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绍平 | 知识与自由关系的伦理反思
甘绍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出版《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权伦理学》、《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伦理智慧》以及德文《客观理性哲学——理论与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哲学家、著作、学派与概念》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称号。
知识与自由关系的伦理反思
本篇探讨知识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与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信息是相对原始的、零散的知识，而知识则是经过思虑的、系统化的信息。本文所使用的知识概念，便是这样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信息概念，它不仅涉及普遍性、规范性、学理上的知识，而且也关照到具体的、应用的、经验的、实践的知识。
人类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大体上讲以社会变化很小、发展缓慢为基本特征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识-信息的严重缺乏。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使知识与信息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而且还使得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以巨量的知识与信息密集交流为特点的统一性的网络世界。知识与信息通过占据了信仰曾经占据的地位，而强有力地定义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与信息革命完全可以与近代工业革命的意义相媲美，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性事件。
知识的正负面作用
从人类发展史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知识-信息与人的自由一开始是处于一种正向促进的关系：知识-信息越是增进，人们便越是自由。人们越是自由，知识也就越是繁荣。健康的人类理智应当是科学式的，即对偏见与专断的消除，对监视与控制的排斥，对内部与外部枷锁的挣脱。科学知识、技术发明不仅能够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令其告别饥饿与贫困成为可能，而且也能使人们得以祛除先前占支配地位的与社会、政治、宗教的观念相联系的精神强制与理智束缚，有机会仅仅是听从真理，而不是某种上位权势的征召。因而，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同时，知识与信息越是自由与发达，则社会便越易革新与开放。社会可以依照科学自由探索的精神和行为规范来实现其民主。而社会越是开放，则知识自由便越能够得到伸张，新知与发明便更加丰富，公助与私助的研究就得以推进，科学便越是发展繁荣并富有成效。
如上，知识能够促进自由，与人类自由处于一种正向的关系，因而知识逐渐获得了一种尊贵的地位和权威的形象。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知识与自由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知识的负面作用开始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显露了出来。
从内容上看，直到19世纪末，对知识的毫无迟疑的信任还一直都支配着人类社会。然而到了核知识与技术出现之后，这种无限的信任马上就被一种对所谓邪恶知识的巨大恐慌所替代。1945年美国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核弹，使人类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知识探索能够引发如此规模与烈度的灾难，人的发明创造竟可以导致人类自身毁灭的效果。而切尔诺贝利以及福岛的核事故则又使人们彻底丧失了对核能可以百分之百安全利用的信心。基因知识与技术的应用，可以借由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来实现对人的身体、认知、心理做出遗传物质层面的改变，其结果必然是使我们人类后代的生命与健康处于极大的且不可逆的风险之中。核能与基因编辑完全能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毁灭人类的未来，它们便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摧毁人的自由与文明的邪恶的、有害的知识，因而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防范与警惕。
从形式上看，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家们逐渐为科学知识赢得了一种能够征服万众的信仰物的地位，知识甚至是获取了一种现代的社会宗教的形象。人们信服它有关一种终极美好的社会状态的构想，冀望于它可以排除对痛苦、侮辱、剥削、贫困、暴力和统治奴役的恐惧。在一种信息体量剧增、外在环境异常复杂的世界里，简化繁复性、获取具体的行为导向的需求在民间就显得更为迫切。人们对知识的信仰，反过来也强化了知识的威权的地位与声势。知识可以如同暴力那样生发出一种垄断的作用，它能够支配人的世界观与生活意义的形成，影响当事者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结构，重塑其心灵秩序，克服其内心冲突与动摇不定，左右其对客观世界的解析、对终极目标的设定以及对行为方位的寻求。知识可以通过威权的使用和精神的导引，实现一种强有力的内在化的社会控制。这样，知识便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所谓异化现象的基本结构：知识原本是人们为了认识与改造自然从而造福人类的武器，现在却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思想、影响人的精神的工具。科学知识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一面引导人们从威权主义、宗教迷信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旗帜，而今天却已转变成为一种具有神圣光环的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抵制批判与质疑，从而转换到了其当年反抗之对象的位置上了。
