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丽 | 新时代背景下的“东方哲学”研究范式反思
作者简介
范文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印度哲学、东方哲学。
［摘要］中国“东方哲学”学科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东西文化论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东方”的身份焦虑中开始重审历史、思考世界局势、反思自身文化价值，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东方哲学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一些高校、研究所开始组建东方哲学研究机构，以“东方”冠名的综合性哲学、文化著作大量产生，东西文化价值的讨论也在20世纪末再掀浪潮。今天，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中，“东方哲学”研究的使命是通过哲学界的交流互鉴，实现东方各文化传统之间以及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理解。而这种交流互鉴的达成需要通过比较哲学或融合哲学的研究路径，以超越地缘性与跨文化传统的视野来理解哲学研究，以人类文明为尺度来开展哲学对话。
［关键词］东方学 东方哲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 比较哲学
中国“东方哲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的东西文化论战，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繁荣，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产生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从学科设置来说，中国“东方哲学”学科下设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韩国哲学、越南哲学等学科。从地域来说，“东方”包括印度所代表的南亚地区，日本、韩国所代表的东亚地区，阿拉伯-伊斯兰所代表的西亚北非地区，越南所代表的东南亚地区，等等。从学派传统来说，“东方哲学”包含儒家哲学、佛家哲学、道家哲学和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等。“东方哲学”所涉各学科起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思想义理、学派气质都相差甚远。那么，将它们整合在“东方哲学”这一旗帜之下，其根据是什么？意义何在？“东方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整一性如何体现？“东方哲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文得以成型的基本动力。
本文旨在追溯“东方哲学”成立、发展的历史，分析“东方哲学”这一概念的整合力之源，并尝试讨论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崭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文章拟从三个历史阶段着眼，首先回顾“东西对立”和“东西对话”两个阶段的“东方哲学”研究，之后结合新时代的时代特点和国际国内形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分析“东方哲学”的未来发展之路。
1.被制造的“东方”：“东方学”的政治文化意涵
“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中的“东方”是舶来品，是欧洲人基于自身地理位置与视野而设定的政治、文化概念，是一个他者视角下的对象。欧美语境中的“东方”概念现在主要指称整个亚洲地区及非洲北部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包括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西亚北非的伊朗、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不过，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西方世界也并非向来如此，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国际学界，对“东方（Orient）”和“东方学（Orientalism）”进行详细探索而影响深远者，当属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及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9）一书。在书中，萨义德考察了14世纪到20世纪初几百年间的西方文化史，梳理了“东方”概念的缘起与内涵，概述了“东方学”的发展史和主要内容。“东方”最初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被欧洲大陆上的人们用来模糊指涉当今中东、东亚地区。但是，“东方学”意义上的“东方”和“西方”并非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包含着政治文化意识，是一种人为的建构：
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1]
据他考证，最早的“东方学”出现在14世纪初，当时只是在巴黎、牛津等大学设立了阿拉伯语、希腊语、古叙利亚语等教席；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研究之后，汉学才成为“东方学”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中叶，亚洲中部广大地区皆进入“东方学”的视野，这一学科才具有今日之规模。[2]萨义德认为，“东方”概念从其产生之初就已经决定了“东方学”不可能是一个“无立场”的学术，而必将在一定地域政治文化意识影响下得以开展。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不是对某些试图颠覆“东方”世界的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的表述和表达。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3]
“东方学”既不是站在虚空之中，开启“上帝视角”而进行的所谓纯粹学术研究，也不是政治力量完全把持下的殖民攻略，而是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共同博弈之后的产物，是地域政治意识向哲学社会学文本的分配。然而，不管如何，其基本的立场和视角依然是西方的。萨义德在题记中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来描述西方学者笔下的东方，并且认为这种书写方式造成的后果是：西方是意志，东方是表象。[4]
