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华盛 谭砚文||自由贸易区理论及其经验研究：进展与趋势||《世界农业》2021年第6期
自由贸易区理论及其经验研究：进展与趋势
作者：曾华盛1 谭砚文1
作者单位：
1.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文章刊发：曾华盛,谭砚文.自由贸易区理论及其经验研究：进展与趋势[J].世界农业,2021(06):4-13+51.
1 引言
在WTO多边谈判停滞不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以自由贸易区为主导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迅速。由于WTO成员众多，各成员发展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元化使得多边谈判进展艰难，再加上现阶段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一致性条款难以有效形成。而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由于成员之间的地缘性、利益关注的一致性以及成员数量的可控性等特点，在多哈回合谈判失利后迅速蓬勃发展。相比于WTO多边谈判，自由贸易区谈判内容覆盖面更广，通常涵盖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竞争中立、资本流动等WTO谈判所不涉及的内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经济合作就成为贸易自由化最积极的方式。1990年，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仅22个；到2018年已经达到299个。据WTO估计，至少一半的全球贸易以优于WTO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发生在各个区域集团内部。为了应对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近些年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目前，中国已经与2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当前，全球自由贸易区合作方式推陈出新，内容更加复杂和广泛，对世界贸易格局和各国福利的影响越来越深刻。
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全球自由贸易是福利改进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会带来福利的增进一直颇具争议。Viner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所蕴含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本身就带有两面性，贸易创造效应有利于增加成员的福利，而贸易转移效应将带来成员福利的损失。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全球贸易格局和社会福利变化的影响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那么，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自由贸易区理论如何演变以更加符合现实情况？随着贸易相关理论的不断推进，自由贸易区对贸易和福利影响的生成机理如何产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进展如何？呈现哪些发展趋势？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自由贸易区相关效应及其机制研究演变、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可以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对于更好把握自由贸易区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促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理论起源与演变：贸易效应与福利变化
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从而会改善成员国的福利。1950年，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传统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Viner的《关税同盟问题》。
2.1 理论起源
Viner模型是自由贸易区研究的奠基石，其批判了自由贸易区成立必然带来福利增长的论点，认为自由贸易区建立也可能会使成员国福利降低。尽管Viner模型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其提出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on Effect）和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的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而且Viner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思路在更加复杂的模型中仍然适用。Viner模型基于以下一些重要假设：①三国模型假定。A和B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A是进口商，B是出口商，C代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②产品同质性假定。A、B和C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分别以PA、PB和PC的固定价格供应完全相同的产品。A是生产效率最低的国家，C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从而PA>PB>PC。③“小国”假定。即一国进出口贸易对国际市场价格不会造成明显影响。④关税外生假定。若t<PB-PC，则自由贸易区成立将对成员国无影响；若PB-PC<t<PA-PC，则存在贸易转移效应；若t>PA-PC，则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2.2 理论扩展
Viner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众多的假定条件，随着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各参与者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及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为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的扩展和深化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2.1 三国模型扩展到多国模型
早期研究局限于探讨单个自由贸易区对其成员国福利的影响，随着自由贸易区向自由贸易区网络转变，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大型自由贸易区网络对世界各国贸易和福利的影响，理论模型也从传统简单的三国模型逐步扩展到了多国模型。
一方面，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关注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数量与福利关系。Krugman认为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数量与福利呈现U形变化趋势。随着贸易集团数量的减少，世界福利呈现下降趋势，而当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时，世界福利最大。Krugman的结论为自由贸易区反对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然而，以Buehler为代表的学者对Krugman模型进行了反驳，其证明了当一国加入由多数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并且一国自给自足情况下的产品价格高于自由贸易情况下的价格时，加入自由贸易区将获得较大的福利改进，而且随着加入自由贸易区规模的扩大，该国福利改进的幅度越大。在考虑不同国家技术水平差异的情况下，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福利增长的幅度越大；而技术水平低的国家最容易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其福利水平可能会下跌。另外，上述都是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福利变化的角度进行探讨，从非成员国的角度看，随着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增加，它们的市场力量也随之增加，它们对非成员国征收的关税也随之加重，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非成员国福利水平将大幅度下降。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关注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与福利关系。随着以合作博弈理论为基础的网络博弈理论（Network Game Theory）的迅速发展，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混合网络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Jackson和Wolinsky是该领域的先驱，其提出的网络形成博弈理论也成为后续研究该问题的主要方法。