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陪伴者计划”】之三：陪伴者和咨询师有什么不同？
上一篇文章中，我细致分析了陪伴者可以做哪些事情。也许读者会问：其中有些事咨询师也在做，陪伴者和咨询师到底有哪些不同？陪伴者的特点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涉及太多的方面，我不想就细节展开讨论，因为那样难免挂一漏万。这里我只想讨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即陪伴者和咨询师角色的不同。
先从形式说起。我们知道，心理咨询行业要遵守一系列规范。比如，咨询室要具有保密功能，既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咨询时间是有规定的，既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咨询师与求助者会谈时，要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和位置，既不宜太近，也不宜太远，等等。这些都不是随意规定的，必定是经过无数次磨合才确定的最佳安排。
陪伴则没有这些硬性要求。比如，陪伴者和求助者可能相对而坐，也可能并肩而坐；可能在一个私密场合会面，也可能在一个开放空间边走边谈，甚至一同用餐，一同游览，一同跑步，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最表层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陪伴者和咨询师的重大区别：咨询师和求助者本质上也是医患关系，是“你”和“我”；而陪伴者和求助者，是有着共同经历和感受的同一群人，是“我们”。
也就是说，咨询师和求助者之间，边界是清晰的，陪伴者和求助者则难以太清晰；陪伴者是求助者疗愈道路上倾听者、支持者、引领者和监督者，在尊重个人隐私前提下，感同身受、亦师亦友的陪伴关系是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具体分析出陪伴者的工作有以下特点：
一、陪伴者可以为求助者提供更加综合和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个结论来自我的早期实践，同时也是我提出“陪伴者计划”的缘起。
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总是印象深刻。那是2014年，我还没有出版《渡过》，只是在自己的财新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抑郁症的科普文章。一天，一位读者辗转和我取得联系，倾诉苦衷。他说，看了我的文章后，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但不确定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办？——事实上，从这时起，陪伴就开始了。
那天，通过网络，他详细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情况。对照他的症状、病史、家族情况，我明确告诉他：你应该已经是抑郁症，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仅靠个人调整会耽误病情，应该尽快求医。
考虑了几天后，他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但到哪里看病？他很茫然。我帮他分析了在本地和去外地的利弊，让他自己决定。他说：“我没有主意，既然找到您了，就全靠您，我去北京吧。”
那时我比现在胆子大，无知无畏，帮他选择了医院，联系了医生，提前挂上号。在预定看病的那天清早，他坐夜车赶到北京。我和他在医院会合，见到医生，帮他补充介绍了病情（因为他不能抓住重点）。医生诊断、开药后，我又给他解释了医生的思路，为什么用这几种药、每种药有什么用处，嘱咐他一定要遵从医嘱，好好服药，足量足疗程。
当天晚上，他就坐车回家了。在北京没住一天，仅此一项就省了很多钱。
但陪伴没有结束。回到家，他问题不断：头疼恶心是不是副作用？服药什么时候能够见效？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现在算见效了吗？什么时候可以减药？我能上班吗？要不要换工种？这两天状态不好是不是复发？怎样才能不复发？……
类似的事例不是一个两个。通过一次次实践，我体会到抑郁症的个体差异和治疗的难度，认识到陪伴的必要和重要。比如上述这位患者，需要的服务如此之多、如此之细，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不是医生和咨询师可以随时提供的。
而陪伴者作为一个亲历者、过来人，对求助者往往会有更切近的理解，能够抓住其需求痛点。事实上，陪伴者不仅仅释疑解惑，而已经深度参与到求助者的生活中，给他提供解决方案，甚至感同身受，一起去践行效果。
这正是我提出“陪伴者计划”的初衷：“以需求为核心，以治愈为目的。”而鉴于抑郁症的治疗和康复旷日持久，涉及太多的环节，所以，“短期是医院诊治，长期是心理成长，全程是社会陪伴”。
二、陪伴者对求助者有更多的出自个人体验的共情
到目前为止，“陪伴者计划”已经实施了四个月，很多陪伴者从实践中有了诸多感悟。马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在和求助者的交流中，我隔着一段距离审视他们，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这也让我更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和行为。”
马龙这段话，道出了陪伴者最大的特点：感同身受和共情。
“陪伴者计划”的核心是陪伴者。在选择陪伴者时，我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陪伴者必须是疾病亲历者。只有这样，陪伴者才能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给予求助者不可替代的深刻理解和共情，提供战胜疾病的信念和方法。正如马龙所说：“在我给他做陪伴的一瞬间，两个影子重叠了。”
马龙陪伴过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突然有一天，他抑郁了，情绪低落，害怕见人，不能集中注意力工作。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没有人能够理解他。马龙听了这个小伙子描述，想起当年的自己也曾被这种感觉包围，他告诉小伙子：“你的这种状态，不是你自己想这样的，是疾病让你无法控制，等你的病好了，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就这一句话，让小伙子感受到巨大的安慰，不再焦虑、自责。
另一位陪伴者云兮告诉我：因为和求助者有着共同体验，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彼此就能心意相通。一位求助者对她说，谈话时会有一种“深深被看见”的感觉。不用刻意思考，就能把很多不能与他人言说、担心说了也不会被理解的经历和感受，很自然地说出来。而这本身就是疗愈。
这个道理，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解释：“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如果把求助者的困境比作黑夜迷路，陪伴者就是以自己的内心体验为灯火，照耀求助者走过这段黑暗的路。
