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邵璐、于亚晶：认知文体学维度的空间隐喻翻译研究——以《尘埃落定》的英译为例

认知文体学维度的空间隐喻翻译研究——以《尘埃落定》的英译为例 

邵璐 于亚晶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邵璐教授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翻译理论、翻译批评。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第十二批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近40篇载于CSSCI期刊、近10篇载于SSCI/A&HCI期刊，译作13部（篇）。出版专著《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2011，商务印书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省规划等课题20多项，获省政府奖等奖项20余项。《翻译季刊》《东亚学术研究》编委、《译苑新谭》国际版学术顾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20余家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匿名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Springer、Routledge图书出版特约评审。

摘    要：

空间隐喻属于概念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文化中。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以汉藏融合地缘文化为背景，作品中的空间隐喻承载权力、身份、宗教等特殊意蕴。本文将《尘埃落定》中的空间隐喻分成上—下、远—近、里—外三个维度，分别以POWER IS HEIGHT、RELATION IS DISTANCE和HEAD IS A CONTAINER为例，探讨空间隐喻英译过程中文体变化对于认知效果的影响。空间隐喻的翻译涉及感受主体认知体验的传递，增加空间方位词与提高视觉形象性是增强空间隐喻表征含义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空间隐喻;认知文体学;视觉效果;《尘埃落定》英译;阿来; 

文献来源：邵璐,于亚晶.认知文体学维度的空间隐喻翻译研究——以《尘埃落定》的英译为例[J].英语研究,2021(2):155-164.

0

引言

空间隐喻属于概念隐喻，普遍存在于不同语言文化中。空间隐喻以空间为始源域，构建其他非空间目标域。由于不同地域文化存在类似空间属性，不同语言生成相近空间隐喻，涉及上—下、远—近、前—后、左—右、里—外等不同维度。空间隐喻具有传达时间、情感、道德、政治、身份、宗教、种族等抽象概念的功能。

阿来的《尘埃落定》（Red Poppies）以汉藏融合地缘文化为背景，作品中的空间隐喻表征土司制度下嘉绒藏区百姓独特的政权关系、种族身份、宗教智慧等多重含义。那么，如何在目标文本中再现空间隐喻的特殊表征含义？译本是否显化或弱化了源文本中的空间隐喻效果？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空间隐喻分成上—下、远—近、里—外三个维度，分别以POWER IS HEIGHT、RELATION IS DISTANCE和HEAD IS A CONTAINER空间概念隐喻为例，对《尘埃落定》及葛浩文和林丽君的合译本Red Poppies（以下简称合译本或目标文本）进行文本分析。本文基于认知文体学理论，分析译者调整目标文本文体对空间隐喻认知效果的影响，旨在考察合译本中空间隐喻表征意义的再现情况，进而探究空间隐喻在汉、英两种语言文化中的传递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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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文体学下的隐喻翻译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的兴盛推动了隐喻研究的纵深发展。然而，学界多借助概念隐喻理论（Lakoff&Turner,1989;Lakoff,1993;Lakoff&Johnson,2003;Kövecses,2014;Yu&Jia,2016）、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Turner,2002）、隐喻识别理论（Steen,1994;Steen et al.,2010）以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生态隐喻理论（Falck,2018）等，从概念映射角度分析隐喻翻译问题，较少关注到文体变化对隐喻翻译的影响。认知文体学的诞生弥补了认知语言学对文体的忽视，强调文体变化对语言产出与接受产生的认知影响。它结合语言学、文学、认知科学等研究方法，不仅注重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同时关注语言产生和接受过程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Semino&Culpeper,2002）。认知文体学借鉴语言学的客观分析方法，又兼顾文体效果产生的主观感受，对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常用于分析隐喻、思维风格、人物形象、空间语言、幽默文本等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现象。简·博厄斯·贝耶（Jean Boase Beier)(2006:111）最早将认知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认为译者需要“基于文本现实，假设了解源文本隐含意思”。认知文体学注重文体分析与认知过程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尤其为文本对比分析、翻译过程识解和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据。

隐喻翻译需要译者识解源文本作者的认知结构，在目标文本中再现隐喻的抽象含义，是文学翻译的难点。詹姆斯·迪金斯（James Dickins)(2005:37）提出隐喻翻译普遍存在弱化（downtoning）的趋势。阿莱塔·G．多斯特（Aletta G.Dorst)(2019）在分析《飞越疯人院》的荷兰译本时，发现译者使用目标语习语来翻译源文本中的隐喻，破坏了源文本的文体连贯性。卢植（2020）从认知翻译学角度探索隐喻翻译过程及策略。隐喻翻译需要译者首先掌握源文本产生的认知效果，通过文体调整在目标文本中再现其效果。译者选择不同的文体表达会对隐喻效果产生弱化或强化的作用，直接影响隐喻的抽象表征含义。