简言之，“东方”这一概念产生于东方与西方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中，产生于西方力量绝对优势的前提下。东方没有话语权，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西方替东方说话，一切关于东方的论说和描述都是在西方的论说模式中被呈现的。
2.中国人“东方”自我意识的形成——近代中国人的身份焦虑
“东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走了与西方“东方学”完全迥异的一条道路。然而，在中国讨论“东方学”，最初也起源于他者的眼光，是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第一次以第三者的视角来打量自身。
中国人以东、西来区分自己与众多发达国家是在19、20世纪之交。方维规在其《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一书中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使用“夷”“洋”“西”“外”等概念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对外部世界称呼的演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价值尺度、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国人主要以“夷”称呼外国，带有轻贬的意味；鸦片战争后，“洋”字大量使用，带有“进步”“现代”的意味，传递出某种崇敬之情；在19、20世纪之交，在公文里和开明人士中间，“夷务”这一概念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情感意味比较中性的“西”“外”，如“西学”“外务”等。[5]
中国最早关于东西方的讨论是在东西文化论战的大背景下展开的。20世纪初，正值东西对立、民族危亡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一股重审历史、思考世界局势、反思自身文化价值的热潮：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质是什么？根本差异是什么？优劣对比如何？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更高明吗？东方文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应当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在今日看已似寻常，但在当时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揪心不已的重大难题。
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源于当时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全面碾压的局面。正如梁漱溟所说：“现在并不是两文化对垒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化存亡的问题。”[6]参与论战者的观点大略可分为三派：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主张固守中国传统的“复古派”，以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张君劢、章士钊、胡适为代表的主张东西文化交融的“折中派”，还有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他们对于东西问题的讨论促成了中国“东方学”之肇始。
3.“东方哲学”研究之始
在这一时期，“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对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得到诸多关注，但实际上多是浮泛之说。而作为“东方文化”中的一小部分，“东方哲学”所受关注更远不如前者。尽管如此，一些学者也已开始详求这一概念的内涵。
胡适在其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表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7]胡适所言涉及的以下三个观念在当时意义重大：首先，以东、西两支来论断当时世界上的哲学；其次，认为中国和印度两系是东支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最后，有“世界哲学”的眼光，认为当时东西两支的互相接触和影响会带来融合的趋势。
梁漱溟1921年出版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指出，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东方哲学”的主体，对应于“西方哲学”。他在书中将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进行了比较研讨，将后两者作为“东方哲学”的主要关注内容，并从形而上学、认识论、人生哲学以及宗教四个方面对三方哲学进行了分析，旨在呈现中印哲学的基本面貌。[8]梁漱溟的分析重在考察三者的差别，而同一时期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则从人类“本能”“生命路向”的相同性出发来寻找中、西、印三大文化及哲学之一致性的根源。[9]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国外的译著在中国知识界流传，比如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的《东方哲学史——东方哲学特质的分析》一书中译本于1939年出版。该书在“序言”中驳斥了黑格尔把东方哲学排除在哲学之外的立场；其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梳理了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附录”还对日本哲学史进行了概要的介绍。[10]
综合而言，这一时期东方哲学研究尚处于开端，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人们谈论“东方文化”时，其核心关怀是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价值，出路如何。第二，此时的“东方”概念内涵比较狭窄，人们谈及“东方哲学”时主要指印度与中国的哲学。第三，尚没有明确的东方哲学学科意识，对“东方哲学”的研究与东方文化、东方思想的讨论纠缠在一起。第四，对东方文化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值得保存尚在争论之中，没有取得共识。学者们的讨论既显示出民族危亡所带来的迷茫与困惑，也体现了一种于国难之中求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东方文化之讨论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就是论证了东方文化的价值，形成了一股保留与维护东方文化的风气与潮流。
二、回顾：“东西对话”中的“东方哲学”研究
