中约有一半与第二语言教学方面有关；而南锡会议的“初始主题”几乎没有得到体现。南锡会议之后不久，机器翻译基本上在西欧和北美的学术界消失了；其间，“语义信息”也被调整到了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这些领域也有自己的国际论坛和活动。因此，我们应努力重组新的框架。在这一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广义上的教育语言学的萌芽。尽管在特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神经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增强，但教育语言学仍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 还没有达到与临床语言学相媲美的阶段。3 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与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应用语言学名义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我们仍未真正到达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视角。我说“超学科”而非“交叉学科”或“多学科”（“inter-”or“multi-”disciplinary），因为在我看来，后者意味着人们仍将学科作为智力活动的中心，并在学科之间建立桥梁或将其组成集合；但是，真正的办法是创造新的活动形式以取代它们，而这些活动是主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 

学科由其内容定义，即何为其研究对象。例如，对生命形式的研究构成了生物学，随着其领域不断细化，这些学科又被分门别类：首先是生物学，然后是动物学，再然后是无脊椎动物学、昆虫学等等。相反，主题却并非由内容定义，而是由切入点、视角或观点定义。就主题而言，在欧洲学术界最早出现的可能是数学。我系统地测量事物时，就是在做数学，且测量什么并不重要。数学的“内容”并不存在于物质世界中，而是由数学自身的活动创造，由数字、平方根和三角形等理想对象（ideal objects）组成。十九世纪时，历史变成了一个主题，其形式是进化，即所有现象都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研究。到了二十世纪，与之相对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主题出现了，这种视角与进化互补，研究现象的组织和结合方式。引用梅耶（Meillet）的名言来说，这让我们把语言理解为“一个一应俱全的系统”， 而该观点遭到弗斯（Firth）强烈反对。4有时，主题出现了，但还没有确定的名称，就像控制论（cybernetics）所研究的被视作循环的、自我调控系统的现象，或者像最近的支序分类学（cladistics），它从现象变化方式的角度切入研究，无论这种变化方式是进化、生长还是个体化。（也许这些名字之所以没有沿用，是因为它们的希腊词源并不广为人知？——我不得不自己查 κλάδος（分支）这个希腊词，发现其意为“一段幼枝或折下的新枝”，尤指橄榄树的一段小枝条）。在我看来，对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说，这半个世纪里出现的最重要的主题是符号学（semiotics），它从意义的角度研究一切现象，因此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用这种方法研究一切被视作信息的事物。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认可符号学这一术语暗含的因果关系，而我本人也不认同对意义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某个符号理论之上，但是当人们试图采用某种视角研究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人类活动时，符号学可以使这一视角更为清晰。

 我们早已认识到，像外语教学这样的活动所涉及的内容比任何一门学科所涉及的内容都要多，至少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这样看来，我们的学术课程一直都涵盖了多个学科，比如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的课程，以及其他教育系统中同等学位的课程。我并不是说这些学位可以由单一主题来支撑，就像它们不可以由单一学科来支撑一样，因为这些学科太过复杂多样，无法单独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研究。不过，我认为，今后这些活动将从不同主题互补和不同学科成果的总和中获益。作为语言教师，相比于把语言学的一部分与心理学、社会学各自的一部分结合起来，我们的实践更需要用互补的视角来看待两个互相矛盾的主题，即“学习”主题和“意义”主题。对于一个青少年或成年人来说，如果他不是在多语环境中长大，学习一门外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两种语言处理模式之间存在着实际矛盾：一种是学习语言以备将来之需，另一种是为使用语言而学习，所以这类人无法同时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表意”。这种矛盾教师也无法解决，只能设法将其从限制转化为条件，以促进甚至强制实现学习过程。

 应用语言学当前重点关注的另一个活动是语言政策与规划，从这一活动涉及的多种主题来看，其复杂性不亚于语言教学。我不清楚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在哪次大会上首次独立作为分议题出现的。不过，在布鲁塞尔的会议记录中，该分议题下已有 31 篇论文，且许多其他分议题的论文也提及了语言规划。并且，我们从开始就在该领域设立了一个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ssion）。语言规划是一系列复杂活动的集合，涉及两个差异巨大且潜在矛盾的主题：一个是“意义”，是我们所有语言活动的共同点，也是其他符号学研究的共同点；另一个主题是“设计”。如果我们从设计系统和进化系统之间的明显差别出发，那么语言规划意味着将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引入到一个自然进化的系统（即语言）中。这必然是一项高度复杂、棘手的任务。

