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王立胜 ▏7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
摘要：回顾70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轨迹，经历了以加强学习为动力，以解放思想为动力，以学科建设为动力，以理论创新为动力，以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为动力等五个阶段。站在新时代历史制高点上，未来毛泽东哲学研究应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以反思中国道路为前提，着力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西哲学思想关系；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审视毛泽东话语体系；融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重新理解和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相关思想及做法。
关键词：新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轨迹
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得以确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扬帆起航。随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践及党的创新理论无处不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底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成熟、继续发展及发挥重大作用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核心地位，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一直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几代学人满怀热情的孜孜努力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9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归纳提炼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以加强学习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干部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热衷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及对外宣传需要，195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因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出版的几种毛泽东著作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性著作《实践论》《矛盾论》都收入其中，尤其是《实践论》，因为尤金的推荐，先于中国在苏联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
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党的理论工作者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陈伯达《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对毛泽东重要著作的时代背景作了清晰的交代，对其内容作了简明的介绍，对其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作了中肯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确的解析。尤其是在论述抗日战争即将到来时谈到了毛泽东三篇文章，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作者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之一。实际上这部书不但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而且因为它深刻地分析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规律，深刻地分析了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根源，战争规律和战争规律的认识过程，它又是一部重要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全面地、深刻地而又通俗地解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这两篇著作在中国思想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有极重要的价值。它们是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思想、正确地行动和正确地学习的最好的教科书。它们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争论的哲学性质，根据无可辩驳的唯物主义原理，揭露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在认识方法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涉及到了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杰出的代表，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全国革命胜利，既联合又斗争的广泛统一战线，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等问题。纵观书中的内容，尽管没有明确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对毛泽东著作的大量引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论述无不彰显着毛泽东卓越的哲学思想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赓续与超越。
在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使得1950年代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热潮不断。据统计，1951年一年发表的解说《实践论》的文章有100余篇，出版的书有20种。《矛盾论》发表两年内共出版研究著作和学习资料8部，发表学习和研究论文40多篇。
对《实践论》的学习研究，李达、艾思奇、冯友兰的成果最具代表性。1951年2月1日，李达在《人民日报》和《新建设》杂志同时发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文。文章概述了《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并对《实践论》中的真理观作了发挥。随后，李达围绕《实践论》又写了一些文章，1951年7月，三联书店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出版，书名为《（实践论〉解说》。此书按照《实践论》的24个自然段逐一解说，列举一些具体形象的事例进行分析和说明。尤其是在写作过程中，李达与毛泽东关于《实践论》中一些问题的互动，增强了解说的哲学性和科学性。艾思奇1951年3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一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真理的问题是对于革命成败攸关的重要问题；二是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三是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四是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冯友兰1951年在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座谈会上作了《（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的解决》，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对《实践论》中的知行观进行了探讨，突出了《实践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对《矛盾论》的学习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及观点主要有：李达《（矛盾论〉解说》分析了《矛盾论》的理论贡献，阐述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中国革命辩证法的科学揭示，结合自己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探讨。陈伯达《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人民日报》1952年5月13日），着重阐明了《矛盾论》产生的背景和重要意义。艾思奇《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新建设》1952年第6期），着眼于分析矛盾论的科学方法。赖若愚《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人民日报》1952年4月26日）概述了《矛盾论》的理论贡献。
就在社会上广泛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同时，毛泽东针对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又写出新的哲学著作，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尤其是《正处》影响甚大。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全国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作了《正处》的讲话，修改后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等观点及论断，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学界围绕着《正处》中所涉及的内容开展了积极讨论。如张西洛《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吴传启、陈大伦《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林真《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几点体会》等。对《正处》的学习研究在其发表一周年之际达到高峰。《哲学研究》（1958年第3期）推出一系列纪念文章，作者包括许立群、胡绳、潘梓年、艾思奇、孙定国、张镛、吴江、骆耕漠等人。政法、监察、经济领域亦有学者撰文研究。马克思指出：“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在这一波全国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中，在干部群众中开始出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研究会”等组织。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中开始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据有关学者考证，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启用是在1958年8月3日出版的《建设》杂志8月号上发表的严北溟《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文中。文章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时代精华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中国革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的发展。它有着无比精深博大的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也体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进程以及一切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中。此后，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
从总体情况来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曲折发展，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要写出新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任务，而且注重借鉴苏联的经验和吸取苏联的教训，从哲学层面思考问题，写出了基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哲学著作。值得指出的是，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哲学观点，都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哲学理论创新不仅没有得到实践中的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更没有在学术层面进行学理探讨。从学术界看，这个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日趋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逐渐失去了它的科学性，甚至导致了教条化、庸俗化和片面化。
