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端政 | 深切怀念同窗好友曹先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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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曹先擢先生于2018年11月7日辞世，享年86岁。曹先生大学同窗、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温端政研究员撰写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同窗好友曹先擢》。本公号分两期刊发该文全文。以下为文章后半部分。
上半部分可点击→温端政 | 深切怀念同窗好友曹先擢（一）
六
1990年10月30日，《方言》编辑部致函《太原市志通讯》编辑部，揭露该刊1989年第4期、1990年第1-2期连载的晋荣（郭某笔名）《太原方言民俗词语》一文抄袭了我在《方言》1981年第4期发表的《太原方言词汇》一文。《语文研究》1993年第1、2期先后发表了余志鸿等《评郭某<太原方言民俗词语>的抄袭行为》和潘慎的《谨防“假冒伪劣产品”侵袭语言学领域——兼评郭某的抄袭行为》等文。
1993年3、4月间，郭某散发《是学术讨论，还是人身攻击——质〈语文研究〉主编温端政，并回应余志鸿等》一文。文章称：“三十多年前就有人给王力先生戴过‘粗制滥造，因循抄袭’的帽子，这里引出的，是温端政等在《反对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评王力〈广东话浅说〉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文中给他老师戴的。”
《反对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评王力〈广东话浅说〉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文，是我在1958年学校组织的学术批判运动中，和同班同学郑宝倩合写的，郭某想以此来证明我是一贯整人的。先擢兄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气愤，随即写了一个“证明”，予以澄清。证明内容如下：
我与温端政在大学时代是同班同学。1958年北京大学党委号召我们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们班是汉语专业班，我是班的党支部书记，组织班里同学对我们的老师王力先生等进行学术批判。批判文章汇编为油印小册子。其中如郭松泉、温清波等人的文章在《光明日报》等转载。班上的批判文章与汉语专业研究生的批判文章，后编辑成《语言学研究与批判》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温端政的三篇：《批判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批判王力在语法体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反对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评王力<广州话浅说>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没有想到郭××翻出这段历史往事，作为证明温端政一贯整人、扣帽子、打棍子的依据。郭××在《是学术讨论,还是人身攻击——质<语文研究>主编温端政，并回应余志鸿等》一文中说：“‘打棍子’‘扣帽子’，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讽刺谩骂，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整人者的一贯做法。”我认为郭××所谓的扣帽子、打棍子、整人等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温端政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文章。当时他的学习成绩好，在《中国语文》上写一些文章，都是知识性的。他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当时学术批判的，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的背景来谈他的文章。其次，这是一次学术批判，根本不存在整人的问题。我们通常讲的扣帽子、打棍子，都是从政治上讲的，而当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三，我们在文章中的确用了一些不敬之辞，在当时属一种流行话，而温端政文章没有能避免，但他属一般的，不是突出的，可拿《语言研究与批判》一书来检查。但是，我们的批判是不正确的，不仅是言辞，在内容上也是如此。对此我们早己认识到，并深为痛心。
现在郭××找出四十年前温端政的文章，寻章摘句，完全抛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温端政说成是一个扣帽子、打棍子、背叛师道的整人者，蒙蔽一些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人，以此攻击温端政，其手段拙劣，其用心不良。
我作为当事者，有必要澄清事实真相。
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原国家语委副主任 曹先擢（签字盖章）
1998.11.21
这个“证明”，充分体现了先擢兄主持公道、嫉恶如仇的正义形象。
1993年5月，郭某以损害其名誉权为由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语文研究》编辑部和我提起民事诉讼，我们立即提起反诉。1997年12月20日，太原中院作出判决，判郭某抄袭成立，应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0000元。郭某不服判决，上诉至山西高院。高院开庭审理时，明显支持我方，但由于我们后来未能满足主审法官的索贿要求，结果改判郭某不构成抄袭，要《语文研究》编辑部和我向郭某公开赔礼道歉。
对山西高院的终审判决，我们完全不能接受。通过许多途径申请再审，都没有成功。在走投无路时，我们找到先擢兄和行健兄。经过商议，他们提出组织语言学界著名学者联名呼吁，以引起社会关注。他们共同起草了“呼吁书”。“呼吁书”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案情，有力地反击了山西高院的终审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全文如下：
呼吁司法公正，反对枉法裁判
