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回顾 | 《流浪地球》：该不该搁下重重的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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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我去朋友家看欧冠去了（踢得什么破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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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搁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几年前，在我刚开始盘算怎么能把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和学术结合一下的时候，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语重心长地向我透露了他十几年的科幻阅读经验：好的科幻作品，最核心的元素，就是它的脑洞。如此来看，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中构思了一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脑洞。末日浩劫之际，《流浪地球》没有像众多英美科幻小说或电影刻画的那样，举全球之力建造几艘诺亚方舟式的宇宙飞船，飞向深空去寻找“地球二号”，也没有像好莱坞或漫威那样，召唤几个超级英雄，用些看起来很酷炫的超能力神奇地阻止太阳的氦闪。
《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告诉我们，人类即便逃命也会带着一个大花园👆，虽然后来被炸了
《流浪地球》则恰恰相反，它用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人类面对末世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人类无力改变太阳的命运，终究还是要逃的，但同时我们不管逃到哪里，终究离不开我们的地球。在这个故事里，人们给地球装上了数万台巍峨的发动机，每一台都能让“一连串小土丘”般的太行山脉黯然失色，它们可以给地球提供难以想象的巨大推力，可以停止地球的自转，并将地球推离原本的轨道，送入星际空间。可以说，在其他故事倾尽全力来想象各种各样宇宙飞船的时候，刘慈欣却凭“一己之力”，将地球变成了飞船本身，因为“只有像地球这样规模的生态系统，这样气势磅礴的生态循环，才能使生命万代不息！人类在宇宙间离开了地球，就像婴儿在沙漠里离开了母亲！”
这样多酷！
在刘慈欣看来，就像蜗牛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自己重重的壳，人类也只有在地球上才能被成为“人类”，即便我们有可能要花费几百代人数千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不可能的计划。《流浪地球》所展现的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这种“东方文化中对家乡、土地的依恋和感情”，这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观念”和安土重迁的思想基础，使得这个故事及其改编的电影因其区别于西方科幻传统的特殊之处而备受瞩目。各大舆论媒体纷纷奔走相告，说我们终于有了不同于西方科幻经典的，具备强烈“中国情怀”的科幻小说和电影，说各种“中国元素”终于在典型科幻作品中受到广泛认可，甚至还说《流浪地球》的成功是对西方主导的科幻话语的一种颠覆。这样热闹的架势里，一向抵触蹭热点的学术圈也没能幸免，数百篇学术论文，在“后翟博士”时代的半年里，经过了编辑、评审、校对、出版等诸多更严格的工序，雨后春笋般变了出来，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
和两周前的搜索结果相比，又多了将近50篇....（666
这些都对。这些也都没那么对。虽然《流浪地球》是个短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虽然《流浪地球》改编的电影备受争议，MOSS最后死得不明不白，负屈含冤，但《流浪地球》中隐含的许多话题还远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抛开表面上看似“东方味”十足的“蜗牛与壳”的关系，这部作品试图叙述的不仅仅是关于“土地”和“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它更是在探讨，在这个时代，当我们在面对以“氦闪”所代表的系统性危机之时，如何才能找到我们新的蓝天。
“希望”与乌托邦
“希望”这个词，不管是在《流浪地球》还是其他刘慈欣的小说里，都是一个奢侈的存在。在这个故事里，人类为了完成“流浪”计划可以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地球的“飞船化”改造使得地球表面变得面目全非，所引发的自然灾害抹去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幸存的人类也不得不苟且在底下城或防护服里，将旧时代对于太阳的崇拜变成恐惧。而所有这些自我牺牲，都是建立在一个渺茫得不能更渺茫的希望——在几千年后，人类能够顺利抵达比邻星，并且泊入某个温度适宜的公转轨道，发展出足够先进的技术来恢复地球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希望，竟然是《流浪地球》中人类唯一的精神寄托：
小星老师一手搂着我们，一手指着星空，看，孩子们，那就是半人马座，那就是比邻星，那就是我们的新家！……那是黑夜大海狂浪中远方陆地的灯塔，那是冰雪荒原中快要冻死的孤独旅人前方隐现的火光，那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是人类在未来一百代人的苦海中惟一的希望和支撑……
于是，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在所有人的心里构建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这个乌托邦遥不可及，甚至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能保证，但人们为了这样一个模糊的“希望”，仍然愿意付出一切，甚至抱了“必死”的决心，而这样的死亡是光荣而伟大的，“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嗯，是挺努力的，叠罗汉都开始了……