 大部分语言规划活动是制度化的而非系统化的，即与所规划语言的形式无关，而与其和使用者间的关系有关。5 规划的主要问题是：在言语社区中使用什么语言、用于什么目的、如何确保社区中的人获得想要的语言。语言规划的这个方面涉及制定政策，确保政策得到采纳以及为保障政策实施做好准备（主要是教育资源上的准备）。反过来，这些措施也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提供了制度环境，也为母语教学工作提供了同样的环境，以达到语言维护和读写本族语的目的。

 这些措施也为系统性的语言规划提供了环境，这些规划的目的是设计语言本身，以扩大其意义潜势。通常，要开发一种语言用于新语域，即新功能语境时，这种规划就会开展。一直以来，扩大词汇．．资源都是主攻方向，其规划包括制定创造新术语的原则，并应用这些原则，以便在由语场或学科定义的特定语域中建立系统的技术性分类法。马伊纳（S.J. Maina）是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委员会（the Kiswahili Council of Tanzania）的成员，他认为斯瓦希里语发展计划就是个例子。6他在讨论丰富斯瓦希里语的表达时指出：“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有针对性的，专门为了丰富斯瓦希里语术语”。他提到了“通常”用于丰富语言术语的三个主要过程，即复合、派生和借用，并从斯瓦希里语中举例说明这三个过程，详述所使用的复合和派生的类型以及借用词的来源。这项工作的政策背景是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马伊纳指出，“如今，在中学采用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是大势所趋”。

 马伊纳也留意到了一些反对的意见，主要针对分类关系不明确的新术语，例如被提议用来表示“水生”（hydrophily）、“水生植物”（hydrophyte）和“向水性”（hydrotropism）的词语没有与“水”（hydro-）这个词根对应的成分。也有些意见针对复合词带来的一些困难，因为“它们的语义负载量很大”，但并不让人感觉它们是单词，不过“高频率使用这些词汇有望让使用者少关注单词的成分，接受这些单词是单独的词汇单位”。

 我们如果转而关注语法，就会发现语言规划对于语法发展投入甚少，仅在涉及新词汇产生的语法过程中有所投入，以进行一些微调。语言规划部门并非忽视语法，该部门将大量精力用在了语言标准化及纠正语言错误上，而不是建立新的语法结构。这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发展新的语法？或者：为什么不发展新的语法？为什么丰富一种语言并不等同于丰富其语法？答案或是没必要，或是不可能，抑或是两种原因皆有，比如发展语法有必要，其难度却又令人却步。

 我们说语法没有得到规划，意思是语法在演化过程中，没有受到外界干预，而不是没有语法上的变化。语法自然是有变化的。在语言发展迅速的国家，人们常抱怨报纸的语言不够地道，读起来像英语，或是其他影响较大的外语，各种语态模式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如被动语态、由等价式即分裂句（cleft）和假分裂句（pseudo-cleft）等变来的小句类型，它们仿照英语中的“主位+述位”和“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调整句中的信息平衡。这些母语者觉得陌生的模式，很难说是借译的，还是该语言自创的，两者之间并无明确界限。由于这些模式的使用语境（如科技、官腔和行政话语）已与英语紧密关联，且其各种语篇功能已于英语语篇中界定，所以无论其形式本身是否与英语句法相似，这些模式看起来多少有些偏英语的陌生感觉，这种“舶来”感来自于其整体语义风格。 

暂且不论追溯这些特定语法变化的根源．．是否可能，单是关于语言演变的基本过程．．就众说纷纭。考虑到人们对此的见解基本是两种观点的修改版，我在此尝试总结这两种经典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有语言都是语义发展的不变产物（不变指除表层外都不变），这种语义发展发生在人类历史早期，决定了语义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内容，对全人类具有普适性。语法表现了事先存在的现实，或该现实事先存在的认知模型，这种表现可以是任意的，也可以是约定俗成的。当然，人们会不断创造出新事物，并给它们命名，如新物体、新制度和新抽象概念等。但是，该观点认为，命名新事物本身并不会扰乱语义环境，所以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新的语法形式，一般都是借用的。该观点明确区分了词汇和语法，认为语法只与概念意义有关，与人际功能无关。该观点认为，丰富一种语言，意味着要创造能在现有使用语境中使用的新术语。我认为拉波夫（Labov）的观点与此非常接近。

