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李若水：从李庄到白沙——中国营造学社与墓葬建筑研究
本文选择了一个前人未给予足够重视、但意义颇为重大的视角，即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对考古学界的影响以及建筑史与考古学之间的交互作用。文章指出营造学社在抗战期间（包括之后）与考古学界的密切互动，不仅为建筑史研究收集了珍贵资料，促进了建筑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考古学界对古代墓葬中建筑元素之研究范式的建立。
从李庄到白沙
中国营造学社与墓葬建筑研究
李若水
中国营造学社自1930 年正式成立后，进行了大量的建筑调查及研究工作，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的开创意义与奠基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营造学社所关注的建筑类型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地面的木构建筑、砖石塔幢，还将石窟、桥梁、堰坝和墓葬等与中国传统“营建”概念相关的建筑类型均纳入研究范围。营造学社对墓葬的关注，也不限于地面墓阙和地下墓室中的仿木构建筑形象，对墓室本身的营造方式、空间划分、雕饰彩画等内容均给予深入的考察，反映了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尤其是自1940 年营造学社被迫迁往李庄后，与同在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等机构密切合作，学社成员参与了彭山汉代崖墓、前蜀王建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并自主调查测绘了李庄附近的数座宋墓，探索了墓葬建筑研究的途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营造学社的前成员们，仍不同程度参与了南唐二陵、白沙宋墓等新中国成立初的几次重要墓葬考古。本文即试图通过对中国营造学社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总结，以及相关早期考古报告的分析，追溯中国营造学社在墓葬建筑研究方面的成就与影响。这不仅是对过去各位建筑史、考古学家的致敬，更有助于反思今天各学科间的互动模式，推动学科合作的深化。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营造学社
的墓葬调查与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对墓葬建筑的关注，始于学社成立后不久。在1932 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后文简称《汇刊》）第三卷第一期中，即刊载了阚铎所报告的关于乐浪发掘汉墓的消息。同卷中由刘敦桢翻译补注的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一文中，也广泛采用了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绘制的建筑形象，及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武梁祠石阙、四川汉阙等墓葬相关建筑的材料，可见当时学社的学者们已对墓葬建筑给予关注，并对将墓葬中建筑形象与地面建筑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此后，在1933 年、1934 年出版的《汇刊》第四卷第二期、第五卷第三期中，分别发表了刘敦桢先生对明长陵、易县清西陵两处明清帝陵的调查和研究。在易县清西陵的研究中，刘敦桢先生还结合样式雷图档，对清西陵地宫券洞的规制做法进行详细的研究。1935 年《汇刊》第六卷第三期发表了陈仲篪先生对南宋永思陵的平面和石藏子的复原研究。他对照南宋《思陵录》中关于永思陵的记载，研究其与北宋皇陵的规制差异，复原永思陵石藏子的规制，并认为《思陵录》中关于木构建筑的记载可作为《营造法式》研究的对照与补充，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论著，说明中国营造学社对古代墓葬的关注和研究是与其对地面建筑的研究同步开展的。学社对墓葬的关注不限于墓葬的地面建筑，而同样重视地下墓室空间，将二者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此时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便于调查、测绘的地面建筑，及文献、图档所记载的地下墓室。
