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峰 | 辞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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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
巢 峰编纂和出版辞书，究竟应当具有怎样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呢？根据我的体会：
第一，要有忘我的奉献精神 第二，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第三，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 第四，要有科学的工作态度一、忘我的奉献精神
中国有一种优良传统，人们著书立说，特别是立经立典，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条件地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子孙后代。
毛泽东引述过太史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话，大意是：文王拘，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不韦入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司马迁此说，是他的切身体会。他身受腐刑，奇耻大辱，却忍辱负重，完成了千古绝唱——《史记》。这些先哲们著书立说，非但一个子儿稿费没有，又何尝想到成名成家！
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著。这本书前无古人，发明了部首，建立收字、释义、注音、引证等编纂体例，历时22年。成书后许慎去世，他的儿子遵父嘱，用了一辆牛车，把竹简献给东汉皇帝。许慎在著《说文解字》时，何尝想到名啊，利啊！
明李时珍经历27年（到公元1578年），著成《本草纲目》，收录原有诸家《本草》所载、但经李时珍鉴别考证和修订的1518种药草，新增374种药草。总结了 16世纪以前中国的药物学。就其性质说，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辞典。李时珍著作此书，何尝想到名啊，利啊！
应该说，从基本情况看，著书立说不求名利的优良传统，被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一代代继承下来。从当代情况看，许多优秀辞书如新《辞源》、新《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等，都是奉献精神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出版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虽然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仍然取得重大成绩，出版了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读物、文学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课本和课外读物、少儿读物、古籍读物等等。但如前面所说，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出版有份量的辞书。据说，圣马力诺共产党访问中国，赠送给邓小平一部《圣马力诺百科全书》，而当时中国拿不出一本有份量的辞书回赠。出版界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大国家，小辞典”。
作为国家出版局领导人的陈翰伯，对这一现象十分不安。1974年，在那“红色风暴”年代里，他冒着“走资派还在走”的风险，组织了调查组，先后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对我国辞书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列有160个选题的十年辞书规划。这一规划经1975年3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的辞书编写出版座谈会讨论定稿，最终得到邓小平和周总理批准，并付诸实施。可以说，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此后，翰伯同志就为落实这一计划，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他重点抓160种中的《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五部书的修订或编纂。尤其是《汉大》，开头几年，他亲自挂帅，组织和统帅华东四省一市的五路大军（后为五省一市）。
《汉大》每开一次或两次会议，翰伯在会上或会后都会为会议起一个名字。1977年开了青岛会议，1978年开了黄山会议。那时，是粉碎“四人帮”的初期，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尚未平反，极左流毒严重，工作难度甚大。翰伯同志之所以把这两次会议称为“青黄不接”，就是这个原因。1979年初苏州东山会议，情况有了好转，被他命名为“东山再起”。1981年在北京万年青宾馆开了“万年长青”会议，1983年，在厦门开了“鼓浪前进”会议……
由于积劳成疾，翰伯同志在1977年青岛会议上就突发脑血栓，但仍带病工作，由于操劳过度，1983年再度中风，以致半身不遂。而《汉大》规模巨大，没有十年二十年时间，断难完成。翰伯自知看不到《汉大》出齐，在厦门会议上饱含激情地说：“昨天我想到陆放翁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有一天《汉大》出齐，希望得到这个消息，我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汉大》在1994年出齐，而翰伯却于1988年8月26日凌晨6时悄悄地去世了！
陈翰伯同志为中国的辞书事业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他没有得到任何稿酬或其他形式的利益，真正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奉献精神，牺牲精神。