 第二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不断进化的，语义系统也包括在内。语言不是在所有时间地点都一样的，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一种文化的物质条件及非物质条件都会在其语言的语法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不是任意的，因为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语言也会随之变化。如此，语言根据环境调整自身，新形式会在需要时出现，不需要从其他地方借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N. Ya. Marr）与同事详细阐述了该观点，以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基础，将语言看作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语言在不同阶段也会发生变化。马尔举了及物性中作格结构的例子，认为其反映了一种人们在理解因果关系之前解释现象的方式。7 更概括地说，该观点认为，语言以人类文化为中介反映现实，因此长远来看，语法会随文化变化的模式而变化，虽然过程非常缓慢、迂回。 

显然，上述两种观点差别很大。但是，其实还存在着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更不同于前两种，是传承自萨丕尔（Sapir）的沃尔夫（Whorf）提出的，与其知识背景截然不同的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和弗斯也提出了这种观点。该观点认为，语言不是被动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创造．．现实。是语法塑造经验，并将我们的感知转化为意义。此处语法是词汇语法意义上的语法，即语法加词汇，且语法与词汇间没有真正区别。物质存在的范畴和概念并非在被语言表达前就“规定”好的，相反，它们是由语言构建．．的，处于物质世界与符号世界的交界。从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词汇意义上来看，语法是一种人类经验理论，也是社会行为准则。8在这两种功能（或元功能）中，语法为我们表现和建立“文化存在”创造潜势。9这种潜势既是赋能的，也是限制性的，即语法使意义成为可能，同时又限制了意义的可能。

我采纳第三种观点：“现实”并不是现成的、等待被赋予意义的，必须由我们主动构建。一方面，语言在构建过程中进化，另一方面，语言又是自身构建的中介。语言不是有基础的上层建筑，而是意识．．和物质．．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也是物质存在与意识存在这两个对立的经验领域之间矛盾的产物。因此，语言能够塑造我们的意识，也能塑造我们的孩子的意识，为他们提供理解和操控周围环境的理论基础。

但是，正是因为语言在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影响下不断进化，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语言赋予意识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语法根据现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构建现实，或许我们称它们为“生产”也不恰当（这点我最后会讨论）。不过，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间、地点会以不同的形式进化．．。语言构建意义的潜势，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语法，随着它们一起进化，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变动不居。 

不过，语法与这些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要理解意义生成过程（即意义构建过程），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但也不是在历史语境中以某种简单关系直接得出。换句话说，语言同时扮演三个角色：现实的一部分、现实的塑造者以及现实的隐喻。所有语言形式（或所有语法）一旦形成，就会参与塑造历史进程，包括那些构成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进程。首先，语言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赋予人类协调物质实践的能力，并构建与之相适的社会关系。其次，语言作为现实的“构建者”，在促使这些形式进化的过程中，既确保其进化，又限制其进化。语言限制了这些形式的进化，因为语法所建立的现实是现行社会经济秩序下的现实，语言也因此趋于保守：事物的“名称”就是．．事物本身。但是，语言又会确保这些形式不断进化，因为语法永远不会是固定的或铁板一块的。语法包含着各种常见矛盾和互补，它们既存在于物质、社会经济领域内．，也存在于物质领域和意识领域相互影响之间．．，语言最初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下产生的。最后，语言作为现实的隐喻，通过多重的分形构造，在其自身内部系统和过程中，同步重演语言施加于所构建现实的各种矛盾和互补。 

因此，虽然所有语言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新名称，但是语言的语义基础在典型条件下变化非常缓慢，斯大林(Stalin)在反驳马尔时将语义基础称为语言的语法系统和基本词汇库。11上述变化的机制必须在系统．．与实例．．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寻找。12但这种变化不是随机的（这一点马尔是对的），而是随其所在文化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语言史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而不是某种神秘的、独自活跃的更替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人类历史上的主要变革也是语言的变革。语法处于语言内部（而不处于任何物质界面），所以能一定程度自行“脱离”外界影响。但是，语法是构建经验的动力，所以符号形式不可能永远与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完全无关。 