1990年山西省学术界发生了一起剽窃抄袭案：剽窃者是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现省乡镇局干部郭××，被剽窃者是省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温端政。揭露剽窃抄袭的是权威杂志《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1993年山西社科院主办的《语文研究》1、2期刊载了《方言》的揭露信和分析、谴责郭剽窃抄袭行为的文章。5月，剽窃者把《语文研究》编辑部及其主编温端政告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太原中院依据国家版权局的两次鉴定判决郭××剽窃抄袭成立。这一判决得到语言学、方言学界广泛支持，因为郭的剽窃抄袭是铁的事实。它不单为国家版权局的鉴定确认，被太原中院一审判定，而且也为中国语言学会、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权威鉴定所确认，又为全国6所重点大学的8位语言学、方言学博士生导师的鉴定所确认。
郭××于1998年1月上诉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此案审判长居然为剽窃抄袭者翻了案：认为郭不构成抄袭。二审判决并无新证据、新观点和新的适用法律，全凭法官手中的审判权：没有新证据，就不惜把郭提供的、已被国家版权局否定了的伪证当证据；没有新观点，就不惜编造“雷同不可避免”论；没有新的适用法律，就不惜杜撰“法定的抄袭界限”。更有甚者，判决书里多处歪曲事实，编造假话。
我们认为，二审判决的实质问题是司法惩治剽窃抄袭还是袒护剽窃抄袭。这是体现在此案中的司法公正还是司法腐败的原则分界。二审支持和保护了剽窃抄袭，这是枉法判决，是司法腐败的一种表现。
二审判决造成了我国学术界一起知识产权冤案。这一冤案的直接受害者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国家核心期刊《语文研究》。原本是正当的舆论监督，却枉判该刊编辑部向剽窃者公开道歉；根据国务院第210号令（1997年1月），期刊编辑部不具有法人资格，二审却枉判它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冤案的另一受害者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温端政。他的劳动成果被剽窃，反而被判向剽窃者公开赔礼道歉。更重要的是，这一枉法判决损害了我国的法律尊严，损害了司法公正，损害了党群关系。二审判决还使剽窃抄袭披上了合法外衣，剽窃抄袭者到处制造舆论，四处骚扰，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二审判决引起了全国语言学界乃至于学术界的关注和义愤。
因此，我们呼吁领导和有关部门、社会各界予以关注，请求人大和法院、检察院迅速纠正这一枉法判决，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在这个呼吁书上签字的，第一名是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主编侯精一，第二名就是曹先擢。接着是李行健、李荣、陈章太、周有光、王 均、裘锡圭、苏培成、鲁国尧、谢自立、张振兴、熊正辉、王福堂、陆俭明、郭锡良、徐通锵、许宝华、范 哓、刘叔新、李如龙、钱曾怡等，共150名著名学者。
这个“呼吁书”作用很大。经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报道后，在全社会产生了影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我们抗诉申请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0年9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才引起山西高院另组合议庭再审。经合议庭调解，我们最终转败为胜。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先擢、行健兄所给予的大力帮助。
七
2000年12月，我因动疝气手术住院治疗，躺在病床上，想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即将实施，应当编写一套通用性的语文辞书。出院后，立即向时任语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守业提出建议。他向领导汇报后，总编辑杨曙望很快带领几位助手来山西社科院与院长张成德商谈编辑出版“通用语言文字系列工具书”事宜。商定成立编委会，杨曙望、张成德为副主任（主任为袁贵仁），我和沈慧云为编委。这套系列工具书共7种，其中我和沈慧云联合主编的有5种，包括《通用成语词典》《通用歇后语词典》《通用惯用语词典》《通用谚语词典》《通用格言词典》，先后于2002年1月和2004年1月出版。
语文出版社为了提高这套系列工具书的影响力，邀请先擢兄撰写总序。先擢兄欣然接受。在“序”里，除了说明这套系列工具书出版的意义外，还论证了通用性和规范性的关系，指出：“规范性指标准的一致性，通用性指使用的普遍性。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的统一。对语言文字来说，规范性是实现通用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规范性，就难以达到通用性的目的；而通用性则是规范性的基础，离开了通用性，规范性就失去了依据，就难以立足和推行。”还着重指出：
这套工具书为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编写中注意了这样几点：
1．贯彻规范标准。解析国家现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说明规范标准的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把规范原则具体化，一一落实到相关字词中去，使辞书成为规范与应用的桥梁。
2．遵守约定俗成。对尚未制订规范和不便制订规范的问题，按照约定俗成、普遍通行、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原则处理。
3．坚持正面引导。对规范标准以宣传、推荐、提倡为主，按照规范标准和使用层面的不同情况，注意在某些标准的处理上对一般使用者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
4．注意适度包容。对标准之外社会上比较通行而又存有争议、一时难于统一的问题，不强行定于一尊，非此即彼，而是在表明倾向性意见的同时允许、认可其并存。
我认为，以上几点充分体现了规范性与通用性的结合，这样做，既坚持了规范的标准，又达到了通用的目的。