学者们主要对轮轴-辐条结构（Hub and Spoke Structure）、环结构（Circle Structure）、边-点结构（Edge and Point Structure）等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进行了研究，其中探讨最多的是轮轴-辐条结构。如图1所示，如果A国与B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然后A国与C国又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辐条与轮轴自由贸易区网络。WN、WO、WI、WH和WS分别代表的是无自由贸易区、单一自由贸易区非成员国、单一自由贸易区成员国、辐条和轮轴情况下的福利水平。与初始状态相比，由于成员国之间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而非成员国依然存在最优惠国的壁垒，A国与B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成员国福利得到有效的提升，都从WN上涨到WI，而非成员国福利水平则从WN下降到WO。在辐条与轮轴结构的自由贸易区当中，A国为轮轴国，B国和C国称之为辐条国。虽然所有国家都可以向该中心自由出口，但只有该中心在轮辐市场享有免税待遇。此时，WH>WI而且WH>WF。同样，可以看出WN>WS而且WS>WO。因此，在自由贸易区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积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区，争作轮轴国，从而获得更大的贸易收益。
2.2.2 产品同质性假设扩展到异质性假设
在新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模型中，无论产品在何处生产，常常假定产品是同质的（Homogenous Goods），但从现实来看，产品往往存在异质性，Armington假设的设定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的快速发展使得Armington假设成为自由贸易区分析中的标准假设，而且Armington产品替代弹性的大小对研究结果影响很大。其中，在产品完全差异的假设下，往往会夸大一国产品对其他国家消费者的重要性，从而放大贸易转移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通常会得出自由贸易区建立会导致世界福利快速下降的结论。在产品不完全差异的假设下，例如使用最普遍的EK（Eaton and Kortum）模型，贸易创造效应一般情况下要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另外，只要各国选择在比较优势方面存在足够差异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往往能给成员国带来比较大的贸易收益。
2.2.3 “小国”假定扩展到“大国”假定
“小国”情形下，产品价格不会因为自由贸易区建立而改变，这往往会低估自由贸易区建立对非成员国的负面影响。而在“大国”情况下，即当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国家或地区为“大国”时，自由贸易区建立会影响世界相对价，从而使得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恶化，甚至影响非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另外，即使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前后成员国对外关税不变，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能通过改善成员国的贸易条件而产生以邻为壑效应（Beggar-thy-neighbor Effect），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也同样如此。由于以邻为壑效应的产生，自由贸易区建立会使非成员国福利损失更大。
2.2.4 关税外生扩展到关税内生
自由贸易区建立会使得非成员国贸易条件发生恶化，从而使得非成员国福利受到损失，这显然不符合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状态。因此，学者们普遍担忧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主义的发展，长期会对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学者们试图寻求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主要思路是将关税外生扩展到关税内生。具体而言，通过调整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国家的对外关税，使得非成员国福利不受损失。调整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壁垒消除的同时，降低对非成员国关税水平以弥补贸易转移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上述研究都没有考虑动态变化，也就是成员国调整对外关税之后，非成员国作为应对的关税调整行为以及带来的影响。即使成员国制定了满足Kemp-Wan条件的外部关税，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税调整可能会使成员国的情况更糟。
3 影响机制的延伸和扩展：从静态机制到动态机制
传统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主要侧重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静态概念。随着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的快速发展，规模经济、竞争加剧、技术流动、专业化收益以及价值链分工等概念被逐步引入自由贸易区理论分析框架。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相对于静态效应而言，动态效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路径使产出可以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斜上方移动。若忽视动态变化，自由贸易区建立带来的贸易收益和福利变化往往会被低估。
3.1 考虑规模经济：贸易成本—规模经济—贸易效应
Corden最早将规模经济的概念引入关税同盟理论，其认为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由于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一国生产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在逐步减少。这种规模经济的现象往往在农业、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较为显著。考虑规模经济情况下主要有两个影响渠道。一方面是成本降低效应（Cost Reduction Effect），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效率会进一步提高，行政成本也会得到有效的分摊，运营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得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会快速下降，公司得以较低的平均成本进行生产。另一方面是产品多样化效应（Product Diversification Effect），即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市场规模变大，考虑到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产品生产成本下降较大，原先生产成本过高的一些产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对每个成员国而言可以享受到更多种类的产品，从而提高成员国消费者的福利(图2)。
3.2 考虑技术的跨国流动：贸易成本—进口效应—技术扩散
技术扩散在国际贸易中非常普遍，一国可以利用贸易作为中间体学习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先进技术，从而提升该国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往往依赖于较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而且传播途径主要是对进口产品的模仿。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成员国间产品贸易变得更加便捷，加快技术在成员国之间扩散的进程。另外，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技术主要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技术扩散速度与成员国的吸收能力、治理因素、空间距离和制度相似性共同决定（图3）。
3.3 考虑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贸易成本—投资流动—贸易效应
作为Viner理论的延伸，Richard等最早提出了投资创造效应（Investment Creation Effect）和投资转移效应（Investment Diversion Effect）的概念。投资创造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将其生产从本国的高成本地区转移到低成本的成员国；投资转移效应是指成员国将其生产从低成本的非成员国转移到成本更高的成员国。影响渠道主要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成员国的跨国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加大在成员国间建立分公司的力度，由于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成本较低，跨国公司生产产品更倾向于在成员国间市场进行流动，从而又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区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产生较为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图4）。
