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观心，新闻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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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有个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女中。1952年私立学校被取消，南开女中改为公立学校，名为天津市女七中。
穆增蕊所在的班级是女七中那一届唯一的一个高中班。她是一个文静、谦虚、乐观向上、待人诚恳、品学兼优的女孩。她在医院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广受患者爱戴。文革前，曾被评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穆家在解放前是开茶庄的。穆家茶庄的茉莉花茶在天津卖出了名气。“正兴德”就是穆家茶庄的名号，在老天津可以说几乎人人皆知。当然，自从1956年实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正兴德茶庄早就“公私合营”了，穆家也早已不做买卖了。祖上的家产唯独就剩下了一栋三层小楼。穆增蕊的父母住在二楼，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住在一楼，一楼还有一间屋子对外出租。1964～1965年，穆增蕊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下乡服务，工作过劳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后来一下子病倒了。1966年返回市里以后她就回了娘家，住到了父母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社论宣称：“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8月26日一大早，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手持皮带、大棒，砸开院门，冲进院里，开展革命行动。一部分红卫兵进屋抄家，另一部分就对住户施虐。他们先把穆增蕊和她父母三人的头发剃成阴阳头，用剪刀把裤子剪得稀巴烂。接着，将人捆绑着拉到胡同口罚跪，进行批斗，批斗中拳脚相加，配合着皮鞭、木棒抽打，往身上、脸上刷墨汁、刷浆糊，百般凌辱，要他们承认是从事剥削、妄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资本家。穆增蕊很不理解。实际上，穆家从穆增蕊的父亲开始就没从事商业，她的父亲过去是个画家，穆家那时候既没有工厂、作坊，也没有公司、商店，从何而来的“剥削”？红卫兵蛮横地说，一楼出租一间屋就是剥削，就是不劳而获，就是阴谋复辟。抄家从楼下抄到楼上，一层楼一层楼、一间屋一间屋刮地三尺般地进行：凡是能够打碎的全部打碎，凡是能够烧毁的全部烧毁、凡是能够拿走的全部拿走。他们疯狂地打砸，把一切物品砸了个稀巴烂，连饭碗都没有留一个；书、画全部堆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其他物品，全部贴上封条，等待用车拉走。抄家中，红卫兵们发现了穆增蕊的父亲过去在美国举办画展的一份资料，如获至宝，这可是里通外国的铁证，于是殴打、凌辱升级。从清早到晚上9、10点钟，穆增蕊和父亲、母亲不停地遭到一批又一批红卫兵的毒打，不许休息、没有水喝、没有进食。每天从早到晚，几乎没有间歇地遭受折磨：揪头发、扇耳光、用皮带抽，用木棒打，边被打还要边高喊“我有罪”、“我阴谋复辟，罪该万死”。一批红卫兵打累了就撤，又来一批继续，又是一番鞭打、凌辱。仅剩下半边头的头发被一绺绺地薅下来，脸颊被抽肿了，牙齿被打松动了、断裂了，嘴角、眼角流着血，膝盖跪破了，露出血淋淋的肉，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体无完肤……这种折磨整整进行了三天。三天里，大人粒米未进，只给她哥哥的孩子煮了一点点挂面。屋子里陡然间变得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所有的东西要么被砸碎、砸烂，要么被撕碎、烧毁，要么被贴上封条等待拉走。电线被剪断，说是防止他们自杀。夜里没有灯，怕红卫兵随时闯进来，不敢躺下，更难以入眠，每晚摸黑坐等天亮，胆战心惊地等待第二天再次开始的凌辱、批斗和毒打。第三天，8月28日，又是从清早到黑夜不停地罚跪、鞭打。28日夜里，穆增蕊依旧和父母在黑暗中席地对坐，又是整整一夜坐到凌晨。他们再也没有力气坐下去和跪下去了，也更经不住新的一天即将开始的毒打和批斗了。“阿蕊啊，妈熬不住了！”先是妈妈轻轻地发出了颤抖的声音。穆增蕊抱住了衰弱得稍微一碰就会倒下的妈妈的瘦削的身体，可是却一句劝解的话也说不出来。她能说什么呢？她没法鼓励妈妈挺住，也更不能对妈妈说她能够保护父亲、母亲，连她自己也挺不住了啊！爸爸在依稀可辨的朦胧中下了决心，说：“阿蕊，你帮我和你妈解脱吧！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你是医生，你知道怎么搞能快一点。”这个世界没有他们的活路，他们无处可逃，无处可藏，唯一的选择是离开这个世界、了结自己的生命。绝望中，他们想到的唯一解除痛苦的办法只有死亡。熹微的曙光中，他们看到凌乱不堪的房间地板上，红卫兵落下的一串钥匙上有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对于作为医生的穆增蕊来说，这就够了。她告诉父亲、母亲，她可以用这把水果刀先割断他们的颈动脉，然后再自割。这种办法走得快，一分钟就可以结束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母双方互相都想把优先条件让给对方。这也算是这个即将解体的家庭最后的一次温馨和亲情的体现吧！这也是他们最后能为亲人表达的一点心意！最后决定，还是让父亲优先。于是，父亲也就最后一次享受了一把作为一家之主的“特权”——先走。