我曾经多次阅读先擢兄所撰写的这个“序”，感到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给予我们从事辞书编纂新的动力。
八
2002年年初，我们院领导为促进学术研究，提出为资深研究员出版论文集，各自联系出版社单位。当时，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比较密切，便请求他们出版我的论文集。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词编辑室主任的杨蓉蓉女士欣然同意，说他们正有意出版我的论文集。我便约请先擢兄为我的论文集作序。先擢兄很快就把写好的序言寄给我。在序言里，他回忆了当年在北大中文系同窗学习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观点，还讲了一个我不知道的事情。序言写道：
（当时）在学习上我们是很刻苦的，都开足了“马力”。由于基础、资质等条件不一，有的人进步快一些。这里说的“进步”不光是考试的成绩，更重要的指能力，指科学研究的能力。学的知识要能转化为能力，得有这样一些要素：系统掌握所学知识；能进行科学分析；会写文章；勤于思考；善于安排时间，好整以暇；不但学知识，而且注意学治学方法。这些方面端政都具备。因此，他在大学期间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方言方面的学术论文了。当时，教我们方言课的是袁家骅先生，“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端政很快成了袁先生的高足。老师关注高才生，这是通例。有一次在汉语教研室开会，我作为一名学生参加了，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讲得还不错，王力先生在我发言后问我，你是温端政吧，可见他不认识我们二人，但是他却知道“温端政”这个学生。
这段话中，论述了学习成绩和能力的关系，知识和科学分析的关系，学知识和治学方法的关系，都很有启发性。至于他提到的王力先生问他是不是“温端政”的事情，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九
2010年3月，我们编纂的《新华语典》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完成了初稿，参编人员还撰写了十来篇编写体会的文章。为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商务印书馆和山西省社科院决定联合召开“《新华语典》审稿暨学术研讨会”。会议特邀了五位专家，除先擢兄外，还有江蓝生、苏宝荣、晁继周和李红印。
先擢兄那时身体已经不大好，走路都有些困难，但他还是在夫人的陪同下，来太原参加会议，这使我十分感动。
会议于这个月27日上午开幕。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丽萍主持开幕式，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中元和时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的周洪波先后讲话。特邀专家也都作了发言（江蓝生临时因故未能到会，提供书面发言）。
先擢兄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他在发言中，说他看了《新华语典》初稿之后，感到这是一部基础较好、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的辞书。他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有几个因素：
一是有正确的理论指导。2002年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汉语语汇学》和《汉语语汇学教程》，构建了汉语语汇学的理论体系。《新华语典》就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编成的。
二是有一个现代化的语料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个语料库，语料编成六卷本《古今俗语集成》出版。本世纪初期，通过完成国家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语料的计算机处理及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研究”，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型语料库。
三是有语类辞书编纂基础。在编纂《通用成语词典》《通用歇后语词典》《通用惯用语词典》《通用谚语词典》《通用格言词典》等小型语典基础上，又编纂了《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后语词典》等中型辞书，还编纂了《中国俗语大词典》《中国歇后语大辞典》《中国格言大辞典》等大型的语类辞书，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四是在编纂辞书实践中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先擢兄的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参会期间，他接受了《山西日报》记者李晓芳的采访。采访录发表在《山西日报》上，下面摘引其中有关《新华语典》部分：
记者：目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正在编纂出版《新华语典》，这是一部怎样的辞书？与您谈到的前几部标志性词典有哪些继承和发展？
曹先擢：《新华语典》全书200多万字，词条22000条。我们期待着这部原创的、有科学的理论支撑的实用工具书早日与读者见面。山西省社科院语言所在语汇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这个所的温端政先生，担任《新华语典》的主编。温端政曾师从王力先生，从事语汇学研究40年。2002年他首先提出 “语词分立”的理论。“语词分立”的主张，就是将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归入“语汇学”，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新学科。“语”的突破性研究，为《新华语典》的编写奠定了学术支撑，也是对前几部标志性词典的继承和发展。
记者：《新华语典》由省社会科学院独立负责编纂，一个省级社科研究院是否具有这样的实力？
