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8•在小盘岭插队

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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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队生活的“第一站”就是小盘岭。

小盘岭名为大队，其实只是个只有十三户朝鲜族人家、五六十口人、二十来个劳动力、几十饷旱田、抬头见山低头见沟的相当穷困的小生产队。

下乡的第二天，除了留二名女同学跟"阿妈妮"学做饭外，其余的便在一位朝鲜族社员的带领下上山割苕条、砍茅柴。

北方的三月天气非常的冷，呼呼的西北风卷着纷飞的大雪，刮得人简直睁不开眼睛迈不开步。

走不多远，每个人的身上便开始出汗，棉帽也有些戴不住了，但每个人的帽檐下、眉毛上、口罩上都结了一层冰霜。

到了山上，大家都是气喘吁吁的，一双"王八鞋"成了二只大雪球。

我们顶着寒风，踩着一尺多深的雪割苕条、砍茅柴，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不一会儿，大家手上戴的白手套磨破了，好几个人的手被镰刀割破了。汗水湿透了内衣，粘在身上真不是滋味。

中午时分，那社员拣了一些枯树枝，在山坡上燃起一堆火，大家围坐在火堆旁，将带来的冻得梆梆硬的玉米窝头放在火堆上烤着吃。

没有水喝，就学着社员的样子抓把雪吃。

我们连续二十多天上山劳动，备足了一年的烧柴。劳动结束时，每个人的手上都挂了"彩"，手变得相当粗糙，脚上的"王八鞋"也都彻底报销了。

刨粪、起圈是东北农村冬季的主要农活。到牛棚、猪圈、场园里用镐头刨与杂草、土块冻在一起的猪牛粪，需要体力，更需要技巧。

社员们一镐头、几镐头下去可以刨起一大块，而我们几镐头、十几镐头下去只刨起一小块。

尽管是寒冬腊月，我们男知青只穿条绒衣，仍都是干得汗流满面，粪渣、尿冻子还不时地崩到我们的脸上、嘴上和脖领里。

十多天下来，累得连胳臂都抬不起来。晚上躺在炕上，人像散了架子似的。

下乡后的一个月，生产队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决定卖掉几头牛，要集体户派两名知青与一名社员一起将三头牛赶到珲春县城去。

集体户经过讨论，让我和陈德豪去。我们俩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我们俩与一位社员冒着风雪，赶着三头牛，从早上八点来钟出发，步行六十多里，在傍晚赶到了县城。

当晚我们住在这位社员的老乡家里。第一次在雪地里连续行走了六十多里路，人确实又冷又累，鞋也湿透了，老乡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住，帮助烤干鞋子。

第二天将这三头牛卖掉后，我们便乘车回到了小盘岭。

东北的冬天相当寒冷，夜晚风大雪大，气温常常在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

好多知青的手上、脚上、耳朵上都生了冻疮，奇痒难忍，挠破了便溃烂，很长时间不愈。

过了很久，许多知青还水土不服（我也是如此），浑身痒，发疹子。当时的农村跳蚤、虱子多，一咬身上就起包，常使人坐立不安，彻夜难眠。

北国的春天姗姗来迟。当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盛开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中旬。

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开始了。队里没有拖拉机，翻地起垄全靠用老牛拉犁杖，送粪用牛车，施肥靠人工用铁锹撒，或用土篮子装上肥料用手抓了撒。

小盘岭的几十饷旱田分布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地里的石头甚多，大的如脸盆，小的也有拳头大小。当地的社员有"一块石头四两油"之说，地里石头虽多也从不拣走。

种谷子、玉米、大豆时，在牛犁杖趟过的垄沟上，一条垄沟后面跟着四个人干活：第一个人在刚趟出的垄沟上用脚踩出印子，第二个人在印子里撒种子，第三个人用脚将土覆盖上，第四个人再用脚将土踩结实。

为了防止人在垄沟上站立不稳和省力，除第二个人以外，其他三人都手持一根小木棍子当拐杖，这农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干不一会儿，鞋子里袜子里便进了不少的沙土，又不能停下来收拾。

