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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它的粗制滥造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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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刚刚出版的《荒潮》英文版封底上，著名英国作家Simon Ings如此评论道：“通过对环境危机详尽描写，这个故事体现出了某种强烈的‘毒性美感’(Toxic Beauty)，这也使其超越了普通的生态惊悚小说，用黑暗的笔触表现出我们自身在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中的挣扎”。毋庸置疑，有关《荒潮》的讨论，总也绕不开“环境”、“垃圾”、“污染”等字眼，在生态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陈楸帆和他的《荒潮》不论是在东亚还是欧美，都受到来自科幻读者乃至学术界日益密切的关注。虽然在两周前的讲座中，陈楸帆透露说《荒潮》的灵感最初来得十分偶然，只是因为多年前一次普通的聚餐中，他在垃圾处理公司工作的朋友无意中提到了垃圾回收产业在贵屿造成的严重污染，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陈楸帆并没有将这条消息抛之脑后，而是亲自造访贵屿一探究竟，并为那里的混乱和无序所深深震撼。
在短短数百年间，人类活动已经足以在地质学层面上影响地球的地层结构和断代，因此在“全新世”之后，地质学家呼吁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称为“人类世”
陈楸帆想，我一定要为此做点什么，于是，便有了《荒潮》，贵屿变成了故事中的“硅屿”，而由垃圾产业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成为小说最基本的情节设定。虽然《荒潮》早在2013年就得以出版，但作者在故事中试图表达的对于污染、资本、经济，乃至人性的思考，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发人深省的力量。对于陈楸帆来说，科幻作为一个“推测性”(Speculative)的文学平台，不仅仅能够书写未来、宇宙、时间机器等种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还可以根植于我们当下，针砭时弊，刻画并批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越陷越深的社会问题。或许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洋溢着“科幻现实主义”的近未来写作风格，但毋庸置疑的是，陈楸帆在这个故事中向我们提出的诸多尖锐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反思。由生态恶化带来的艺术灵感，被诸多学者称为“毒性崇高”(Toxic Sublime)
生态与资本
《荒潮》中很重要的戏份发生在硅屿三大家族与惠睿公司的利益纠葛中。作为一家美国垃圾处理公司，惠睿似乎有种近乎神奇的能力，总是能够适时地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在遭受垃圾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地方。他们频繁游说当地政府或军阀，甚至不惜为他们许诺可观的回扣，希望能够免费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帮助这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更加完善的垃圾回收体系，并借此缓解当地的环境危机，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修复其生态系统，并最终改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质量，以及当地劳工的生存和健康状况。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在惠睿一派“圣人君子”的作风背后，他们实际上是在利用垃圾污染治理这个机会，低价购入可以从这些垃圾中提取的稀土和其它珍贵原材料，从中谋取暴利。
无独有偶，故事《荒潮》涉及的另一家大型机构，非政府组织“款冬”，似乎也在打着他们自己的如意算盘。作为故事里首先出场的角色之一，款冬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公海上强行拦截运有高污染垃圾的货轮，留下视频资料，并诉诸媒体，向那些运输垃圾，从而被认为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款冬的形象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都是蛮正面的，正像我们现实中的很多环保NGO一样，以正敌邪，义不容辞，富有牺牲精神。直到我们发现，款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高风亮节，在打压涉事企业的同时，他们还会进行一系列复杂的金融操作执行做空，像惠睿一样，取得巨额利润。
在资本社会，“没有永远的赢家，因为你所得到的，终有一天要失去，而且还会算上利息” ——《荒潮》