曹先擢：山西省社科院是全国语汇研究和语典编纂的重要基地，上世纪80年代，温端政着手创建“汉语俗语资料库”。2002年“汉语俗语资料库”（光盘）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资料库”的建立为《新华语典》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山西省社科院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温端政、吴建生等20余人组成的课题组，确保了这部辞书的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
从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出，先擢兄对我们编纂《新华语典》是多么支持，我们对此一直感激在心。
会议结束后，我见先擢兄行动有些不便，夫人身体也不是很好，便让女儿朔彬伴送他们返京到家。朔彬回来后告诉我，一路平安顺利，这才放下心来。
编纂《新华语典》，是2002年5月参加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时，洪波同志向我提出的。他建议先编《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后语辞典》，然后在此基础上编纂《新华语典》。原先拟订的体例，是用例全部采用书证。洪波同志审订后，要求全部改用自编例句。这就大大增加了难度。我们的团队，缺乏自编例句的经验，虽然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初稿交到商务时还是被打回来。责任编辑初审后，认为所编例句十有八九有问题。当时我真有点如雷轰顶的感觉，几乎失去了信心，想打退堂鼓。洪波同志知道后，把我们的编写骨干6人召集到北京，在他亲自指导下，重点修改例句。这时，我想到先擢兄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决不能辜负他的期望，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拼死拼活也得坚持到底。
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经洪波同志同意，我们把稿子带回山西继续修改。大家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期，埋头苦干。我自己更是不敢怠慢，对所收22000来条，逐条推敲，终于达到了基本要求。正如责任编辑陈玉庆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这样一部较大部头的语类辞书，全部采用自编例句，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没有“啃硬骨头”的精神，是完不成任务的。
十
先擢兄不论是做学问还是为人，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典范。
在做学问方面，他一步一个脚印，把务实和创新结合起来。他早就立志从事《说文解字》研究，把一生精力用在汉字研究上，包括汉字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语文研究》就曾经发表过他这方面的论文：
关于同音替代 1981年第1辑
通假字的识别 1982年第2辑
关于〇的一点意见 1990年第4期
字典三特点 1992年第1期
读了这些文章，结合他撰写的《“打”字的语义分析》等文章可以看出，先擢兄在治学上深受王力、吕叔湘、魏建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影响，在字义分析中注意分析语法意义；在词义分析中，坚持历史主义原则。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同年级同学聚会之后，同班同学郑骅雄挑头办了一个内部交流刊物，名叫《五四通讯》。后来他把“通讯”里的文章选收一部分，以《未名湖萦思》为书名出版。该书收的头一篇文章就是先擢兄的《燕园侍坐杂忆》，其中第六部分有下面一段文字：
1980年我被评为副教授，须开专题课。我报了《说文解字》讲读，古汉语教研室同意了，最后各教研室的开设意见都汇总到朱德熙先生那里，由他审定。我的申报，朱先生未批准，说现在还不能开，现在请周祖谟先生开，曹去听课并任辅导工作。周先生说可以了再开。这样我就听周先生课，一年后，周先生说可以，我才讲这门课。申报时，我研究《说文》已有十几年时间，《说文》的小篆我抄了很多遍，自认为也不是轻易申报的。但在听了周先生的课后，才觉得还差得远。《说文》的许多书，我还没读。我想写一本《说文概说》，定下目标把有关著作都看一遍，但这个目标至今未能实现。我现在的一点学问，主要是建立在《说文》的研读上的，仍不敢说对《说文》有真正的研究。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北大对教学和治学的严格要求。先擢兄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正是这个严格要求的体现。
在同一篇文章的第十部分，讲了一个故事：
大概是1990年，我对“清明上河图”的“上河”二字的解释发生了兴趣，古代说“河上”“江上”就是河边、江边。“上河”可能是倒序的，是否也可指河边呢？那时我已调到国家语委，但家仍在北大。我的一切证件都退了，只有借书证经领导特批没有退。每周我照例去北大图书馆。这“上河”二字可让我吃了苦头，搞不清其确切含义。一天正好邓广铭先生也在教师阅览室看书，我恭敬地趋前请教。他说，“清明”二字你懂了吗？我说不就是清明节吗？他说，你看那画上的人光着膀子摇着扇，已是夏天了。他不无风趣地说：“清明上河图，我们真正懂的只有一个图字。”我进一步知道了做学问之不易。邓先生的话给我教育极深。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先擢兄治学的严谨，不放过常人不以为问题的“小问题”。
在为人方面，先擢兄更是我们的学习榜样。这方面，前文已经谈到了，用不着再多说。这里只补充一个他在上述《燕园侍坐杂忆》一文中讲的王瑶先生催装电话的故事：
王瑶先生是政协委员。那时按规定，家里有一部电话（分机）。“文革”期间被拆走了。1980年落实政策，补装电话也是其中一个内容。王瑶先生写了申请，经系总支同意上报。王先生常来催问。有一天他有点光火，问我：“曹先擢同志，电话问题批下来没有？”实际上头一天已批下来了，批的是暂时不装，无号码。我想这样告诉他，他会不高兴，伤害他的情绪。灵机一动，就回答说：“还没批下来，我抓紧催办。”后来总支秘书杨春田问我为什么这样回答，我说你想一想就会明白的。不久，批文下来，就给王先生装了电话。
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处处细心地为别人着想的。
先擢兄走了，他比我先走一步。如果真有天堂的话，我们不久就会在天堂见面，不知那将是一番什么情景！
20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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