三、陪伴者不受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可以和求助者成为朋友
心理咨询作为一个职业，必然有很多职业规范。比如，在正式咨询之前，咨询师要先和求助者谈设置，约定咨询目标、咨询次数、咨询周期、咨询价格等等，然后严格执行。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一些求助者来说，有时会感觉有些机械。比如有的求助者反映，刚开始咨询时，他的情绪和想法可能难以表达，后来终于逐渐谈到深处，铃声一响，咨询师提醒他，时间快到了。——这往往会打乱他的节奏，影响咨询效果。
陪伴者则不拘时间和方式，陪伴方式更加灵活。双方可以用最方便的通讯手段及时联系，彼此即兴留言，随时问答。交流的问题也不一定限于疾病，而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要有利于双方的沟通。
陪伴者金美的第一位求助者，和她年纪相仿，孩子也差不多大，又都是医务工作者。陪伴中，她们彼此姐妹相称，除了疗愈，还会聊起工作和家庭，相约跑步，彼此鼓励。有一天她给金美发来信息，“妹妹，我焦虑状态改善了，又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你是我生命旅程中的好朋友，感谢有你的陪伴。”
陪伴者享自由的第一位求助者，是一位双相情感障碍女孩。第一次交流，他上来就问女孩最近情况怎么样？女孩说：“太复杂，不知道说什么。”之后就沉默了。他意识到他问话太直接，于是不急于进入正题，而通过闲聊建立陪伴关系。一段时间后，一天中午，女孩突然给他发来长长一段话：
“当我的陪伴者应该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医生能引导我从我的想法中走出来，他们都认为和我聊天很费力气……我不愿意接受其他人强制安在我脑子里的东西，我喜欢自己去理解万物，但时间久了也就没有能和我说话的人了。……说实话吧，我一点都不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因为我享受每次发作的过程，我享受这个病带给我的思维的活跃，享受这个病带给我看待世界不一样的角度……”
享自由回答：“你能说出这么多心里话，说明你信任我；你想什么时候说，我都愿意听。”他后来对我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回复，表明你一直都在她身边。不做太多的干预，只是倾听与陪伴。
陪伴者邹峰告诉我：“我有个陪伴对象，是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情绪不稳定，吃药基本没有效果。在家里打人骂人，用刀砍父母，离家出走。她和我建立陪伴关系后，也无数次情绪失控骂我，微信拉黑。再无数次羞愧，重新加微信，保证不发脾气，等等。现在她的社会功能在慢慢恢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逢年过节走亲戚也不会动不动发脾气失控。”
陪伴者郭小美也陪伴过一位有自杀倾向和自残行为双相女孩，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家庭关系不好，不愿跟家人接触。最开始谈话时，连续几个小时，女孩一直流泪，无法清晰表述，但也无法停止。于是，郭小美把陪伴过程拉长到6天。她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去江边散步，去公园看风景，一起探讨哲学、人生、死亡……她发现女孩有的见解非常棒，甚至令她震憾，她从中也有很大的收获……之后她们成为朋友，经常来往。后来女孩一个人独自回外婆家两个月，去二姨家一个月，再后来找到服务员的工作至今。
以上这些陪伴，用杜甫的一首诗来表述就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四、陪伴者会积极主动地介入求助者的生活，解决具体问题。
刚才提到，一位职业咨询师要遵守很多行业规范，比如只能为求助者解决心理困扰，或因心理原因引发的行为问题，而不能涉及求助者生活中的具体事务。
但对于陪伴者来说，很多时候恰恰需要介入陪伴者的生活，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现实难题。
金美的一位求助者是初中生，一位花季少女，抑郁绝望中跳楼自杀，腰椎骨折。她先研究了女孩的资料，了解到女孩和母亲关系不好，在母亲的否定和打击中长大；母亲与父亲经常吵架，她生活在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
怎样来帮助女孩？金美决定从家庭关系着手。她分别加了女孩父亲和母亲的微信，让他们认识到孩子的康复，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基础，要全然接纳孩子，承接孩子的不良情绪，不唠叨，不指责，不抱怨。他们认可了金美的建议，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有很大改善，女孩的状况也持续向好。
享自由讲过一个案例：他的第二位求助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有明显的社交恐惧，待在家里很多年。在交流过程中，这位青年流露出对母亲的反感：“从小到大，一切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来。”享自由意识到，亲子关系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他联系上青年的母亲，和母亲交流后，发现母子双方都存在问题：青年缺乏改变自己的动力，母亲心态过于焦急，对孩子过度控制。
于是，享自由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和求助者本人沟通，鼓励他尝试去做一些工作，记录自己的点滴进步，先养活自己，再做自己；另一方面和母亲沟通，要她多一点耐心，给孩子一些自由空间，避免过度焦虑，当自己有了改变，孩子也会跟着改变。
马龙也认为，陪伴是有必要参与熬求助者生活中去的。但参与多深？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高中男孩，抑郁较重，学业压力太大。是坚持学业，还是先治疗？家长犹豫不决。马龙给他们分析了三种可能性：“坚持学业，但病情加重；耽误一些学业，但病情缓解；硬拼，学业耽误了，病情也严重了。”家长当然希望“既不耽误学业也不加重病情”，听了马龙的分析意识到实现概率太小，最后选择了第二种。
马龙后来说：“我这种做法其实是有风险的，做出判断和建议时也有一些挣扎。但现在，我能感觉到，孩子的情绪比之前好了一些；电话那头，我能听见他在笑。”
分析了这么多，概括起来一句话：咨询师要严守边界，陪伴者和求助者却可以亦师亦友，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去。这大概是咨询师与陪伴者的最大区别，而陪伴者也因此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要做到这一点，陪伴者必然要有更多的付出。其原因，如我在《渡过3》中写道：“因为痛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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