中国营造学社有计划地针对地下墓葬建筑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工作，集中在抗日战争时迁往后方期间，相关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以下几方面。
四川汉代崖墓调查
营造学社对四川地区汉代崖墓的发现，始于1939 年秋，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四位先生由昆明出发，在四川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详细考察。考察期间，在嘉定、彭山等地均调查了崖墓，后又在迁徙和考察中，发现了叙永、泸县、犍为、内江地区的崖墓，并在1940 年测绘了嘉定的崖墓。通过这些工作，营造学社认识到四川地区崖墓中仿木构石刻建筑装饰对于研究汉代建筑的重要意义，并敏锐地认识到这些崖墓的画像、葬制问题的重要性。
彭山崖墓发掘
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迁至四川南溪李庄，建筑史学家们与考古学、历史学家间的联系更为密切。1940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成立了“川康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任团长，并自1941年6月起，对彭山县江口镇附近的崖墓进行发掘，共发掘崖墓77座，砖室墓2座。营造学社成员陈明达受邀参与了此次发掘工作，对各墓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摄影记录。彭山崖墓的考古成果，曾由曾昭燏先生拟定系列专题报告编写计划，但由于历史原因，直至1991年，才由南京博物院完成《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报告，内容约相当于原定报告的综述部分。并且编订该报告时，陈明达先生绘制的大量崖墓建筑测绘图并未找到，只找到M460、M167、M176的图纸作为典型纳入报告，因此关于崖墓的建筑空间与建筑装饰的记录非常欠缺。
值得庆幸的是，经梁思成先生指导，陈明达先生撰写的关于彭山崖墓建筑的的研究报告在1942年已完成，文稿与相关图纸藏于重庆博物馆。2002年经殷力欣整理，文稿与部分图纸发表在2002年的《建筑史论文集》、2003年的《建筑史》上。由整理者公布的图纸目录可知，陈明达先生对至少68 座崖墓进行了测绘，绘制了平剖面图，对能够代表汉代建筑特征的仿木构装饰，更是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绘制了大量的柱栱详图。通过测绘与分析，陈明达先生重点对彭山崖墓的如下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1．崖墓的建筑空间
按照分析地面建筑的模式，从平面、剖面、立面角度，分析崖墓建筑空间的组织。除了墓内空间，还特别重视墓葬祭祀空间的整体性，关注了墓外设置的坛、穿（坛后崖面设置的横穴）、穴（与地面垂直之穴）、水沟等遗迹。
2．崖墓的仿木构
图1 彭山第460 号墓平、剖面图及柱栱详图
针对崖墓仿木构建筑信息中表现的大木作和瓦作进行了重点讨论。在大木作部分，一开始即分析了由斗栱所反映的材分制度，进而在讨论斗、栱、柱的分件作法特征之后，分析其反映的结构组合方式（图1）。在瓦作部分，则分别讨论了砖、瓦两类构件的大小种类和铺砌方式。
3．建筑装饰及雕刻
图2 彭山第550 号墓平、剖面图及木门石刻详图
讨论了崖墓砖和瓦当的主要题材纹样和墓内石刻装饰图像的题材意义和艺术特征。虽然崖墓中多数雕饰题材并非单纯的建筑装饰，而是源于汉代的丧葬风俗，陈明达先生也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这不仅反映了营造学社在研究中对雕塑这一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形式给予充分关注的研究取向，也反映出他们重视建筑空间的整体性，将建筑与其中的装饰、陈设进行综合研究的视角（图2）。
4．崖墓明器
图3 彭山崖墓出土瓦屋残片
按照其所表现的建筑类型，对崖墓中出土明器所反映的汉代建筑的组群和建筑结构、装饰的细部进行了详细讨论（图3）。
此部报告中对崖墓建筑的叙述，遵循了中国营造学社在之前进行地面木构建筑调查时的体例，即由平面、剖面、立面的总体布置，到材分制度，再到斗栱梁架的做法细部和梁枋等木结构交接方式，最后是墙体屋面砖瓦和室内绘饰做法。这一范式是营造学社从其首部调查报告《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即开始使用的，其叙述顺序也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学社的研究重点——《营造法式》的体例影响，尤其是对崖墓仿木构建筑元素所反映的材分制度的探寻，是与《营造法式》的研究一脉相承的。