1.新中国的“东方哲学”研究机构
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哲学”研究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新中国“东方哲学”研究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国家主导，在高校、研究所组建“东方哲学”研究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出现龃龉，新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变窄，需要拓展新的邦交关系。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政府更为重视与周边邻国以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以打破美苏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61年前后设立“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开设日本、印度、阿拉伯哲学史等课程,后来还将朝鲜、越南哲学史的研究纳入中国“东方哲学”研究的版图。当时执掌教研室的是朱谦之，主要成员还有黄心川、金宜久等，他们为东方宗教哲学学科的发展作了重要的开拓工作。该教研组在1964年并入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改革开放之后，“东方哲学”学科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有了新的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和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联合创办了一份不定期学术研究专刊《东方哲学研究》，主要刊登有关日本、印度、朝鲜、阿拉伯等国家、地区之哲学的学术论文、研究资料，目前所见最早的是1979年刊。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哲学研究所设立“东方哲学研究室”，并于1984年正式成立。东方哲学研究室初成立之时，下设三个小组：印度哲学、日本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小组，首任室主任是巫白慧。在其引领下，中国第一个东方哲学研究基地建立，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198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恢复并成立“东方哲学教研室”，再现并拓展了曾经的东方哲学学术格局。此后，山东大学、宁夏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东方哲学研究室。1997年4月，在时任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徐远和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立宗旨为“团结并联合国内外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推动国内外学术团体、学者及有关社会团体的交流与合作……”[11]。
上述机构成立之最重要的目的与作用是整合力量，形成研究基地和连接纽带，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制度性的支撑。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为核心的各类东方哲学研究机构广泛联系国际国内学者，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为推动东方哲学的长足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到20世纪末，东方哲学研究机构进入新一轮调整。200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取消东方哲学教研室，将原来的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人员进行重新整合调配，成立了现在的佛教与道教教研室。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东方哲学教研室也相继取消，目前全国仅存一个研究基地，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东方哲学研究室。尽管此次学科调整之后，高校不再单立东方哲学学科，但东方哲学各学科的研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是哲学学科及宗教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说，随着“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东方哲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2.改革开放后“东方哲学”研究成果一览
（1）“东方哲学”各学科的专项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始，对这一时期“东方学”研究的基本愿景有如下设定：
东方学者面临着两大任务：其一是，需要创造反映当代东方各国、各民族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上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的全新文化;其二是，需要对东方各国、各民族浩如烟海的传统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发掘、整理，以现代意识和方法予以筛选和诠释，使之成为建设新的迈向21世纪东方文化大厦的一类特殊有用的“基建材料”。[12]
文中所提及的第二点，也就是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等学科传统文献开展的文献筛选、整理、翻译、诠释工作，这些专项研究和基础研究是“东方哲学”研究的主要形式，也是“东方哲学”学科研究人员的日常主要工作。在当前的学科设置中，东方哲学学科被放在外国哲学门类下，因此，“中国哲学”未被划入其中。但理论上来说，中国哲学是“东方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历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从传统的经学研究，到参照西方哲学建造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再到以马克思主义范式指导中国哲学研究，直至今日开始思考从“哲学史”到“哲学”的研究范式转换。[13]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岱年等，学术名家举不胜举，学术成果更是浩如烟海。理论上来说，这些成果都属于广义的“东方哲学”范畴。