在陈翰伯重点抓的五部书中，《现代汉语词典》上马最早。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从1956年7月开始，先后在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主持下，前后参加编写修订的有90多人，经过十六七年的艰苦努力，《现汉》终于在1973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问世，1978年12月经修订公开发行。以后又出了二版、三版、四版、五版，印行了三百三十多次，发行四千多万册。
吕先生说过，“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那时词典办公室在西单一带，而吕先生家住中关村，他每天上班都乘公共汽车，还带着馒头当中饭，馒头太干，就一边喝开水一边吃，而他又有胃病，生活极为艰苦，但工作却极为紧张。每天定稿都有指标，他心急如焚，在1958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说：“看一个‘成’字平均每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吕先生做主编，是名副其实的主编，在他主持《现汉》期间，有四五年时间全身心都扑在词典上，何尝想到名啊，利啊！《现汉》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屈指可数的名牌，是吕先生、丁先生等那一批无私奉献的编纂者卧薪尝胆的结果。
修订《辞海》，也是160种辞书计划中的一种。修订《辞海》前后已有50年历史。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辞海》主编之一舒新城。舒提出编辑《辞海》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主席说：“我极为赞成。”“到现在还只能用老的《辞海》《辞源》，没有新的辞典”。“你应该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门，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舒先生听说要他挂帅，表示为难：一则人手不够，经费有限；二则自己年龄大了（此时舒64岁）。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有儿子吗？自己干不了，儿子继续干下去”，鼓励舒先生“一定干”，并指示在场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帮助舒先生解决具体问题。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舒新城为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为主任（主编）、罗竹风等为副主任（副主编）。罗竹风一开始就参与《辞海》的各项组织领导，后来，一段时间脱产参与领导《辞海》的编辑工作。当时，中国文坛精英相当部分都参加了《辞海》的编纂。如数学苏步青、谷超豪，桥梁学李国豪，生物学谈家桢，文学郭绍虞、刘大杰，医学沈克非、石美鑫、裘沛然，京剧周信芳，昆剧俞振飞，音乐贺绿汀，美术丰子恺，美学蒋孔阳，经学周予同，历史周谷城、谭其骧，法学张友渔，考古夏鼐 ，国际金仲华，民族翁独健，经济漆琪生，电影张骏祥。名为修订《辞海》，实际是重编。从1957年算起，仅用8年时间就出了《辞海》（未定稿），这是全力以赴的结果。本来以为第二年就可以公开发行，没想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序幕。有口皆碑的《辞海》（未定稿），竟被打成“字字句句都是毒的大毒草”。1966年7月，七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组成了“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庙小阴风大，池浅王八多。
1967年12月9日张春桥说：“《辞海》那里好人不多。”徐景贤在一旁帮腔：“辞海编委会成员96%以上都是牛鬼蛇神。”从此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石西民、瞿白音、贺绿汀、杭苇、罗竹风、周信芳、傅东华、陈落、曾彦修等等，无一幸免。许多人几乎从“文革”一开始就靠边，进牛棚，挨批挨斗，而打倒“四人帮”后一两年还未平反，罗竹风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再想一想，司马迁说的“文王拘，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那段话，就会有新的体会。编辞典的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文革”十年，除了铺天盖地的“红宝书”外，其他出版物寥若晨星，书荒亦如旱荒，“赤地千里”，图书市场除了红色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颜色，尤其是广大读者迫切需要的辞典，少而又少。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屈指一算，此时离出书时间不到一年，而十年“文革”把全国搞得混乱不堪，《辞海》当无例外。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逝世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于1977年去世，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还在等待平反，辞海编辑所主任杭苇已调回教育局，众多分科主编和编写人下落不明。重新组织队伍，做好各项准备，即使最快速度也要三个月，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等充其量不足九个月，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任务，谈何容易！
中共上海市委当机立断，决定由夏征农同志担任《辞海》主编，并请回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是世界上最识大体的知识分子，挨批挨斗这么长的时间，一旦党和国家召唤，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几乎个个应命，加班加点，日夜奋战，连春节也不休息，克服无数困难，革命加拼命，终于如期完成编纂《辞海》1979年版的任务。以后又完成了编纂《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的任务。