前蜀永陵发掘
1940年秋，成都老西门外传为司马相如琴台处修建防空洞时发现古代墓葬，1941年由四川博物馆冯汉骥等学者开始进行发掘工作，发现墓葬为前蜀王建永陵。1943年3月，又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组织“琴台整理工作团”，开展全面的发掘工作，于同年9月工作完毕。永陵的发掘引起了同在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关注，1943年初，梁思成先生即致信负责发掘工作的李济，询问墓中是否有建筑形象表现（原文称为：“architectural treatment”）。在永陵考古发掘工作即将结束时，李济邀请梁思成、莫宗江、卢绳三位营造学社成员前往永陵进行详细校验和测绘工作，但最终梁思成先生未能参与测绘，而莫、卢两位先生于发掘工作结束后，在1943年11月至12月间，对永陵的建筑和石刻进行了详细的测绘。
永陵发掘报告中的建筑与雕刻部分，原定由莫宗江先生进行整理，莫先生在返回李庄后，即对测绘成果进行了整理，完成《王建墓调查报告》的初稿，这篇论著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后莫宗江先生在清华任教期间，又对稿件进行了反复完善，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一重要著作的手稿竟然丢失了，使得现在难以全面了解莫宗江先生关于永陵的研究成果。1962 年，四川省博物馆编写永陵发掘报告时，也并未获得营造学社的测绘资料，因此进行了重新测绘。此报告中关于墓室建筑的描述，也与营造学社的体例差异较大，重在对墓室的营建做法进行记录。四川博物馆的杨有润先生根据出土木门上的金属构件，参考《营造法式》中板门的制度进行了复原。营造学社关于永陵的测绘图纸和莫宗江先生研究报告的插图后保存在清华大学，在2002年永陵报告再版时，由四川博物馆的工作者进行清绘后增补进报告中，2007年又收录入《未完成的测绘图》。
从现存莫宗江先生永陵研究报告的插图中，依旧能够大致了解其研究思路与侧重点。莫宗江先生的研究报告至少关注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墓葬的空间划分、结构做法和保存现状
图4 前蜀永陵玄堂内部透视图
将墓室空间和墓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详细测绘，绘制墓室的总平面图、剖面图，墓室与墓冢整体的剖面图以及墓室内部透视图（图4）。由图纸可以看出研究者特别强调墓室内部的棺床、石床、石像、石缸、顶部铁链铁钩等各类设置在墓室中的位置关系。对各道券的砌筑方法和地面铺砌的细节也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在图纸中予以表现。另外，应是出于日后对永陵进行保护的需要，测绘图中还特别标注了墓室结构的碎裂变形，并对其破坏原因进行受力分析（图5），反映出营造学社研究中对古建筑保护的重视。
图5 前蜀永陵剖面图
2．对墓内彩画和石刻装饰图案的研究
图6 前蜀永陵门券彩画与石座雕刻详图
现存测绘草图中，有对墓室门券上残存彩画、后室石床石刻图案的摹绘，和对棺床须弥座的详细测绘，表现出对建筑装饰的关注（图6）。
3．对玄堂木门的复原
图7 前蜀永陵玄堂木门制度复原图
通过对墓内出土的木门附属构件如饰叶、铁锁、门靴、门钉等的详细测绘，对玄堂木门总体做法和各出土构件在木门上的位置进行了复原（图7）。
4．对木棺椁的复原
图8 前蜀永陵木棺复原草图
对棺床上已经腐朽的木棺椁残迹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测绘，确定其倾覆方向。并选取隋、唐两代石质、铜制棺椁形象作为参考，对王建墓棺椁进行复原（图8）。
5．对王建石像服饰的研究
图9 唐宋期中幞头制度演变图
选取唐宋石窟寺、写经、绢画上人物形象，以及日本同时代的人物画像，对照王建石像，对唐宋时期男性幞头的演变进行了讨论（图9）。
6．对石棺床上伎乐形象和乐器的研究
图10 永陵中室石床束腰浮雕伎乐全部乐器详图
对中室石床上所有伎乐特别是其所持乐器的形象进行了详细测绘，并广泛收集时代相近的石窟寺浮雕、壁画中的伎乐形象，与传世雕刻中有乐器形象的文物，正仓院藏唐代琵琶、阮咸实物等参考资料进行比较（图10）。
由现存《王建墓调查报告》的图纸可以看出，莫宗江先生对永陵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建筑史学范畴的内容，也扩展到古代葬具、服饰、乐器等，反映了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莫宗江先生为永陵玄堂绘制了精美的纵剖透视图和内部透视图，准确而全面地表现了永陵的整体结构和空间组织，反映了营造学社学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从建筑学角度出发参与墓葬考古发掘研究的优势，这也开启了在墓葬考古报告中使用透视图表现墓室空间和墓葬结构的先河。