印度哲学方面，在陈寅恪、汤用彤、吕澂、季羡林、金克木等先生开基创业后，一大批学者在梵学、印度六派哲学、印度近现代哲学、佛教哲学、因明学等领域开枝散叶，成果卓著。朱谦之、刘及辰、卞崇道等学者引领的日本哲学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东亚哲学比较、东亚朱子学、日本西田哲学等领域成就显著。马坚、王家瑛、金宜久、李振中、蔡德贵等学者所推动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在阿拉伯哲学史、中阿比较哲学、伊斯兰艺术美学、伊斯兰伦理学、苏菲派思想等领域取得诸多成果。此外，韩国哲学在退溪学、栗谷学、韩国儒学、儒学与韩国现代化、中韩比较哲学等领域，东南亚哲学在中越文化交涉、儒释道对东南亚文化之影响、越南马克思主义、东南亚本土宗教与民间信仰等领域，都有许多成果。[14]
可以说，所有对上述各学科进行的研究都可算作“东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而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检验“东方哲学”这一概念的整合力，因此不对各学科的成果进行详细讨论，而是主要关注宏观“东方哲学”视野下的相关作品，并考察这些著作的产生背景、撰写方式、影响力等，从而观察“东方哲学”在这一时期的综合进展情况。
（2）东西文化之辨析
对东西方文化、哲学的辨析与讨论是这一学科持续关注的主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世界开始重新反思东方文化的价值，试图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找能够解释亚洲地区高速发展的理由。1994年8月，“东方哲学与文化”研讨会召开，与会学者对当时国际上的东方哲学与文化热作了分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东方哲学与文化的价值意义和发展趋势、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等议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1997年，在20世纪末这一时间节点，季羡林、张光麟主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出版，该书收录了一系列旨在区分、辨析、探索东西方文化的论文，既包括十多篇季羡林自己撰写的文章，也收录了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等学者在这一议题上的相关论文。季羡林主张，在西方文化遭遇种种危机的情况下，正当钻研东方文化，并且将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到西方，使之发扬光大，并力主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15]。他还提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16]等观点。
同一时期，在徐远和主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在咸阳、北京、广西、开封、北戴河等地召开了诸多研讨会议，包括“中韩儒释道三教关系学术研讨会”“世纪之交东方文化走向学术座谈会”“中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东方社会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围绕当时亚洲经济危机引发的问题,对如何看待新时期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东方文化的价值和未来发展，文化讨论、文化研究如何深入等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亚洲价值观、伦理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学者们也主张要理性探讨，针对世纪之交的种种预测以及“下个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之类的说法则持保留意见。[17]
（3）东方哲学通史、概论性作品的撰写与译介
除了分布于各学科领域的专项研究和基础研究之外，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学者也编写了一系列概论、通史等综合性东方哲学著作，整体性地展现了东方哲学的面貌。
概论类作品包括任厚奎、罗中枢主编的《东方哲学概论》（1991），楼宇烈主编，魏常海、姚卫群、沙宗平撰写的《东方哲学概论》（1997），杨启辰、冯怀信等编写的《新编东方哲学概论》（2000），赖功欧著《东方哲学经典命题》（2007）等作品，对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日本、朝鲜等国家、地区的哲学进行了扼要介绍。
通史、评传类作品包括卞崇道、宫静、康绍邦、蔡德贵等共同主编的《东方思想宝库》（1994），黄心川主编的《现代东方哲学》（1998）、《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2000），洪修平主编的《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2016）等。这类著作一般是以国别、地区分篇章，对历史文献资料节选或人物信息进行分类编排，集中呈现。这类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由徐远和、李甦平等主编的五卷本《东方哲学史》（2010），该书以时间为东方哲学发展的纵向基线，将东方各国哲学纳入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大时间段中，并对处于同一时间段的东方各国哲学展开横向分析、研究和论述。这一著作在2013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该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东方哲学”学科已然完整成型，其所获奖项则体现了国家对“东方哲学”研究的支持与认可。
论文集、丛书类作品中，最早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编写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六）——东方哲学研究》（1984）。后续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编的《东方哲学与文化》（1996），李景源、李甦平主编的《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2009），等等。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外文译著被引入中国，比如美国学者肯尼迪（JohnMcFarland Kennedy）所撰的《东方宗教与哲学》（The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1911）在1988年被译介至中国；亚当斯·贝克(L. Adams Beck)撰写的《东方哲学的历程》（The Story of Oriental Philosophy，1928）在2009年被译介至中国，该书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东方思想价值的肯定和东西交融的倡议。
