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机场给飞机换“口罩”，疫情期间直面感染病毒的风险
许多人好奇上海防控的秘籍，在普通机务工作者徐侃的身上，或许能窥得一二。
文｜李楚悦
编辑｜宰飞
10月31日，上海迪士尼乐园烟花下进行核酸检测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平和、冷静、严谨、高效的现场，令许多人动容。张文宏医生说：“感谢今天不灭的烟火，让我们看到人类在灾难前面的从容淡定与对未来的信心。”
为了这座城市和经过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加安全一些，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默默付出。他们当中有医生、护士、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还有一些你从未见过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的幕后英雄。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上海虹桥机场见到一位平凡的机务工作者，跟随他一起上了一个大夜班。在他工作的间隙，听他和他的同事们讲述了疫情期间的工作日常。在疫情防控的一线，他们工作至关重要却鲜为人知。
采访在机舱里进行，舷窗外夜色浓重，空中飞机频繁往来，每一刻都有无数人守护这座城市。故事关于守护者，烟花为他们绽放。
虹桥机场机库 司占伟 摄
“职责所在”
那天是2020年1月27日，正月初三。上海东方航空技术公司虹桥维修基地里，波音航线四车间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4天前，1月23日，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国内航班大规模停运，但运送驰援武汉的医疗团队和物资的包机还在执行任务。作为东方航空的机务，徐侃比往常更忙碌。
停运的飞机需要更多的维护，机务团队的工作量大增。给飞机做完航后例行检查，徐侃得知来了一项新任务，一架从武汉起飞的波音737客机飞抵上海，需要更换客舱空气滤芯——相当于飞机的“口罩”。给飞机换“口罩”，技术上难度并不高，但机务必须置身密闭环境内，而这个环境里可能布满新冠病毒。
“我去吧。”徐侃没多想，主动请缨。从事机务工作已有十余年，许多事成了条件反射。他没有太多时间进行心理建设，立即展开工作。组织人员，协调航材，准备工具和防疫用品。很快，一切就绪。他带队来到停机坪，着手给飞机换“口罩”。
徐侃在换滤芯（受访者供图）
飞机的“口罩”，是指客舱再循环系统安装的高效微粒气滤（HEPA）。目前大多数现役飞机都有高微粒气滤。飞机的“垂直通风系统”，使空气上下流动，而非前后流动。高微粒气滤能够有效过滤病毒颗粒，大大降低了病毒在飞机上扩散的可能。
不过，一旦飞机接触了可能存在病毒的感染源，及时更换滤芯就格外重要。徐侃眼前这架飞机刚刚从武汉飞来，型号是波音737，客机的空气滤芯位于机舱下部，空间密闭且狭小，没有任何光源。找到滤芯位置后，同事负责打光，徐侃侧卧半躺，弓着身子操作。卸下面板，类似海绵的材料就在眼前。局促的空间，幽暗的光线，以及无法预知的病毒，令徐侃有些紧张，防护服和口罩的密闭保护之下，呼吸变得困难。他小心翼翼地取出污染后的滤芯，放入特定处理的回收袋中，再放入新的滤芯。
更换滤芯技术难度不高，但这是徐侃第一次穿着防护服操作，护目镜上凝结了一层水雾，本就昏暗的光线下更难看清舱内情况，每一步都比平时更难，也更费时。波音737客机一共有两个滤芯，同样的操作，还要再来一次。隔着防护服，徐侃感受到细密的汗水从额角沁出。
两个多小时后，滤芯更换完毕。徐侃脱下防护服，长舒一口气。回到四车间的办公室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同事聊天，而是静静坐在休息室一角。“那时候疫情刚开始，有很多未知。还是会有一点担心，所以我特意坐在僻静的角落，想着万一真的感染了，也尽量不去影响其他同事。”徐侃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了让乘坐飞机的旅客无须担心客舱内的空气安全，以前只是以年为计算单位定期更换的空气滤芯，更换得格外频繁。一旦有经过疫情发生地的飞机抵达上海，就需要立即更换滤芯。
徐侃在进行航后检查 司占伟 摄
2020年2月2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关于做好春节返程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对疫情防控做出多项要求，其中明确提出做好航空器空调系统清洁，加大对高效微粒空气滤芯的检查和更换频次。
鲜有人知的是，更换气滤时，客舱的循环系统处于关闭状态。也就是说，机务工作者们进入的是一个危险度极高的密闭空间。但这是一项必须有人去完成的任务。
通俗来说，高效微粒气滤（HEPA）类似家庭用的空气净化器，不过飞机上的这台“空气净化器”比家用设备功能要更加强大。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飞机设计时考虑了运行过程中的通风要求。在通常情况下，飞机客舱每两三分钟就会置换一次空气，是许多写字楼建筑内空气循环效率的10倍。
飞机客舱中的新风，由外界空气经过高温加压冷却后，和经高效过滤器过滤后的客舱内原空气混合，两部分各占一半。混合后的空气，由空调系统从座椅上方的风口吹出，最终经由靠近地板的格栅被抽回。这种设计特点使得客舱内空气垂直流动，保证了机舱内空气洁净，也因此降低了疾病传播的可能。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飞机“口罩”能够过滤99.993%的病毒。数字背后，需要徐侃这样的机务们，反复步入机舱，在狭小密闭黑暗的空间里，给飞机更换“口罩”。