由于商讨和争执，耽误了一些时间。当父亲结束了，天色已经放亮了。
她转过身，正要帮母亲时，就听到她的二哥慌慌张张跑上楼说，听到大门口有红卫兵来了。
她浑身猛地一震，简直想死都不容易啊！连两个人两分钟的寻死的时间都不能获得啊！
眼看来不及了，容不得穆增蕊多想，离开尘世、去往没有屈辱和痛苦的阴间是她当前唯一能做出的决定，越快越好。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撞开房门，快步跑上三楼，推开窗户，迅猛地朝楼下纵身一跃……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醒来了，发现自己已在医院的病房里，她的左腿小腿胫骨骨折，右腿大腿骨横断骨折，面前还坐着两个一脸严肃的审讯人员。
她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接受审讯。或许是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以便她交代问题，审讯人员告诉她，她妈妈跟着她跳楼，是他们救过来的。
这时她才知道，原来她母亲也跳了楼，并且以为母亲还活着。这期间，她的嫂子来医院看过她，告诉她是哥嫂把她和母亲抬到了医院。
在医院以及后来在监狱中，哥嫂和侄儿看望他时，一直都没有告诉她母亲真实的消息。
在她给父亲割颈并跳楼9天以后，也就是1966年9月7日，她被宣布逮捕，在病床上被拷上了手铐。
医院不再给犯人治疗，并要和她划清界限，她被立即押送到监狱医院。到了监狱医院，原来医院的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卸下腿骨的牵引带走。于是断骨又重新断裂，骨茬叉开。
中午11点到达监狱医院，医务人员午休，直到下午两点才接受治疗。又重新穿钢针，重新拉牵引，一次又一次，放下，又拉，又放下又拉。
一次次的放和拉，她居然不知道疼。但是，最终断骨也没有对准，她的右腿最后只有五分之一连合，成为了终生的残疾。
到了1968年，法院实行军管后，穆增蕊的案子被定性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属于刑事罪，抗拒运动属于政治罪，比杀人罪更严重，数罪并罚，最终她被判处无期徒刑。
她为了不连累丈夫，便提出与丈夫离婚。
她一直以为母亲仍活着。母亲是她的精神支柱。为了母亲，她必须活下去。这成了她唯一的心愿，也是支撑她生命的唯一力量。
她说她完全是为母亲而活着，为了母亲，她要好好表现，争取减刑。她除了努力完成劳改工厂的定额指标，还发挥她的专长，为监管人员的家属和牢友看病。
由于“改造”得好，她的刑期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979年，她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
出狱后，穆增蕊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才知道母亲去世前遭受的非人待遇及痛苦。
当时，她和她母亲被抬到医院后，医院完全没有救治她母亲，因为她母亲属于“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不给治疗，就这么又给抬了回去，腿脚折断、内脏受伤出血的老人在痛苦的煎熬中几天后去世。
而穆增蕊因为是需要审讯的犯人，出于审讯的需要才给予救治。
她的精神一下子被彻底击垮。从此，她一直生活在“我到底有没有罪”，“我是不是杀人犯”的自我拷问中，头脑里不断地跳出来“是我亲手杀死了我爹”的提示。
这种拷问和提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影随形地折磨着她，撕咬着她的心灵和精神而无法解脱。
穆增蕊出狱后仍然回到儿童医院工作。她力图克服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争取回归工作，并努力补习荒废的业务。
她对待工作依旧如故地那样忘我、认真、负责。每天，她都要拖着残疾的右腿穿梭于一楼到五楼的8个病房，几乎天天工作14小时。
然而，熟悉她的同学和同事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往日那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穆增蕊已经不见了，再也回不来了!
1994年10月16日，南开中学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日，原班同学在校庆日相聚在学校参加班级聚会。这时，相距高中毕业已经39年了。
这次聚会，许多同学对穆增蕊表现出特别的关切。大家都发现她的身体不太好，神情抑郁、不爱说话，和在学校时判若两人。
她患了高血压，身体加心灵上的创伤损害了她的健康，长期的精神煎熬损伤了她的心智，最终她郁郁寡欢、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人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那场运动似乎已经结束了，但是，噩梦真的已经彻底一去不复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