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与大重构：供给侧改革、能源革命与产业升级（40页）

“碳中和”是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世界各国利益对立和统一。其中对立体现在“碳排放权”背后发展权的博弈，统一体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致。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更短，碳排放下降的斜率更大。基于碳排放来源的燃烧、非燃烧过程，我们构建了“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1）供给侧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构建零碳电力为主、氢能为辅的能源结构，同时大力发展储能以保障电网平衡；

2）需求侧从工业、交通、建筑三个部门着手，全面推广终端电气化、源头减量、节能提效；3）改良工业过程，针对工业原料的氧化还原、分解采取针对性的原料替换。

回顾我国气候政策史，碳排放权既是发展的权利，也是发展的约束。当前时点我国对“碳中和”的积极态度，既是从自身出发的内在需求（能源保障、产业转型），也是全球难得的利益一致与博弈结果。目前，“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大潮，以二十一世纪中叶为远景，将深刻改变以能源为核心的社会运行现状，整个产业结构将迎来大重构。

我们创新之处

1） 以“能源碳”和“物质碳”为引领的全社会“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我们基于碳排放来源的燃烧、非燃烧过程出发，构建了“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供给侧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构建零碳电力为主、氢能为辅的能源结构，同时大力发展储能以保障电网平衡；需求侧从工业、交通、建筑三个部门着手，全面推广终端电气化、源头减量、节能提效；与工业过程息息相关，因此涉及到大规模的工艺改变和原材料替换。

2）以供给侧改革、能源革命与产业升级为代表的的六大减排路线。碳减排是长期目标，但短期压力不轻。慢变量（技术升级、能效提高等）短期难以发力，快变量（行政手段、环保督查）的出台有望开启新一轮供给侧改革；展望“碳中和”目标，以光伏、风电、储能、氢能、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的新能源行业将成为能源“中流砥柱”。包括供应链上下游、制造端、运营端在内的全产业链都将受益于碳中和对投资的拉动。伴随着节能提效要求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将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回收利用、工艺改进、低碳节能为主线的产业升级将加速推进。

3）路径与成熟度相结合的产业图谱。我们构建了路径与成熟度相结合的“碳中和”产业图谱。当然，展望 2060 年，较长的时间期限将容纳更多的实现“碳中和”技术路线与产业发展，建议关注产业图谱中新路径的出现与路径成熟度变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站在全球视角，我们认为中国加快“碳达峰、碳中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推动： 

（1）“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能源保障、产业转型 在能源保障方面：2020 年底，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达 73%，天然气进口依赖度也在 40%以上；基于能源保障考虑，发展新能源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已在新能源领域建立起全球优势。根据麦肯锡测算，我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的国家表现远超美国，在所有行业对比中位列第一。

2020 年 12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书中提到：

（1）2019 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的产量分别约占全球总产量份额的 67%、91%、79%、71%，逆变器产量占全球市场的 80%以上，出口量占全球 45%以上。光伏产品出口到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风电整机制造占全球总产量的 41%；

（2）2010 年以来中国在新能源发电领域累计投资 8180 亿美元，占同期全球新能源发电投资的 30%； 

（3）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 7.9 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 30%，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

在产业转型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消除，但是仍有流动性泛滥、债务问题等未来潜在的风险点；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度，然而面对比如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好自己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加快新产业的战略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前所未有，步伐明显加快，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网络信息领域、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农业领域、人口健康领域等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较大。“碳减排”作为重要的抓手，通过“碳成本”这一要素的流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性改革。

2）“碳中和”的对立性——大国博弈、贸易摩擦 

部分发达国家其实此前已多次讨论过包括对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但因经济与贸易依赖性、碳市场不成熟等原因而搁浅。根据 OECD 数据，2015 年我国对外出口约 6 亿吨 CO2，其中对美出口 2.26 亿吨，占比约 35%。假设国际对我国按 40 美元/吨征收碳税，增加开支约 260 亿美元；按 100 美元/吨，增加 650 亿美元。假设我国碳排放成本全部内部化，2019年我国碳排放 98.26 亿吨，按碳价 100 美元/吨测算，需 9826 亿美元。

“排碳限制”的本质，是一种发展权的限制；而“碳关税”的本质，是应对贸易劣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劣势，可能一部分是由实施碳减排后成本增加而造成的。站在我国的角度：“碳关税”既是贸易壁垒“压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为什么“新冠疫情”后，我国推动“碳中和”更加迅速？——增加国际声誉和话语权。2019 年我国碳排放量达 98.26 亿吨位列全球第一（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量/GDP 均相对较低），自 2005 年以来为全球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所致）。近年来我国碳排放增速已有所放缓，但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碳排放全球占比仍在持续提升，2019 年达 28.76%。

而针对“新冠疫情”源头问题，经常有部分西方国家和人员因政治原因公开抹黑中国。而加速推动“碳中和”将助力我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定权。

目前，全人类气候目标竞赛已经开启，根据 EnergyClimate 机构推出的净零排放竞赛计分卡，目前我国已处于第四梯队，位列全球第 28 位。

3）“碳中和”的统一性：全球难得的政策与利益一致点 从全球来看，多数国家已更新 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大趋势。

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此次总统竞选的核心承诺之一，未来美国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新能源发展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虽然前期中美在贸易和技术层面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无论是中美还是全球，在碳中和方面，具有相同的利益和方向。

“碳中和”对我国意味着什么？

在碳排放量结构方面，目前发电已成为占比最高的部门。2019 年我国碳排放量115 亿吨，其中发电碳排放量 45.69 亿吨 CO2，占比 40%；工业燃烧碳排放量33.12 亿吨 CO2，占比 29%。

各大碳排放重点国家中，除美国外，碳排放占比最高的均为发电部门（美国为交通，占比 45%）。因此，要实现“碳中和”，能源转型首当其冲。

广义的能源板块包括能源的产生、转换、消费过程，用途包括驱动、产热等，是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源。除此之外，交通、工业过程和农业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

从微观角度看，工业企业碳核算边界内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3）企业输入/出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燃料燃烧/非燃烧过程着手，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或通过节能降耗的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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