3.4 考虑国际分工方式的深化：贸易成本—分工深化—贸易效应
目前，国际分工已经从产品间分工初步发展成为产品内分工，进入到一个以价值链分工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这逐步引发了学者从分工深化视角考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影响机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贸易成本不断降低，提高了成员国市场相互渗透的程度，进而引起跨国公司生产方式的变化，跨国公司逐步把部分生产工序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从而导致离岸生产活动越来越普遍。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之后，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成员国依据本国资源禀赋参与国际生产分工，通过促进竞争提高了成员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通过分工方式的改变使得成员国间贸易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图5）。
4 实证方法的改进和经验证据的争论
自由贸易区理论分析常常基于特定的假设体系下，自由贸易区能否提升成员国福利，能否转移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最后还是要从经验研究中加以佐证。随着Viner提出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概念，Endoh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概念从福利效应分开，带动自由贸易区绩效评估的热潮，学者们围绕着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格局和社会福利变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4.1 实证方法的改进
4.1.1.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方法在事前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事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前的阶段，主要的研究方法为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主要是对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一些模拟和预测工作。由于具备理论基础和模型计算相对简便、政策调整灵活以及可以准确判断政策实施预期效果等优势，CGE 模型在评估自由贸易区方面被广泛应用。其中，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是在该领域应用最广泛的CGE 模型，主要用于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以及贸易条件效应的效果模拟。近年来，学者们根据研究需要对CGE方法进行不断改进，发展迅速。扩展后的模型主要包括动态GTAP模型，少数研究使用了考虑产业间联系的LINKAGE模型，涉及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的MIRAGE模型以及加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MICHIGAN模型等（表1）。
4.1.2 引力模型是评估事后研究的主要工具
在过去几十年中，引力模型是评估自由贸易协定事后影响的主要工具，大部分研究用虚拟变量来表示自由贸易区建立，并使用收入和其他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回归估计的虚拟变量系数为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提供经验证据。然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实际上并不是外生的随机变量，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如果国家间已经进行了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就会倾向于建立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不仅可以反映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还可能反映成员国间历史或政治关系对其贸易的影响。另外，Ghosh和Yamarik还使用极限分析方法检验自由贸易区变量系数的稳健性，然而，大部分研究的回归结果并不稳健。Magee加入了国家层面和年度层面的固定效应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发现前人研究大部分高估了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他认为自由贸易区建立对贸易流动的影响大概只有3%。随后，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解决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是使用面板数据并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例如Magee、Baier和Bergstrand以及Uzair和Nawaz；另一方面是使用非参数（匹配）计量方法，而后者是近几年兴起并逐渐流行的方法。
另外，引力模型中往往存在“零贸易流量”问题。以往的大部分文献中采用的是OLS估计，但贸易数据中大量存在零值贸易数据，取对数之后会导致数据丢失，从而导致产生较大的估计偏差。针对此问题，最近一些文献采取的是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非线性估计方法，并通过各种维度的控制固定效应来获得参数的无偏估计。针对高维度固定效应（HDFE）的泊松伪回归模型，Correia等提出的Stata估计方法提高模型的精度。
4.2 经验证据的争论
4.2.1 福利改进还是福利损失
在静态理论中，福利改进还是损失最终由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现有研究对成员国贸易规模增长的来源争议较大，不同伙伴国、不同开放协定以及不同产品带来异质性较为显著。部分学者还认为贸易互补性较强、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更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现有研究大多认为自由贸易区建立会进一步扩大成员国间的贸易，而且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福利获得较大的提升。原瑞玲、谭丹、徐芬、Uzair和Nawaz分别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以及巴基斯坦—中国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都发现贸易创造效应显著，而且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增长并未以贸易转移效应为代价。然而，Arora等对中国—印度自由贸易区建立进行了多方案模拟，认为贸易转移效应影响更大。Romalis、陈汉林和涂艳分别对北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发现自由贸易区建立产生了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
4.2.2 不同行业影响的异质性
不同行业影响的异质性也是学者们研究自由贸易区关注的重要领域，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福利效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进行分解，可以准确判断自由贸易区建立产生收益和损失的原因。例如，Boyer和Schuschny模拟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对南方共同市场各国贸易影响，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促进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轻工业产品的出口和重工业产品的进口。Clausing对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区在产品层面上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大多数部门，贸易创造效应往往存在，但不一定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4.2.3 对农业影响的关注