常态化的无知状态对人类自由的威胁
人们认知客观世界和自身主观领域，通常需要依靠感觉与理性。尽管感知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变迁受到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和认可，但从总体上讲，通过理性来把握世界，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坚定信仰。然而，对人类理性知识的乐观估计与信念，却难以避免与现实世界真实状态本身的碰撞：不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其所呈现的高度复杂性与不可形容性都远远超过了理性的认知与把握能力。随着技术探索能力在规模上的扩展和精度上的提高、人的研究水平的上升，人们发现认知越多则越是觉得自己的无知，以及越发感知世界的完全可知性的困难。知往往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无知则是常态。
这种所谓无知的状态是由于自然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自然世界以高度的复杂性为其根本特征。自然界所呈现的是一幅无数基本元素以无限繁复的方式扭结在一起的网络化结构的图景，其高度多样的因果联系是人们可以设想但难以掌握的。自然界图景的高度复杂性也使得人们对其的知识只能是朝着分散化、精细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一种全知全能的百科全书式的对物质世界的精准把握，特别是使其集中在一个头脑里，这或许将永远停留在幻想的阶段上。
人类社会有别于大自然之处在于，它不仅受制于复杂性，而且也深受这种复杂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对自身现有的多元性、多样化的状态以及人群中政治分歧、利益冲突的高频震荡的一种反映与折射。而当偶然性无处不在时，做出一种正确的决断自然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因而，对于作为性质复杂的有机体的人类社会，人们很难获得整全的充分的知识。我们所能了解的，仅仅是一部分的具体情况，而不是全部的具体情况；仅仅是某些性质，而不是全部性质；仅仅是抽象特征，而不是微观细节。这样我们就难以借由科学的解析力，来预测社会发展的进程及全部的具体结果。以哈耶克举对球赛的预测为例：我们知道比赛的规则，了解每一位球员的竞技状态，但我们只能估量事件的一般特点，而无法精准地预测比赛的最终结果。于是，社会科学家就仅仅适合于提供一种对事件的总体宏观描述，而无法给出对细节的精细刻画。由于人们无法借由社会科学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充分的知识，故那种试图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的想法便是一种“知识的僭妄”。社会科学不能对未来发生的事件细节做出正确的预言，则我们对于社会知识的态度，就只能是小心探索、谨慎建构；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如园丁照看植物那样，细心养护花草的生长。
除了自然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造成了人的无知状态之外，人的主观世界本身的复杂性，亦即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构成了人们难以形成一种可在主体间交流验证的本质性知识的重要原因。在人类传统的认识论中，对理性的认知能力的信赖一直占据支配的地位。但是，这种传统上忽视感性直觉之作用的态度，已经在当代遭到了巨大的质疑。例如，哈耶克早就通过其“实践知识”的概念，对感性直觉的重要作用做出了系统的阐释。
哈耶克所看重的知识，是与人们在中学和大学及借由书本学来的理论知识相对应与区别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是一种无意识的感性直觉，包括习惯、立场、情感与态度，来自于人们的生活与职业体验和实践总结，构成了人有意识的、理性的判断及行为取得成功的基础。实践知识这一概念所涉范围非常广泛，如工匠的手艺、医师的技术和投资家的经验。实践知识具有很强的个人独有特征，是下意识的，因而亦被称为隐含知识。隐含知识是一种针对瞬间事务的知识，它大部分基藏于下意识的底座，因而这种与经验相系的知识无法语词化，难以通过语言来表达并与他人进行理性交流，仅是借由个体行为得以显示。当事人完全可以清楚知道，在既定的情况下合宜的行为是什么，但他自己却并不明白，为何只有这一行为才能达到目标。这一理由深藏于其无意识之中，它们无法成为理性探讨的对象。哈耶克的“实践知识”概念清晰地勾画出了感性直觉的性质以及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的确，我们大脑里的神经网络拥有着极为繁复的结构与层次，涉及到上百万个参数的上千亿的神经元以高度复杂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完成着同时处理信息的工作。人的大脑正是通过一种快速高效的评估系统，将收集而来的外界信息进行并行处理，使我们能够做出瞬间的抉择。这一直觉性的评估过程被称为黑箱操作，因为其运作逻辑是当事人自己所难以解释的，也不属于可供分析的对象，甚至也远离人的主观把控，因而其错误也无法得以修正。极速高效的直觉能力的提高，不能依靠理性启发，而是有赖于经验性的勤学苦练。这种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神奇的感性直觉能力，就如同梦想、顿悟、醉酒、狂欢等一样，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惊喜、乐趣与意义，但由于其非理性的特征而难以产生出可以为主体间交流讨论的本质性知识，从而也就造成了人们在主观的认识能力以及与此能力密切相关的认识对象上的一种持久的、不可克服的无知状态。