垄沟七高八低，地里石头又多，人在垄沟上走就像扭秧歌，还得集中注意力，否则很容易跌倒。

如此播种，每人每天少说要走三四十里的垄沟。十几天下来，大家的脚脖子都肿了，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解放鞋和袜子都磨破了。

六、七月份铲地，尤其是铲头遍谷子是最累人的。

为了抢农时，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劳动，每人一条垄沟，弯腰橛腚用一把仅一尺来长的朝鲜族式的小锄头给谷子除草、间苗、松土。

长长的垄沟一眼望不到头，长时间的弯腰劳动使人腰酸腿痛。

此时此刻多想直起腰来歇一歇，但看到我们身边的社员一个个只顾埋头快铲，我们谁也不好意思直起腰来。

东北的夏天气温最高时也有36-37度,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铲地，人就像放在蒸笼里蒸，玉米叶子还不断地划伤我们的手臂。

下乡的第一年，我们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品种有高粱米、玉米和少量的大米和面粉。

我们吃的是高粱米饭或用高粱米和玉米、少量大米混合做的"二米饭""三米饭"，用玉米面做的"锅贴"，还有用碎米烧的稀粥。

我们还吃过当地社员用稗子米做的饭。第一次看到稗子米做的饭，我们还以为这是喂鸽子的饲料呢。

头一年，不少社队为知青准备的蔬菜不足。

我们从上海带去的数量不多的肉松、香肠、咸肉、豆瓣酱之类很快吃完，以后每天吃的就是土豆、萝卜、大白菜加上海带、山芋粉条做的汤。

每人每月三两油，根本不够吃。尤其是四、五月时，知青普遍缺菜吃，当地的群众看不下去，有时给我们送点咸菜来，但集体户人多，每人几口就没了。

后来，社员们带领我们到山上采集野菜（有小根蒜、橘梗之类）并帮助腌制成咸菜。但这种咸菜不能多吃，吃多了有毒，人会浮肿。

朝鲜族社员喝一种用黄豆制酱后烧成的"酱木里"（汤），据说很有营养。他们帮助集体户做酱、烧汤。

他们还爱吃生大葱、生大蒜、生辣椒，逢年过节他们还吃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肉、生拌鱼之类， 还常常请男知青去"扎波朔"（朝鲜族语"吃"）。

开始我们谁都不敢吃生鱼生肉之类，但经不起社员们的盛情，便硬着头皮吃上一小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朝鲜族社员一年四季习惯于喝从机井里压上来的凉水，据说喝凉水能败火、助消化，还可漱口。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喝凉水。

到农村后一切要自己动手。一男一女知青轮班做饭。做饭烧的是大灶头，烧的是我们自己从山上砍来的柴禾。

用大灶头做饭并不容易，开始都没有经验，柴禾烧了不少，但灶头不起火，还倒烟，呛得人直流眼泪。烧的饭不是夹生，就是焦糊。

还是当地的朝鲜族"阿妈妮"手把手地指点，使我们学会了做饭。

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尽管洗得不那么干净，缝补的针脚七歪八斜。有时偷懒，衣服上、裤子上有破洞，干脆用伤筋膏贴上。

被子脏了也自己拆洗，然后自己再缝上。朝鲜族有女主内，男主外，男人不做家务的风俗习惯。

朝鲜族的女青年以及"阿妈妮"（妇女）"阿曼"（老太太）看到我们男知青大多自己动手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都感到惊奇。

每当看到我们自己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时，她们都会抢着帮我们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使我们感到很不好意思。

个别男知青有叫女知青帮忙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的，也有女知青主动帮助男知青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的，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愿这样做。

