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5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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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杀,年仅36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复查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1957年春天,一位25岁的女青年,曾写下这么一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
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
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这位女青年,叫林昭。
林昭,女,苏州人,1932年生,原名彭令昭。据说,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因此将名字改为林昭。
林昭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舅舅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壮烈牺牲,是烈士。
她的母亲许宪民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林昭受其舅舅和母亲的影响,从小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
少年时在苏州萃英中学读书,解放初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
1954年夏,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资格,与苏南新专同学陆拂为一起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专业(后改为新闻专业)学习。
当时编辑专业同学近一百人,分为三个班,大多是调干生和党团员。我与林昭、陆拂为都分在第三班。
在四年的同窗学习过程中,林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活脱脱一个林黛玉:
外貌清灵秀丽,身体弱不经风,走路一摆三摇,说话嘴不饶人;性格柔中带刚,气质孤芳自赏,才华百里挑一。所以我们都叫她“林姑娘”。
有一次,鲁迅先生的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到北大来同年轻人座谈。同学们争相发言,表达自己对鲁迅先生的敬爱,气氛十分融洽。林昭突然发言:“请问,鲁迅先生要是活到现在,会怎么样?”
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用手扯了一下她的衣服,暗示她不该提这样的问题。她又对我怒目相视。幸亏许先生没有听清楚她的提问(因为她说话细声细气),对这道难题未作回答。
孤傲固然是林昭的一大特色,而才华横溢才是林昭的最大特点。
1959年英美两国为苏伊士运河争端出兵进攻埃及,林昭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对埃及人民表示声援。
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了两首表示欢迎的诗歌,也出自林昭之手。
所以,不要说在中文系,就是在全校,林昭也是数一数二的才女。
不明不白成为右派
1957年,当我们进入三年级学习的时候,发生了那场不该发生的政治风暴。新闻专业54级共98人,有18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我们三班有34人,被打成右派的有7人(包括林昭和我)。
也就是说,20%的同学,一夜之间成了阶级敌人;而这7个右派分子,现在幸存下来的只有3人,死亡4人,死亡率60%。
林昭是死亡的四位同学中的一位。其他三位难友,都没有林昭死得那么悲惨,死得那么壮烈。
林昭当年究竟为什么被划为右派,详情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在她之前,也许是怕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交叉感染吧,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能参加后划的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我只知道,林昭不是因为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打成右派的,因为她那时对我国的新闻事业早已不感兴趣。
当时,她参加了北大诗社,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刊物上发表才气横溢的诗歌和清新活泼的散文,又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后来诗社和论坛的许多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林昭自然在劫难逃。
林昭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初,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舅舅和先烈们为之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响应党的号召说了些由衷之言竟然成了罪状?
她不吃,也不睡。同学看见她终日在流泪,她说她的心里在流血。终于在一天夜里,她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未遂)。
后来,她想通了,还开导刚划成右派而想不开的刘发清同学说:
“这不单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又划了多少个右派?
这场运动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但我一定要认真思考,寻求答案……”
到了处理阶段,由于她“态度恶劣”,对她的处分是劳动教养三年。
她不服,跑到团中央去责问(不是给北大领导写信):
“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这样的抗议自然是无济于事的。
后来,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新闻专业负责人罗列担心林昭体弱多病,送去劳教可能会死在里面,便岀面担保,让她留在新闻专业(后并入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
同学们都说,罗列老师做了一件好事。
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幵始了。刘发清同学被下放到甘肃礼县中学农场劳动,由于过分劳累和长时间饥饿,他全身浮肿,陷入了悲观绝望的境地。正在这时,他突然收到林昭从北京寄去的30斤“救命”粮票。
林昭在信中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我吃得少,省下这点,略表寸心。”
舍己为人,雪中送炭,这是多么纯洁、多么高尚的一颗心啊!
