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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对研讨之后的聚餐越来越期待了？这次是大盘鸡面
在二十世纪伊始，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辛辣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以此表现了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里剧烈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更迭。时过境迁，虽然中国在千禧年行将到来之际相较于鲁迅的时代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韩松在《末班地铁》这个写就于1998年的小故事里却陡然提醒我们，那个“吃人”的社会似乎从未离我们远去，它换了一张面孔，仍然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跃跃欲试。
“某些地方的某些人，不知怎么一来就变得非常有钱。”正如大卫·哈维所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经济领域大刀阔斧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使得“一批人先富了起来”，也使得此中蕴含的强烈的价值驱动力逐渐渗入到了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一个正变得越来越“高效”，越来越“自由”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从“靠国家”到“靠自己”的演变过程中，以往由“集体”和“单位”所提供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个人”的迷失和彷徨。好像转瞬之间，“价值”变成了所有人和事物的评判标准，我们需要不断出卖自身的各种价值以交换继续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通行证。我们深陷其中，成为这庞然巨物般的社会机器中的某一零件，当个人从“集体”中脱离的主体性受到以“金钱”为首的价值符号的同化和消解，从而被社会所“吃掉”，某个个体所从事的自以为独一无二的工作或所处的地位其实只是社会话语网络中众多“交点”中的一个，彼此之间毫无差异。只要能够让这个“交点”继续存在，保持社会网络的正常运行，那么不论是谁占据这个位置，都无关紧要。
在以“价值”为基准的社会中，个体的独特性很容易被同化、消解
这样一来，人们每天赖以生存的工作不过是个流水线罢了。重复的路径，相似的任务，以此我们也就能够轻易勾勒出一个普通都市白领的日常生活：枕边的闹铃在八点钟准时响起，一秒不早，一秒不晚。他翻身过来，极不情愿地关掉闹铃，下床简单擦了把脸，初冬天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已经有点冻手，稍稍让他清醒了些许。他甩甩手，套上了昨天穿过的那件衬衣，看了看时间，距离楼下八点二十一分那班地铁还有十分钟，坐这班车三十四分钟就能到公司楼下，留下五分钟挤电梯上楼，刚好九点钟打卡上班。他可不想错过这班地铁。地铁上一如既往得拥挤，此前经常若隐若现的韭菜包子味随着上个礼拜的一纸禁令不知所踪，他觉得有点可惜，毕竟韭菜包子那么好吃。公司的事务也一如既往得单调重复，公司这几年发展得很快，客户报价的单位从“千”到“万”再到现在的“百万”，等明年公司上市，变成“亿”也说不定？只可惜他明白，这些项目涉及的天文数字，真正能分到他头上的提成，有几百块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很喜欢加班，也不觉得累，自己的住处只有两盏台灯，昏暗的灯光到了晚上显得阴森森的。他也不喜欢社交，虽然叫得出来的朋友还是有那么几个，但他没啥新的故事可以讲，他也知道朋友们多半也还像以前那么无聊，一个比一个没劲。所以每到晚上，办公室倒显得更像是一个避难所，一直到他在地铁下班之前匆匆赶上最后一班回家。他也并不想错过这班地铁，打一次车，一天又就白干了。末班地铁上，他想，如果某一天他突然离开，躲藏在这无穷无尽的城市地下网络中，会有人在乎吗？会有人记得吗？老板大概会因为他的无故旷工烦躁一天，说不定第二天就会另雇新人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缺席并不会影响这个世界的一丝一毫。他这样想着，身体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透明，越来越稀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感觉自己好像被从这个世界中剥离开来，自己本来便无从轻重的存在感也消失殆尽。他不见了，仿佛从未存在过，他被装进了一个瓶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吃进了肚子。
