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在牛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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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本是关牛马之地，但在“文革”中，它却成了专用名词，即关押“坏人”、让“坏人”过着牛马般生活的地方。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946年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之后，冯友兰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1948年秋天从美国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
然而，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
哲学界展开了对冯友兰的批判，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冯亦受到影响，被关进了牛棚。
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的教授都被关押起来了，牛棚里的生活非常不好，他们的食物只有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类似清水的米汤，还有一点咸菜。
生活的落差，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让教授们非常地忧郁，但是冯友兰的心态非常好，即使在被拉到讲台上接受批判的时候，他也自己在心里安慰自己，不要生气，要坚持住。
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
冯友兰这才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写过一篇《牛棚生活》的回忆录，他根据“以论带史”的原则，提出了一个理论：折磨论。
他说：“革命小将”们的折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绝不会暴露自己心里的肮脏东西，别人也不便代为答复。
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劳动改造”。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
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季羡林回忆说：
有一天晚上，熄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雳一般，听到了一声：“季羡林！”
我快速走出牢房的门，看到一位姓张的学生“管教”，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
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
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
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
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
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
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
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天早晨，照样派活干，照样要背语录。
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还有一位化名枫叶西河的人回忆说：我是学工科机械的，非党非团。从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管机械，做技术员。
不料文革快结束的1976年，祸从天降为了给职工教唱歌，我用毛笔抄歌词，误将“反革命”写成“毛革命”，一字之差，被打成“反革命”。
在毛主席的追悼会开完没几天，9月24日，被县上“民兵指挥部”押送到劳教队的“牛棚”。
那时关“牛棚”，真是无法无天。
被押送到劳教队叫“冲击”，主管“冲击”的是“民兵指挥部”。既不要公安局的拘押证，也不要法院的判决书。
单位开个会（原县农机二厂），宣布一下事先拟好的“罪状”，项颈上挂个牌子，被民兵提上“囚车”，在一声“打倒反革命***”的呐喊下，被送到“县民兵指挥部”管理的牛棚。
“民兵指挥部”在原姚庄坡顶，是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室，有五六孔土窑。
靠南面原来住饲养员的两三孔窑，住着管教人员。北面原来拴牛马的三孔土窑，就是“劳教分子”住的“牛棚”。
窑外是一片麦场，外有围墙。大门口设有岗哨，民兵持枪站岗，二十四小时戒备森严，禁止外人入内。
被送到这里“劳教”的人，五花八门。
有人偷了几只羊；有人借“会计”之便，用了队上贰拾元钱；有人因为当大队支书被人诬陷；有工人打架，对厂领导处理不服；也有所谓的乱搞男女关系，耍“流氓”的；还有像我这样的政治“反革命”等等。
这些被定为“劳教”的人，其实是按照“准犯人”被对待。
来牛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行将头发一律剃光，以示有罪。另一个程序就是在全县游街示众。
出发时，给每位“犯人”的脖子上挂个有罪的牌子，“反革命***”“贪污犯***”“流氓犯***”等等。
游行车队要在一天内，行遍全县重要乡村，站成队形，低着头接受批斗。中午吃一点自带的冷馒头，喝口凉水，没有其他的自由。
就这么站一整天，逢下雪下雨天，也只能被淋着，硬撑着。等回到住地，往往已是精疲力竭。
县上每次开公捕公判大会，牛棚的“准犯人”也要全体排好队，挂着牌，在指定地点，低头站着，陪同挨斗。从开始到结束要两三个小时，一直都得站着。
这些“犯人”出门上下工，路上都有持枪的民兵押送，那枪不是摆设，是真枪实弹。
有一次行路，突然“砰”的一声，怪吓人，民兵枪走了火，幸好没伤到人。从那以后，民兵枪里的子弹被悄悄退去，只是做个样子。
大门“警卫”24小时持枪站岗。“犯人”晚上睡下以后，如果要大小便，需要在窑门口喊：“报告班长，***要上厕所”，警卫答应了才能出来。
在外边工地干活，四周也有持枪的警卫。如果要上厕所，也得报告“班长”，和劳改犯一模一样，根本没有自由。
这些“犯人”住的生产队的牛棚，没有做任何清理，就让“犯人”住进去，闻起来一股子臊臭味。
没有炕，也没有床，在地上铺些麦草，铺上褥子就睡觉。一人占多半米宽，一个土窑能容纳二十几个人，整个牛棚有百十号人。
“犯人”的口粮被定量为每月45斤，但这45斤并非全能吃到“犯人”口中，被管教人员卡去不少。
主食不够就以红薯顶替。蔬菜多以白菜帮子，南瓜为主。吃不上肉，更不可能包饺子，吃得多数人都拉肚子。
“劳教”的主要工作是在外边干活，被编成几个小队，我所在的小队是“建筑队”，砌围墙，盖简易库房等。
这样的苦日子持续了三个月，没有休息日。即使结了冰，也要破冰和灰沙，砌砖墻。
几个月不能洗澡，不提供洗衣服的水，浑身酸臭。头发上，衣服上长满了虱子，晚上睡觉前，人人先要捉一会儿虱子，真是苦不堪言。
打倒“四人帮”之后没几天，管教政委突然宣布，押送的民兵不用持枪了。大家感觉政治气候变化了，都盼着自己能早一天出去。
解除“劳教”有一个信号，谁要是被选定回单位“汇报”情况，那就是要解除劳教，被放回去了。
所谓的“汇报”，就是在单位的相关会议上，讲自己的“改造”成果，如果单位通过，过几天就可以回去了。
春节前我回单位“汇报”后，很快被放回。
经历了三四个月的“牛棚”里的磨难生活，终于在1979年平反，恢复了名誉，补发了被扣的工资。
四十几年过去了，仍然刻骨铭心，特记于此，以昭历史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