人类历史上的哪几次变革看起来对我们所说的符号史也至关重要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定居是第一次这样的变革。人类从四处奔波寻找食物，逐渐转变为在一个地方定居并种植、畜牧。第二次可能是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的“铁器时代”。不过，这两次变革都可以视作同一个复杂过渡阶段的起点和终点。第三次变革则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它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应该加上第四次，即我们所处时代的变革：进入信息时代（尽管我们可能需要从别的一些方面来思考这个时代）。我试着将这些变革视作现实的意义构建方面的变化，而不是从任何西方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看来，这些变革既不是十八世纪“失去人心”的浪漫主义，也不是十九世纪“一切为了更好”的进步主义，更不是二十世纪“什么都不会变”的鸵鸟主义。相反，我们应认识到，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和地理原因，这些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变并非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而只在某些地方、某些族群中发生。这些改变不是必然发生的，相反，它们是一种潜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得到采用。 

我认为，上述历史变革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意义方式的改变。 

（1）随着人类定居，从狩猎和采集转变为畜牧业和农业，书写作为一种新的符号模式出现了。不过，书写的重要性在于与其同步发展的语法。这种语法将事．物．构建为物品，给它们赋值，将它们条目化并列成清单。这个过程由名词词组完成：名词由数量衡量，在不同的层级获得多种性质，并按照类-子类的分类法有序组织。这种语法也将社会关系转化为制度。但是，抽象．．意义的主要来源似乎从人际方面转向了概念方面，例如，从亲缘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转变为经验现象的概括。14在概念方面的内部，该来源则是从过程转变为事物。转向“定居”语义学当然是由语法策谋的，但该转向也由符号上转向书写媒介构成，凭此话语本身成为一种事物，抽象概念（即书写符号及其排列组合）就是将过程转变为事物。然而，我要强调的是，书写不是造成转变的一种原因，毕竟我们讨论的是体现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凭借物质过程和人类意识过程的相互影响，语法构建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的现实，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活动带来产品，人类建造了空间中具有固定位置的物体，这些物体覆盖了经验中的时空流动。注意是“覆盖”，而不是“抹除”，因为定居前的语法仍留存于语言中，不过不再是主要符号模式。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二十世纪末的个人历史：儿童通过学习读写，学会了小学阶段的语法，也学会了其中不同的意义建构，但他们在家和社区使用的语法仍在小学语法的覆盖之下。 

（2）在欧亚大陆铁器时代的古典文化中，语法进一步转变，开始越来越广泛地“物化”现象，于是，一些其他领域的经验，比如那些如今仍被构建为过程类的，就可以构建成事物类的了。随着技巧进化为技术，话语也技术化了：古希腊语、汉语和梵语的语法将过程和属性构建为名词，比如“运动”、“力”、“变化”、“体积”、“线”，还创造了长长的数学名词词组，比如下面这句话，出自古希腊数学家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月球运动时其明暗分界圆直径两端在地球的阴影里走过的圆弧所对的弦……”——以上这些都只是句子的主语。15如果我们继续用教育来打比方，这些就是学生在中学阶段会遇到的意义方式。中学开始传授有技术性的知识，也开始区分学科。 

（3）随后，“学术的进展”带来了“现代化”时代。西方的我们从小就认为自己已处于“现代化”时代。语法通过隐喻的 ．．．变革方式，再次得到重建。这次变革造就了一种语言，如今已用于应用语言学大会，甚至也用于其他各种大会和多种语境。现实已经被重新构建为我们如今熟悉的学术性、官僚性和技术专家掌控的模式，例如：

 “我们追求的是让空军和陆军具备早期主动进攻的能力，以使我方掌控战斗结果”。 

——单纯地说，就是“我们希望率先进攻，以确保获得胜利”。 

若将我们的全部符号史都描绘成一种所谓不断“物化”（thinginess）的过程，就过于简单了。符号史所包含的符号过程非常复杂，导致了具有同质性、互补性和矛盾性的各种特征共存于一体的综合征（syndrome）。而且，无论是否经历过多次变革，每一种语言的语法都是一些符号模式的混合体。欧亚大陆的语言，从大陆一端的日语和汉语，到另一端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即是一种特定的混合体，呈现出复杂的三重风格。这种混合体是语言历史上各种“时刻”层层叠加的结果，在语言历史中，经验也不断为更加抽象和物化的术语所重新构建。 