二、以解放思想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政治解放、思想解放带来了学术解放。通过这次讨论，深化了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识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整个哲学思维方式乃至哲学观的变化。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借着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的大势，学术界揭露“文革”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歪曲、阉割，努力恢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抵御“非毛化”错误思潮。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鉴于此，决议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一是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二是完整归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三是精辟概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决议》的公布强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使学界呈现出新的气象。一是毛泽东哲学研究学术团体的出现。1981年10月6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广西桂林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哲学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这次会上，成立了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筹备组，成员有孙克信、宋一秀、苏厚重、杨春贵、林伯野等。筹备组负责人是孙克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正式成立，则是在1986年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全国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研究会。例如吉林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1981年），辽宁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1984年），河北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1984年），天津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1984年），四川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等。二是毛泽东研究杂志的创建。四川《毛泽东思想研究》(季刊，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1983年创办），上海《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2年创办，1988年改刊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更名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三是高校、科研单位等毛泽东哲学研究室成立。继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组建后，广西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设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设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设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组。依托这些机构，有的单位开始招收毛泽东哲学思想方向的研究生。
学会、学者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发展。这一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的历史时期，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有的学者直接简明地阐述为：马列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1981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上，龚育之在发言中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注意：不单是哲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同时强调“应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作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的一部分，看作这个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看作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成果和集体思想财富的一部分，看作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思想“。这一定义和论述，得到了与会学者一致赞同。其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历程的研究。在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来源时，学者们既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又看到了毛泽东等对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的继承与改造。在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历程时，具体划分尽管不一，但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毛泽东重点哲学著作在思想进程中的作用。《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矛盾论》《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已经成熟，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丰富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之”形的发展，有发展，有教训。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有的学者（林青山）概括为中国化、大众化、重在实际应用；有的学者（杨焕章等）认为是生动的实践性、广泛的群众性、完整彻底的党性。有的学者则强调其根本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并开始总结其特点。但由于改革开放开启时间不长，实践未能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其研究亦未能深入。
三、以学科建设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在厘清基本概念、范畴与命题的前提下，学者们尝试去构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框架。与以往相比，这一阶段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不再仅限于解说或者简单论述，大量以“大纲”、“纲要”、“概论”为名的教科书出版发行。这些教科书既是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体现，又是学习和再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范本，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学科化。代表性著作有：杨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雍涛、陈祖华、李南熏《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嵘《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杨焕章、秦锡瑜、梅岱《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樊瑞平《毛泽东哲学思想简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雍涛、李南熏、陈祖华、王广正《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杨瑞森、张文儒、冉昌光《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作内容结构有相同之处，大多在序言（导言）或第一章中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涵义、发展历程、特点、历史地位等。随后再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内容的概括反映了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建构的运思。当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否构成体系，学术界之前是有争议的。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一致的，但又具有中国特色。正如有的学者所解释的那样，“体系无非是‘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同样是一种哲学体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但如何表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学术界见仁见智。
以马克思主义传统哲学体系为依据，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概括为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四个部分。雍涛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中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构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样，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这样一些部分构成的，不过每一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突出的特点。概括起来，那就是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两年后，雍涛等又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其主旨大致延续了之前的思考，不过论述的角度稍有不同。作者从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方法论四个部分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体系。樊瑞平亦是按照“四大板块”来构建，但在具体体现方面与雍涛等稍有不同：以实事求是为中心内容的唯物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以群众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历史唯物论。杨超在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时，把目光聚焦在唯物辩证法方面，既包括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即如何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既唯物又辩证的根本原则的问题；又包括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一些理论问题；还包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及辩证思维的问题；唯物辩证法的过程论问题等。
按照四大板块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或者深耕其某一部分，这样的方式有见解、有启发。但一些学者也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刘嵘就认为，四大块的结构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的结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内容的科学体系。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分为四大部分，即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斯大林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也未能突破马克思哲学教科书的框架结构。刘嵘进而强调，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结构体系只能是“四大块”一种模式，加以定型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已经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那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是由哪些范畴、原理构成？其内在联系又是怎样的呢？刘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实事求是是对主观和客观这一基本问题简明通俗而又科学的回答，而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法、独立自主等都是为了实事求是，获得正确的思想，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杨焕章、秦锡瑜、梅岱则以专题式思路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具体为：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论实事求是、论自觉的能动性、论实践、论人民群众、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论真理、论矛盾、论军事哲学、论道德哲学、论艺术哲学、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方式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但未能很好地揭示每一部分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还有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就是教育部委托四川大学鲁生主编的为全国综合性大学哲学专业编写的教科书《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鲁生逝世后，由杨瑞森负责统稿。参加执笔的有：北京大学张文儒、南开大学杨瑞森和四川大学冉昌光。作为国家级的教科书，除作者外，中山大学刘嵘和厦门大学邹永贤为编写顾问，其他诸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有关同志参加了提纲或初稿的讨论。在充分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层次概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层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第二层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大支柱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宇宙的根本规律；第三层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展开军事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群众路线。
这一阶段，学术界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梳理历史脉络、归纳总结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积极建构体系框架，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化研究与教学。但遗憾的是，这些体系的建构大多没有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有着以“四大板块“裁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倾向，从而忽略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也就不能充分体现其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值得指出的是，1987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樊瑞平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纲要》，以主观与客观为逻辑起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是突破“四大板块“结构，力图真实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固有体色的成功探索。