作为一种概念隐喻，空间隐喻具有意象形象性，可以扩大读者心理空间的视觉和想象维度，对其进行翻译亦是认知层面的转换。国内外学界多从跨文化角度分析空间隐喻在不同语言文化中语义、语用、认知层面的共性（Lakoff&Johnson,2003:22；胡壮麟，2019；吴思娜等，2019:406）或差异（Palmer,1996:222-245;Yu,1998:110; Lakoff&Johnson,2003:21;Yu et al.,2016:195；成汹涌，2017:53），鲜有学者重视文体变化对空间隐喻认知效果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文体是构建文学意义的重要方面。空间隐喻翻译的关键不仅是概念的跨语言映射，文体的变化同样影响空间隐喻在目标文本中的认知效果。

02

《尘埃落定》空间隐喻的文学表征

阿来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俗称嘉绒藏区，属川藏高原的一部分。独特的民族身份与出生环境是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其作品包含丰富的自然与地理元素（Rojas,2010:122），使用了大量具有文学表征意义的空间隐喻，如中篇小说《三只虫草》《蘑菇圈》、长篇小说《云中记》《空山》《天火》、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让岩石告诉我们》《一滴水经过丽江》、诗集《棱磨河》等。“虫草”“蘑菇”“大地”“岩石”“云”“山”“水”“火”等意象都源自自然，自然界万物皆存在于某一空间，对自然的书写来源于叙述主体对空间的深切感受。

《尘埃落定》围绕嘉绒藏区特定的地理空间，书写了历史变迁中土司制度下的百姓生活。作品题目本身就是一种空间隐喻，“尘埃”象征“渺小”“动荡”；“落定”表征“宿命”“结局”。“尘埃落定”可指物质在一定空间内移动的动态变化与最终的静态结局。书名利用物质本体“尘埃”与其空间移动“落定”传达表征意义，就会涉及故事中的地理位置、建筑结构、物体移动轨迹等多维度空间表达，这是对土司制度土崩瓦解的一种寓言性象征。阿来以现代人的视角描绘历史演变过程中汉藏融合地区的发展历程，其空间化书写具有特别的表征作用，作品中的空间隐喻具有揭示主题、传达意义的功能。

《尘埃落定》中的空间隐喻表征政权关系、种族身份、宗教智慧等含义，分别通过上—下、远—近、里—外三个空间维度展现。首先，上—下空间隐喻表征政权关系。土司管辖下的领地内等级制度森严，土司制度下各阶层的权力关系通过官寨的空间结构表现。官寨有七层楼高，上面几层是土司家人的房间，下面三层分别是家丁和家奴的住房，地下室用来关押犯人。社会地位、权力大小与空间位置上的高低成正比关系。故事最后，土司官寨的倒塌象征土司制度的最终瓦解。在不同语言文化中，上—下空间隐喻存在相似的表征含义，“上”表征“高贵”“高级”“高等”“优秀”等褒义概念，“下”表征相反意义。阿来利用空间隐喻的表现手法，将抽象复杂的权力关系形象化、具体化，通过展示不同阶层百姓的空间位置分布，呈现出《尘埃落定》中的权力等级关系。其次，远—近空间隐喻表征民族身份。《尘埃落定》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地理和文化的过渡地带，多民族、多文化的生活环境造成阿来身份认同的困惑并引起他的思考，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尘埃落定》采取傻子二少爷的叙事视角。傻子二少爷是土司与汉族女子所生，二少爷的身份象征嘉绒藏区汉藏杂居的状态，带有汉藏融合、汉藏一体的表征含义。“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地理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关系。”（阿来，2000:18）阿来通过远—近空间隐喻表现土司管辖下百姓的身份问题，描写土司领地与汉地、拉萨之间的关系。最后，里—外空间隐喻表征藏传佛教灵性的智慧，光在佛教中象征智慧，用光芒是否照进傻子二少爷的脑子表征他在“智”与“傻”之间的反复切换。阿来用里—外空间隐喻转换表征傻子二少爷的心智变化状态，表达上更加形象自然，更符合藏族百姓的心智特点和思维风格。

三个维度的空间隐喻分别表征政权、种族、宗教抽象含义，下面将基于认知文体学理论，探讨《尘埃落定》中空间隐喻的英译，从认知和文体两个角度，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进行语言对比分析，探讨空间隐喻的英译过程中文体变化对认知效果的影响。