“整个列车长虫一样停在站台上，仿佛从来就没有动弹过。门都打开了。但除了他外，没有人跑出来，包括司机。”——韩松《末班地铁》《末班地铁》中的老王就是这样，地铁上没能逃出的其他人也是这样，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意义，也感受不到别人的意义。在社会网络的裹挟之下，每个人都默默重复着自己应当完成的任务，干做一枚九九六的“螺丝钉”，美其名曰“社会责任感”或“牺牲精神”或其它什么好听的说法。不过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由“价值”组成并控制的话语体系中，在这个闪烁着“可口可乐”（或C公司）的耀眼霓虹灯的消费主义世界中，虽然人们作为个体能够一定程度上从社会主义集体中脱离出来，形成一定的“自我自主性”(Self-autonomy)和“主体性”(Subjectivity)，但我们对于金钱和商品的崇拜却立刻使得这两种特质消解在“同质化”(Homogenised)的价值体系中。
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指出以”符号“为基础的消费逻辑支配着整个文化、人际关系，甚至身体的幻想和冲动
故事里，“一辆地铁走了一夜没有回站”，却没有引起丝毫的注意，因为随地铁一并消失的乘客的社会角色被一些“怪人”完美地替代了，他们都是“矮矮的个子，穿着灰色的连裤服，蒙着脸”，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些没有特质的灵魂偷梁换柱，钻进了乘客的外表之下。原先的乘客不见了，只留下了他们的“身份”，以及身份证上的那一串号码，而正像老王本身从事的工作那样，这些号码自成一个世界，“每一个用语和数字后面，都可能有无数双眼睛和心灵在盯着”，但在去人类化之后，这些“眼睛”和“心灵”终究会变成一个个编码，代表着社会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而具体是谁占据着这些节点，则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每个人的名字被编号所替代，而姑娘I-330参与的革命也终究失败了突然间老王意识到，只有他在短暂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时，像防空演习、群众游行、隧道探险，他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曾鲜活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而“他身处的这个世界正像一锅太旧的汤，正被一点一滴换掉。这也正像他们这一代人，一个一个被年轻人代替”，大家对此却早已习以为常。他索性打破了自己之前默守陈规的生活与工作习惯，开始尝试自己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他选择了退休，与其迟早会被替换掉还不如早点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他也得以因此跳出这个以“价值”和“编码”为导向的“吃人”社会，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意义。老王忽然对那些已经被“地铁怪人”替代的灵魂心生艳羡，似乎这些与地面世界无法共存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其它赋予“个体”以人性的元素，就藏在地铁深处。老王想去亲近这个异世界，“但又畏惧。那隧道中的旅行，使他感到似乎经历了一次出生。一种遥远的新鲜感，从心头漾起。转瞬之间，他又感到害羞。他固守多年的世界正在坍塌。”
故事里怪诞诡异的地下世界反而给予老王一种久违的新鲜感和安全感
一点一点，老王重新勾勒着自己早已消耗殆尽的“主体性”，去做那些他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让自己越来越脱离这个价值化的社会网络，悄悄地从那个可以随时被替换的网络“交点”上溜走，找到一种无可替代的“自我”。在最后，老王亲手把自己装进了他之前在末班地铁上看到瓶子里，“泡着老王的液体极其饱满圆润，似乎富有无穷生命的张力。老王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像一个胎儿，在子宫中安睡。那正是他远古的形态。”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故事的最后几段，之前一直以“他”出现的老王终于找回了他自己的名字，“他”是老王，而不是像“老同志”、“接线员”、“那女子”、“老婆”、“处长”这样的代号。他发现，只有回溯到自己的生命伊始，才能真正达到他所试图追寻的状态，而瓶子外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攫取着新来者的价值，将他们吃进肚中，放在社会网络的某一个位置上，同化为一个个毫无差异的数字和符号，知道他们无法再胜任这个位置，便将他们删除、替换，像一个出了毛病的零件一样。
最终，老王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一整个地消失了。他本就不属于这个“价值化”的社会，只是被当做“零件”吃进来了。地铁上瓶子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还没有被装进瓶子里的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是如此，因为这个以价值符号为基础的世界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老王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没有被杀死，他只是死而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