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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密檐式砖塔塔身壁面构成探研》一文是作者团队辽代佛塔研究课题的专题成果之一，选择52座辽代密檐塔为样本，对其塔身壁面构图展开系统研究，探讨了“门窗”及“造像”两大构图模式、进一步细分的一系列构图类型，以及这些构图背后所蕴含的地域性特征与构成逻辑。
辽代密檐式砖塔
塔身壁面构成探研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Dense-Eaves Brick Pagodas in the Liao Dynasty
高敏 王南 王卓男
GAO Min， WANG Nan， WANG Zhuonan
梁思成先生曾经在其《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稿）一书中，将中国古代砖石佛塔的演变概括为三个时期，即古拙时期（约500—900年）、繁丽时期（约1000—1300年）、杂变时期（约1280—1912年）。本文所要探讨的辽代密檐式砖塔，属于梁先生所说的“繁丽时期”。由于辽代皇室大力崇佛，佛教建筑极盛，留存至今的一大批辽代密檐式砖塔是为辽代佛教建筑之重要代表。基于辽代砖塔史料少但遗存数量多的现实情况，自2015年始，笔者团队对五省（区）、二市的上百座辽塔进行了为时近八年的全覆盖测绘和调研，据此展开“辽代砖塔”课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脉络遵循由宏观至微观的大体逻辑，宏观层面或进行单个辽塔做法研究，或侧重某类型辽塔的形制特点研究，微观层面则针对辽代砖塔的细部构件进行专题研究。旨在基于建筑历史的视角，探讨在时间上跨度近两百年、地域上分布广度近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不同规模、形制辽代砖塔的营造范式，探明其内在联系及形成机制，并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手段，结合前人辽代砖塔的研究基础探索辽塔的营建“法式”。此前，笔者所在课题组已就个案以及类型塔进行了多年的宏观层面研究。2021年末，团队系统梳理百余座辽塔影像资料时，发现随着形制、体量及分布区域的不同，密檐式塔的塔身壁面内容呈现多种变化，反映出清晰的塔身壁面构成特征，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具体来讲，辽代密檐式砖塔的须弥座和塔身是砖雕、泥塑等装饰的重点，也是其“繁丽”特征的重要表现部位。基于成熟的砌筑技术，辽密檐塔在模仿木构建筑外部形制之余，也趋向于在塔身壁面之上增添更多造像元素，精致的壁面构图成为辽密檐塔的代表性特征。据此，本文以辽密檐式塔为研究对象，针对其塔身壁面构成进行专题研究，拟探明其内蕴的构图逻辑。中国营造学社先贤是研究辽代密檐塔的开拓者。刘敦桢在《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1935年）中分析辽泰宁寺舍利塔时称“塔的第一层，彻底模仿木建筑式样，八隅施圆柱……各柱之间，在东西南北四面辟门，其余四面，设直棂窗。除窗门外，壁面上并无浮雕的塔，幢，佛像，飞仙，宝盖，及类似悬鱼一类的装饰，如果与其他辽代同型的塔比较起来，它的手法，真十分干净”——文中已涉及辽密檐塔塔身常见的多种构图元素。而文中所指“辽代同型的塔”是以辽宁北镇崇兴寺塔为例，其塔身壁面构成远比泰宁寺舍利塔（仅有门窗）繁丽得多。该文又称双塔庵东塔：“第一层八隅无柱，代以小塔八座……第一层上部，于普拍枋下，列类似悬鱼的装饰一层……此项手法，又见于易县荆轲山圣塔院塔，涞水县西冈塔，及正定临济寺青塔等。依地理言，俱属于河北省西部，恐系地方色彩的影响？”可知刘敦桢已经注意到塔身构图要素的地方特点。林徽因、梁思成在《平郊建筑杂录（续）》（1935年）中讨论北京天宁寺塔时指出：“关于雕刻，在第一主层上，夹门立天王，夹窗立菩萨，窗上有飞天”；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则指出，辽密檐塔“主层转角处有倚柱，墙上隐起阑额和假门窗”，而作为其代表的北京天宁寺塔塔身“假门两侧有金刚像，假窗两侧则有菩萨像”，该书同样初步论及辽密檐塔塔身的假门、假窗和造像等基本元素。