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李河 ▏当“纵向传统”遇到“横向传统”

在俄罗斯思想史上，“本土vs外来”构成了俄思想界历久弥新的二元对立主题。19世纪上半叶发生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逐渐实现了对这种二元对立主题的命名：西方派代表外来思想，斯拉夫派代表本土主义，乃至20世纪20年代起在俄罗斯海外侨民中流行的“欧亚主义”，就其强烈的俄罗斯特殊主义的诉求而言，也可视为本土主义代表。

别尔嘉耶夫的道路之问：后发国家的共同话题

至少从17世纪末彼得大帝改革起，来自西欧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已深深融入俄罗斯自身发展，涵化为其近现代传统的整体，但这种“涵化为一”的现实却难以降解俄罗斯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本土vs外来”的分裂意识，它被别尔嘉耶夫明确提炼为以下的“道路之问”：“俄罗斯能否开辟自己的特殊道路，而不再重复欧洲历史的所有阶段呢？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我们都在争论：俄罗斯的道路是怎样的？它是否可能简单重演西欧的道路？”这个“道路之问”涵盖着两个对立的语义串，即“外来的=西方的=先行的=普遍主义的vs本土的=异西方的=迟到的=特殊主义的”。在本土主义看来，“普遍主义”是个幻象，它会造成由他者取代自我的认同倒错，唯有“特殊主义”才体现着“自主意识”，唯有基于特殊主义的历史叙事才是真历史。

别尔嘉耶夫的“道路之问”及其“分裂意识”并非为俄罗斯所独有。美国发展社会学家M.列维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把18世纪后的世界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法美等代表的“内源性现代化社会”（indigenous developers of modernization），这是指“立足于现存社会，在较长时间内使其社会结构得到渐进发展的社会”，它们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是顺应其内在需求而得到有序推动的；另一类则是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迟到者或后发者的社会”（late-comer society），其现代化进程越往源头推溯，越表现出强烈的“外源性”（exogenous）特征。正是外源性让迟到国家在现代性启蒙之初就种下了分裂意识的种子，“本土vs外来”往往成为迟到国家知识界挥之不去的思考范式和提问传统。在这方面俄罗斯无疑是个样板：彼得大帝改革300多年以来，它一直徘徊歧路，其转型仿佛永远在路上。

本土意识悖论：外部特殊主义vs内部普遍主义

对后发国家思想群体来说，文化自主性意识的觉醒，稍不留神就会转化为一种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文化特殊论叙事。不过，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世界，许多后发国家在启蒙之初所鼓吹的进步论文化观，或迟或早会被风头更劲的文化特殊论所取代。后者确信，文化的自主性蕴含着对文化本土性的承诺，它包括：以某个神圣人格或神圣经典作为文化开端的历史溯源意识；在一定封闭地域内单线传承的传统延续意识；在文化核心价值识别意义上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意识。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一国传统的“向来我属性”，“溯源+排除”构成了文化原教旨主义处理传统的基本方式。

文化特殊论叙事可追溯到18世纪下半叶赫尔德的文明有机体理论，它经由斯拉夫派、斯宾格勒、汤因比乃至当代的亨廷顿传递至今。这种信念无疑是对单线论历史观的反驳，同时它很容易转换为后发国家的一种文化政治策略，即只有特殊主义才能把以西方为摹本的普遍主义叙事降低为一个与己平行的“地缘性叙事”，甚至降低为一种低于“自主性叙事”的“他者叙事”。据此，这里没什么“先发后发”、“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本土vs外来”、“东方vs西方”的对立。一切文化或文明都是特殊的，一切传统都是等价的，等等。

文化特殊论是文化自主性意识的一个环节，但不能是全部。从方法论上看，文化特殊论在否定世界历史单线论时，却对本国内部的文化传统采纳了一种单线论叙事，将纵向矢量刻画为“本土传统”的本质特征，认为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是因为它只能是从古至今单线流传的。但这个看法今天受到了质疑。20世纪末一些欧盟学者在讨论“我们的共同文化遗产”时问道：我们是否真的具有“共同的遗产”？因为其具有殖民历史，除拥有其标榜的希腊西欧传统之外，还会遇到来自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东南亚或东欧的移民文化传统。在此语境下，法国学者萨达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两种传统，一个是‘纵向的’（vertical），它来自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宗教共同体以及被大众所接受的传统；另一个是‘横向的’（horizontal），它是由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人们施加给我们的。在我看来，后者更具有影响力。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体现在我们的自我反思之中，我们最经常讨论的却是‘纵向的’传统。所以，在‘我们是什么’与‘我们认为我们是什么’之间存在鸿沟”。其实，除了谈论移民文化，这种“纵向传统”与“横向传统”的遭遇几乎发生于所有拥有开放历史的现代国家。俄罗斯近现代史中多次外来思想的冲击或渐入，就是“横向传统”与“纵向传统”互动的生动写照。对所有经历过启蒙的后发国家来说，如何看待“横向传统”是它们今天界定其自主传统时不可回避的课题。

加强对俄罗斯“横向传统”的研究

俄罗斯研究应关注“横向传统”的重要性，这是由俄罗斯历史的特点决定的。亨廷顿说俄罗斯与中国都是“文明型国家”，但他没意识到，两者有个重大区别，即俄罗斯文明原本就开端于“横向传统”，此后，它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与“横向传统”的介入有关。180年前恰达耶夫说过：“请你们好好地看一看，你们就会发现，我们历史的每一个重要事实都是外来的，每一个新的思想几乎都永远是借鉴来的。”这段话不是“疯话”，它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其一，10世纪末，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皈依了东罗马东正教，标志着俄罗斯文明史的诞生；其二，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公主，继承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成为新的东正教中心，由此加快了俄罗斯的内部整合和外向帝国化进程；其三，1690年代，彼得一世实施全面西化变革，给君主制的俄罗斯注入了大量现代性元素，使其迅速成为欧洲强国；其四，1810年代，亚历山大一世赢得了对拿破仑的战争，但他的士兵也从欧洲带回了崇尚自由反对专制的观念，引发了十二月党人革命，等等。

除以上为人们熟知的重大历史转折事件外，不少史学家还提到，由于俄罗斯属于欧洲，它在向东方拓展时便尽享先占先得的优势。

俄罗斯“横向传统”研究不仅包含来自君士坦丁堡和西欧的影响，还包含一个重要维度，即自16世纪中叶以后的三四百年，俄罗斯踏上了漫长的对外扩张之路。而不断拓展的外部政治建构必然会对俄罗斯整体的精神文化建构产生影响。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提到，“俄罗斯民族心理”具有很多“二律背反的谜题”，此后在《俄罗斯的思想》中又说，“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个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其实，就其实质而言，欧亚主义思潮可以被视为对俄罗斯帝国不断向外拓展的政治建构进程的合法性解释。

作者：李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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