我希望，我们如今已经不必假装人人都有相似的世界观，从前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免受愚蠢的、带偏见的指责，况且指责我们的人还无法区分“异于”与“优于(劣于)”。这里，应用语言学的任务是解释．．语法构建现实的方式：将语法理论作为一种用于理解语法如何发挥其经验理论作用的元理论，我们称其为“语法学”（grammatics）。这意味着我们既要考虑所有语言中的明显特征，这些特质构成了人类基本经验的结构，又要考虑那些特定人类处境的形式和阶段的特征。 

这项任务很艰巨，往往在议程中遭到排除，因为做起来异常困难，又很容易招致责难。我们试着在两个对立观点间找一个落脚点。一个观点认为：所有语法模式都是随机和任意的，无论是不变的语法模式，还是在不同语言之间或同一语言内部变化的语法模式。语法模式与人们如何构建经验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有不变的或变化的语法模式都直接推动现实的构建。现在，我们对语言和人类系统所知的一切都表明，这两种观点都不可能成立——我们应该预料到，某些类型的语法模式是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类型都相关，有些类型比其他类型关系更密切。有两个标准表明了这一点。一个标准是，如此显著的语义效果不是仅靠单一语法特征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通过综合征来实现。这种综合征是语法不同部分的特征的集合，这些特征通常同时出现，一部分彼此强化，一部分彼此对立，但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一种独特的意义风格。另一个标准是，这些语法特征可能是隐性的，而非显性的，可以在语法的隐型模式中找到，而这些模式通常不在我们意识性注意力的范围内。只有各种语义效力相互作用（大部分隐藏在视野外），才足够让我们把经验构建成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而非其他。 

如果我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不同的构建现实方式显然能够共存，且确实在共存。有些社区现正居于高风险处境，以狩猎采集和非定居文化为意义风格，也有很多人处于定居但是未城市化的农业模式中，而工业化、城市化的语义模式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地区。上述群体并非彼此隔绝，不同的模式正不断混合、互相渗透。我们如果继续像以往一般与社会学和人类学脱节，工作将无法进行。这种脱节在读写理论中的表现是，认为世界上有两类人，即会写字的人和不会写字的人，他们泾渭分明。相反，我们应该设想一个多维空间，人类在这个空间中构建经验，不同群体的人根据不同的物质存在条件先后占据不同的空间区域。 

但是，由于这些物质条件实际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因此工业时代在农业时代之后，反之则不然。此处有一个隐含的等级顺序：定居语法从非定居语法进化而来，反过来同样不成立。因此，上述意义风格的叠层：不同的现实模式在一种语言中共存，一些早期阶段的特征仍存留着，就像早期物质条件的特征仍是全部经验的一部分。（注意，前面提到将意义方式变化类比成个人发展历史，不要被带偏了。一定程度上，儿童可以概括出自己在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时的语义系统发展历史。然而，这种变化属于增长模式，而非进化模式；我们说早期阶段“存留”了下来，又有着完全不同的隐喻意义。）但是，如果不同的现实模式在一种语言中共存，那么如何确保所有用这种语言的群体都采用相同的选择，并根据相同的语义优先级来构建经验？将此提上议程的人是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他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两大社会阶级构建现实的模式显著不同：工人阶级通常选择一种模式，而中产阶级不是选择另一种模式，而是两种模式都用。若这两种模式源自系统进化的不同阶段，则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伯恩斯坦的“限制型语码”是前工业化社会的语言，因为考虑到进化性变化的本质，这将是荒谬的，且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指的是，伯恩斯坦所定义为限制型语码的话语形式（尤其是在概念意义上趋向具体，在人际意义上趋向隐性）构成了一些语义风格。这些语义风格虽然在进化，但是并没有像晚近资本主义的那些人一样，选择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来精心策划如何构建经验。 

摆在伯恩斯坦面前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分歧：一个由阶级支撑的文化却不承认社会有阶级这一现实。所有人都在指责他，质疑他的专业地位。时至今日，那些从未读过伯恩斯坦作品的人在给他扣上“阶级沙文主义者”的帽子。而且，足以令他们羞耻的是，他们会随便（或是用“理所当然”的方式）将一个敢于打破神圣禁忌的学者送上断头台。伯恩斯坦的想法是，假定有一种语法，不同人群可以用不同方式利用该语法的潜势，在同一个系统中以不同的盖然率（probabilitiy）进行选择，因此实际上构建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形式和经验模式。最初，伯恩斯坦非常关切的是要展示这两个群体之一如何始终不受该过程青睐，而这个符号过程也证明是社会中受压迫群体造成自身受现状的基本机制。 

