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一个思想史学者如果不读马克思的书，那他对19-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和思想变迁的把握绝对会失之偏颇，西方不同阵营的思想大师们没有一个会放弃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拒绝做出自己的理解，当然，他们也绝不会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绝对真理和必须遵守的教条。马克思的历史性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恩格斯评价为是无与伦比的文献，被雷蒙·阿隆评价为是光辉的著作，这是马克思庞大的理论著述中必读的经典之一，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其刚刚发生时就做出的透彻和精辟的分析，而且从历史现象学的描述中概括和总结了足以让人们长期思考的历史哲学。充满批判精神和深邃思考的理论作品，具有穿越时间和空间屏障的永恒价值。
历史的笑剧是怎样形成的？
——重读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
文/鲁越
马克思在其历史性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对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的伟大的世界事变和人物都将出现两次的预言，作出了重要补充：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他把1848年二月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几个风云人物视为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先驱者的拙劣模仿，科西迪耶尔代替了丹东，路易·勃朗代替了罗伯斯庇尔，新山岳党人代替了旧山岳党人，最后是路易·波拿巴代替了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在1851年重演了雾月十八日政变，并在政变之后重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如此看来，1848年革命进程及其最终结局，就像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再版”，但是，按马克思的看法，两者的重大差异在于，前者不过就是后者的一幅漫画，由路易·波拿巴主演的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宏大戏剧不过就是一场历史笑剧。对于法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波拿巴现象”——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何以可能扮演了一个英雄的角色，许多人大惑不解，亦有人试图解释这个现象。与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两部著作探讨了同一个主题，一部是维克多·雨果写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蒲鲁东写的《政变》。在马克思看来，“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的笔下被描述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至于蒲鲁东的著作，马克思认为其问题在于：“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对“波拿巴现象”的透视显然比这两位作者更为深刻，他是力图证明，法国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极其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扮演了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这是法国历史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的结果，以至于这个有着35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几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对于马克思来说，揭示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笑剧的性质及其由来，是他对法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所作出的一个特殊贡献。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无与伦比。”这不是恩格斯一人的看法，雷蒙·阿隆在他的著作里把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称之为“两部光辉的著作”，特别强调它们在许多方面要比他的大部头科学著作更为深刻、更令人满意。“在这两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忘记了自己的一贯理论，象天才的观察家对事件作出了分析。” 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在阿隆看来，马克思在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时并没有完全忠实于他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史观，没有把政治和政治冲突完全归之于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相反，他的远见卓识在许多方面战胜了自己的教条，承认了制度冲突的纯政治因素以及国家与各种集团相对而言的自主性。在阿隆看来，“只要存在着这种自主性，社会变革的因素就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确如阿隆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波拿巴从一个“小人”成为一个“巨人”的社会现实条件的分析，正是基于比阶级斗争叙事更为广泛的政治分析框架，由此最终解释了这个平庸的“侄子”为何能模仿他的伟大的“伯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让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的史剧来。
马克思在对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历史性描述中，把革命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这是革命的序幕，革命者包括了王朝反对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和工人社会民主派，他们共同推翻了七月王朝并组织成立了临时政府。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按马克思的说法，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这种统治而进行了六月起义——“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整个欧洲都被六月起义的地震所惊动，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将军经议会授权后派军队迅速镇压了起义者，从而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扫清了障碍。12月10日，法国约八百万选民选举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以五百五十万票战胜卡芬雅克将军的一百四十万票而当选为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第三个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这是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时期，期间经历了各个阶级及其党派的激烈斗争，以及议会和行政权的公开决裂，议会被自己的阶级、军队和其他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最后是波拿巴的胜利：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宣布戒严，解散议会，恢复普选；1852年1月14日，颁布新宪法；11月20日，一次新的全民表决以七十八万四千票赞成、二十五万票反对，同意恢复路易·拿破仑的皇帝头衔，波拿巴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马克思所说的“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达到了高潮。1848年二月革命在拉萨尔的视野中是欧洲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其标志就是普选权正式进入了法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全国有八百万人前所未有地享有了选举权，路易·波拿巴完全是通过全国选举而成为法国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这是他的权力合法性无可置疑的依据。问题就在于，为何是波拿巴而不是更为强势的卡芬雅克将军成了共和国的总统，更不用说临时政府首脑拉马丁只获得了可怜的八千票。在众多的政治对手中，波拿巴何以有如此大的政治魅力，让他在6月刚刚胜选塞纳河流域三省的众议员之后，便在半年时间里异军突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赢得了总统大选的绝对胜利。难道是法国人民还没有从长期的醉酒状态中清醒过来吗？托克维尔当时正在巴黎观察二月革命后所发生的各政治党派在议会和街头上演的各种冲突，他从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的立场出发，对于波拿巴当选总统深感失望和沮丧，他认为稍有一点远见的观察家都对法国人民把多数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而没有投给卡芬雅克感到不安，后者作为保卫资产阶级秩序的共和党将军，是托克维尔心目中“革命的法国”走向“共和的法国”的理想人选。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卡芬雅克失败了，波拿巴通过大选建立了他的“私生子王朝”——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一样始终鄙视路易·波拿巴，认为“私生子王朝”指的是“路易·拿破仑”是一个“除了自己的姓氏、他伯父的威望和自己可笑的轻举妄动之外一无所有的人。”