四川地区宋墓调查测绘
1943 年至1944 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们还自主对李庄附近的几处宋代石雕仿木构墓葬进行了测绘。其中，宜宾旧州坝宋墓由莫宗江、卢绳先生测绘，莫宗江先生撰写报告，并绘制了墓室平剖面图和墓室内部透视图。根据墓葬平面、结构及内部雕饰，结合墓葬仿木构结构和石雕装饰的时代特征，对照附近发现的南宋乾道八年（1172）墓葬，确定该墓的时代为入宋后至乾道之前。
南溪李庄宋墓经中国营造学社学者们调查，由王世襄撰写调查报告，罗哲文绘制了墓葬的平剖面图。报告体例与宜宾旧州坝宋墓相同，从平面布局、结构、雕饰三方面进行记录。雕饰部分尤其注重墓室中仿木构建筑装饰与《营造法式》的对比，使用《营造法式》中的术语，对格子门、斗栱、绰幕、驼峰等仿木构雕饰的特征，以及龛下层台、立颊、月梁等结构上的石刻装饰纹样进行详细记录。王世襄先生在行文中特别提到报告受梁思成先生当时已将脱稿的《营造法式新释》一书的影响，可知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有关宋代建筑大木作、小木作、石作、彩画作的术语体系已经较为完善地建立。
乾道辛卯墓由刘致平测绘并撰写报告，由于此墓当时已严重破坏，仅存两面，因此报告与以上两例不同，重在对比该墓与本地区其他宋墓不同之处，着重对正面二主龛的石雕图像题材进行了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原营造学社
成员参与墓葬考古研究情况
中国营造学社解散后，成员们多进入各高校任教。由于学科分化，建筑学科的原营造学社成员们未直接参与此后的墓葬考古发掘工作，但仍与考古工作者密切合作，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几次重大的墓葬考古工作中提供建筑学专业视角下的协助。
南唐二陵的发掘
图11 南唐李璟陵透视图
在1950—1951 年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时任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刘敦桢先生多次前往现场，并指导了考古报告中建筑部分的编写。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刘致平先生也为报告草稿提出了意见。《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将二陵的建筑作为独立章节进行描述，其使用体例也参考了中国营造学社在地面建筑调查报告中所用的模式，即由建筑总体的平面、立面处理，到柱、额、斗栱、门、墙壁屋顶、砖台等各部分建筑结构的形制，最后记录彩画、雕刻等建筑装饰。术语的使用方面，有关木构彩画的部分也全部采用《营造法式》中的术语。在曾昭燏先生撰写的“论南唐二陵陵墓本身的制度及其装饰艺术”章节中，还专门将二陵仿木结构柱、枋、斗栱与时代相近的敦煌窟檐、宋代砖石墓，及《营造法式》中的制度进行对比，表现出对仿木构建筑形象的重视和对地面木构建筑材料及《营造法式》的熟悉。《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图纸中对陵墓建筑空间的表现，也采用了与莫宗江先生《王建墓调查报告》中同样视角的剖透视图（图11）。
沂南古画像石墓的发掘
图12 沂南古画像石墓鸟瞰图
1954 年华东文物工作队与山东省文物委员会发掘沂南古画像石墓。当时在南京工学院担任教授的刘敦桢先生曾对报告的编写进行指导。而负责报告编写的曾昭燏先生也曾提及她参考了陈明达先生在彭山崖墓工作中所采用的建筑学方法。沂南汉墓中的仿木构石刻部分相对简单，因此在讨论墓葬建筑时重在其结构，但涉及柱额、斗栱等结构时仍采用了《营造法式》中的术语，并且同样以透视图表现墓葬空间（图12）。
白沙宋墓的发掘
图13 白沙第一号墓墓室结构透视图
1951—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宋墓的发掘，是建国初的另一次重大考古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拥有丰富的仿木构装饰和完好的建筑彩画，不但是宋金仿木构墓葬的典型代表，在建筑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当时已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职务的莫宗江先生为白沙一号宋墓绘制了透视图（图13）。在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工作的陈明达、罗哲文两位先生对全部结构图进行了校对并协助修改。