此后，罗哲文在《中国古塔》（1985年）一书中称“若论在塔各面进行雕刻，当首推辽塔”，点明了辽代砖塔在塔身壁面雕饰方面的卓越性。祁英涛在其论著中专门讨论了辽代密檐塔的第一层塔身，认为河北地区的塔大多于四正面设假门置佛像，外雕力士、飞天及伞盖等。郭黛姮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三卷 宋、辽、金、西夏建筑》对辽密檐塔塔身处理方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概括，指出“除设有假门假窗之外，一般设佛像，有的佛像按照殿堂中佛像的排列方式作五方佛……八大菩萨……如北京天宁寺塔、辽中京大塔、北镇崇兴寺双塔。也有在一龛之内设两尊菩萨的；如辽中京小塔。还有的将两尊力士像施于假门假窗两侧的；如北京天宁寺塔。这类塔在塔身佛像的上部常设有伞盖和飞天”。张晓东在其博士论文《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2011年）中将辽塔壁面的结构与处理方式分为三种形式：第一式为塔身的各个壁面均设佛像、装饰浮雕，而不设门窗；第二式为塔身的四个正壁面设门，四个隅面设窗，不安置佛像或雕饰，并认为这种模式多见于八角形的密檐式塔，又以辽时南京道地区最为常见；第三式为塔身至少有一面设门，其他面则或设窗，或设佛像。陈伯超在《辽代砖塔》（2018年）一书中分四种类型探讨辽塔的壁面内容：第一种是塔身外观为实心，塔身装饰灵塔、塔铭等宗教构件；第二种为塔身外观有空心塔门或佛龛，内部有凹进去的小型内部空间；第三种则为外观实心，塔身装饰的佛像内容为一佛二菩萨；第四种是外观为空心或实心，表面装饰题材少有佛像，而以仿木构的门、窗为主。该研究的突破性在于，通过“实心”“空心”等词汇将研究着眼点更进一步拓展至壁面的纵深方向。成叙永于2011至2018年间，发表了《辽代八大灵塔的图像特征与出现背景》等系列文章，对辽宁朝阳地区几座辽代四方塔以及庆州白塔的壁面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着重分析壁面上各造像的造型与图像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宗教象征意义等。另有古赟、赵兵兵等学者也对辽塔壁面内容做过部分探讨。以上关于辽代砖塔壁面内容的各阶段研究，虽一定程度上涉及辽塔壁面内容的类型梳理，但大多将之作为辽塔研究的一个分支，尚未形成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测绘，对辽代密檐式砖塔的塔身壁面构成进行专题研究。辽代密檐式砖塔的檐部以下至须弥座以上，纵向分别由铺作层、普拍枋、阑额及塔身壁面部分组成，横向则由塔身壁面及转角处的倚柱构成。其中，倚柱、铺作层、普拍枋、阑额等均是出于仿木构建筑外部形制而施设的，不在本文所谓“塔身壁面构成”的讨论范围内。本文将核心研究区域界定为须弥座上沿至阑额或普拍枋下沿，以及两倚柱中间的壁面部分（图1）。塔身原制保存现状、塔身构成元素数量及资料获取程度这三个因素为本文样本选择的主要依据，据此分别对现存61座辽密檐式塔一一进行筛选，最终选定研究样本为壁面部分综合留存情况较好的52座密檐式塔，基于此探析辽代密檐塔的塔身构成模式。若不论具体式样的不同，52座辽密檐式塔的塔身壁面施用元素共计十余种，现将具体施用情况列于“附录”。据“附录”可见，主佛、胁侍菩萨、飞天、伞盖及门、窗这六种元素的出现频次最高，且施用门、窗元素的塔大多不会再施用主佛等造像元素，反之亦然，综合使用两者的塔占极少数。据此，辽密檐式塔的塔身壁面构成以“造像”与“门窗”两大构图模式为主，另有部分“综合”模式的实例。以下分别加以讨论。本文研究范围内，共计20 座塔的壁面内容为砖砌假门、假窗，即“门窗”模式的壁面构成。其基本做法为“正面设门，隅面设窗”，由于塔身正隅面之间的协同关系较强，故在本文中将一个正面及其相邻两个隅面视作一个基本单元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该模式可细分为以下三种具体组合，分别为“门—窗”组合，“门—墙”组合以及“窗—窗”组合（表1）。