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炎是北京标配，肾结石是办公室必备 | 大城病史

朋友在南方一家以加班著称的手机公司工作，朋友总跟我调侃，公司的薪水超高，但基本上是“拿加班赚的钱，送到重症监护室。”

我还不信。

直到我的室友黄超，也在前几天12点，加完班回来休息的时候，突然上胸部疼痛难忍，大惊失色的我和另外一个室友光着膀子火速打了120把他送上救护车。心电图抽血化验一顿操作，快凌晨的时候我和室友走出急诊室，我猛然意识到忘了在哪看过的一张图，讲的有多对：

我跟已经工作了的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他们跟我一样，没生病的时候，保温里泡杯枸杞是个笑话，生了病，连喝黄酒都要枸杞味的。一个女生也告诉我，尤其是一个人在大城市里，生了病之后的那种孤独和寂寞，有时候是比疾病本身还可怕的东西。

01

小艾在10月3号的早上又去了北大医学院旁边的北医三院。她庆幸国庆节自己没回家，现在医院里人少了点。她上次来的时候，到处是长长的人龙，第一次用自助挂号机，不过迟疑了几秒，身后的大叔迅速出声指点，但你也能听出来，那不是善意，是不耐烦。

医院的自动柜员机买的是医疗手册而不是饮料零食

这才是小艾在北京工作的第二年，陌生是正常的，但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却似乎是，不应该的。因为无论做什么，身后似乎总有人在焦躁地排队。

如果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准，北京市人口也已经在2016年达到2000多万，这相当于整个台湾岛的常驻居民人口数量。但唯有在你掉进人潮中，被推着挤上扶梯，看到扬着就诊卡银行卡发票人民币的老老少少，连在分诊台问路都要排着队的时候，这个空洞的数字，2173万，一下子变得那么真切。

尤其是，你能感觉到到，医院里真正的人流量，要远高于患者实际人数。因为他们总有人陪着。年轻的小情侣、背着双肩包的学生、搀着老人的子女。小艾甚至听到一对老夫妻吵架，两个人看上去都七八十岁了，儿子都已经是大叔模样。

“你把我送到安贞多好，那边有病历，不用花这么多钱再检查一遍！”老先生很是心疼。

“安贞离这么远，你到那儿病情是不是得加重？！”老太太寸步不让。

“这一检查几千块钱，你说怎么办！”老先生急得跺脚。

小艾觉得他们很可笑。但转瞬，心里又毛茸茸的。她一个人来北京读书、工作，爸妈还都在农村，她也不敢告诉他们自己来医院。但小艾很快就面临难题，在缴费取药的时候，还差两千块钱，而“耿直”的医院，只收现金或者刷卡，她卡里没钱了。平日里交的医保，关键时刻，不堪一用。尽管她事后也知道，门口的小超市早就提供了换现金每一百块收三块钱的灰色业务，但当时的她被身后推着轮椅老人的中年妇女嚷嚷着，那个病殃殃老人的脚甚至碰到了她的小腿，小艾慌了。要不要问爸妈要？她犹豫再三，打给了朋友，不到一分钟，朋友的转账到了。小艾松了口气。

小艾从领药窗口抱了一大堆冲剂、丸剂、胶囊扔进包里。挤到了门口，她发现，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她什么也不想吃，坐在回去的公交上，她想起去年春节回家，感冒了，爸爸陪着她去村头的诊室，医生没上班就跑到医生的家里敲门。回家妈妈已经做好了热面条，煮好了汤，等着她。

北医三院外公交站里人满为患

自己是有点想家的吧？翻着朋友圈晒家人的朋友，小艾忍不住问自己。突然滑到前男友，晒自己新女友下厨，排骨莲藕汤。小艾想起来，当年就是因为他更喜欢小城生活回了老家，俩人才分的手。

分手的时候，那个男孩说，他想要的无非是安定、温馨的生活。小艾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认真地想了想这个问题，在北京，一个人看病借钱的生活，谈得上温馨吗？

