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丹青：绘本是一面镜子，里面的丧文化也是社会中的“丧”
在微博上，毛丹青的身份认证是“旅日华人作家”，在作家之外，毛丹青也有许多身份。在日本三十多年的生活里，他做过鱼虾生意，现在在大学教书，在教书的闲暇时刻也会进行一些创作和翻译。
因为疫情的影响，毛丹青最近的生活作息变成了上午做案头工作，下午和家人出门远足。他也是一位很慷慨的博主，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
前几年，毛丹青也开始了做起了绘本翻译，吉竹伸介的许多绘本都是他的译作。对他来说，翻译既是一种了解日本社会的方式，也是一种享受。
“翻译学术书籍就像享受法国大餐，翻译小说就像居酒屋，而绘本翻译就像吃甜点，翻译是有层次的。”
Professions for Kids
x
旅日作家 毛丹青
采访现场
我开始接触绘本和喜欢画画是有直接联系的，小的时候我在北京市少年宫学过画画，后来就荒废了，没怎么画过，移居日本以后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创作。
我自己常年研究日本文化，大概在10年前，我发现日本绘本里的一些思想和现在国内童书创作的很不一样。我是60后，是看小人书和连环画长大的，这些书还是以实攻实，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白描的故事，脑洞比较大的大概也就是《西游记》了，这种类型的创作在当时的创作很少。
日本绘本跟国内绘本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日本绘本都在做减法，而我们是在做加法。国内的童书有些非常张扬，非常阳光，好像孩子读了之后，就会变得朝气蓬勃一样。
但日本的绘本不是，作者不会把绘本中的意象展开长篇大论，而是尽量往短里说。绘本会在你得意的时候给你一个警告，你觉得过得很幸福的时候，它就告诉你马上要来地震了，马上要来洪水了，完全不一样。
绘本中的“丧文化”
其实就是社会里的“丧”
日本绘本的发展，实际上为中国的绘本和童书的发展提供了一面镜子。它的历史不长，大概也就100年左右，一开始也是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初，日本绘本有一个标杆式的杂志，叫《赤鸟》，在1918年创刊的，这本杂志里面的内容和现在中国绘本想要表达的信息很像，都是要战胜苦难，要追求美好，要有远大的理想。
后来从大正进入了昭和，中途又因为战争绘本荒废了一阵，在战后大概50年代前后才又有了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婴儿潮。教育孩子需要一些方式和载体，绘本是最直接、最深入的。
当时绘本像雨后春笋一样，最有名的是岩波书店，有个系列叫岩波童书，引进了很多外国的绘本。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是福音社，其中有一套《儿童之友》也是为孩子而做的。
《儿童之友》旧刊
进入60年代后，日本出现了高度经济发展时期，70年代的时候举办大阪世博会，日本GDP开始猛增，一直到80年代前期，日本社会速度飞快，所有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对孩子的要求也是，要上最好的学校，以后到大公司上班，当时的社会趋势跟现在的中国很像。
绘本创作趋势和社会发展趋势是丝丝入扣的，当时的绘本充满了鸡血和所谓的“正能量”，这也是因为绘本创作的语言是来源于成人。尽管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的世界和成人也不一样，但绘本创作者表现出的这种趋势，是可以影响甚至管控孩子的思想的。
到了80年代末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包括中国的崛起，整个日本社会都变得失落，也是那个时候，“丧文化”出现了，绘本里开始出现了人的死亡，开始描述人的不安。
其实现在国内和90年代后期的日本还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就是技术的发展，现在网络的速度之快，视频技术的发展，都让世界的墙壁变得越来越薄，大家的视野很容易打开，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在需要正能量的同时，也需要负面东西去中和，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调配，一个人打鸡血太久了是会爆炸的。
日本的丧文化在经过20年的打磨之后，已经做得非常精致了，在日本的“丧”中，有老人的丧，中年人的丧，幼儿的丧，少女的丧，都不一样。但在吉竹伸介的绘本里，他把孩子和大人的丧结合在一起。
在目前这段时期，国内读者还是需要做一点减法。但这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后对丧的需求可能会逐渐淡化，变成另一种思想需求，这种需求是变化的，像流水一样。
日本的艺术是在
不断筛选和不断重复
吉竹伸介的绘本是为我打开进入绘本中文翻译的第一道门。
最初知道他是因为日本的电视节目《情热大陆》，里面有一集是关于吉竹伸介，介绍他的生活，包括他画绘本的方式，当时我就看到他创作的小本子，像袖珍本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逗。
吉竹伸介的手账本
我也画手帐，画画的时候也喜欢画小的，“人往大里想，笔往小里画”，这个状态跟我很契合。恰好国内的出版社当时引进了一批吉竹伸介的绘本，问我能不能做翻译，如果是其他人我可能还会犹豫，但因为吉竹伸介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我就接了下来。