其间，大多数塔施用的是“门—窗”组合，共计17例；天宫寺塔与刘师民塔的隅面为素砖裹砌，别无雕饰，为“门—墙”组合，共计2例；杨塔村塔则于各面塔身均设直棱假窗，无假门之设，为“窗—窗”组合，仅1例（表2）。据表2可知，各“门窗”模式塔在塔高、密檐层数两方面无明显规律性，但于地理分布上存在一定共性特征。若依据现在的行政区划，这20座塔中位于京津冀地区的居多，约占总数的70%。而若据辽时的行政区划，则有85%的塔位于西京道及南京道地区，位于中京道地区的塔仅占15%，可见该模式的分布态势呈相对集中、局部分散的基本特征。而此地域分布特征，与其仿木构建筑的塔身构成模式有直接联系，此部分内容于后文详述。本文所涉纯以造像为壁面内容的塔共25座，现列附录中相关内容于表3，可见该模式所涉元素共7 种，其间以主佛、胁侍菩萨、飞天、伞盖B的施设频次较高，灵塔、碑铭及莲花雕饰施用略少。“造像”模式下，主佛的体量与所占面积均为最大，且一贯居于壁面的正中位置（图2），为此模式中的核心构成元素，其施用频次也可印证此点。然若综合壁面之上的具体施设情况，却发现辽宁朝阳地区四方塔所用灵塔元素的存在意义仅次于主佛，超乎其他元素之上（图3），俨然为另一具有核心地位的元素。据此，可将“造像”模式分为“单核心式”和“双核心式”两种基础构成方式，下文将就此进行分别论述。单核心式的基本特征为壁面雕饰内容均围绕主佛展开，其次胁侍菩萨所占面积略大些，飞天次之，以伞盖为最小。若以元素之体量大小为据，则除唯一的核心元素主佛外，飞天及胁侍菩萨应为次级元素，伞盖则为主佛、胁侍菩萨的附属元素。但若据表3分析以上三元素的施用频次，却发现恰与之相反。伞盖于各塔中均有施用，反而胁侍菩萨、飞天各有缺失。故伞盖应居首要从属地位，而飞天与胁侍菩萨两次级元素中，也当以飞天为先。由此，按上述次序将各塔之壁面具体构成，以及塔高等基础信息梳理于下（表4）。表4中的18座塔共存在6种具体构成，为系统探究其构成逻辑，将各塔之密檐层数、塔高与壁面构成模式作综合比对（图4）。发现施用8至9种元素的“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碑铭” 及“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莲花雕饰”三种构成的塔，几乎皆为十三层密檐，且塔高均值在40米左右，仅十八里堡塔一例特殊（为七层密檐）。再着眼于施用较少元素的“1佛（1伞盖）-2飞天-1碑铭-1莲花雕饰”“1佛（1伞盖）-2飞天”及“1佛（1伞盖）”3种构成，发现其密檐多为五、七、九层（仅铁岭白塔除外，为十三层密檐），塔高均值在20米左右——即密檐层数及塔高均呈明显下降趋势。综上分析，壁面构成元素的具体选用应与塔高、密檐层数成正比关系，即塔越高、密檐层数越多，则壁面构成元素越繁复。图4 单核心式塔壁面具体构成与塔高、密檐层数对比图直接受塔高、密檐层数影响的应是塔身壁面之大小，而在现存单核心式的辽密檐式塔中，仍以体量较大且壁面较宽阔者居多，因此由8至9种元素构成的组合使用较多，其间又以“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组合为主（图5a）。之后随着壁面趋小，部分非核心元素被选择性地取舍。如体量较小之塔湾塔，其塔身壁面十分紧凑，主佛已占去大半面积，故仅保留其上方之伞盖与飞天，而将胁侍菩萨省去，即“1佛（1伞盖）-2飞天”组合（图5b）。若再着眼于体量更小之妙峰寺南塔，则发现飞天也被略去，而仅保留伞盖，为“1佛（1伞盖）”组合，即单核心式中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图5c）。据此显明的构成逻辑可知，此三者应是单核心造像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典型构成元素。a）1佛（1伞盖）-2飞天-2 胁侍菩萨（2伞盖）另外3种则应算作非典型模式下的特殊做法，塔营子塔、宝塔寺塔、无垢净光舍利塔及广胜寺塔于“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模式中加入碑铭或莲花雕饰，即“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碑铭”与“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莲花雕饰”组合。