生产队里没有浴室，冬天在集体户里洗澡简直是不可能。每天劳动后回到集体户，能用点热水擦擦身子就不错了。

时间长了，与当地社员一样，好多知青的身上也长有虱子。天气转暖后，我们男知青便到河边、小溪边找个僻静处用河水溪水洗澡。顺便洗洗衣服。

到延边农村，我们住的基本上是朝鲜族的土坯房，睡的是炕。刚开始我们都不习惯，一是嫌进屋就得脱鞋，太麻烦。二是嫌睡炕太热，好出汗。

但时间长了就知道，在东北农村，冬天非得睡炕，如果不睡炕，非得关节炎不可。

当时的农村都没有自来水，用的是手压式的机井。取水时先将一勺水倒入井头，然后快速按压铁手柄，水就被不断地压入井旁边的死鬼水缸里。

不过，要压满一缸水也不容易，非得付出一把力气，远不像在城市里用自来水那么方便。

当时的农村大多没有像样的厕所，更没有抽水马桶之类的卫生设施。在猪圈旁边挖个坑，搁上两块踏板，四面树几根木杆，围上板皮子或草帘子，便算是很不错的厕所了。

农村的简易厕所也不分男女，因此上厕所"方便"一定要留心，否则会相当尴尬。冬天上厕所动作要快，否则非把屁股冻麻木了不可。遇上闹肚子就麻烦了。

在地里劳动，只能找机会就地"方便"，谁要是怕羞、讲究，那就得有本事硬憋着。

当时的农村相当多的地方不通电，小盘岭虽然通电，但经常停电。因此集体户里都要准备煤油灯。

没有电视机，我们收听广播用的是从上海家里带去的小半导体收音机。

社员家里都安装有小喇叭，由县广播站转播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朝鲜语节目，我们都听不懂。

晚上，大家点起煤油灯，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信或"晚汇报"。

冬天经常大雪封门，交通、通信中断，那时又没有那么多的电话，谁有急事要挂个长途电话，要跑到几十里外的公社，而且经常是挂不通。

有时半个来月邮递员才送一次报纸和信，每当收到家里的平安家信，别提多高兴了。

在农村很少看到电影，公社的电影队要二、三个月才来一次。哪怕是冰天雪地，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映。一个大队放电影，邻近大队的社员都成群结队赶着来看。

头戴棉帽，身穿棉大衣，脚穿"王八鞋"，坐在雪地里草堆上看电影（基本上是看过多次的"革命样板戏"或"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一九一八"之类的电影）倒也别有风味。

当时的农村确实相当艰苦，好在自己下乡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自己在上海时也过惯了艰苦的生活，总的来讲，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我除了坚持正常地参加劳动以外，还用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为当地的群众和集体户的同学们服务，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们初到东北的延边农村，闹出好些笑话，这里根据回忆写上几则。

"硬撑"：初到延边农村，社队的干部曾经给我们介绍了不少当地朝鲜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要求我们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大致有：进屋要敲门，看人要问候，上炕要脱鞋，坐时、吃饭要盘腿，男女不同席，筷勺不乱放，给啥就吃啥，别人请客吃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等等。

朝鲜族社员是相当好客的，逢年过节或家里有好事，总要请客，也常邀请男知青去吃喝。

初到朝鲜族社员家做客，知青都是老老实实如同和尚打坐似的盘腿席地坐在炕上，吃饭时也是如此。尽管时间不长大家就感到腿痛脚麻，但谁也不敢叉开腿来。

朝鲜族有个习惯，客人饭吃好了，将筷子、勺子等交叉放在桌子上即可。

而我们不懂，他们请我们吃打糕，饭吃好了仍将筷子插在打糕上，勺子仍放在汤碗里。社员以为我们还没有吃饱，又给我们端来了一碗碗"打糕"和"酱木里"，一再请我们 "扎波朔"。

朝鲜族社员有饭后喝凉水的习惯，喝不喝，喝多少，都随意。我们不懂，将主人端来的凉水一饮而尽。

主人又端来第二碗、第三碗凉水。结果大家吃了不少"打糕"，又喝了一肚子的凉水，一个个"硬撑"得肚子发涨。

"出国旅游"：延边地区的一些社队与当时的苏联和朝鲜接壤，一些地方与朝鲜仅隔一条图们江。

冬季，图们江封冻了，中、朝两国的汽车、拖拉机、牛车、马车、爬犁等都在江上行走，两岸的群众均可以在江面上刨冰打鱼溜冰玩耍，但未经批准不可以上对方国家的岸，违者作越境处理。