马克思在道德上对路易·波拿巴的审判应该和雨果、托克维尔以及当时有代表性的评论家们有相当一致的地方，即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这位身居第二共和国总统大位的人是一个历史性人物，按马克思的说法，波拿巴就是“一个浪荡人”，“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仅此而已。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道德批判上，他把自己对这个装扮成庞然大物的“小人”的所有不屑、不满和愤怒，都转化为一种被阿隆所称赞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分析。或者是用恩格斯在1885年为《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写的序言中的话来说，马克思这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对政变的主人公除了给予应得的蔑视以外”，“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就我的理解而言，马克思对于“波拿巴现象”何以成为历史的笑剧的精辟分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马克思对1848年二月革命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这次革命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拙劣模仿，对革命的想象与展望并未超出1893—1895年的革命传统，因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脑袋”，以致那些新的革命者在革命危机时代，都是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革命沦落为召唤亡灵的行动，用死人的语言来为新的斗争寻求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革命的思想资源极度贫乏的表现，最后必然是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冒险家“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马克思由此认为：“19世纪的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意。”“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死人。”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之所以会演变为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并取得成功，就在于死人抓住了活人。（二）马克思认为1789年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行进，即革命总是在一个比一个更先进的党派的推动下向前发展，那些跟不上革命步伐的党派总是被后面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而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革命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革命不断地处于倒退状态，“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从革命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来评价革命的性质，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既定叙事，它未必能够提供关于革命的价值评价的客观依据，但大致也是符合1848年革命进程的总体态势，即革命最初是在各阶级合作之下开始进行推翻七月王朝的斗争，在革命成功之后又立即开始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举行“六月起义”，而起义的失败则为路易·波拿巴在政治上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波拿巴的胜利并非意味着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胜利，它毋宁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所以，阿隆要提醒人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并非是法国阶级斗争的主流，决定法国政治变革的主要因素还是来自于超阶级的政治冲突，波拿巴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赢得了对所有阶级的胜利。马克思实际上也看到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具有举重轻重的作用，他提出的摧毁国家机器的观点正是基于对波拿巴垄断国家行政权的深刻认识——国家超越了所有阶级的制约而成为个人独裁的工具。
（三）马克思认识到了“波拿巴现象”的超阶级性，但他并不认为波拿巴政权就是缺乏阶级基础，事实上，他指出了波拿巴之所以能够在法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冲突中脱颖而出，主要还是依靠了两个阶级的支持，一个是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一个完全缺乏道德和法律约束而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底层力量，其构成是：“一些生计可疑和来路不明的破落放荡者”，“资产阶级的败类和冒险分子”，“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另一个则是生活在广大的乡村地带且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一个缺乏自主的阶级意识而需要别人尤其是强人去代表他们的自在力量。农民只存在着地域上的联系，他们没有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波拿巴的胜利，就其阶级根源而言，就是因为他获得了流氓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支持，他既是这两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是这两个阶级的救世主，他们互相依存又互相利用的关系构成了法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四）法国的农民为什么要支持波拿巴？这是因为“拿破仑观念”在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给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他利用“拿破仑观念”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即农民的固定观念的一致性而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拿破仑观念”是由四个要点构成：第一，拿破仑的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这是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农民的一种错觉：拿破仑的政治统治才是农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第二，“拿破仑观念”崇拜“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农民在面临着他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对抗时，他们自然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同时把保卫这种物质秩序的强力政府机构视为国家应有的支柱。第三，“拿破仑观念”倡导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因为农民在刚刚获得小块土地之后迫切期待一个来自上面的权威能够保护他们，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第四，“拿破仑观念”最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对军队的崇拜，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英雄，从而构成了军队在法国政治结构中的压倒性优势。对于农民来说，“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根据“拿破仑观念”的四个要点，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些基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的观念是荒谬的，是临死挣扎时的幻觉，是空话的词句，是幽灵的魂魄。