或许我们会讲，不管黑猫白猫，能保护环境就是好猫。不过，这种将资本同环境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操作，虽然在《荒潮》中，这种将垃圾回收视为某种手段来谋取利益的方式着实能够在短期内一定程度地改善当地的环境，但这样的改善却建立在一个并不稳固的前提之上——挣钱。倘若有一天，惠睿所希望的在垃圾回收过程中取得的稀有原材料能够从别的更廉价的渠道收集，款冬发现他们在做空计划中获得的资本利润不足以平衡自己的“直接行动”中所付出的成本和牺牲，那么他们还会不会钟情于这种表面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甚至说，当像硅屿这样的垃圾回收工业园趋于饱和，这些名义上的“正人君子”会不会贼喊捉贼，暗地里制造新的垃圾或污染源，绑架原本正常的生态系统作为自己繁荣的垃圾回收产业的摇钱树？人们总是将环境污染与治理同很多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掺杂起来，而“生态”本身也逐渐演变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话语”，同各种政治与商业角力混为一谈。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认为全球变暖是假新闻，这样他就可以不受碳排放的限制，全力振兴经济；一票发展中国家呼吁抑制全球变暖，因为这样可以限制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然具体的细节肯定没有我讲的那么简单，但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下，“生态”早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的含义，成为一个追名逐利的狩猎场。
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和“资本”挂上了钩，那就只剩下“零和游戏”一条道路了
世界上本没有阶层，生的人多了，便有了阶层。耸人听闻的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意识不到阶级的存层。垃圾这种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乐喝完剩下了瓶子，快递拆完剩下了包装，手机进水直接换台新的，而这些我们生产出的垃圾究竟去了哪里，它们是以怎样的方式降解掉的，会不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影响，拆解手机电池这样的毒性物品损害工人们的健康，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将上面这些东西通通丢到垃圾桶里，或者直接扔在街上，最多偶尔碰见散发着并不是那么让人喜欢的气味的垃圾车走街串巷清空路旁的垃圾桶。像魔法一般，这些垃圾就这样不见了，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快乐地继续买可乐，收快递，把手机泡在水里。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现代社会，“风险”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概念，但“风险”却并不是由每个人均匀地承担
在《荒潮》里，“垃圾人”们就在给全硅屿甚至全世界的人们擦着屁股，而他们与硅屿本地人和氏族间的阶层矛盾和冲突，也因此被夸张到了极致。由于硅屿繁荣的垃圾回收产业带来的利润，这里的本地居民极其富裕，开跑车，住别墅，消费水平和方式直逼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他们不屑于亲自从事垃圾处理这样的高危行业，而是将其外包给外来劳工这样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沾染着鲜血散发着恶臭的财富都从何而来，也不去关心这些“垃圾人”都在承担怎样致命的风险。他们只知道，只要把自己生产的和从外面买来的垃圾运到城郊的几个垃圾回收村，就可以挣到白花花的银子，而那些垃圾怎么样了，回收工人怎么样了，不好意思，我们太忙，无暇顾及。
将这个逻辑推而广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自这几年以来实行史上最严的垃圾进口管控条例之后，西方国家一片哀鸿遍野，甚至宣称中国放弃了所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他们的慌张和焦虑显然是有理由的，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处理垃圾的方式仅仅是运到码头，然后装上货轮，就结束了，而国内甚至并没有一套完备的垃圾回收体系。在贸易全球化以来，世界性的商务往来其实同样已提供了一套环境风险转嫁的方式，发达国家通过出口垃圾，将其潜在的环境风险转移到购买垃圾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垃圾回收的过程中也有利可图，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垃圾产业链条。由此一来，垃圾处理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并不是被所有人公平承担的。当类似硅屿的地区默默背负着所有生态恶化所带来的代价时，那些生产垃圾的大户们却在养花赏鸟，为自己国家优美的自然风光感到自豪。
实际上，中国拒之门外的垃圾逐渐转嫁到了其它发展中国家，整个垃圾产业化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不过遗憾的是，在资本的强烈召唤下，不论是被迫承担风险的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在思考如何改变整个体系，而是试图增强自己的实力，变成能够转嫁风险的那一方。《荒潮》里，垃圾人们在极端的歧视和压迫中最终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而他们的代表小米也在这种充斥着耻辱和失败感的“异托邦”中产生了全新的人格，小米1。可以说，小米1更为强大，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她智慧、镇定，能够带领着所有垃圾人打破之前的既定阶层，为大家找到一个不必承担所有环境与资本风险的社会地位。不过，她同时也象征着一种无法逃离的晚期资本主义话语。人们失去了反思整个体制的力量，只是寄希望于自己能够站在资本流动的上游。《荒潮》中垃圾人的殊死反抗并没有动摇硅屿经济体系的根基，暴乱中幸存的两个家族与惠睿公司达成了协议，这里的垃圾产业仍在继续，环境风险仍然仅仅被某一小部分廉价劳动力所承担，而真正的受益者却躲在背后冷嘲热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