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研究科幻的”，老吕竟直到最近才读过这个故事，实在是问心有愧……
老吕第一次听说《晋阳三尺雪》这个故事，是去年夏天在都柏林的世界科幻大会上。作为大会学术板块的一部分，知名科幻译者金雪妮在围绕“丝绸朋克”的座谈会中着重强调了《晋阳三尺雪》以及刘宇昆《蒲公英王朝》系列所蕴藏的丝绸朋克元素及其独特的美学和文学价值。她讲道，通过“丝绸朋克”内在的文化表现力，像丝织绸缎、竹子风筝这样的传统东方元素就能够得到新的诠释。这样，那些千百年前早已尘封在传说和史书当中的故事，那些现如今挣扎在现代生活方式挤压下的传统工艺和文化，在“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m)的加持下，打破了“线性时间”所营造的壁垒，进而构建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张力。
一张充满大佬的照片：（左→右）王侃瑜；尹汝静YK Yoon；金雪妮 Emily；慕明；陈楸帆
这样的艺术张力能够给读者带来的冲击，在故事的第一句话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大领着兵丁冲进宣仁坊的时候，朱大鲧正在屋里上网”。其实这“上网”和故事里时常出现的“网络”距离读者所认识的互联网即时通讯相差甚远，只是将活字印刷稍加改良，不同地方的字箕通过弹簧和蚕丝相互连结，使得在一端输入的字句可以通过另一端的字箕原封不动地复刻下来。如此一来，作者张冉在《晋阳三尺雪》中，不仅得以用诸多古典元素重构了很多像“飞艇”、“墨镜”、“火枪”、“人工降雪”等现代概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这种“古典”和“现代”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也为读者解释了二者背后不同社会体系和话语之间内在的冲突与矛盾。虽然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晋阳三尺雪》的结构比较简单，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穿越小说，但同其它浩如烟海般的穿越小说相对比，张冉的故事却能够不落俗套，“古典”与“现代”所带来的不同话语在《晋阳三尺雪》中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而这种交织所带来的“复古”张力，也为“丝绸朋克”这个体裁赋予了重要意义。
“复古未来主义“同时也是探讨”蒸汽朋克“时经常涉及的概念
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讲，所谓的古典时代或“前现代”(pre-modern) 实际上是一个尚未“祛魅”(disenchantment)的时代。人们诉诸神话，以此形成一个稳定的、封闭的、建构在农业与熟人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个人”作为家、城、国等集体概念的一小部分，更多时候只能被动受制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并为这些变化赋予很多充斥着神秘主义的解释。从时间上来看，《晋阳三尺雪》所处的“北汉广运六年”，即公元979年，正是这样一个前现代的历史时期。所以，恰恰基于前现代社会对于“天有异象”的崇敬甚至恐惧，从未来旅行至此却因意外受困的王鲁，也就是那位神秘的鲁王爷，才会试图制造一场“六月飞雪”来收集回家所需的历史“势能”。不同于古典时期的思维方式，对王鲁来说，所有那些在当地人看来是“奇闻异象”的现象，都可以用“理性”进行认识和判断。在“祛魅”之后，先前人们所遵循的神话体系被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体系逐渐替代，而作为“主体”的人也因此能够从自身出发，将周围的环境视为能够被控制的客体，从而融入到类似黑格尔“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s)的逻辑结构。
在尚未“除魅”的时代，人们总是下意识地为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赋予神话或宗教含义
在王鲁实施其宏大计划的同时，他所带来的“奇技淫巧”不仅把晋阳城在宋兵的围攻之下防守得滴水不漏，而且为城中各个群体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却同时超越时代的小玩意。“【鲁王爷的】守城器械收买了军心，稀奇古怪的小发明收买了民心，网络则收买了文士之心。足不出户，坐而论道，这便利自三皇五帝以降何朝何代曾经有过？”就这样，考虑到围城期间晋阳的粮食供给只有靠盟友经水路秘密运输，远道而来的鲁王爷坐镇自己的“东城别院”，为这座尚处于前现代时期的古典城池带来了具有“启蒙”意义的工业基础。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异托邦”中，纷繁复杂的化学实验以及规模庞大的工业流水线象征了一种与前现代时期晋阳城截然不同的现代性。通过众多轻刑犯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东城别院及其背后的现代性力量，在“威士忌”、“火油马车”以及其它“杂耍物件”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了晋阳城的每个角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前现代的古典话语。
故事中鲁王爷的“东城别院”具有强烈的工业主义象征