下乡初期，在珲春县插队的数十名上海知青，抱着好奇的心理，过江上了对岸。他们兴致勃勃地沿着公路朝前走，看到了朝鲜的乡村、商店、饭店、电影院等，还到一些商店游览了一番。

有的在一些商店想用人民币买点纪念品，但营业员没有理睬。有的还到朝鲜农民家要水喝。玩够了他们就从原路返回。如此"出国旅游"，当时竟无人过问。

"手被井把冻住了"：延边农村大多使用手压式的水井。社员家的井基本上安在家里，而集体户的井却大多安在屋外。

隆冬季节，有几个上海女知青到屋外打水准备洗衣服，由于没有经验，一个女知青用湿的手去按井的铁把，结果手掌一下子被牢牢地冻结在铁把上，拉也拉不不下来，女知青吓得哇哇大哭，其他的女知青也束手无策。

幸好这时有一位朝鲜族的"阿爸依"（老大爷）从这里走过，一见此情景，他马上从集体户的屋子里取来一瓢冷水，慢慢地浇在女知青的手上，方得解脱。

原来冬季屋外的铁器都上冻，人手上如有水，摸上去立即冻结。此时千万不可硬拉，只可请人用冷水慢慢浇，使之解冻。

"革命虫"：当时，当地农村绝大多数的社员生活相当艰苦，卫生条件又差，尤其在冬天，人们很少洗澡，很少换洗衣服，因此，几乎家家户户、每个社员的身上都有虱子，只是多少的程度不同而已。

每当干活休息时，在懒洋洋的阳光下，社员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谷草堆旁，或抽烟，或闲聊，更多的人则是脱下棉衣、绒衣或棉帽，仔细地搜索虱子，有的还拿捉着的虱子给我们看，那神情很是得意、自豪。

有的小青年还搞恶作剧，乘人不备，将虱子塞到知青的衣领里，知青惊慌失措，社员们则开怀大笑。

那时农村会多，什么大批判会，讲用会，汇报会，评比会等等，一个星期开三、四个晚上的会是常有的事。

而且会大多是"马拉松"式的，有人就借机专心致志地捉虱子。捉着了便要手指甲揿死，有的还将虱子放在嘴里用牙咬，发出"哔哔"的声音，看了真叫人恶心。

很快，我们身上也有了虱子。俗话说"虱多不痒"，其实并不是那样，身上长虱子，哪怕只有一、二只也可以痒得你不安宁。

于是，每当夜晚临睡前，集体户里可热闹了：我们关紧房门，脱下衣服围着小油灯捉虱子，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人感到身上有虱子在爬，一声惊呼"有虱子！"连忙起身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捉起了虱子。一人捉引的全体挑灯夜战，不用说，必有收获。

再到后来，我们也习以为常了，不仅不以长虱子为不卫生，为耻辱，反而以长虱子为荣。因为贫下中农都长虱子，这可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重要 "标志"啊！

于是，这内容出现在不少知青的讲用稿里。虱子的身价高了，被尊称为"革命虫"。

"侬有'革命虫'吗？""有，我们都有'革命虫'！"于是我们也开怀大笑。

"如此方便"：初到农村，相当多的知青集体户连个简易厕所也没有，知青们只能借用附近社员家的厕所。

到了夜晚要起来"方便"，男知青还好办，女知青总有点讲究。

记得一年的冬天，我们集体户的几个女知青半夜结伴起来"方便"，她们摸着黑到附近某社员家找厕所，见那家后面有个一尺见方、三面围着草帘子的洞，以为这就是厕所，便轮流在此"方便"。

谁知道这并非厕所，而是社员家的菜窖。第二天社员进菜窖拿菜，只见窖底一片尿迹，气得骂骂咧咧。

恰好被集体户的那几个女知青听到，一个个窘得面红耳赤，连连咋舌，老半天不好意思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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