全球疫情波诡云谲，时至今日，给飞机换“口罩”仍是机务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每一架疫情高风险地区飞抵上海的飞机落地，都需要有机务人员完成一次这样的高风险工作。
徐侃在进行航后检查 司占伟 摄
即便没有疫情相关任务，机务工作本身也充满挑战。
徐侃的时间是按96小时计算的，4天为一个小周期。1天白班，1天夜班，2天休息，周而复始，全年如此。白班是早8点至晚8点，夜班则是剩下的12小时。
晚7点，天光渐暗，月亮挂上夜空。头顶飞机来来往往，机翼擦过月的银色边缘，又一个大夜班开始了。徐侃习惯提前1小时到岗。在后续的12小时里，有28架波音737、4架波音777和4架波音787，即将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徐侃和同事们参加每日工作会议 李楚悦 摄
手机提示音响起，徐侃收到一条工作任务，意味着要去停机坪接机了。
晚间落了点雨，橘色灯光下雾气蒙蒙。天气不佳，预示着是个不会轻松的夜晚。“在机场工作，看天吃饭。”徐侃说。他和同事们早已习以为常，起雾、大风、雷电、暴雨……各类异常天气，都会影响当天的工作节奏和任务量。
飞机发动机噪音在耳畔轰鸣。这样的轰鸣声，徐侃听了十多年。无论寒暑，不分昼夜，飞机抵达前半小时，机务必须抵达停机坪。
像往常一样，徐侃站在夜色里等候。
机务工作从绕行开始，看上去只是围着飞机转几圈，但从机头、机翼、发动机等诸多环节，均有门道。外部检查结束后，登上舷梯，进入驾驶舱后，还需仔细检查所有设备的状况。
徐侃在进行航后检查 司占伟 摄
“我们做机务工作的，绝大部分都有强迫症。”徐侃调侃。无论平时性格如何，一旦处于工作状态，机务工作者们都会开启高度谨慎的模式。“有时候或许只是一个螺丝没有拧紧，带来的可能就是一整架飞机在空中的风险。”徐侃说。
这是一件繁复琐碎又来不得半点大意的工作。除了耐心和知识，判断力与执行力同样重要。刚参加工作那几年，遇到突发故障，徐侃会感到兴奋，解决问题带来的成就感是机务工作的意义来源。
徐侃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季旺季航班期间，一架波音737-800飞机，航前因机翼机身过热产生故障。想要挑战高难度工作的徐侃，主动要求参加，从探测组件的自检到过热探测环路的测量，最后判断确认为飞机后货舱内一段环路故障。
那会儿正是中午最炎热的时间。由于货舱内空气流通不畅，内部温度比停机坪上温度还要高，没过多久，徐侃就已汗流浃背。因为故障部件的位置特殊，操作拆装时，他的身体不得不一直倾斜后仰。完成最后测试工作时，徐侃已是精疲力竭。
“但我们的努力最终保障了飞机后续航班准点执行，是值得骄傲的事。”徐侃说。
徐侃在机舱检查记录 司占伟 摄
慎终如始
还有一件令徐侃倍感骄傲的事，发生在疫情期间。2020年2月，徐侃就接到任务，需要有人跟机护送飞往武汉的援鄂医护团队。领导征求他的意见，徐侃一口答应。
2月19日下午1点，带着跟班任务书、机型工作单和防疫物品，徐侃和上海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医护队员一道，从虹桥机场出发。在机场，徐侃目睹白衣战士们排列整齐的行囊。“极具视觉冲击，就是上战场的感觉。”徐侃说，他对那个场景格外难忘。
飞机上，徐侃得知医护们即将奔赴的是雷神山医院——集中收治和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主战场。“我和一位医生聊到孩子，她是个年轻的母亲，特别放心不下孩子。但疫情发生后，还是毅然决然选择出发。那一刻，我对他们的出征肃然起敬，自己能够跟机保障，也特别自豪。”徐侃说。
2小时后，飞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内灯光暗淡，寂静得让人紧张。徐侃帮忙搬运医疗团队的物资和行李。一扭头，他看见医护们已全副武装穿戴好防护用品，目送他们奔赴战场的背影，徐侃一阵鼻酸。
徐侃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具有这座城市特有气质——细致、周到、温和、耐心。作为国内超一线城市，作为全球瞩目的经济中心上海，常常被忽略的是“边境”身份。拥有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上海，同时还是疫情后过落地国际航班最多的空港。许多人好奇上海防控的秘籍，在普通机务工作者徐侃的身上，或许能窥得一二。
徐侃和同事们送机现场 李楚悦 摄
疫情暴发后，东航技术各维修单位的定检生产线进入全面生产状态，机库里停满飞机、灯火通明的场景成为一种常态。380余次空气滤芯更换、175架次援鄂抗疫医疗队包机保障、16架次国际医疗包机保障、13架“客改货”飞机改装任务、6000余架次“客改货”包机保障……
这是徐侃和他的同事们交出的成绩单。疫情以来，乘坐东航航班的5000多万名旅客和东航10万余员工，无一例在航程中感染新冠病毒。机务工作者们在疫情大考中，交出了令人钦佩的满分答卷。但严谨高效的他们，却从未自满，相反，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后，愈发感知到做好“后半篇文章”的重要性。
慎终如始，是徐侃这样的机务人的工作态度，也是上海这座城在疫情期间秉持的精神。直至此刻，疫情阴霾仍未散尽。但无论如何，每一架飞机落地上海时，总有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守候抵达，守护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