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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与罪感

老稻 告别的年代2021 2021-12-02

导读


本文从宗教角度分析了罪感产生的根源,颇有见地。然而,关于耻感与罪感哪个低级,哪个高级,编者并不完全同意。

耻感与罪感文 / 范海辛

最近与一位网友聊天这位网友说,《圣经》创世纪讲到的亚当吃禁果的故事,在东西方引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东方人获得了耻感(羞耻感),而西方人获得了罪感(犯罪感)。

耻感与罪感,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她撰写的《菊与刀》一书中提到的(是不是她首先提到的,不敢确定)。《菊与刀》一书是二战时期为美国海军撰写的一部分析日本文化的专著,作者认为,日本文化与欧美的基督教不同,欧美属于罪感文化,而日本是耻感文化。

先谈谈“罪感文化”。

所谓“罪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是这样解释的:

“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P.222)

这句话的意思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西方社会,对于道德存在着绝对标准——这个标准是由上帝建立的,其绝对性表现为不受时间与地域及是否被人发现等条件的影响。

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在上帝的监视之下。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逃不过上帝的法眼。

要使我们的行为符合上帝的绝对标准,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良心,靠我们自己的内省。中国人所谓的“神不知鬼不觉”,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能的。

当然,犯了罪错,只要向仁慈的上帝忏悔,就可以得到赦免,从而获得解脱。因此西方人基本靠对神的畏惧来自动约束行为。在他们眼里,无神论者一定是胆大妄为之徒,是没有罪恶感与羞耻感的恶棍。

在这种“罪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一些西方人即使做了某些笨事,尽管这并不是罪恶(穿着不合时宜或口误)也会极度懊恼,令其有负罪感。

那么,什么是“耻感文化”呢?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说

“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上书P.222)

根据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零零碎碎的介绍,我以为可以这样理解:

与“罪感文化”借助于上帝并靠信徒的自我约束不同,“耻感文化”是靠社会、他人对你言行的批评来实现的。你做了一件错事,但没人知道,在“耻感文化”下,你不会因此感到羞耻。

在这种“耻感文化”的环境中,有了罪错的人,只要能掩盖住罪错不为人知,就可以摆脱耻感对良心的折磨。因此相对于西方“罪感文化”里的绝对的道德标准,“耻感文化”的道德标准是相对的——最主要是恶行是否为人知晓。

我们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也属于耻感文化范畴。

乱搞男女关系被捉奸在床,偷东西被当场抓住,这时候犯案者在众人的眼光前会羞愧难当,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可以躲进去;但他们做的坏事没被人发现,一般都不会有基督徒的负罪感,往往还心安理得,装出一副道貌岸然、宝相庄严的样子。

耻感与罪感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同上书P.223)

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迈向善良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对此,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与罚》中,给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杀死那个年迈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然而,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犯,可他却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倍受煎熬。

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之后,心灵上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里。他想尽一切方法,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

最后,他只好去自首,主动地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在精神上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在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们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

“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同上书P.222-223)

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

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有力。

《圣经》故事中,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的第一个反应是: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叶为自己编作裙子。”(创 3:7)

也就是说人类首先获得的是羞耻感。后来二人

“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创 3:8)

那么这二人躲避耶和华是不是因为罪感呢?我以为还不是,而主要的还是羞耻感——怕被人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的窘相(创 3:10)。

罪感是比耻感更高级、更严格的一种道德约束。

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前,实际是懵懂状态的幼童,光着屁股在伊甸园里戏耍,吃了禁果而眼睛明亮,是懂事的表现。

但是刚懂事的小孩还很难有罪感,我以为,西方人获得罪感是上帝发大洪水保留了诺亚一家之后的很久,在摩西颁布十诫之时。亚当只有耻感,没有罪感,他的儿子该隐也一样。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上帝问他亚伯在哪里。他以为上帝没看见,就理直气壮地说谎: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创 4:9) 

提出东方人低级的耻感文化与西方人较高级罪感文化的这位网友从人类学的角度进一步断言,相比西欧与东亚的罪感和耻感,非洲人和蒙古人,不但没有罪感,连亚当的耻感也没有,因而愚昧、残忍。

非洲人以愚昧著称,蒙古人则以残忍著称。所以蒙古人统治的地方,残忍、残酷的文化很容易流传。

盐野七生所著的《罗马人的故事》说,欧洲凡是未接受罗马殖民统治的地区都落后;而有的中国网友这说,凡是被蒙古人占领的地区,要想摆脱专制、残忍都很难。

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成立。请看宋朝,基本是中国的儒释道文化,虽然也专制,但相对开明。而经过元朝90年的统治,到了明朝,中国又回到了暴秦的酷政统治,这就是游牧民族留给我们的抹不去的野蛮印记。

非洲的愚昧与蒙古的凶残,都与原始巫术有关,这两个远离文明的区域所盛行的都是萨满教。萨满教严格来说不是宗教,而是巫术,因为它没有文字,更没有道德向善的说教与戒律。现在中国南北方的差距,一定程度也与跳大神的萨满巫术文化有关。

有人认为,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下。这种观点极其荒谬!制度是由文化决定的,也是文化的一种形态。而按照我们的经验,文化怎么会无优劣呢?

基督教原生文化区,儒教文化区,黑非洲与内亚文化区的优劣,不需要什么高深文化,你把这三个地区的国境线打开,看看老百姓用脚投票,你就知道孰优孰劣了。

最后交代一下,提出耻感、罪感与无耻罪感的三种文化理论的网友,乃是凯迪网络的资深网友达之先生。本文是对他观点的剽窃,也是对他理论的狗尾续貂。谬误之处,还望达之先生斧正。

20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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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海辛,男,1950年生人,上海退休老人,基督徒。独立学者,自学出身。

【公众号简介】兴之所至、不预设立场的时评与杂谈。相信良知的力量,推崇温和、理性、宽容、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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