开始参加《辞海》编纂的作者以千人计，而在《辞海》中署名的只有数百人，但从未发生过一起署名纠纷。由于工程浩大，经费有限，《辞海》的稿酬并不比一般书丰厚。1979年版千字平均稿酬只有5.5元，杯水车薪，聊以致意。但迄今为止，没有产生过一次稿酬纠纷。记得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只送夏征农主编样书五部，罗竹风副主编样书三部，没有分文稿费。编《辞海》真可谓一不为名，二不为利！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0多年前，法国出了一个狄德罗（1713—1784），而当代中国出了一个姜椿芳。姜与狄德罗都活了70岁，他们都是戏剧家。狄德罗蹲过法国的监狱，而姜椿芳则在秦城监狱蹲了将近7年（1968.9.16—1975.4.19）。狄德罗在监狱中构思和策划百科全书，姜椿芳也在监狱中构思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狄德罗被后人称为法国的百科全书之父，姜椿芳也被《中国日报》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新华社称他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姜椿芳在监狱中苦思冥想，中国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他的答案竟与狄德罗苦思入狱原因一样：愚昧和无知。为此，他决心出狱后要奔走呼号，像狄德罗一样，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用以启蒙读者。
1975年4月19日姜椿芳出狱，当天原中央编译局领导王惠德、张仲实等人来看他，姜老就向他们提出编译局可否考虑编纂一部中国百科全书。一个在狱中熬了7个年头，刚出狱几个小时，不谈自己身体如何，家庭如何以及在狱中受到的折磨，而首先提出编纂中国百科全书，可见他对编纂中国百科全书一事，已经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
为了办成此事，接着他就在文化界、理论界广为宣传，找了很多人，如胡乔木、倪海曙、唐守愚、梅益、于光远、王子野、许立群、胡愈之、王益、陈翰伯、黎澍等同志，宣传他的主张，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时，他又到处搜集世界各国关于百科全书的资料，并正式提出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1978年6月小平代表中央正式批准《中国大百科全书》立项。接着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聚集了中国一代之精英，他们当中有钱学森、卢嘉锡、于光远、贝时璋、华罗庚、苏步青、严济慈、钱伟长、茅以升、张友渔、宋时轮、吴阶平、费孝通、许涤新、陈岱孙、胡绳、朱光潜、贺绿汀、曹禺……
聂荣臻亲自撰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南昌起义]等条。徐向前秘书撰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徐帅亲自审定。叶剑英撰写[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审定。胡耀邦审改[皖南事变]，黄克诚撰写[土地革命战争]，肖克撰写[人民解放军]，刘华清撰写[军事科学]。[毛泽东]条由中央文献研究所起草，胡乔木修改，邓小平审定。[导弹]条钱学森撰稿，成稿后再与其他学者讨论，数易其稿。[杂交稻] 条，袁隆平撰稿，斟酌再三。[百科全书]条姜椿芳撰写。考古学家夏鼐，下午发病住院，上午还在伏案修改稿件。他辞世时，人们发现在他的案头床边堆满了大百科的资料。建筑学家童隽，就是在撰写[江南园林]条时溘然去世的。
大家想一想，姜椿芳等一大批中国的百科全书派，究竟是为了什么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继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的梅益同志说：“编撰‘大百科’这样的书，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看不到名，得不到利。如果没有相当的奉献精神，没有为国分忧的精神，根本无法做到。”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了一部《中国茶叶大辞典》，获得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部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编纂，一直到本世纪初出版，前后花了10年时间。编纂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就是责任编辑只有马静一人，她既做组织工作，又要从头学起，即要学茶叶知识，学辞书编纂知识，并审读加工全部稿件。而她碰到的困难，如果不是难于上青天，就是等于掉进了苦海。
新闻出版报记者郭晓虹曾以《芳草碧连天》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报道中说：为了编纂此书，马静的生活进入了非常时期。她的时间表上没有上下班，不分节假日。她为自己定下规矩，不探亲，不访友，不会客。在她家里的写字台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警示语：“会客请勿超过5分钟。” 1999年马静因胆结石住院，在两个多月的治疗中，她背着一捆连健康的人都拎得吃力的稿子，在病床上夜以继日地审稿、编辑。在此期间，她公公不幸瘫痪，父亲患脑血栓，只得雇人或求助他人帮助。儿子从小学到中学，个子长得比她高了一头，而在她的记忆中，只有一次在他考入初中时，陪他去公园玩了两个小时。孩子生了心肌炎，她心疼得落泪，但却无法停下手中的工作。一天，读高中的孩子突然失踪了，马静心急如焚，只得依依不舍地停下手中的工作，奔走寻找。为此，学校班主任狠狠地教训了马静一顿。漫漫十年耕耘，也等于十年没有效益，马静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别的编辑工资奖金收入不断增加，而她的工资奖金收入不增反减。但不管多大困难，马静总算挺过来了，谁说苦海无边，马静不是到了彼岸了吗！