四、以理论创新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的发展、时代的跨越迫切需要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想。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讲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明确了当代中国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主题。此时，学术界已经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比如樊瑞平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深刻地发挥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提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基本特征的认识，逐步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刘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新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根本任务、独特道路、战略目标、基本国策、强大动力、基本方针、检验标准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从上述内容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哲学思想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框架内来阐述，还未明确的单列。在关注毛泽东哲学思想新时期发展的同时，学术界基于实践的启迪，不断反思、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逐渐实现了从教科书体系建构到学术深耕的转向。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1）毛泽东哲学思想通史的研究。1980年代初期，曾出现一批毛泽东哲学思想断代史的著作，如：湖南社科院哲学所哲学室《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汪澍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齐平、周振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等。这些成果都为1990年代毛泽东哲学思想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雍涛《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立足于毛泽东著作、言论和实践活动，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全过程。杨春贵、李恒瑞、卢志清《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着重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体系的形成、思想的丰富发展、曲折发展以及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值得庆贺的是，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鸿篇巨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历程中来书写，凸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2）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分支学科、专题领域的研究。既有总体阐述，又有分支学科论述（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艺术哲学等）。这一阶段，有的学者以现实为参照，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系统反思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如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王立胜《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改革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世纪之交，面临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刻变化，党中央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2012年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为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了新的条件，拓展了毛泽东哲学研究的视域。一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哲学思想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剥离开来，并关注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其他党的指导思想的关系。比如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在成都西华大学、广州佛山、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会议上分别讨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二是深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新的实践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同时也丰富了观察和体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视角。学术界从社会建设理论、文化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一致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三是以纪念活动为契机，结合社会发展实际，继续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比如《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周年纪念，学术界都会召开相关理论研讨会。四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畴语境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融合创新。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既得益于学者们的理论自觉，同时也受惠于毛泽东相关著作的大量出版。随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毛泽东文集》（8卷）等的发行，加之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其所涉及论域之广，观点之深刻也是空前的。遗憾的是，这一阶段由于受学科调整及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部分学者研究重点转移甚至放弃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时，高校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专业方向也渐渐被淡化，乃至在不少学校被取消了，进一步制约了学术队伍的建设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坚守“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富矿，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领域选择。此外，在做大做强之前毛泽东思想研究期刊的基础上，一些期刊杂志独辟毛泽东研究专栏如《现代哲学》《湘潭大学学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亦有新的期刊如《毛泽东研究》诞生。这些期刊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平台，为凝练问题、交流学术作出了突出贡献。
五、以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塑造了多元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多元的利益格局，也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多样取向。由此出现了从所属群体利益及获得感出发来评判毛泽东的各种观点。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征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进而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消解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地位及作用。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所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基于以上状况，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从大历史中衡量毛泽东地位，揭示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比如毛泽东与中国梦、毛泽东与中国精神、毛泽东与民族复兴、毛泽东与改革开放等论题的研究。二是批判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表现、实质，科学有力地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研究学术化路径的冲击。三是分析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但在具体论述时，角度不一。有的学者抓住某一个方面论述，如调查研究、矛盾、党建、活的灵魂等；有的学者则多维度思考，比如以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为维度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中国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科学性，也孕育和催生了“四个自信”。与之相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构反映中国道路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在引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建构了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给世界带来了极大影响。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断打开自己向西方学习依然是必须的，但这种学习必须建基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以反思中国道路为前提。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中国道路形成的思维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站在新时代历史制高点上，未来毛泽东哲学研究应以反思中国道路为基础，以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为动力。具体地讲，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谱系下考量。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人类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特别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现有的一些成果较自觉地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好地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受传统教科书的影响，依然存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裁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如何超越传统教科书体系框架，构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进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依然是学术界孜孜以求的目标。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当前学术界焦点多集中在毛泽东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尤其是早期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融合，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化。研究这些问题在中华文明复兴，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二是以中华民族主体性为基础，审视毛泽东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所建构的话语体系受到了西方话语体系的严重挑战，出现误读、误解，甚至故意地歪曲、解构。比如封建、集体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这就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实际及中国文化审视毛泽东话语体系，并对其作出深刻阐述。三是融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重新理解和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相关思想及做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历史距离拉得越长，历史影像就会越清晰。站在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关头，重新思考毛泽东工业化、计划经济、医疗卫生、社会治理、产业布局、反和平演变等思想，对毛泽东一定会收获更多的理解和敬佩。归根结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前瞻研究要以中国主体性为基本，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
回顾70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轨迹，凸显了实践推进与理论自觉、政治意识与学术品格、中国主体与外国借鉴的统一。实践的每一次跃进，都呼唤新的思想和理论。而理论的每一次飞跃，又都是以之前理论为前提的。中国越发展越凸显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越凸显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鉴于毛泽东的身份，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必须兼顾政治意识和学术品格。用学术讲政治，以政治观照学术。毛泽东哲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但并不是说要故步自封，应加强与国外的交流互鉴。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六次论战，从内容到方法都给与我们很多启发。毛泽东研究俨然已成为中外学术研究共同点之一。总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不仅仅是为了展现其发展历程，更是为了摸清“家底"，打理好再出发。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