由于我们无法量化“相同或不同”，因此我们认为限制型和精致型语码或说编码倾向，无论构建了两个不同的现实，还是构建了同一个现实的两面，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自己的切入角度。我们要清楚的是，虽然语言系统．．构建了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但系统内的资源配置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有所不同。两种语码中都存在名物化，不过在精致型语码中名物化更抽象、更笼统，而且抽象乘以泛化等于权力。两种语码中都存在语法隐喻，但精致型语码倾向概念化，限制性语码则倾向人际化——概念化隐喻等于权力。精致型语码不仅是书写权力语类所用的语码，还是一种从物质社会现实的部署者的角度构建现实的语码。 

伯恩斯坦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思想，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就是其中之一。她认为，伯恩斯坦正在“灭中产阶级的威风”。然而，伯恩斯坦是在有限的语言数据库基础上得出结论。直到如今，我们组织了大型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和逐句解读两万多个小句（完整样本是其三倍大），才佐证了他的观点。茹凯雅·哈桑（Ruqaiya Hasan）曾研究过母亲与三岁孩子的自然对话，结果表明，在澳大利亚城市社会中，不同家庭的母子对话之间存在系统的、有规律的语义差异，且这种差异受儿童性别和家庭阶层这两个社会因素的影响。 

现在，每个人都认为（好吧，可能还不是所有人，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为）：和定居话语中的语法资源一样，不管是编码社会准则、命名、指称、分配及物性角色，还是制定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语法资源都是以男性的视角来构建世界。17我们有语言与性别科学委员会来处理这种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将语言与性别结合的前提条件是承认语言构建了社会。只有这样，你才会将语言与性别结合起来思考）。为什么没有语言与阶级科学委员会呢？哈桑发现男孩的母亲与女孩的母亲使用不同的语码时得到赞扬，因为这一发现让我们能从一个新的维度理解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然而，哈桑采用同样的语言研究方法，发现工人阶级的母亲与中产阶级的母亲使用不同的语码时，却受到批评，理由是不存在社会阶级这回事，且无论如何母亲和孩子都称不上是社会阶级（尽管该说法本就自相矛盾）。其原因不难发现，解释起来异常浅显。正如揭露种族歧视一样，揭露性别歧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消除性别和种族歧视不会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即使没有这些歧视，资本主义社会也照样可以繁荣发展。然而，揭露阶级歧视让人无法接受，尤其是像哈桑那样通过客观的语言分析得出结论，因为没有阶级差别，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复存在。这种研究可能最终会威胁到现有的社会秩序。

注释 

 我衷心感谢大卫·巴特（David Butt）和克里斯蒂安·麦蒂森（Christian Matthiessen）如此迅速地应我请求对我宣读的这篇论文发表了评论。 

1见弗朗西斯科·戈梅斯·德马托斯（Francisco Gomes de Matos），《应用语言学二十年：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1964 年-1984 年》，由乔斯·尼维特（Jos Nivette）、迪迪埃·高瓦特斯（Didier Goyvaerts）和皮特·范德克雷安（Pete van de Craen）编辑，《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布鲁塞尔 84 年论文集》，第 5 卷，第 1763-1779页。 

2见伯纳德·鲍狄埃（Bernard Pottier）和居伊·布尔坎（Guy Bourquin），《第一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论文集》，南锡：南锡大学文学院和人文科学学院（东方编年史，第 31 号回忆录），1966 年，第 7-8 页（前言）。

3见弗雷德·C·C·彭（Fred C.C. Peng），《什么是神经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期刊》第 1 卷：第 1 期，1985 年，第 7-30 页；此外，见戈登·布鲁斯·麦凯勒（Gordon Bruce McKellar），《神经语言学的语言：语言理论应用于语言神经心理学的原则和观点》，由韩礼德、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和霍华德·尼古拉斯（Howard Nicholas）编辑，《学习、保持和使用语言：第八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论文选集（悉尼 1987 年 8 月）》，阿姆斯特丹：本杰明出版社，1990年，第 1 卷，第 331-351 页。 