而无知状态对于人的自由则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人的知识质量与范围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其自由的程度与性质，自由的决策是建构在对事物的因果关联、对现象的展示逻辑的揭示之基础上的，可能的自由空间取决于对充分知识的可信赖的把握。反之，如果当事人深陷于一种信息不透明的处境，那他就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自由的行动。总而言之，知识是自由之基，自由是知识之女。知识越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有上升的空间与可能。在自由与知识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
知识的去中心化与复杂自由的实现
主客观世界条件的局限性造成了我们认知的有限性，而无知的常态化又导致了人的自由行为的受阻。当然，这样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并不会泯灭我们对知识与自由的期望，而是促使我们自觉破除对所谓绝对知识及绝对自由的幻想，消弭试图通过整全的知识来充当救世主的那样一种狂妄。无知的常态化并不意味着知识与自由的彻底终结，而是意味着它们的登场与发挥作用需要以新的面貌和样态。
从知识的层面来看，在一种高度复杂、急速变迁的客观世界里，不透明性与无知构成了所有重要系统的普遍存在的运作条件，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客体的认知只能是从我们每个人所占据的专属的经验空间、实践领域或专业范围出发，决定了我们各自的知识-信息都只能是单方面的、零散的、探索性的、试验性的，然而这种部分的知识-信息并非没有意义。因为。一方面恰恰是此部分的知识就可以为人们的部分的判断与决策奠立必要的基础，从而能够获得有限的自由；另一方面，这些零散的知识还可以相互联接在一起，通过组合与相互重叠而无限接近一种对整体知识把握，从而从分散的智慧的有效结合中产生出一种自然发生的系统的透明性，这就构成了整体上对于管理高度复杂系统的有意义的知识，尽管它是一种从无数单个知识的拼接与联合中产生出的朝向整体知识的永恒的过渡物。
从自由的层面来看，在一种以部分的、零散的、单方面的知识而不可能是完整的和终极的知识主导的社会里，自由也只能是以部分的、单方面的、零散的知识为基础而呈现为部分的、分散的、有限的、探索性的判断与决策的自由，其本身不可能是整体性与绝对的自由，只是这些个别的自由的联合可以为朝向整体性的自由的演变做出贡献。这种无知社会中出现的部分的、有限的、探索性的自由，亦被称为复杂自由。
如上所述，在一种已被判定为是普遍无知的时代境遇下，寻求与获取单独的、零散的知识是人们试图有限克服无知的唯一选项，但同时也是当事人能够继续前行的必须的选择，因为它构成了我们享受复杂自由的必要的基础。而实现这种知识的获取又有赖于整个社会实施的知识去中心化的战略。所谓知识中心化，是指将所有的知识集中在“最聪明的”人的头脑里这样一种企图，由于少数精英获得了对全面知识的系统掌控，他们就可以做出比每个人分散时做的更好的决策。但是将所有的人的知识聚合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的知识不仅有可供交流验证的理性知识，也有大量完全个体化的、基藏在下意识当中的隐含知识或称实践知识，这种知识无法借由文字得以表达，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获得交流，这样也就不可能为试图掌握全部知识的精英们所接纳和利用，于是其决策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知识的去中心化战略则要求，社会应赋予人们以自由，对成千上万头脑中所分享的知识以最大可能优化的方式予以使用，简言之，顺应时代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特征，实现知识的民主化。只有每位个体才有可能最佳地掌握和应用自己创造和占有的知识，并以这种知识为基础做出更负责任的决断，这就像市场经济中自由的个体所取得的成就那样。知识的非中心化以及相应的非中心化的决断，由于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从他人获取和占有的知识中获得益处，因而也就能够真正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知识的高效增长。
知识去中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开放的、自由竞争的知识市场的出现与形成。知识的去中心化就意味着知识的民主化，社会鼓励民众运用各种渠道积极获取经验，学习和应用所学之物，将这一活动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以这种方式探索新的知识，从而有利于所有的人的使用。知识-信息的更新与对不同的生活形式的实验相关联。这一寻求新知的过程，自然而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隐含着失望的可能，甚至不排除会犯错误的状态，然而所有这一切不利都应被视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必然代价，可以通过自由的益处得到补偿。自由概念本质上意味着实验与学习的自由，这种自由构成了尝试新知的前提条件。最有价值的结果恰恰是在自由的、无先决约束的、对尝试的多重实践中才能获得。因而人们对于看似无用的或者是错误的知识，也应该理解与容忍。就此而言，失误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新知以及社会繁荣的不可回避的先在因素。
文章来源：转自《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