在这里，《流浪地球》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刘慈欣式的“理性”思维，在人类的生死存亡的时刻，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目标，人们所有的行动和思维都应为这个目标服务。流浪中的地球不再需要艺术，不再需要哲学，“所有宗教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爱情也渐渐开始变得“莫名其妙”，所有的教育资源也都被分配给了科学、工程等“派得上用场”的学科。这样一来，“个体”存在的意义被大幅削减，每个人都变成了作为“集体”的人类中的某一个“螺丝钉”式的零件，其价值只是为了确保“人类”这一总体能够最终到达想象中的乌托邦世界。
区别于好莱坞，《流浪地球》中没有英雄，率先抵达发动机的甚至都不是主角一行人
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里，毫不意外，个人的主体性是缺失的。作为叙事者的“我”只是一双见证故事的眼睛，除了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体的渺小和无价值之外很少表现出其他的感情。在“希望”的规训下，每个人都以最“理性”的思维从事着他所应当做的工作，而质疑这一“希望”，便成为了“非理性”的代表，其结果也自然被证明为是一场闹剧。地球流浪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这些“非理性”叛乱的衬托下，人们的“希望”显得更加不容置喙。在个人主体性匮乏的情况下，在人类“集体”意识里出现的这种对“希望”的拥护，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小说中的民族主义色彩。
福珂在《规训与惩戒》中详细探讨了“规训”强大却隐蔽的力量如何能够影响社会结构的构建
《流浪地球》中这样乌托邦式的“希望”在电影改编时被具体化了，在郭帆的作品中，“逃离木星”变成人类需要应对的当务之急。电影里，人类所要众志成城达成的目标并不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就在当下，于是小说中构建的那种“乌托邦”式的想象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流浪地球”计划某一个特定阶段中主角刘启“反英雄”式身份探寻的过程。但是，郭帆还是通过各种布景的细节，向观众暗示了潜在的宏大叙事空间。结尾处，抗议团体在地下城举着条幅高呼“还我太阳”，而下一镜头就描绘了在成功摆脱木星之后地球表面的一片繁忙，电影在这里表现出“非理性”的萌芽，同时又重申了“流浪地球”计划作为理性的权威，在这个逻辑上，郭帆同刘慈欣是相似的。
在刘启面前游行的一群人举着大字报，高喊着“还我太阳！”
“氦闪”与危机
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科幻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中国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很大程度上渗入到社会和文化层面，旧有的社会主义总体性和集体性受到“后社会主义”时代中个人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强烈冲击，“我”逐渐取代“我们”来作为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出发点。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时代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遭到了市场化改革后新自由主义元素的瓦解，人们对于未来的态度也由此变得模糊、迷茫，焦虑和恐慌也由此开始蔓延。
当人们对未来的期待由原先的确定变为当下的模糊，当人们曾经歌颂膜拜过的太阳变成死神的化身，“氦闪”便离我们不远了。
“太阳”所代表的社会与经济体制的变化，是当代中国感到危机和焦虑的原因之一
（截图：《太阳浩劫》）
但是，对于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次“氦闪”，《流浪地球》却给出了一个颇为摇摆的态度。在中国当今这样一个乌托邦想象无比匮乏的年代，刘慈欣敏锐地觉察到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所带来的潜在危机，试图回归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通过构建新的乌托邦为迷失在市场化经济及不均衡发展的中国社会提供一个新的目标。
但是，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却也能够发现“文革”留下的梦魇。人们受到“希望”等统一价值的规训，注重追求“跃进”式的科技发展，不同派别直接互相争斗，虽然在《流浪地球》中并没有对于“文革”的直接探讨，但第三章里反对“流浪地球”计划的暴乱中，小女孩痛打老教授这一画面着实能让我们产生《三体》里叶文洁的父亲叶哲泰死于武斗的既视感。
父亲的去世让叶文洁彻底丧失了对人类残存的希望
可以说，虽然刘慈欣的作品可以算作中国科幻最新的成就，但在《流浪地球》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文革”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在面对“氦闪”，面对私有化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危机时，刘慈欣并没有抛弃传统，并没有抛弃我们的地球。他试着改造地球，从而将我们的传统同新的时代相结合，去追寻仅存在于乌托邦中的“蓝天”。不过《流浪地球》也展现出它某种意义上的模棱两可，在对社会主义元素的怀旧（Nostalgia）与“后文革”忧郁症（Melancholia）中摇摆不定，而其中表现出的模糊性，正是我们需要不停地在不同时间讨论同一文本的原因。
再次感谢上周前来捧场的小伙伴们！除了上面的内容，我们还讨论了小说与电影在叙事手法和风格上的差异，“爷爷”所代表的“历史”与“现在”的断裂，还有《流浪地球》同“伤痕文学”的联系。欢迎各位base在伦敦的小伙伴，或者不在伦敦但对我们的讨论很感兴趣的小伙伴加入我们的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