在翻译的时候我和吉竹伸介见过面，他在神奈川，我在神户，我坐新干线去见他，在工作室附近的一个咖啡店里见了面。
那天他背了一个特别小的包，但是他个子很高，而且手也大，脚也大，看上去特别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感在他的绘本里也可以找到，比如像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埋怨，这也是他绘本的有趣之处。
他的绘本另一个有趣的地方也是重复性，一个苹果不断重复，翻译的时候难得我直挠墙。这也和日本艺术整个气质都很相似。
就是这本《这是苹果吗 也许是吧》难倒了毛丹青
日本的艺术，包括绘本、小说、电影在内，都是繁琐化的，艺术家不断把他个人的体验进行筛选，筛选的层次特别多，这样的筛选会把艺术家思维和时间的长度拉长。在这种长度中，艺术家会进行不断地重复，然后再次进行筛选，在这个过程中，会使得原来并不富足的素材变得膨胀起来。
草间弥生的作品就非常典型，她的网纹和波点都是在不断地重复，不断地筛选，这也是日本文化的底流。
“不断重复”也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怪圈了，和日本的文化有关。中文有一个词叫“回旋”，回旋可以往远处走，一件事我和你谈不成，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谈。而日文里有个很相似的词，叫“旋回”，它跟“回旋”的意思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旋回”的意思是原地打转，画地为牢，走不出这个圈子。
这两个词也代表了一种空间感，在中国，和尚在深山里念经，念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会离开这个地方，往远处走，中国也有足够的地方让他走。但在日本不行，在京都有一座比睿山，这是日本佛教的母山，苦行僧在那里修行的方式叫“千日回峰行”，就是在1000天里每天都要拜一遍比睿山和京都府里的圣迹，一遍又一遍地绕着这座山走。
艺术创作其实和地理环境都有关系，比如说日本，空间有限制，作品也不可能这么大气，就变成了这种不断筛选、不断重复的状态。
在翻译中感受到
不同的世界
我并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我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日语表达水平。翻译特别有意思，翻译学术书籍就像享受法国大餐，翻译小说就像居酒屋，特别轻松，翻译绘本就像吃甜点，翻译是有很多层次的。
翻译也是了解日本社会的一种途径，但无论如何，通过文艺作品了解的日本社会，和实际身处其中的日本社会，肯定是有区别的。作品是一种二次消费，都是作者经过个人筛选创作出来的，吉竹伸介的绘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吉竹伸介有两个儿子，他就天天看着两个儿子，在他们的玩闹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画了下来。每个人读他作品的感受也不一样，男人读和女人读不一样，母亲读和父亲读又不一样，读者在消费他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出现差别，这也是艺术的一种来源。
绘本在日本现在也成为了一种综合媒体，好的绘本可以拍成动漫，甚至改编成真人电影，而很多真实的事件也会成为绘本创作的题材。
由同名漫画原著改编的《100天后会死的鳄鱼》动画电影即将上映，漫画原作的中文版由毛丹青翻译
最近在土耳其有一个故事，有一只狗，它很喜欢自己的主人，主人生病了需要住院，狗就天天在医院门口等主人回家，就算被带回家了它也会跑回医院。主人出院的那天，狗疯狂地抱上去迎接主人，从那之后它就再也不到医院去了。很感人，像现代版的忠犬八公。
之前看新闻，已经有日本作家准备把这个故事画成绘本了，这个故事马上就具有了世界性。而且当一个社会事件被不同的艺术形式消费的时候，这个事件的意义就会被多枝化，也会有更多更深层次的意义被挖掘出来。
我翻译的时候也会尽量抓住各行各业的顶点，因为人站得高了，可以俯视的场景就比较大。我选择翻译的人物传记也是，比如说三浦友和，他在日本演艺界里就是一个山峰一样的存在，阅读他的传记也会更有说服力。
作为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学者，我始终有一个原则：了解别人的意义大于表现自己。了解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为了丰富我们的智慧，包括我翻译绘本，也是因为绘本会提供我们一种参考的可能性。
我自己是用日语写作的，20年作为日语作家出道，我日语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不写中国，只写日本。我用别人的语言，触摸别人的灵魂，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剔除出去，因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看。
一个暴躁的人，往往是喧嚣着表现自己的人，而一个看透世界的人，是愿意了解别人的人。
自己真正好的地方是不应该特意拿出来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慈悲，我们的宽容，只要做就好了，别人会看到的，这也是我们做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采访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