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冤案：丁玲反戈一击

来源：网络作者：黄昌勇“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

我一直到40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托派组织——-引者注)，那还了得么？

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王实味

“我要求王实味对下列托派观点，表明态度。

第一，托洛茨基在联共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对于苏联农民问题的观点……

第二，关于列宁遗嘱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是王实味曾经和我争辩过的。”另一个同志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

休会时，温济泽和王一同出来，王实味对他说：

“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

下午，王实味没有出席大会。会后，大会公推三个代表去和他谈话。

但是，从此之后，王实味再也没有出席任何形式的会议。

6月8日，从早晨7点多钟就不断地像潮水般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大会只能在操场召开。

李又然和雪苇在大会上首先发言，他们较系统地叙述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王与托派的历史关系，王对党的错误看法，对整风运动的错误了解，及王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等等。

接着有些同志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主要是关于王实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为人表现。

在6月4日的大会上，王大骂陈伯达时，陈伯达就坐在会场中，陈伯达自然不会容忍，晚上回来就开始准备书面发言材料。

陈伯达

6月9日，陈伯达在会上做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说——

王实味发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后，自己写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的文章。

王实味看后十分激动，就竭力活动去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大概是因为王实味“做贼心虚”，他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下偷运托派的思想。”

陈伯达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章后来删改后，以原题在《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刊出。今天我们实在读不出陈伯达在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讨论这一学术论争中“发现”的托派思想在哪里。

艾青、韦嫈夫妇

紧接着，艾青发言：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

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第二天，大会继续进行，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员，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主席团决定，交院党委办理。

6月11日，丁玲在大会上发言。

丁玲

在批评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之后，丁玲沉痛地反省：

“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

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

然而，提到王实味，丁玲则严厉倍加，她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丁玲、胡也频

注：丁玲的文学天赋是很高的，而且创作经验颇丰。

她到延安不久，就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的男女不平等。于是，即兴写出了《三八节有感》，站在一个新女性的立场上，分析妇女解放的进程以及对妇女自身定位的剖析、表达了当时对革命女性的困境、生存的艰难、处境的尴尬、渗透着浓浓的女性情怀。

该文章发表在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委实是“一支纤笔，胜似三千兵”，该文引起了轩然大波。

文艺整风运动随后而来，《三八节有感》被定性为鲜花盛开的广阔原野上万劫不复的“大毒草”。

1955年丁玲被打入“反党集团”，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当时在延安受过批判的作品，又被重新送上在“再批判”的祭坛。

一篇文章就这样扭转了丁玲的命运，从此种下了后半生的苦果。

题头方形照片是1931年在上海的丁玲（史沫特莱 摄）

【延伸阅读】

王实味冤案始末

来源：百度网

01戴了49年的“帽子”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实微。王实味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熏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织，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朋友刘莹结婚。王实味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经康生等同意，王实味被处死。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北大同学、妻子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72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的千古奇冤。198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最终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否定了王实味同志参加过托派组织一事，这是为王实味的冤案最后的平反昭雪。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02悲惨人生因文获罪1942年3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利用王实味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4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5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6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艰难求证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刘莹，长沙人，1926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1930年他们结为伉俪。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工作着，一面打听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40年，已经72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1947年3月中旬，25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6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7月1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1983年，她来到北京，找到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申诉。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03

王实味是个什么样的人

根据熟悉王实味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但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最终，他与组织的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
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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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点击蓝字即可浏览）

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