有期徒刑二十年
1960年春,林昭因病经过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她回到上海的母亲家中养病。
当时,有几位北大同学经常去探望她,他们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阅读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相似,有些做法可供中国借鉴,不妨将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中央领导人作为参考。
然而,万万想不到被人告密诬陷,说他们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公安机关立案侦査。196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林昭与两位同学去虹口公园散步,便衣人员一拥而上,将三人通通抓走了。
1962年初,林昭因病“保外候审”,但到同年12月又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投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这位性格倔强的苏州姑娘当然不服。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绝食等方式陈述冤情,表示抗议,还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心愿。
这样做招来的自然是“顽固不化”的斥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昭对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造神运动和推行的愚民政策极端反感,在狱中进行了口诛笔伐。
到了1968年,个人迷信活动愈演愈烈,“早请示,晚汇报”之风弥漫全国。
在上海监狱内,也兴起这种做法,叫做“早请罪,晚请罪”。每到清晨和晚上,犯人们都要集中到监狱礼堂去请罪:“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罪犯某某某向您老人家请罪。我今天……”
林昭对这种宗教仪式非常厌恶。每到“请罪”的时候,她就去上厕所。
看管人员注意到她的行动,跟到厕所去问她,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刻就来上厕所?
她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指礼堂)还干净一点。”
这句话可闯下了大祸——恶毒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从重从快”处决
恰在此时,林彪、“四人帮”为了用血腥手段来维持他们的法西斯统治,将死刑犯的最后审批权下放给省一级(原来归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从重、从快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对所谓“恶毒攻击”案要毫不手软。
就这样,林昭被“从重、从快”地处决了,时年只有36岁。
林昭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被杀害的,无人知晓。她的尸体无人去认领,是由慈善机构送去火葬场焚化的,因此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更为可悲的是,林昭被处决后,“有关方面”的人竟然去向她的母亲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
她年迈的母亲当场昏厥过去,这钱,是她妹妹付的。
不久,林昭的母亲自杀身亡,她的妹妹彭令范(上海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因受连累嫁不出去,后来连护士工作也失去了,1985年去了美国。真可谓是家破人亡。
狱中最后的二十天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其中说,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査考”。现在好了,林昭母亲生前好友邱隐帆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
文中说,他多年来寻亲访友,致力于收集有关林昭的材料,终于找到了曾与林昭同室囚禁过的中学同学丁芸女士。
丁芸给他提供了自己的狱中日记,其中记录了林昭就义前最后二十天的情况。这真是一份难得的材料。这里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968年4月9日,丁芸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一个静谧的深夜,时间大约是在十二点钟左右,四号女监的铁栅门打开了。
狱吏押着一个女囚犯,关进了我们的“号子”。……
她的模样很奇特,蓬头垢面,形似乞丐,进入监房后,一直面对墙壁,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我仔细地对这个女囚看一阵,竟使我大吃一惊,“这不就是过去的老同学林昭吗?”
她此时的打扮太奇怪了,上身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灰色夹袄,下身却用一条白色的床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到了地上,手臂上却套着一块黑布,布面上用白色棉线绣上了一个“冤”字,她长长的头发齐根处扎了一条白手帕,其形象,活像京剧舞台上的窦娥。
4月10日,丁芸写道:
我们这间牢房里,关押的都是未决犯,大部分是大中学校的女学生,都是被造反派看作是“死不改悔的牛鬼蛇神”。
因为林昭是新来的“客人”,我们就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我们出于好奇心,请她自报身世,以及她的案情。林昭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她告诉我们说:
“我关在这里已经八九年了。这次是刚从禁闭室出来,调到这个统监来的。
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的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
1954年我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著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
我那时怀着多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啊!……
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我向党提了一些意见。
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教农场进行劳动教养(笔者注:此处记录有误,林昭并未去劳教农场),后来我因病‘保外就医’,回到上海家中。
之后一批北大同学来探望我,并一起到大光明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
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不明不白地被判徒刑二十年。
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也不会屈服的。”
4月15日,丁芸写道:
今天是星期日,是犯人家属探监的日子。……
林昭今天见到了她的胞妹彭令范。回监房后,她告诉我会见的情况:
“我妹妹的生活很困难,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医院领导要她与母亲划清界限,揭发母亲的‘反动历史罪行’……
看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要完蛋了。然而,我们毕竟是革命烈士的遗族啊!”
