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越：“中国问题”与西方现代性思想谱系
“中国问题”与西方现代性思想谱系
文/鲁越
1920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访问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罗素访华期间的一系列演讲，涉及到当时中国知识界所关心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宗教问题、哲学问题、教育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数理逻辑等。演讲引起广泛反响，来自于不同政治思想背景的各方知识精英和意见领袖都期待从罗素的演讲中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答案和学术支持，并在解读罗素关于中国的见解时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这些争论后来演化为实际支配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不同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罗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积极评价，则直接深化和主导了先前兴起的东西方文化讨论以及后来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围绕着罗素的出场而激发的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冲撞，构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主要问题域。
罗素根据对中国的观察所写的《中国问题》一书，现在看来，并没有从历史高度上提炼出有深度意义的问题来，他更多地只是停留在经验和表象的范围内来描述他对中国的感受，他对中国内在问题的揭示主要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视野——他期待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世界的问题。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提问方式在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被证明是属于皮相之见，中国的文化复兴离开了中国的制度变迁就如同无源之水。但是，罗素提出“中国问题”的立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与众不同的，他作为一个西方观察者和著名哲学家，并没有从西方主流的历史观点出发，把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视为中国自我救赎的惟一之路，相反，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中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中国的前途在于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1罗素以他自己的方式切入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以何种方式向何种社会演进？
中国自进入19世纪以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围绕着中国如何开展其未来的路径，便一直成为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家们反复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问题。按西方的制度模式修补还是彻底更替中国的帝国制度，是中国帝国的统治者和思想精英们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被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称之为“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中国学者”2的严复，在他首次大规模地把西方著作和西方有关社会进化的理论翻译和引进到中国时，他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西化”论者，在他看来，用西方的宪政体制来改造和约束中国帝国的君臣关系是“大不可”的事情，因为“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3他在1898年《拟上皇帝书》中主张“变法”，强调“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法”。4 但在严复变法图强的思想框架中，他并没有形成根本性改造帝国的方案，在变法的措施上也没有超出他曾经讥讽过的仿行“西法”诸事，如总署、船政、招商、制造、海军、矿务、学堂、铁道、纺织、电报、出使等。严复很清楚，这些新的制度安排在西方曾是“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到了中国，则有“淮橘为枳之叹”。5 同一时期的梁启超对中国的变法有更强的诉求，他在《变法通议》中强调：“法者天下公器也，变者天下公理也”，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开学校，“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6 将政治变革作为变法的核心，表明严复梁启超一代的思想精英，在学理上对中国帝国体制的内在弊端已有切身体察，对西方制度模式的政治优势已有高度认同，但这些都没有构成他们和帝国彻底决裂的决心与动力，他们的变法主张在晚清的政治实践中陷于一种深刻的悖论状态：试图用一种本来是和帝国体制根本对立的制度安排来弥补或解决中国现实的制度性问题。张之洞宣扬的“中（旧）学为体，西（新）学为用”的主张其实是晚清整个开明士绅阶层的共识，其实质是企图在帝国的框架内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君主立宪的制度设计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展开并主导了晚清的新政改革。
晚清新政最终没有开创出帝国体制下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反而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走向了最后的崩溃，民国共和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式的立宪、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新闻自由等制度要素，至少在形式上为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帝国的政治制度，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开辟出了西方式政治空间的可能性，建设现代的宪政国家已成为新的时代共识。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在其时明确主张，中国唯有走西方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即“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7 但是，共和制度并没有迅速解决晚清遗留下来的问题，民国建立后的最初十年，中国仍然陷入在似乎无可救治的混乱状态中，历经两次帝制复辟，社会缺乏有效整合，军阀割据和各种地方势力使华夏大地四分五裂，思想界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彷徨。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中国那些已经分裂为不同思想阵营的知识精英对罗素的访华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着中国知识界在新的社会变革时期的急迫思想需求：“向西方寻求真理”（毛泽东）。