妙峰寺北塔则在“1佛（1伞盖）”模式基础上将上述2个元素同时加入，为“1佛（1伞盖）-2飞天-1碑铭-1 莲花雕饰”组合（图6）。图6 塔营子塔、宝塔寺塔、无垢净光舍利塔、广胜寺塔及妙峰寺北塔壁面值得注意的是，“门窗”模式中的假窗在“造像”模式中被完全取缔，但券门则作为常规元素保留下来，且多兼作主佛的佛龛。单核心式中仅构成组合均较简单的铁岭白塔、塔湾塔及妙峰寺南塔不设券门式佛龛，此外的“1佛（1伞盖）-2 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碑铭”“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莲花雕饰”及“1佛（1伞盖）-2天-1碑铭-1莲花雕饰”4种组合中均设有券门式佛龛。另外，下文将讨论的“综合”模式里以造像元素为主的塔中也多有券门式佛龛出现。由此可见，虽然“门窗”“造像”两构图模式中的基础构成元素大不相同，但二者之间仍存在较紧密之联系。辽宁朝阳地区的朝阳北塔、云接寺塔、青峰塔及大宝塔为辽塔中少见的四角塔，壁面较八角及六角塔宽阔许多，施用元素的数量较单核心式也有大幅增加（表5）。陡然增多的元素导致塔身壁面构成相应发生转变，首先体现为胁侍菩萨的地位被削弱，且又补充灵塔作为另一核心元素。表5 辽宁朝阳地区双核心式塔壁面具体构成及基础信息在单核心式的塔身壁面中，胁侍菩萨的体量仅略逊于主佛，且有伞盖作为其附属元素，不论所占面积还是刻画程度，均体现出其仅次于主佛的重要地位。然而朝阳北塔与青峰塔的主佛两侧均为辽塔中少见的坐式胁侍菩萨，体量远不及立式胁侍菩萨。尽管云接寺塔仍设立式胁侍菩萨，但体量已明显缩小，大宝塔则直接无胁侍菩萨之设。而与之相对的，几座塔壁面左右外侧均置体量大过胁侍菩萨的密檐式灵塔1座。以朝阳北塔为例，灵塔上部不仅设伞盖与飞天，还于侧面增设碑铭，具有完备的次级元素与附属元素，俨然构成又一独立单元。且从所占面积来看，左右2个灵塔单元相加的面积几乎相当于塔身中部的主佛单元。虽受壁面面积所限，青峰塔及大宝塔的灵塔无完整的飞天、伞盖组合，但灵塔的重要性依然很明了。综上，朝阳地区的四方塔通过改变胁侍菩萨的体量以及增省次要、附属元素的方式，呈现出主佛与灵塔共同为核心的双核心式壁面构成，其具体信息如表5所示。
朝阳北塔与云接寺塔的体量较大，高均40余米，壁面构成为“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灵塔（2伞盖）-4飞天-2碑铭”的典型双核心构成模式（图7）。图7 “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灵塔（2伞盖）-4飞天-2碑铭”构成示意图而前文分析单核心式所提及的壁面构成组合的繁复程度与塔高、密檐层数之正比关系，同样适用于双核心式。随着塔体体量趋小，塔身壁面略显紧凑，青峰塔在伞盖及飞天数量方面有所删减，主佛上仍置伞盖、飞天，但灵塔则仅保留两侧碑铭，壁面构成转为“1主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2灵塔-2碑铭”组合（图8上）。塔高仅约20米的大宝塔更甚，直接将主佛两旁的胁侍菩萨舍去，灵塔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所用为“1佛（1伞盖）-2飞天+2灵塔（2伞盖）-2碑铭”组合（图8下）。八棱观塔、白塔峪塔及静安寺塔比较特殊，此三座塔的壁面内容虽均为造像元素（表3），但并不以主佛为单核心，也不以主佛、灵塔为双核心，而是出现了偶然性的变化（图9）。八棱观塔的壁面构成与“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组合相差不大，但胁侍菩萨上方无伞盖，且飞天外侧各增设一密檐灵塔，即在单核心式的基础上加入了灵塔元素，而灵塔正是双核心式中的核心元素之一，八棱观塔又正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大平房镇，结合其地理位置，该塔壁面构成具有“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的特征，推测应是两模式间发展过渡的实例。