02

小艾的问题，Helen 可能会有答案。

她去年跟朋友看话剧回家，刚出地铁口，肚子突然疼得直不起腰。已经是深夜，原本打算习惯性地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疼痛越来越剧烈，连路都快走不了，她想起了住在附近的同事，同事很快赶来带自己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是肾结石，她和同事都懵了。

医生说，需要紧急碎石，也就是用激光敲。两个人什么不懂，像两只待宰的羔羊，医生说啥就是啥吧。

敲了20分钟，一身汗。敲完了， Helen 躺在医院里面冰凉的椅子上，还是疼，疼的打滚。帮忙的男同事手足无措，手里拿着从自动售卖机买的橙汁。

护士和保安走过来无动于衷，眼皮也不抬一下。他们见得太多了。Helen 眼前推过去一个挂着吊瓶的病床，床上有被子裹成的人形，看不出脸；旁边轮椅上的老太太起身，瘦的像一具骷髅，站起来，到卫生间，又回来，躺下。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

Helen坐不住了，又气又心疼自己。

深夜中安贞医院的急诊中心

走出医院才发现，外面已经下了好久的雨。

平时看似方便的叫车服务，这时候根本无人应答。二人只能在医院冰凉的长椅上坐了一宿，清早疲惫地回到家。

03

其实我来北京时，广州的朋友就略幸灾乐祸地说，去北京就会得鼻炎的。我在北京短暂的实习经历中，发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鼻炎是北京的标配”。

我每日用的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

大概得过鼻炎的人都知道，过敏性鼻炎服用的药物有一套复杂的流程，涂药膏，喷雾剂，冲颗粒，吃胶囊。耐心，成了整个治疗过程最大的障碍。尤其是每个早晨醒来的时候，鼻腔上端隐隐作痛，呼，吸，呼，吸，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我的室友黄超，也是我的老乡。他说，在家乡谈起我们这些北漂的孩子，镇上当公务员的姨父总有莫名的骄傲，“我看北京也就那样，空气还不如咱这儿的好，去了健康不行了，有啥用？”边说，边啜一口保温杯里的茶水。

黄超挠挠头，“我其实考虑过回家啊，在市里一个公司待过，但是，就是大家都在玩手机，我的上司和我一起玩，下了班打篮球游泳，然后回家。上司还和我一样大呢，国庆节前女儿刚出生。”

“那样的生活我呆了大概一周吧，实在呆不下去，就出来了。”

04

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在家里呆着，一日三餐，结婚生子，大概也都差不多吧。

后来小艾还是趁着假期回家呆了四天，第五天坚决地回来，请了半天假，下午回公司继续做审计。之后的周末我陪着小艾去北医三院复查，走出大门的一刻，路对面震天响的音乐设备突然开始轰鸣，响起了杨超越的声音：燃烧我的卡路里！

此时的杨朝阳，这个小时候只能搬个板凳，在门口的三棵树下面发呆，等着父亲回来的小女孩，已经从江苏盐湖靠大巴与外界沟通的小村子，走到了巴黎时装周。

我不禁问自己：你呢？

诗人们的父母会告诉他们，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而小艾，黄超和我这些外乡人的父母，在耳边念叨最久的，大概是找个好工作。如果自己不拼了命去赌，生活，就只有苟且。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大多数年轻人，和命运抗衡时，最大的赌资，就是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尽管这些年轻人对地铁线路了如指掌，对饭店景点轻车熟路，但不必说日益高昂的房价、危险的通勤路，每次就医都足以把他们打回原形。

然而，出了医院门口的拱门，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咬咬牙，还是要重新来过。

因为没有选择。

这些人无法退出系统切换模式，当他们从朴素的起点，比如农村或者小城市出发时，就注定了他们与原生地逐渐格格不入，却又无法迅速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安营扎寨的尴尬宿命。朋友圈里“官宣”结婚的小伙伴很多，但自己总是不肯就这么算了，结婚生子，总像是青春的终点。

也因为不甘心。

没有大城市的户口，却笃信自己在书里念过在别人那里听说过的星辰与大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挣扎着生活的模样是难看，但总是期待着一个，要比现在，光鲜得多的未来。

所以，大概，非如此不可

-End-

推荐阅读（点击即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