03

《尘埃落定》空间隐喻的英译分析

空间隐喻借助人类对方位的敏锐感知能力，一般较易理解（Osborn,1967:115-116）。不同民族具有相似的上—下空间意象图式，如英语、德语、汉语、马来语中情感词的加工都发现了“上好下坏”的空间隐喻现象（吴思娜等，2019）。空间客观存在，但是人类使用的空间语言（spatial languages）是经过主观体验而形成的概念，受人类主观认知感受影响。“高”“低”“上”“下”“远”“近”“左”“右”“里”“外”等空间表达都具有相对性，如果感受主体发生变化，“高”的概念并不一定成立，例如1.7米的成年男子在菲律宾属于高个子，在荷兰却不能算高。空间表达在跨文化转换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目标语文化中接受主体的认知感受。空间隐喻的翻译是空间认知感受的传递，认知效果的再现是衡量空间隐喻的翻译是否准确的关键。

3.1 上—下空间隐喻：POWER IS HEIGHT

《尘埃落定》中存在大量的上—下空间隐喻，用来表征土司领地内的等级制度、权力关系，形成POWER IS HEIGHT的空间概念隐喻。高度是权力的象征，如“母亲十分满意父亲向她仰望的那种效果”（阿来，2000:57），不仅交代父亲和母亲所处的位置高低，也暗含母亲对权力的渴望以及获得权力后的满足感。叙述主体所处位置的高低也决定其视角的大小，《尘埃落定》中叙述者傻子二少爷经常在高处观察，因此，读者能跟随叙述者获得全知视角。对叙述者二少爷位置高度的强调同样凸显叙事视角的大小。下面通过对比上—下空间隐喻POWER IS HEIGHT在目标文本中的文体变化，分析其认知效果在目标文本中的传递情况（案例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例（1）和例（2）都是通过空间隐喻表征土司制度中的权力等级关系。例（1）源文本和目标文本都包含四个空间表达，官寨的高度表征土司的权力。译者在目标文本中增加了“the feng shui was perfect”作为概括性表达，英语中的“feng shui”是由汉语借用而来的外来词，属于源语和目标语共有词汇。汉语“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通过借用目标语“feng shui”连接空间位置与抽象意义的关系，显化了源文本中官寨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尊贵权力象征的映射关系，有利于目标语读者理解空间隐喻的抽象表征含义。

例（2）描述土司制度下的等级制度，具体为土司→头人→百姓→科巴→家奴。源文本中并没有表示上—下关系的空间表达，而是通过排序的方式，列举不同阶层的等级关系。译者通过在目标文本中增加了上—下空间表达“at the bottom”，凸显了家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现实，与前文描述的官寨空间结构形成呼应，提高文本的连贯性与空间隐喻布局的系统性。

例（3）描述土司领地内更宏观的空间结构，土司官寨位于高处，土司官寨与其它寨子既存在远—近的水平关系，又有上—下的高低关系。源文本中没有描述上—下关系的空间语言（读者可以根据常识，推测叙述者“可能”是站在高处远望），但是在目标文本中译者增加了空间表达“down”，使隐含的高处视角更加明确。在源文本中，“河谷和山间”与“寨子”之间没有动词，译者在目标文本中增加“nestled”（意为“坐落”“依偎”）的动词表达，增强了整体的画面效果。由此可见，译者通过增加词汇的文体调整方式，一方面显化了上—下空间隐喻中HEIGHT与POWER的映射关系，更加清楚地传递了源文本中空间隐喻的抽象表征含义；另一方面，目标文本凸显了叙述者的高处全知视角，读者通过叙述者视角获得文本中体现的视觉效果，主体人物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更加清晰。

3.2 远—近空间隐喻：RELATION IS DISTANCE

阿来在描述土司与其他政权关系时采用水平方向的远—近空间隐喻，来表达土司与汉地、拉萨的关系。《尘埃落定》讲述嘉绒藏区最后四个土司之间的战争，嘉绒藏区是汉地与藏地之间的过渡地带。阿来通过RELATION IS DISTANCE的空间表征形式，展示了当时的嘉绒藏区文化上偏向圣地拉萨、政治上归属汉地的矛盾现实。阿来将自己出生地的独特地缘文化写入《尘埃落定》的故事中，对解放前嘉绒藏区百姓身份的特殊性进行了反思。

例（4）介绍麦其土司与其他土司领地之间的交通情况，译者在目标文本中使用“spoke”而不是“lead to”来表达“通向”含义。译者使用更具有意象形象性的词汇“spoke”，利用“车轮辐条”“伞骨”的意象来展示麦其土司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

例（5）描述土司受拉萨与南京两方的监督与牵制，源文本中使用平铺直叙的肯定句“[……]会看到”。目标文本转化成否定句，句子结构从源文本的“S+V+O”变成“O+not V+S”。与源文本相比，目标文本的否定句式需要更长的认知时间，需要读者更复杂的认知过程。读者的认知过程是文学作品实现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时间的延长会增加文本的审美价值。在词汇方面，“attention”表现出土司受两方监视的现状，“not escape”表现出土司“无法摆脱”两股力量的牵制，译文显化了源文本中RELATION与DISTANCE之间的映射关系，强调土司与拉萨、南京的关系受地理位置影响。