白塔峪塔及静安寺塔的正面壁面内容分别为单核心式下的“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1莲花雕饰”和“1佛（1伞盖）”组合，隅面产生变化，前者以碑铭替代主佛，后者则用胁侍菩萨代替主佛。综上，这三座塔的壁面构成模式既非单核心式也非双核心式，而是基于此两模式的变体式。另有7座塔的壁面构成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虽施用的仍是“造像”“门窗”两模式中的基础元素，但是各有偏重，自有其独特性，具体见表6所示。其中香岩寺南塔及天宁寺塔更具“门窗”模式的特征，正面为券门、伞盖、胁侍菩萨（或金刚）及飞天的组合，隅面则是以直棂窗为主，两侧及上方雕胁侍菩萨、飞天（或菩萨）等内容作为搭配。上京南塔应也属于这一模式，但雕饰内容非常繁多，为辽代密檐式塔中所罕见（图10）。与此相对应的，磨石沟塔的隅面正中为碑铭，黄花滩塔的隅面正中为胁侍菩萨，但这两座塔的正面均设门，无主佛之设。东塔山塔的隅面正中均设门，正面均为砖雕造像。东平房塔的南、北面设门，其他六面均为“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组合。此四座塔更偏重“造像”及“门窗”模式的综合运用（图11）。图11 磨石沟塔、黄花滩塔、东塔山塔、东平房塔壁面据上文可知，52座辽密檐式塔的壁面构成分属“造像”及“门窗”两构图模式，另有部分塔为“综合”模式。现基于辽时的行政区划、各塔位置以及建造年代等信息，分析其地域性与时代性。根据辽代的行政区划，52座密檐式塔中仅有一座位于上京道，其余均位于西京道、南京道、中京道及东京道（图12）。就壁面的构成模式而言，“造像”模式分布最为集中，25座塔均坐落于中京道及东京道的交界地区。“门窗”模式的分布以南京道与西京道为主，仅有少量分布于中京道地区，集中态势略逊于“造像”模式。“综合”模式的塔则点状分布于中京道、上京道、南京道及东京道，多位于“造像”模式范围内。图12 “门窗”“造像”模式及“综合”模式分布示意图“门窗”模式主要分布于南、西两京道，但3座位于中京道东部的塔骤然扩大了其整体分布范围，而此区域内恰好分布着“造像”模式中的4座双核心式塔、3 座变体式塔以及3座“综合”模式的塔。可见，“造像”与“门窗”两模式各自在不同京道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但二者分布范围的重合区域则体现出显明的杂变性，整体呈现强烈的南北差异。就五个京道的分布特征来看，南京道与西京道比邻宋地，中京道位于辽疆域的腹地，东京道则地处偏远。上文曾提到，本文所梳理20座“门窗”模式塔中，有占比85%的塔坐落于南、西两京道，虽天宁寺塔于本文被归为“综合”模式，但其壁面构成亦十分具有“门—窗”构成特征。遗存至今的宋代砖塔以楼阁式塔居多，其壁面构成以假门假窗的组合为主，基本特征为强烈的仿木特性。南、西两京道既紧邻宋地，则必受其影响，特殊的地理位置或许是“门窗”模式壁面构成的重要形成因素，而远离宋地的中、东两京道则受此影响渐小，于是造像模式大肆盛行。笔者将南、西两京道内其他辽塔的壁面构成一一梳理后，发现“门窗”模式在此区域内发挥着较强统治力，具有显明地域性规律，后文详述。
受限于史料的匮乏，本文所涉52座辽密檐式塔中，仅11座有明确年代可考（表7），均建于辽中晚期的兴宗、道宗及天祚年间。其中，建造年代最早及最晚的大明塔和佛真猞猁迤逻尼塔分别施用“造像”模式下的“1佛（1伞盖）-2飞天-2胁侍菩萨（2伞盖）”组合，以及“门窗”模式下的“门—窗”组合。表7 具体建造年代可考的辽代密檐塔的基础信息及壁面具体构成仅据表7整体而言，在辽中晚期两壁面构成模式仍被同时使用，其间虽以“造像”模式施用更多，但“门窗”模式仍有较强生命力，两模式基本达成一种稳定平衡。据前文可知，“门窗”模式之所以与宋塔、木构的关联紧密，受地缘因素影响略大。“造像”模式却不同，其兴起与辽特殊的社会背景关系甚大，辽代几乎全民信奉佛教，佛教一定程度上是辽代社会的精神支柱。