4梅耶（Meillet）写的是“语言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和复杂的系统，其内部一切都严格地配合在一起”（《社会学年鉴》第八卷,1903 年第 4 期，第 641 页）。关于弗斯（Firth）对这种“单系统原则”（monosystemic principle）的否定，参见其《语言学论文集（1934 年-1951 年）》第 9 章“语音和韵律”的前几段以及第 14 章“社会中的个性和语言”，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 年。 

5“制度语言学”是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多年前由特雷弗·希尔（Trevor Hill）提出。见他在《奥比斯》第七卷发表的《制度语言学》，1958 年，第 441-455 页。 

6见 S.J.马伊纳（S.J. Maina），《斯瓦希里语扩充的原则》，《新语言规划通讯》第 2 卷：第 2 期，1987 年 12 月，第 1-3 页。 

7马尔（Marr）过世后，他和他的继任者如梅斯卡尼诺夫（Meščaninov）的观点，在 1950 年 5 月至 7 月《真理报》的语言学争论中被斯大林（Stalin）（或代表斯大林撰写《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彻底否决——见杰弗里·埃利斯（Jeffrey Ellis）和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的《苏联语言学之争》，《苏联研究》（格拉斯哥）第三卷，1951 年。斯大林断言，语言不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变化（并非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语言的语法系统和基本词汇库。 

8当然，在那些单词表现出形态学变异的语言中，形态学也是语法的一部分。 

9关于系统理论中的“元功能”概念，请参阅我的《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尤其是第二章和第十章，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1978 年。克里斯蒂安·麦蒂森在《语言》杂志上对我的《功能语法导论》的评论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第 65 卷：第 4 期，1989 年 12 月，第 862-871 页。 

10 从语言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知语言是在物质和意识的影响下产生的。象征性的行为首先发生在身体最初与环境接触时（如够东西和抓握），原始语言是许多哺乳动物所共有的，与爬行关系密切。然而，就我们所知，人类语言是唯一与直立行走相联系的语言。 

11 即语言的克里奥尔化和去克里奥尔化以外的情况。前者多少是灾难性的破坏，而后者是加速的复原。 

12 参照我的《语言与自然秩序》，由奈杰尔·法布（Nigel Fabb）等人编辑，《写作的语言学：语言与文学之间的争论》，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35-154 页。 

13有时，这些潜势或许没有被采取。例如，据说中国南宋的情况与 15 世纪欧洲的情况非常相似，例子见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1973年），特别是第二章“中世纪经济革命”。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过渡并没有在中国发生，明朝的经济发展停留在市镇经济阶段。 

14 参照斯蒂芬·哈里斯（Stephen Harris）观察了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教给孩子们的外显知识：没有经验功能方面（如专项技能）的指导，孩子只能通过模仿来学习，因而不需要抽象的教学话语。不过，在此过程中还有大量人际方面的指导。见斯蒂芬·哈里斯，《文化与学习：阿纳姆东北地区的传统与教育》，达尔文：北领地教育部，1980 年。

15摘自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论日月的大小和距离》的命题 13。见托马斯·希思爵士（Sir Thomas Heath），《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古代的哥白尼》，纽约：多佛出版社，1981 年[最初出版于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13 年]，第392-393 页（希腊原文，英文翻译）。

16见茹凯雅·哈桑（Ruqaiya Hasan），《语义变异与社会语言学》，《澳大利亚语言学杂志第 10 卷》，1990 年；以及参见后面注 29 中提到的茹凯雅·哈桑和卡梅尔·克罗兰（Carmel Cloran）的论文。

17 见凯特·波因顿（Cate Poynton），《语言与性别：差异的产生》，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年。关于施动角色的分配，见安妮·斯韦特（Anne Thwaite）,《三篇来自米尔斯-布恩出版社的浪漫爱情小说中的性别歧视》，悉尼大学语言学系（文学学士荣誉论文）,1983 年；关于性别意识形态的语言结构的例子，见茹凯雅·哈桑，《意识形态的个体发生：解析母亲与孩子的对话》，由特丽·特雷德戈尔德（Terry Threadgold）等人编辑，《符号学-意识形态-语言》，悉尼：悉尼社会与文化研究协会，1986 年，第 125-146 页。另见特丽·特雷德戈尔德和安妮·克兰尼-弗朗西斯（Anne Cranny-Francis）编辑的最新一卷《女性/男性气质与其体现》，伦敦和悉尼：艾伦-昂温出版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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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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