我出席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茶叶大辞典》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发言，对这部辞典、对编撰这部辞典的作者、对出版这部书的出版社，尤其对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马静作了崇高的评价。马静和本书的编纂者的奉献精神，与上面所说的先进事迹一样，是我国辞书界的精神财富，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毋庸讳言，辞书界在弘扬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消极现象。其中以“王同亿现象”最为典型。王同亿现象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10年左右时间内，王同亿自编、主编并已出版的词典有25部之多，1.7亿字，平均每年1700万字，每日（一年365日）46575字。其速度之快，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包括2700万字（一说2400万）的《语言大典》，670万字的《现代汉语大词典》，420万字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因此，王同亿被某些媒体炒作成“奇人”“超人”“超韦伯斯特”“辞书大王”“著作等身”“没有军衔的将领”“两百年后只剩下王同亿”等等。从而，此人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王同亿及其同类人物炮制伪劣辞书的行为被称为“王同亿现象”。王同亿现象的特点之一是抄袭剽窃，特点之二是胡编滥造，特点之三是弄虚作假。
中国辞书学会发起对“王同亿现象”的批判，从1992年到1995年，在各种媒体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单位还与王同亿打了五场官司。无论在道德法庭上或司法法庭上，王同亿均以失败告终。
我在《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一文中，把辞书战线上的这场斗争概括为“第一战役”。
第一战役后，王同亿并未死心。2001年他带着他主编的、京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以及基本从此书抽出来的字或条目组成的《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在北京西单召开新书发布会。不久，又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开本的《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此书只在《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的基础上增加不足1%的条目，又在少量条目上增加一些例证，便成为另一本“煌煌巨著”，并以680元的高定价、1.5—2折的低折扣的手法抛向市场。
王同亿不懂语言学，不懂辞书学，却会投机取巧。他把谚语、歇后语集中起来，作为词典的书证。而有关谚语和歇后语的书籍和资料多如牛毛，搜集起来十分方便。但其中有许多糟粕，加上条目的释义十分粗俗，使许多条目不堪入目。
为此，中国辞书学会又一次发起对王同亿现象的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十家报纸都作了报道或发表了批判文章，王同亿这几部书被勒令停售。
我把对王同亿的第二次批判概括为辞书界的“第二战役”。
王同亿现象卷土重来，引起中国辞书学会的高度重视，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经常跑甜水园图书市场，测试辞书市场的水是“甜”的还是“苦”的，终于发现甜水园的水甜酸苦辣样样俱全。该会把情况汇报给新闻出版总署，总署决定开展2003年辞书专项质量检查，并委托中国辞书学会承办。
2003年10月17日总署公布了19种不合格辞书名单，并进行了严肃处理。概括这19种图书中的问题：①抄袭剽窃；②粗制滥造；③弄虚作假。活脱脱王同亿现象重演，不同的就是没有王同亿的王同亿现象，而且又都是国家出版社有组织进行的。所以说这是王同亿现象的发展。我把对这些书的揭露和批判概括为辞书战线上的“第三战役”。
这些腐败现象，是奉献精神的对立面。什么行业都有职业道德，开药店的不能卖假药；开饭馆的，不能卖变了质的菜肴；编辞书出辞书的，不能抄袭剽窃，不能胡编滥造，不能弄虚作假。凡是不遵守行规和职业道德的人，特别是那些腐败分子，与前面讲的那些无私奉献的先哲和无名英雄相比，何等渺小，何等卑劣。那些无私奉献的先哲和无名英雄，像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而热衷于“王同亿现象”的那些人，却是高山旁边的一抔黄土。那些人非但不会编出合格的辞典，而且到头来，害人害己，“超人”“奇人”等全都成为可笑的谎言，而那些坏书，不过是历史耻辱柱上的罪证罢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彼此消长。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因此，辞书编撰者、出版者，在编撰和出版辞书之前和编撰出版的过程中，始终必须端正编撰和出版的动机。弘扬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反对“一切向钱看”；做一个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辞书工作者。二、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我国，辞书的编纂出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对涉及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辞书，更要高度重视指导思想。不能一提指导思想，就认为是教条，是政治挂帅，是贴标签。辞书的指导思想，对于保证辞书质量有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精神是人的灵魂，那么也可以说，指导思想就是辞书的灵魂。