王室宗族和民间百姓都大作佛事，可长久留存的砖筑佛塔是民众寄托信仰的重要媒介，诸如佛菩萨像、神将像、罗汉像、经幢、八大灵塔等宗教图像以浮雕的形式被直接移至佛塔上，于是以“造像”为核心的塔身壁面构成模式应势而生，且比传统的“门窗”模式更占主流地位，故较“门窗”模式而言，“造像”模式除地域性外兼具一定时代特性。辽代砖塔主要分密檐式塔、楼阁式塔、覆钵式塔及花塔几大类，另有少量基本无壁面雕饰的经幢及单层塔。为进一步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笔者梳理了较典型之其他类型辽塔的壁面构成，并佐以地理位置及修建年代两方面的信息，对其壁面构成特征进行分析（表8）。由表8可知，15座塔分属南京、西京及上京三个京道内，形制有楼阁式、覆钵式、花塔以及楼阁与密檐结合式。据上文所述地域性规律，笔者着眼于南、西两京道的其他类型辽塔，发现尽管有个别案例较特殊，但塔身壁面构成均属“门—窗”构成，庆化寺花塔、福山塔、蓟县白塔、丰润药师塔以及万部华严经塔虽为综合模式的壁面构成，但观其具体做法，仍是以“门—窗”构成为主，辅以部分雕饰内容（图13）。此结论进一步佐证辽代密檐式塔乃至其他类型塔壁面构成所展现出的南北差异，是极大受地缘因素影响的，即体现着强烈的地域特征。图13 庆化寺花塔、福山塔、蓟县白塔、丰润药师塔及万部华严经塔（一、二层）壁面此外，据图4所示，随着塔体达到一定高度，壁面雕饰内容数量趋多且构成组合渐呈定式。释迦佛舍利塔为辽塔中少有的具有明确记载的皇家敕造佛塔，位于辽庆州城遗址内，为建筑等级较高之辽佛塔。该塔高64.74米，七层楼阁式砖塔，但不同于其他几座楼阁塔各层均为“门—窗”构成的层层累用，其每层及各壁面内容均富于变化，施用内容之丰富十分罕见。故除地域性外，塔的构筑等级对于壁面构成内容也发挥着一定影响作用。时代性在此处尚并不显明，本部分所引研究样本之壁面构成虽以“门窗”模式占主导，但建造年代均为辽中晚期，且有多个塔并无具体年代可考，不足以支撑较宏观时代特性结论的得出，故此方面后续仍有较大研究空间。自笔者投入至“辽代砖塔”课题始，即发现辽塔于史料记载方面的较大缺失是极显明的事实，且目前尚无明确的断代逻辑可供参考。而本文所论内容，乃至笔者课题组多年所做之研究累积，正是为了探明辽塔内蕴的构筑法式，尝试总结一套具有科学理论依据并逻辑自洽的断代凭据。综上所述，辽代密檐式塔的壁面构成整体可分作两大构图体系：一、以假门、假窗为核心的“门窗”模式；二、以主佛、胁侍菩萨、灵塔及飞天等内容为主的“造像”模式。虽另外还有少数“综合”模式的实例，但以前两者为主。根据各模式的施用频次，可知“造像”模式更占主导地位。两种模式分别呈现着显明的地域性和一定的时代特征：“门窗”模式大多位于临近宋地的南京道与西京道，受宋地及木构的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仿木构特征；“造像”模式则为辽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信仰倾向共同影响下所形成的极具代表性的构成模式。整体而言，壁面构成模式的繁复程度受平面形制影响，并与塔的体量及密檐层数成正比关系，内蕴成熟的构成逻辑。高敏，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王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王卓男，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古建筑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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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王南，王卓男. 辽代密檐式砖塔塔身壁面构成探研[J]//建筑史学刊，2022，3（3）：136-153.
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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