（五）波拿巴在法国阶级的和党派的斗争中通过普选制获得国家政权，使其具有了超越阶级和党派的独立性质——“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就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中间阶级”的力量，同时他又自命为农民和下层阶级的代表，由此导致社会结构呈现两极化，即一个高高在上的、掌握着无限权力的国家统治者与生活于底层的农民和城市的一切边缘群体，而“中间阶级”的政治和生活空间则不断地受到挤压。在这个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中，波拿巴几乎就是与所有“中间阶级”为敌：“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当波拿巴试图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时，他又无法同时满足一切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以至于他不得不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穷以应付，即马克思所说的“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这个混乱的矛盾的使命，使得波拿巴政府始终陷入在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中，他之所以还能在社会的普遍不满中维持住一种最低限度的平衡，是因为他作为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用毫无道德约束的政治计谋或策略来分头瓦解不同阶级及政治党派的抵抗，让他们无可奈何地选择臣服与合作。波拿巴像个魔术家那样，用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来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通过不断地制造拿破仑神话来尽可能延续法兰西帝国的政治时间。马克思对于“波拿巴现象”的上述分析，在恩格斯看来，是为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由此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阶级斗争之门：“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在雷蒙·阿隆看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表达出来的最富有远见卓识的看法，其实恰恰是背离了他的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许多精辟的结论是在两种解释“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时而得以产生，即从政治角度出发的解释和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的解释，这两种解释方式的结合才为马克思的著作开辟出更大的真理性空间。从我的角度观察，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对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所提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认识与分析，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对法国各个党派的政治斗争关系的描述，可以说是证明了恩格斯关于法国阶级斗争的判断——这也是马克思从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一以贯之的理论，但他具体呈现出来的阶级斗争形势并非限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更为复杂和深刻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与流氓无产者及农民之间展开的。马克思对这些情况的客观描述证明了雷蒙·阿隆关于法国政治斗争的判断——在不同的政治党派之间所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被波拿巴攫取的国家权力所统摄。基于这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展开的历史性分析，最终是为了解释：为何是波拿巴这个极端平庸的人物得以成功地偷袭了国家权力并将其窃为己有。从波拿巴的政治身份来看，他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他充其量只是流氓无产者的首领。他之所以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其和拿破仑的血缘关系，这使得他可以天然地运用“拿破仑观念”来对广大的农民阶级进行政治动员，以小块土地所有者的保护人身份来骗取他们的支持。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波拿巴现象”得以在法国存在了二十年（1851—1871），并决定了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事实上主要取决于三个重大历史因素的存在及其同构关系：一是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的存在，在普选制的条件下人数是决定性的因素，缺乏清醒的阶级意识的农民阶级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波拿巴与农民的关系既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是基于利益与观念一致性的同谋关系。二是“拿破仑观念”的存在，这是波拿巴创造其政治合法性的独特血缘依据，“死人”为“活人”提供了传统的思想资源和行动的正当性理由，旧革命的“亡灵”激发了新的冒险家的斗争勇气，最后是拙劣的模仿者和他的支持者们一起相信了他们又再次创造了拿破仑的伟大事业。三是流氓无产者及其首领的存在，他们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党派斗争趋于恶性化的主要推手，他们不讲任何政治道德，同样也无视政治游戏的既定规则，其政治爆发力往往是在几个冒险家们的鼓动下成为改变历史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理论的深远意义就在于，从他阐述的“波拿巴现象”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是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度，只要存在着一个广大的民粹主义底层——不管这个底层是由农民还是由其他贫苦群体所组成，一个有着“克里斯玛”型英雄记忆和传统的意识形态——不管它是“拿破仑观念”还是其他什么观念，以及一个具有流氓无产者精神的冒险家——不管是他来自于皇族还是来自于革命家族，总是会出现波拿巴式的人物，并由这些人物来主演一场历史笑剧。波拿巴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他或许读过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对他来说，决定历史评价的绝不会是那些历史学家。“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这是波拿巴对所有蔑视他的丰功伟绩的人所作出的回答。法国二月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证明这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直是被作为拿破仑的漫画而被书写的人物，其实还是具备着一些超过他同时代的那些英雄人物的过人品质，流氓性和平庸性并未构成他的全部智力空间，他能够战胜诸如卡芬雅克、尚加而涅这些军事强人而主导法国政治走势，除了马克思所分析的那些客观条件之外，离不开他的主观能力，这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托克维尔就是在波拿巴当选为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的那天起预见到了帝国复辟的命运，他不认为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就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他只是认为，应当由上帝和理性来决定该发生什么事情。面对一个不可一世的胜利者，道德谴责就如同在一头狮子身上拍死了一只苍蝇，这是历史学家的无能或无奈？马克思也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但这些人物是否伟大最后还是需要经受历史的检验，经受历史学家的检验。至少对波拿巴而言，马克思对其作出了定论，并且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马克思的预言在1870年被证实，路易·波拿巴在普法战争中被俘，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终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这个从自己的头上摘下了拿破仑三世皇冠的人，1873年因病在伦敦去世，享年65岁。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法]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秉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法] 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周炽湛、曾晓阳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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