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王洪文文革期间醉生梦死

来源：光冕传媒

文革期间，徐景贤作为上海市革委会重要成员，后又升任上海市委书记，一度风光无限。然而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破产，徐景贤也难逃罪责，被捕入狱。在动荡的十年当中，徐景贤有过哪些鲜为人知的历程，出狱后的他，于2003年出版回忆录《十年一梦》，记述了其在文革的经历。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尔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二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文革初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右）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1969年4月，九大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图为他在九大上发言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钱去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什么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准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子上复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一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

王洪文和姚文元在火车上

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王洪文、崔根娣和孩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清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1973年8月，十大分组讨论会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一起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1973年8月，十大主席台上的王洪文与毛泽东、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1973年8月，王洪文在十大上作报告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间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1973年，时任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王洪文给江青的亲笔信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清醒的时候，就热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商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前排左起：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江青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徐景贤赠书题词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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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