然而中国营造学社对白沙宋墓发掘工作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图纸层面，负责考古报告撰写的宿白先生曾经旁听过梁思成先生讲授中国建筑史相关课程，受到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的深刻影响。在1950 年参加雁北文物勘察团时，也曾与前营造学社的成员莫宗江、赵正之等有密切合作。宿白先生在雁北文物勘察团虽属考古组，但其最终的调查报告却是以浑源圆觉寺、永安寺古建筑为对象的《浑源古建筑调查报告》。报告的写作体例与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报告的体例完全相同，术语的使用也一脉相承。圆觉寺传法正宗殿的章节中关注了斗栱、梁架节点，以及绰幕、驼峰、柱、柱础的做法；永安寺塔的相关章节中也详细记录了塔身仿木构结构特点。结合文献，通过形制对比准确判断圆觉寺传法正宗殿为元延祐年间（1314—1320）的遗构，永安寺塔为金代建筑。这篇高水平的报告表明宿白先生在当时已经在建筑史方面造诣颇深，在其后研究白沙宋墓的仿木构结构和建筑彩画时自然得心应手。
在《白沙宋墓》编写之前，新中国出版的陵墓考古报告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两部。通过对比可知，白沙宋墓的仿木结构装饰和彩画的复杂程度远超上述两处，因此在编写白沙宋墓的报告时，宿白先生更多参考了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报告的方式对墓葬结构、仿木结构装饰和彩画进行记录。并在注释部分详细地对比了地面木构建筑及《营造法式》对仿木构装饰表现的材分制度，斗栱构件、门窗、须弥座做法，彩画工艺和图案题材。报告中对仿木构斗栱材栔比例，斗耳、平、欹三部分的尺寸和比例，栱端卷杀做法，泥道栱与令栱的长度比等形制细节的注重，正是受到了中国营造学社对《营造法式》和早期木构建筑研究的影响。
《白沙宋墓》考古报告体现了宿白先生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学术视野和见微知著、严谨详实的治学态度。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早期最经典的田野报告之一，《白沙宋墓》考古报告为考古学界树立了报告体例以及研究方法与视野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墓葬考古报告，尤其是仿木构墓葬考古报告，还多参照该报告的撰写体例及研究成果。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则间接对今日的墓葬考古发掘与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对墓葬建筑研究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考古工作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营造学社早期对地面建筑和墓葬建筑的研究，对后期的墓葬考古工作研究范式的确立，主要有如下方面的影响。
从整体角度讨论墓葬空间和结构
中国营造学社将墓葬建筑纳入建筑史研究的语境，重视墓葬所反映的建筑学特征，采用与地面建筑相似的研究视角，注重从整体角度讨论其空间和结构特征。将墓葬建筑空间划分、墓内陈设、装饰雕塑所形成的墓葬内外整体空间意象与当时丧葬制度、祭祀仪式等建筑空间的“使用方式”相结合进行探讨。也从建筑力学与建筑结构的视角出发，对墓葬建筑的结构方式及其反映的技术特征给予了充分关注。这与从考古学出发，更加关注墓葬的空间、装饰、随葬品等体现的墓葬等级、时代特征、工艺水平等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
重视仿木构建筑形象
中国营造学社重视墓葬中仿木构建筑形象，将其与《营造法式》记载的建筑做法和相应时代的地面建筑进行对照比较。讨论仿木构所反映的木结构建筑材分制度、斗栱做法、梁架组织、瓦面脊饰、彩画雕刻等形制的时代特征。针对唐以前时代地面木构实例缺失的现状，墓葬、石阙中的仿木构形象，画像石、明器反映的建筑形象，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木构建筑的替代，说明该时代建筑形制、结构和装饰的特征。而对于存在木构实例的唐宋时代，墓葬仿木结构也能够作为补充材料，丰富对木结构建筑的认识，这些材料在当时中国建筑史的撰写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广阔的学术视野
中国营造学社对墓葬建筑的研究，并非仅限于狭义的建筑结构或构件形制，而是将建筑内的雕塑、绘画装饰视为建筑整体的一部分，进行统一考察。雕塑与绘画，不仅是墓葬建筑空间意象和祭祀信仰的体现，也是与建筑关系密切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工艺的重要形式。因此对雕塑、绘画，甚至服饰、乐器、家具等物质文化资料的关注，是与中国营造学社建立时的初衷“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