综合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东方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起到了整合全国东方哲学研究力量、提供制度性支撑的功能。这一时期东方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第一是各学科的基础专项研究；第二是东西文化之辨析；第三是产出了一批以“东方”冠名的概论、通史、论文集作品。这些作品对中国“东方哲学”的内容与发展历程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呈现。
1.时代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愿景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近几年间，中国再次提出“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倡议，呼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东方哲学”学科所涉及的国家、地区分布在中国领土的四周，也包含在这些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地区中。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8]“一带一路”倡议、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立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共同构成了“东方哲学”今日之时代背景。赵汀阳在近年著作《天下的当代性》中重申“天下”概念，提倡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以便能够设想与全球化的现实相配的政治秩序，倡导构建一个具有普遍善意的、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19]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之旨趣有相通之处。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东方哲学”研究机构在几十年间从无到有，再到枝繁叶茂，并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这一专注研究“东方哲学”的基地。该研究基地在20世纪末东西文化大讨论的浪潮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如开展大大小小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多次，组织编写了五卷本《东方哲学史》等，为整合“东方哲学”研究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几代学人的耕耘，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下设学科所涉国家、地区包含印度、日本、阿拉伯、越南、韩国，分布在中国领土的四周，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背景下，这一设置显得意义深远。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国家间全面而深刻的交往与合作，需要对相关国家历史、文化、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有深入的理解，尤其需要对各个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探索，因为哲学探索是对人类种种行为模式背后的底层逻辑之探索，是对世界运行方式之探索。因此，“东方哲学”的研究是理解相关东方国家文化传统的基础。
“东方哲学”学科若想在新时代找到新的生长动力和繁荣机遇，需要在承继一以贯之的基础学术研究之外，找到自己的时代使命，比如整合国内乃至国际尤其是东方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研究力量，推动比较哲学研究，促进哲学领域的交流与交融，等等。
2.哲学界交流互鉴之方法论：从比较哲学到融合哲学
哲学领域的交流与交融一直在比较哲学的方法论之中开展，“东方哲学”的研究也从未脱离比较哲学的视野。实际上，比较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是西方学者进入东方哲学语境，促进东西方哲学对话的一个途径。东西比较哲学经历几代人，展现出几种不同的进路。
法国学者马森-乌塞（PaulMasson-Oursel）[20]和美国学者摩尔（Charles A. Moore）[21]是最早进行东西比较哲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知之甚少，所以他们所展开的主要是普及工作，试图告诉西方世界，东方文明之中的确有哲学存在，而非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或者思想。马森·乌塞首先提出“比较哲学”的概念，认为中国、印度、西方哲学形态和气质的差别源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摩尔发起了“东西哲学家会议（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s）”并主持前四届会议，还创办了影响深远的《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杂志，至今仍是比较哲学领域的重镇。他以一种学习的心态向西方世界引荐东方哲学，其态度是温和、谨慎、无批评色彩的。在这一时期，东西哲学的对话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随着比较哲学这一学科的开展，更多学者以更多元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拉朱（Poolla Tirupati Raju）[22]的研究持有人本主义的立场，强调比较哲学需要有清晰的目标或宗旨，也即增加人类对于自身人性和世界环境的理解，以便更好地开展行动和进行人生。在这一立场下，拉朱对中国、印度、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要流派和核心观点进行了比较。普洛特（John C. Plott）[23]与中村元[24]则在全球哲学史的视野下对东西方历史中同期出现的哲学家、立场相似的哲学流派等进行了比较和整理。他们进行哲学比较的宗旨在于扩展哲学研究的视野，提供一个相较于传统西方哲学史而言更大的图景，也即全球哲学史。[25]至多伊奇（Eliot Deutsch）才开始以哲学问题为线索来比较东西方哲学传统中对相似哲学议题的不同讨论，在其代表性作品《比较美学研究》中，这一路径表现明显。[26]巴姆（Archie Bahm）对比较哲学的内涵、方法都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了一些具体的东西比较工作。[27]