一方面，译者通过在文体上增加词汇表达、变换句式、借用意象词汇显化了源文本中远—近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RELATION IS DISTANCE的抽象表征含义，凸显了土司独特地理位置及与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译者通过提高目标文本意象效果、延长认知过程，从文体层面提高了目标文本文学审美意义，增强了源文本文学性。

3.3 里—外空间隐喻：HEAD IS A CONTAINER

里—外空间隐喻亦是一种常见的空间隐喻。《尘埃落定》包含大量HEAD IS A CONTAINER的隐喻，将傻子少爷的“脑子”比喻成“容器”，使用“脑子”内部的状态、光的动态移动，形象地描述傻子少爷的心智状态。《尘埃落定》中对“傻子少爷是否真傻”的讨论贯穿全文，每个人物都与傻子少爷讨论过这个问题，傻子少爷在“傻”和“聪明”之间不断切换。《尘埃落定》中人物针对同一问题不断地提问、辩论、否定，是对“何为真正智者”更深刻的反思。源文本通过描述傻子的脑子是否清楚、照进光芒、混沌、塞满烟雾，来表征傻子处于傻或是聪明的状态。

容器隐喻表达里—外空间概念，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普遍存在。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George Lakoff&Mark Johnson)(2003:254）曾提出“容器和路径皆是构造丰富意象的意象图式”。译者不仅再现了HEAD IS A CONTAINER在空间概念上的映射，同时通过文体调整凸显了空间隐喻的认知效果。例（6）中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在句式上存在不同，源文本中主语为“我的脑子”，目标文本中“everything”为主语，增加“in my head”状语成分，状语形式的表达是对HEAD IS A CONTAINER空间隐喻效果的强化。例（7）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都包含HEAD IS A CONTAINER空间隐喻，区别在于源文本中的“想象”在目标文本中译成了“picture”，而不是“imagine”。“picture”与宾语“一个漂亮姑娘光着身子”搭配，可以提高文本带给读者的视觉想象效果。例（8）包含HEAD IS A CONTAINER空间隐喻，同时“透进”表示“光亮”的空间移动，来表现傻子二少爷脑子在“黑暗”“混沌”与“清楚”“光亮”之间的转换。目标文本中用“muddled”形容“head”，是对状态的强调。源文本中没有“开始”的含义，目标文本中增加了“beginning to”的表达，显化了动态变化的起点，强调了前后状态的变化。中英两种语言具有相似概念的里—外空间隐喻，然而在目标文本中译者通过增加词汇、变换句式，显化了HEAD IS A CONTAINER的空间概念隐喻，利用特殊意象词汇，提高了目标文本的视觉形象性。

04

结语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对自然、空间的书写基于嘉绒藏区独特的地理、文化、种族、宗教因素，作品中的空间隐喻具有表征政权关系、种族身份、宗教智慧等含义，体现了川藏交融地带百姓独特的思维方式。上—下、远—近、里—外空间隐喻在汉、英两种语言文化中存在相似的概念映射关系。然而，文体变化会显化或弱化空间隐喻的认知效果。分析《尘埃落定》中POWER IS HEIGHT、RELATION IS DISTANCE、HEAD IS A CONTAINER三个维度空间隐喻的英译情况，发现目标文本以传达空间隐喻的认知感受为目标，通过文体调整增强了空间隐喻的视觉形象性，显化了空间隐喻的表征意义。

对比分析《尘埃落定》的源文本与英译本，发现空间隐喻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传递具有如下主要特征。其一，空间表达的形成基于人类对于空间的感知，从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感受主体的变化会影响空间隐喻的认知效果。空间隐喻的翻译要考虑目标文本读者的认知感受，从文体层面进行调整，进而传达空间隐喻的文学表征含义。其二，增加空间方位表达可以凸显空间位置与社会等级的隐喻映射关系。对上、下、远、近、里、外空间位置及关系的强调，可以显化空间隐喻的意象效果，进而凸显空间隐喻的表征意义。其三，视觉形象性是空间隐喻的典型特征，是增强空间隐喻文学意义的重要方面。利用具有视觉形象性的词汇表达，可以增强空间隐喻的画面效果，提升空间隐喻的抽象表征意义。空间隐喻在不同语言文化中存在类似的概念映射功能，在跨语言传递过程中，通过文体调整来显化空间隐喻的表征含义，有利于目标文本读者理解文学作品中空间隐喻传达的意义。

编者按

欢迎查阅《英语研究》2021年第14辑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同济大学 孙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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