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非常一致的。这也显示了墓葬这一类型所涉及的物质与思想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完整地进行墓葬研究所要求的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
重视图纸表现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们在记录与表现墓葬空间时，充分发挥了建筑学特长，更加重视通过图纸的表现。中国营造学社所绘制的墓葬图纸不仅包括三视图，还独创性地采用了以剖透视图表现墓葬整体的方式。为墓葬绘制剖透视图，不仅反映了中国营造学社学者们扎实的制图功底，更说明他们对墓葬空间与建筑结构同等重视、整体考察的研究视角。从表现效果上看，剖透视视角能同时表现墓室内部空间分布、雕绘装饰与墓壁墓顶的建筑结构，也更具直观性。但从技术要求上看，剖透视图的绘制难度远高于二维的三视图，特别是在仿木构结构复杂的墓葬中，就对绘图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虽然在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参与的几部早期考古报告中普遍采用了这种表现形式，但在之后的考古报告中，这种表现方式就不再采用了。
确立了墓葬考古报告中建筑相关部分的撰写体
例和术语体系
中国营造学社参与墓葬考古的时期，也是中国墓葬考古工作起步之时，因此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不仅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考古工作，更通过这些被奉为圭臬的早期工作，间接影响到了今日的墓葬考古报告。如对墓葬整体空间的描述，由平面划分，到剖面关系高差，再到各壁面的全貌；对墓葬中仿木结构的描述，参考地面建筑调研报告的体例，由台基，到柱额、斗栱、梁架结构，再到小木作装修，最后是建筑彩画和雕刻，这样的基本描述方式被今天大多数墓葬考古报告所沿用。在术语方面，中国营造学社对《营造法式》《工程做法则例》两部文献的研究，更是为墓葬考古中有关建筑元素的描述奠定了术语的基础。
结 语
在对墓葬结构、装饰元素的分析考察方法、术语运用、报告体例、图纸绘制方面，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都对墓葬考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李庄时期开始的建筑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密切合作，使双方都收获颇丰。从建筑史研究的角度看，通过这些墓葬考古获得大量关于当时建筑形制、结构和装饰的珍贵图像史料，弥补了地面木构缺失的不足，为早期的中国建筑通史的撰写奠定了基础。而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建筑史学家的参与使墓葬整体空间和仿木构、彩画等建筑相关元素得以从建筑学角度进行充分阐释，提高了墓葬研究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学科逐渐完善，学科划分更加明确，建筑史学者在墓葬考古工作中的参与度反而逐渐减弱。目前，墓葬建筑的相关研究主要由考古学者完成，建筑史学者们更多是利用考古学界的考古发掘成果，尤其是其中与地面建筑联系更为紧密的仿木构建筑形象或建筑彩画、雕刻部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墓葬建筑整体空间与结构关注的弱化。墓葬本身也是古代建筑的重要类型，需要被纳入建筑学的视野进行考察。通过对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回顾，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目前墓葬建筑的研究模式，以及建筑史学与考古学间的互动方式，推动学科间合作的加深。
作者简介
李若水，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李若水.从李庄到白沙——中国营造学社与墓葬建筑研究[J]. 建筑史学刊，2021，2（2）：1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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