霍夫曼（Frank Hoffman）分析了比较哲学的逻辑可能性，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辩护。[28]他认为，比较哲学旨在从不同文化传统中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中，无需提前预设某一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也不应脱离问题本身去显示对某个文化传统的忠诚和信任，而是就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思路来看待不同哲学方法、哲学观点的可行性。对于某些哲学议题，最好的解决思路可能来自东方哲学，而另一些议题则在西方哲学中得到更为深入的探索。这种比较哲学思路在西德里茨（Mark Siderits）那里被总结为“融合哲学（fusion philosophy / confluence philosophy）”，倡导“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用一种哲学传统中的方法或思路来解决另一种哲学传统中生发出来的问题，是比较哲学的接续版或者进阶版。西德里茨对此有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不同的哲学传统相当于不同的房子，我们在各自所处的房子中演化出彼此相异的生活形态；每一个房子的主人都会创造出一些工具来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而融合哲学就是去别的房子借来某些工具以解决自己房子中出现的问题。这一行为的可行之处在于：或者其他房子中对解决某一问题有了更深的领会，发展出了更好的工具；或者其他房子中的工具有着其主人所尚未知晓的妙用，除了满足自己本身的功能之外，还能为其他房子中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或直接帮助。[29]
拥有类似的研究思路，但未必自称在做“融合哲学”的学者还有许多，比如《比较哲学》杂志的主编牟博[30]，以及多伊奇、库普曼（J. Kupperman）等。
3.回到哲学本身的“东方哲学”研究
比较哲学或者融合哲学视野下的哲学研究倡导回到哲学本身。“哲学”概念本身是个舶来品，但“哲”字所蕴含的断疑、明理之义则在中国古已有之。Philosoph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本意是“爱智”，19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将其译为“希哲”“希贤”等。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和黃遵宪等人将“哲学”这一译名引介到中国。而“哲”字在古汉语中和“智”的音、义都相近，可以与之互训。其原由在于“哲”字上半部为“折”，为“折断”的意思，引申有“断疑”的意味：在理论层面涉及概念之区别，实践上涉及行为之抉择。因此“哲”字有断疑、明理之义，具有“哲”之能力，即可称为“智”。[31]
而对“东方哲学”研究范式的思考，恰恰需要在这个更大的图景——“哲学”之下进行。换言之，于“东方哲学”研究中加入普遍哲学的视角，以哲学议题、哲学问题为纽带，实现真正的跨文化、跨传统、跨学派哲学研究。一方面，从哲学自身的逻辑来看，东方、西方只是思想资源产生地的差别，其最终指向都是断疑除惑、探索事理。当我们从“观察”的心态转变到“取用”的心态后，我们将不再满足于梳理思想史的流变，寻找文化传统的相通或相异之处，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检视或评判某种文化。我们会采取更为积极参与的态度，以问题为线索，关注不同文化传统给出的不同回答思路。我们的关注点是具体的哲学问题和解决思路本身，而非作为智力资源之来源的文化传统。所有的观点都基于证据和逻辑，某一哲学立场的达成是临时的、开放的、准备被挑战和修改的。另一方面，此时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或者儒家哲学、佛教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等，都具有了平等的地位，共同构成提供思想资源的智力宝库。只有这样，当代的哲学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不同文化传统的古典哲学中汲取资源并得到丰富和成长，现代人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才能够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解决思路，从而达成最优化的解决方案，人类在面对问题时才会真正具有全球文明的视野。
“东方哲学”之“东方”概念是西方视角下的产物，来源于东西对立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表达。这种表达体现了地域政治意识向哲学社会学等文本的分配。中国人的“东方”自我意识则产生于20世纪初，是在东西对立、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在“五四运动”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学人们开始了“东方哲学”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批“东方哲学”研究机构得以成立，成为整合全国“东方哲学”研究力量的中枢和纽带，为“东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这一时期的“东方哲学”研究也成果卓著：首先，对各学科传统文献进行的整理、翻译、诠释类成果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次，对东西文化的辨析和讨论也在不断更新；最后，一大批东方哲学类的概论、通史、评传、论文集类作品的出版，共同勾勒出“东方哲学”的基本面貌。
在新时代背景下，“东方哲学”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一带一路”等倡议的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确立，其最重要的使命是通过哲学界的交流互鉴，实现东方各文化传统之间、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理解。而这种交流互鉴的达成需要通过比较哲学或融合哲学的研究路径，以哲学问题为纽带，从不同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共同贡献于当今世界人类的普遍关怀。总之，“东方哲学”研究的未来，是超越地缘性，以跨文化传统的视野来理解哲学研究，以人类文明为尺度来开展哲学对话。
【注释】
[1]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6—7页。
[2] 参见萨义德：《东方学》，第61—63页。
[3] 萨义德：《东方学》，第16页。
[4] 参见萨义德：《东方学》，第150页。中译本翻译成“愿望”和“表象”，不甚准确，原文是引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关于意志（will）与表象（representation）的说法。参见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Vintage Books, 1979, p.115。