在我国，辞书编纂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是辩证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是唯物的，不是唯心的；是与时俱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在观察社会问题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由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最终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的，它的发展过程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等阶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这一点，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
前面讲过，1979年版《辞海》的编纂，时间不到一年，难乎其难。其实，最难的并不是时间。“文革”十年，学者专家非但无用武之地，而且大多数人挨批挨斗，如今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那股被压抑多年的工作热情，就像滔滔奔流的江水。一天少睡几小时觉，所有休假都可以用上，一年不到的时间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最难的是许多条目几乎无法处理，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抓纲治国、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十一次路线斗争等等条目，如何处理？
在1978年年底和1979年年初的时候，最近的一次最权威的党的会议是中共“十一大”。而“十一大”是“凡是派”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除了总结粉碎“四人帮”阴谋反党集团以外，完完全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会议十分强调“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十一次路线斗争，强调抓纲治国，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虽然传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拨乱反正，但对上述问题还没有明确指示。
编辑部面对这些问题，一时束手无策。编辑部意识到，如果以此为根据，1979年版《辞海》很可能成为人人唾骂的大毒草；但如果不以此为依据，《辞海》的决策者将可能再次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为此，夏征农主编决定，派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去北京请示。罗老在北京直接、间接找了许多领导人和学者（朱穆之、洪禹、胡绳、廖盖隆、费孝通、宋振庭等等），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不敢打包票，差不多都说“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中央决定《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30周年前出版，这一点，决不动摇。时间不等人，逼着编辑部作出决策。“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编辑部决定自己搞一个办法，这就是8条39款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意见”大胆否定以阶级为纲、纲举目张、抓纲治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贯彻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十一次路线斗争、党内资产阶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意见”明确指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一概避免，在该条中只讲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及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意见”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律按辞书习惯称姓名，不加“同志”“主席”“伟大领袖和导师”“革命导师”等称号。提到党和毛泽东的地方，要把党放在前面。“意见”明确提出关于“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这类提法，应尽量避免，特别不要讲某一个人缔造。
这些问题，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并不稀罕，但当时却要冒着极大风险。我在起草这一“意见”时，莫逆好友好心劝告，“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我把这话告诉罗竹风，罗老诙谐地说：“砍头不过碗大个疤，大不了再进牛棚！”
1979年版《辞海》之所以站得住脚，是与编辑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胜利！
这一事例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有人或许会这样想，现在党的方针路线十分明确，指导思想不会出什么问题。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王同亿事例不说，有些专家确也努力编撰辞典，但就是因为指导思想模糊，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或缺陷。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东西方哲学大辞典》，收词3038条，275万字，16开精装本，1231页，在我国哲学辞书中堪称煌煌巨著。
该书名为《东西方哲学大辞典》，但中国条目绝无仅有。全书收有九百余位西方和印度、日本、朝鲜等国哲学家，却既不收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也基本不收中国历朝历代的大哲学家、思想家。翻遍全书，发现只有明清之际的学者[朱之瑜]，即或还有，仍属挂一漏万。
该书收了[日本佛教][日本阳明学][日本的朱子学派][大坂朱子学派][朝鲜儒学][朝鲜佛学][朝鲜朱子学]，却不收源于中国的中国儒学、中国佛教、中国佛学、阳明学、朱子学。遍查全书，中国几无一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等学派，一条未收。全书收了几百种著作，但中国哲学著作几无一种。