“向西方寻求真理”，构成了19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变迁的一条主线。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已经不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下，中国的思想家是基于何种问题意识在西方宏大复杂的现代性思想仓库中作出选择的呢？这显然取决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西方理论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按史华兹的看法，“严复对西方的反应，并不是对整个西方实体的反应，而只是对18、19世纪的西方思想体系中某几个有影响的思想的反应”。8 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兹论著所写的序言中也谈到了这一点，认为严复所关心的社会进化的那些问题并不是斯密、穆勒和斯宾塞他们那个时代的全部问题，当严复在中国译介这些作者们的著作时，英国已掀起了新的斗争，在新的斗争中英国古典思想家受到了重新估价。9 这些情况表明，严复梁启超等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家，都是基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而进入到西方的思想谱系中，他们是依据中国的制度症候而求诊于他们所认同的西方现代性救治方案，即使这些方案在西方已经过时或失效。正是基于中国问题的解决，从戊戌维新以来直至五四前后，中国向西方不断学习的过程，呈现出一个双向互动的思想结构：中国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向西方“问学”，同时“西学”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或塑造了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在西方现代性思想谱系中持续地寻求能够对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现代化方案，而西方则在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及其制度优势的推动下建立起对中国思想界的话语导向，从而实际主导了中国问题的提出方式。在这个西方主导的思想结构中，许多看似中国式的问题，其实都不过是在西方历史逻辑的意义上提出来的。从下述自戊戌维新以来那些足以支配中国思想走向的核心关键词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中国在西方思想主导或影响下所呈现出的思想轨迹。
公理观。戊戌维新时期，康梁变法的主要哲学依据是公理观的提出。中国传统的“天理观”，是通过对“天”的论证而赋予帝制的合法性及其道德意义，而“公理观”则是为新的制度创制提供合法性资源。康有为说：“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10 梁启超把人类进化、人生而平等自由、革新变法皆视为“公理公例”，认为“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以及“天然科学范围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等，皆以“公理公例”为依据。11 康梁的“公理观”是力求为维新变法建构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西方启蒙时期所普遍倡导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核心价值诉求。
进步观。严复在大规模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时，对社会进化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对达尔文在研究物种起源时所阐述的关于物种变异的观点丝毫不感兴趣，“他全神贯注的只是含有将达尔文原理运用于人类行动领域的那些内容”。12 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出发，严复找到了社会进化和变革的依据，把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律推演至人类社会，由此证明，中国如不变法必亡国亡种。中国最初的历史进步观就是通过社会进化论而建构起来的，它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和以“三代”为理想尺度的历史评价模式。进步史观对中国现代思想变迁有深远影响。
国家观。在西方列强和中国发生大范围的军事冲突与思想冲突之前，中国帝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未在其内部受到过根本性质疑，维新时期的思想家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的构造中观察到现代国家的基本轮廓以及中西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以现代国家的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家国天下”的陈旧表述，进而产生对帝国制度的怀疑和动摇。梁启超在其激情洋溢的《少年中国说》中写道：“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13 梁启超期待的“少年中国”是和中国的“老大帝国”根本不同的现代国家，按现代国家的要求来改造中国的帝国制度是维新派的主要历史使命。
社会观。严复用“群学”来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表明在中国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社会构成中，一直缺少如近代欧洲自治城市主体那样的公共领域，更没有在和国家对立意义上形成的市民社会组织。严复认识到，中国传统体制的弊端是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而“群学”的兴起，是“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14 社会观的形成和运用，为中国的知识精英提供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社会性质及其构成的重要思想工具。从社会出发还是从国家出发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五四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巨大争议。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崛起是社会观发展的逻辑结果。
自由观。自由既是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精神诉求，又是西方的核心制度安排，它直接涉及着人的各项权利的实现与保护。在梁启超看来，西方宪法中所规定的人的各项自由权利，中国在形式上皆有，如交通自由、迁居自由、置业自由、信教自由、通信自由、集会言论自由，中国自古有之，官吏皆不禁；但中国的这些自由只是奴隶的自由，官吏可随时禁之，“自由无日不可以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只有自由之形，而无自由之美德。自由的美德在于：“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15 梁启超的自由观在五四时期逐渐演化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主流话语，最终形成了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力量。