同监房的姐妹们为了安慰林昭的情绪,大家拿出家属送来的食品,在牢房里暗暗地举行了一次“聚餐会”。
这时林昭却说:“也许这是一次‘最后的晚餐’,我深信我们中间再也不会出现犹大!”……
于是,我们互相拥抱。
4月17日,丁芸写道:
今天下午二时许,从牢房的“风洞”传来了看守的吆喝声:“303号出来开庭!”
于是林昭由法警押走了。
一直到晚上七时,她才回到监房。我们就围着她询问开庭的情况。
她愤懑地说:
“今天提审我的是一位地位相当高的人。他对我表示:‘只要你能够认罪,今后不在狱中写反动的诗词,有悔过表现,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对你从轻发落。
我们可惜你还年轻,有一些才气……这是给予你最后的一次宽大机会。’
我只是冷笑,不作任何答复。”
4月21日,丁芸写道:
今天,林昭在狱中写了一首短诗,一吐她心中委屈和愤懑: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是林昭对不公正的审判提出的一种最强烈的抗议。但这首诗,也因此种下了她灭顶之灾的祸根。
今天,林昭的情绪更加激动,她又写了一首小诗:
家祭——哭舅舅许金元烈士
四月十二日——
沉埋在风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
而教我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
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都只是
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4月24日,丁芸写道:
清晨,狱吏催促林昭起了床,但是她拒绝进食。看来,林昭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
她开始怀疑自己要被杀害,因而她彻夜未眠:嘴里念念有词,垂着头呆坐在床沿上,保持着一种似和尚坐禅的恣势,一动不动,像是在诉愿,又像在呻吟。
她起床后,又把那套“窦娥”式装束打扮起来了,尔后,她又写了一首诗。这是她咬破了自己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的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谁能洗得去?当时我劝林昭:“何必这样来赤裸裸的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
然而林昭却这样回答我:“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4月27日,丁芸写道:
今天,林昭收到法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起诉书上所列罪名有三条:
一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三是“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妄图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
这一连串的罪名,看来,判定死罪,已成定论了。
4月28日,丁芸写道:
林昭今天的心情似乎特别冷静,她满不在乎地对同房的难友们说:“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但绝不能消除我胸心的毅志。
我的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终究会给我作出公正的裁判!这个黑暗时代最终还是要被人民消灭的,我生活在这荒唐的年代里,已经厌恶透了,死亡又何足惜呢!”
她说完这些话,于是认认真真写了一首五言诗:
浩叹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4月29日,丁芸写道:
上午十时许,对林昭一案开庭审判。
法庭就设在监狱里,开的是秘密庭。因此,没有律师给被告辩护,更没有记者到场采访,当然也没有陪审员和被告家属到庭听审以及群众列席旁听。……
到了晚上,竟然马上执行死刑。深夜,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一名狱吏的带领下,打开了我们的牢门。
狱吏大声吆喝:“303号,快出来过堂!”
显然,当夜就要将林昭秘密处决了。
此时,全监房的女囚都从睡梦中惊醒,呆呆地望着林昭,气氛很紧张。可是,林昭却出奇地镇静。
她从容不迫地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件红色呢制的新外套,又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顿时,显现出她那俊秀、妩媚、婀娜多姿的面容。本来嘛,她就是一位美丽的南国女性……
旋后,林昭走出牢房,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
顿时监房的气氛高度的紧张和恐惧。
她一步一步地踱出女监的总监门,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用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她奋力反抗,嘶喊出一声:“妈妈!你在哪里?”
狱卒又用布条封住她的嘴,以及她的眼睛。她终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座监狱,离幵了这个世界……
1981年,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历史的审判》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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