[5] 参见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4—27页。
[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27页。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耿云志等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4页。
[8] 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6页。
[9] 参见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图书局，1926；以及程潮：《历史哲学视野下的哲学历史——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对世界哲学发展历程的独特解读》，《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51—56页。
[10] 参见秋泽修二：《东方哲学史——东方哲学特质的分析》，汪耀三、刘执之译，生活书店，1939。
[11] 董钫：《推动东方文化研究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文史哲》1997年第5期，第103页。
[12] 董钫：《推动东方文化研究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第104页。
[13] 参见陈霞：《从哲学史到哲学——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回顾、反思与重构》，《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第22页。
[14] 参见《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王立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202—253页。
[15] 《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季羡林、张光璘编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第6页。
[16] 《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季羡林、张光璘编选，第59、64页。
[17] 参见罗传芳：《“世纪之交东方文化走向”学术座谈会概述》，《哲学动态》1998年第11期，第13—14页；何成轩：《为发展学术而燃尽生命之火的徐远和先生》，载《心香集：徐远和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徐远和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86—94页。
[18]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15/c_1124497022.htm登入时间：2019年8月10日。
[19] 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集团，2016，第2—3页。
[20] Cf. Paul Masson-Oursel, Comparative Philosophy, Kegan Paul, Trench, Tkubner & CO. , LTD. 1926.
[21] Cf. Philosophy-East and West， Charles A. Moore （e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22] Cf. P. T. Raju. ,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2.
[23] Cf. John C. Plott, Paul D. Mays, Sarva-Darsana-Sangrah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The Glob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E. J. Brill, 1969. John C. Plott, James Michael Dolin, Russell E. Hatton，Glob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5 vols), Robert C. Richmond（ed. ）， MotilalBanarsidass, 1977-1989.
[24] Cf. Nakamura Hajime,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Ideas, Motilal Banarsidass, 1992.
[25] 普洛特启动了一个全球哲学史项目，被称为“普洛特计划（The Plott Project）”，其计划远远比已经出版的五卷本更为弘大，但随着1990年普洛特的去世而不得不终止。参见WallaceGray，“The Plott Project: An Unfinished Symphony”,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1999，41（41）, Article3.
[26] Cf. Eliot Deutsch,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esthe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5.
[27] Cf. Archie J. Bahm, Comparative Philosophy: Western,Indian, and Chinese Philosophies Compared, Universal Publications, 1977.
[28] Cf. Frank J. Hoffman,“Satisfactions and Obstacles in Philosophizing Across Cultures”, Cultural Otherness and Beyond, D. P. Chattopadaya and C. Gupta (eds. )， Brill,1998.
[29] Cf. Mark Siderits,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Empty Person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p.xiii.
[30] Cf. Bo Mou, “On Constructive-Engagement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Journal Theme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1（1）, 2010, pp.1—32.
[31] 参见关子尹：《语默无常——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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