科学观。科学和民主，共同构成了五四思想运动的核心话语。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六大学术主张，其中之一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功不在人权说之下。科学为五四思想精英们建构起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胡适的说法，科学在中国确立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侮戏的态度。”16 在科学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是经验的而不是超验的、是理性的而不是想象的面前，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合法性受到根本质疑。1923年掀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科学派”显然拥有话语上的巨大优势。此时，科学已经不止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不止是代表一种先进的知识体系，而且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被看作是一种文明，甚至被看作是西方现代性的同义语。
民主观。民主，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最大共识之一，同时也可能是最富有歧义的一个政治概念。来自于不同阶级、政党、团体和思想背景的人，在学理上都能程度不同地接受民主的理念，但在政治实践中却对民主的运行和制度化作出了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解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被大多数西方和中国的思想者共同看作是民主制度化的惟一正当的模式，中国只有在和西方相同的制度安排上才可能被理解为是一个民主国家。由于中国帝国的现代转型从一开始起就是在自己特有的路径依赖下进行的，民主如何演化为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架构并不是一个自我澄明的问题，它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反而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打开了充分想象、设计和博弈中国式国家制度的思想空间与政治空间。
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思潮从西方进入中国，是五四思想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思想走向，重新设置了“中国问题”的提出方式及其内涵，把思想界以前主要关注于中国是“全盘西化”还是“本土化”、是以科学观为主导还是以东方人生观为主导、是以工业立国还是以农业立国等争论，改变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知识体系的问题框架，对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构成挑战；而且对自维新时期以来已经实际主导了中国思想界约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形成巨大冲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并最终上演为一场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宏大史剧，为中国的历史阐释和现代性叙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问题的解答，实际上也将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戊戌维新以来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开拓了中国知识阶层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世界视野，塑造了他们求真问学的新的话语方式，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以往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持续追问，既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持续涌动的要求变革帝国体制以探寻富强之路的沉重压力，更多地则是来自于西方国家所给予的巨大挑战和启示。日本在“脱亚入欧”的短暂时间里即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在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中一举击败两个老大帝国。这一事实向中国的所有阶层都充分展示出西方制度模式的优越性，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是通过实际的军事和政治霸权而显示出来。在西方思想和政治的双重优势面前，中国思想界对帝国体制内在弊端的深刻反省和检讨，并没有开拓出中国自己的理论情境，他们只能普遍地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来观察帝国的制度症候，在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谱系中获取灵感和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帝国的崩溃所带来的传统知识体系的解体，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除了向西方寻求变法图强的真理外，别无他途。正是在这种由物质和精神的力量共同形塑的文明及其他者的历史关系中，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世界观、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文化整合诸方面——不能不深刻地打上西方的烙印。虽然，中国的思想领袖们总是力求摆脱西方思想的支配性影响，总是基于中国的问题意识在西方的思想仓库中筛选出那些符合中国要求的思想观念，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从未真正地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选项；但是，这些事实都不能用来说明，如果离开了西方思想对中国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中国帝国的现代命运将会呈现出何种状态。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证明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史学模式在解释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许多方面依然是有效的，除了需要如柯文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国那些尚未受到西方冲击的领域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估计。17 在费正清的史学解释模式中，我们至少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识：西方的冲击是导致中国帝国变化直至崩溃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没有来自于西方这个“异体的致命感染”（列文森），中国仍将长时期地陷于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些来自外部的冲击最终是通过帝国内部新的制度要素的成长而成为新社会的动力，帝国晚期的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变化，既是理论创新的基本要素，又是新制度形成的决定性力量。把中国问题置于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谱系中来加以观察，只是开启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世纪之门，在越过了这个现代性的门槛之后，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探索还将经历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本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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