但遗憾的是，旅行者王鲁的如意算盘终究是落得一场空的下场。他绞尽脑汁为晋阳城打造的“网络”，不仅构建了所有人均可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以此笼络人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平台也为故事里像朱大鲧这样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场文化”。各色人马于此辩论，在打发时间的同时，也培养了每个人作为“主体”强烈的政治参与感。受益于此，裹挟在三股政治势力当中的朱大鲧在紧要关头决定打破自己“棋子”的身份，放弃原先同高官显贵们的协议，去完成属于朱大鲧自己的政治构想。他挟持了外人眼中神秘的鲁王爷，为围城已久的宋兵打开城门，希望他们可以为晋阳城的百姓放一条生路。但宋主赵光义却一声令下，将晋阳城焚为平地。“西城、中城、东城的十几个城门处都有火龙车喷出的火柱，还有无数猪尿脬大炮嘣嘣射出火球，那是他亲手制造的守城器械，宋人眼中最可怕的武器”。王鲁的冒险，成也技术，败也技术，他那改变历史的庞大计划，终究只能在在史书里化为寥寥数语：“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门楼，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
鲁王爷的一通操作并没有改变晋阳城大火这一史实
《论语》与“宏大叙事”
《晋阳三尺雪》中的重要角色，除了鲁王爷，另一个就是学问不足蛮力有余的翰林院编修朱大鲧，一个“胸无大志满脑袋愤怒的糊涂车子”。不过即便如此，朱大鲧还是拥有一件自己极为珍视的宝贝——一本《论语》：“这本《论语》可不是用鲁王发明的泥活字印刷的坊印本，而是周世宗柴荣在开封印制的官刻本，辗转流传到朱大鲧手里，平素宝贝得心尖肉一般”。虽然平日里在“网络”上满腹牢骚，但朱大鲧作为一位学者，仍然保持着对于传统知识和历史经验的尊重，维护着自己在一种“现代性启蒙”之后所萌生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精英文化”中的合法地位。这种精英文化旨在寻求一种能够统合不同领域的普遍原则，形成某种普遍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规范，但与此同时，这也能够导致某种“总体性”的产生，用一种特定的强势话语来压制其他的弱势话语。
利奥塔认为，所谓“后现代”叙事，就是对精英文化以及历史经验的怀疑和解构
正因为这种强势话语同弱势话语之间的矛盾，朱大鲧同王鲁之间的冲突也便在所难免。实话说，王鲁并不是一个拥有宏图大志的角色。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科宅男大学生，梦想也只不过是“找个安全点的工作，娶个媳妇，每天挤地铁上班，回家哪儿也不去就玩玩游戏”。朱大鲧看得很明白，虽然他听不懂眼前这位神秘王爷口中的科学术语，但他知道，王鲁一丁点也不在乎晋阳城的黎民百姓，也不把他所追求的道德大义放在心上，“而那些救命的粮、杀人的火、离奇的雪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王爷自己”。于是，朱大鲧发现，在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在这一国一州，一州一城，还有城中芸芸百姓需要自己这个青衫客挺身而出的时候，口袋中的《论语》所象征的精英文化为他构建了一种“宏大叙事”，而他自身的命运也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故事中的《论语》可以被视为一种精英文化所打造的宏大叙事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朱大鲧所遵循的宏大叙事与王鲁的个人主义之间内生的缠斗，也是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结构变化的缩影。在九十年代市场化和私有化逐渐占据主流经济体制之后，在“新时期”（1977-1989）经历过“新启蒙”的文化精英开始哀叹“人文精神”的衰落，在精英语境下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也感受到了一种时代危机。蔡翔在《道统、学统与正统》一文中写道：“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但是，这种精英话语所构建的宏大叙事的消解，以及人们对于普遍性和总体性的质疑，在利奥塔看来，正是后现代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这种对失落的“人文精神”的悲悯，以及对八十年代高峰现代主义美学和文化的怀念，恰恰是日渐式微的精英文化“最后的神话”（张颐武）。
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被收录在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中
如此这般文化范式的转变，并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在新的时代，技术的发展早已为社会的变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以《论语》为代表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精英文化，受大势所趋，正逐渐让位于以“网络”为代表的、碎片化的、自下而上的大众文化。因此，“脱离了民族精英的文化主义统治，日常世界开始涌向文化主流，将自身呈现为表现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即表现日益多样然而平庸、灵活然而模式化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
同鲁王爷一样，朱大鲧知识分子般先天下之忧的乌托邦设想，以及其中所内在的精英主义话语，也就被他自己所痴迷的“网络”所蕴藏的后现代力量所瓦解，他一举三得的计划，自然也以失败告终。最后，终于杀入城中的宋主赵光义一声令下，朱大鲧的脑袋怦然落地，他那边视若珍宝的《论语》，“从袖袋中跌落出来，在血泊中缓缓地浸透，直至一个字都再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