由于农业一直是各国自由贸易区谈判最为艰难的环节，在分行业考察中，自由贸易区建立对农业的影响是重点关注的领域。Cypriano和Teixeira模拟了南方共同市场—北美—欧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福利影响，结果显示，随着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提高，成员国福利增长显著，而且会带动相关农产品产量的进一步增长。Ciuriak等将研究扩展到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主要省域层面，发现自由贸易区建立在省域层面影响的差异也同样显著存在。Yang和Martinez-Zarzoso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CAFTA的贸易创造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建立产生了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并对农产品和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积极影响。Parra等研究了南—北自由贸易区协定和南—南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由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的农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前者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出口更为有利，自由贸易区协定更加促进这些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相关自由贸易区事前研究见表2。
4.2.4 长期动态效应的关注
大部分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长期影响比短期影响更为积极，而且影响更加深远。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区建立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为成员国带来了较大的收益，在这种情形下还不以牺牲非成员国福利为代价。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随着区域内市场的进一步整合，会带来国家间比较优势、分工方式以及技术进步等动态变化，从而会影响成员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随着中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国贸易格局逐步从以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成品为主。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的兴起，最近几年学者们开始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研究自由贸易区带来的影响，但此类文献并不多。随着自由贸易区的非关税壁垒逐步取消，关税的不断削减，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中间产品贸易，频繁的中间产品贸易使得国家间的价值链分工更加普遍，有效促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另外，彭冬冬和林珏从自由贸易区协定深度的角度研究自由贸易区对区域价值链合作的影响，其认为协定深度的提升促进了区域价值链合作，而且贸易成本的降低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渠道，马淑琴等也得出类似的研究结论。
5 总结与评述
本文主要从自由贸易区理论起源及演变、影响机制扩展、实证研究进展等方面，较为全面梳理了国内外研究进展情况，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表明，自从Viner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自由贸易区建立对贸易格局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是随着国际贸易理论演进以及自由贸易区制度安排的变迁带动自由贸易区理论不断扩展以增强其对现实变化的解释力。例如，自由贸易区逐步演变成自由贸易区网络、产品同质性扩展到异质性、关税外生转向关税内生等。二是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逐步被引入到自由贸易区的分析当中，各种效应生成机理和影响机制不断被延伸和扩展。三是引力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是实证分析的主要工具，自由贸易区能带来成员国贸易增长已达成共识，但贸易增长来源争论较大。基于自由贸易区发展情况以及以往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未来关于自由贸易区研究主要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5.1 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推进和农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发展将带来新的一波研究浪潮
随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形势下，中国农业将面临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农产品贸易形势和格局将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将引发学者研究自由贸易区对农业长期和动态影响的持续关注，而且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也为研究这些现象提供了绝佳的准自然实验。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区对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影响，对农业的关注较为不足，而且往往局限于对农产品贸易静态效应的考察。另外，随着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不断推进，中国农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进行，目前这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农产品贸易“竞合”模式更加要求贸易规则的兼容性和协调性。在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背景下，如何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构建内需可控的农产品供应链也是未来迫切研究的问题。
5.2 网络结构效应、动态效应和异质性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将是该领域研究未来突破的重点
一是探讨不同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形成对区域间贸易和福利变化的影响机制。尽管现阶段已有部分文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贸易网络结构进行经验分析，但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区域间贸易和福利变化仍然讨论不足。随着各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将更加复杂化，不同的网络结构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将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二是研究自由贸易区长期运行之后对成员国的动态影响机制。当前，许多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经实施多年，区域间市场融合逐步加深，推动贸易变化的影响机制是否发生改变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动态变化，相关深层次机理的挖掘仍然不够。已有的自由贸易区在长期运行之后，区域内分工方式、技术扩散等动态变化带来的贸易格局和社会福利变化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的前沿，也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三是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异质性及其生成机理。现有研究较少考虑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进出口贸易异质性影响。目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贸易总额，或者是进出口其中一个方面，或者是单一的自由贸易区，不同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进出口带来的异质性影响的研究仍不多见。随着自由贸易区合作方式多样化、条款复杂化，不同的开放协定、产品类别、伙伴国带来的贸易效应异质性机理将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5.3 新方法的运用将有效识别和检验自由贸易区各种效应及其生成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更受欢迎，例如,最近开始流行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将会逐步引入到该领域；随着中间产品贸易等概念纳入理论引力模型框架中，这方面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也将增长迅速。多种方法结合运用也更加具有实用价值，例如，CGE模型赖于较为复杂的假设体系，模拟结果极易受假设框架变化而产生较大误差，将计量经济学模型与基于 CGE 的政策分析结合起来，可以产生更加丰富的研究结论，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决策建议。另外，在实证方法方面，内生性问题始终是不可避免的话题。随着以倾向匹配、双重差分、三重差分、合成控制和断点回归为代表因果推断方法的推广，将会为原有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将更好地指导中国后续自由贸易区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