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571工程”真相（中）
林立果“571工程”真相（上）
06毛泽东要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
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
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
如果是一般人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21时，毛泽东抵达长沙，与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
8月28日21时，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省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
丁盛说参加过七大，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
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随后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
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
毛泽东强调：
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
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
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
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谈话后由汪东兴组织座谈了一次。8月29日，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
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
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
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
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不会。
又指着丁盛，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泽东说：
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
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
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
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
99人会议（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
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
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
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
毛泽东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
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
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
8月26日，毛泽东南巡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
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会提前。
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
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
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右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07
"北戴河"终于得知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
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
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开大会传达。
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
汪东兴回忆：
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2000多人（哪里有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苏联）走。
“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
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
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
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
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
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狗急跳墙”。
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
23时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
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
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情况，叶群9月6日夜里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
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打开了“金口”。
李作鹏探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马上想到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
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
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
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
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
毛泽东在北京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
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
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
心情非常紧张的李作鹏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座谈。
送走外宾，黄吴李邱都没走，等着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
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李作鹏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
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
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9月6日晚上，黄永胜的电话来时，叶群正与林立果密谈，不接。
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
21时至23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
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
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
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
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08
许世友和韩先楚赴南昌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
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
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
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
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
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
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
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
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
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
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
毛泽东说：
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
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
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
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上来。
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
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
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
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汪东兴说，您看呢？
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
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
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
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
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
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
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
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1. 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
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
2. 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
3. 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
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
4. 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
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09
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
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
汪东兴说：
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
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
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
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
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
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
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
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
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
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
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
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
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
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
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
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
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
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
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地策划。
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
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
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
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
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
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
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说，能！
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
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
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
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
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
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
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
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
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
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10
林立果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
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
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
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
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
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
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
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
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
张耀祠介绍：
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
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
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
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
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
张耀祠说：
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
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
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嘛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
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
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
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
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
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
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
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
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
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这个名字，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
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
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
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
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
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
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
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
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
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
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
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
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
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
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
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
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
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
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
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
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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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武大教授：当前十大怪现象●冯骥才：一桩千古罕闻的奇案●何兵：官员是否应该公开财产？●周同宾：饥饿中，人心比铁硬，人情比纸薄●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无能的愁死，胆小的吓死，想不开的冤死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