凡西方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此书应有尽有。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不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东方获得巨大发展，其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等也不在其中。此书收有三四百个主义或学派，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不在其中。此书收了许多作者的著作，但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一本未收。
该书词条中，没有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等等条目；没有国家、政府、军队、法、法律、民主、专政等等条目；没有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条目；没有人民、民族、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等等条目；没有实践、真理、理想、道德、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宗教等等条目；没有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条目。一句话，全书基本上未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名词术语。
从释义看，该书许多条目，只讲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哲学，不讲历史唯物主义。如[行为]只讲杜威的观点，[实践与理论]只讲康德、黑格尔的观点，[价值]只讲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都不讲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信仰]的释义阐述了德尔图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皮尔士、詹姆士、杜威、马塞尔的观点，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灵魂]阐述基督教、德尔图良、奥利金、奥古斯丁、阿维森纳、阿威罗伊、托马斯·阿奎那、彭波那齐等的观点，宣扬灵魂遗传论、先在论、灵魂肉体二元论、灵魂不灭论、上帝创造论，却只字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哲学中只有历史唯心主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而在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它就成为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就没有完整的哲学。抛弃那么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概念和名词术语，何以构成哲学？而不用历史唯物主义释义，就不能正确阐述社会和历史现象，只能给读者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知识。
编纂者、出版者把中国哲学丢掉了，把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丢掉了，把他们的著作丢掉了，把历史唯物主义丢掉了，居然若无其事。如果找找原因，我认为在策划和编写该书时，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是症结所在。前面说过，指导思想是辞书的灵魂，这本书我看就没有灵魂，即魂不附体。这样做是绝对不可能编出好书来的。▲2007年第二期辞书班老师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李志江、周明鉴、巢峰、徐庆凯、尤广巽先生
三、严谨的工作作风
如果说奉献精神和指导思想，是严谨作风的前提；那末，也可以说，严谨作风就是奉献精神和指导思想的结果。做人民群众的牛，一方面不计名，不计利，“吃的是草”；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劳动却要尽心尽力，精益求精，“挤出的是奶”。
编辞书，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诗经》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们经常用“十年磨一剑”形容编纂大型辞书，辞典的的确确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磨”出来的。1989年版《辞海》出版前夕，江泽民同志为《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就是对编纂辞书的严谨精神的肯定和鼓励。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修订《辞海》，作者曾在上海浦江饭店三次集中，其中有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专家。当时，大家基本上都没有编过辞典，辞典条目怎么写？谁也不清楚。编辑部就确定几条条目试写，[竞走]就是一条。试写稿拿出来了，写了150多字，其中有不少可有可无的话，如“它不同于普通一般的走”、“必须依照规则的规定”、“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即为犯规”等，行文重复累赘。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有一位副总编严霜，是位老革命，虽然耳聋，却极严谨。他对本条进行修改，从150多字压缩到60余字，而原稿中的科学内容全部保留。定稿时，又压缩了一半，还增加了“比赛分5公里、10公里、20公里、50公里和1小时、2小时竞走项目”。
此稿改成后，得到众多专家肯定，成为《辞海》第一批样稿之一。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宜兴有个丁蜀镇出陶器。有一家工厂叫均州工艺厂，意为仿古代均州的工艺。“钧陶”，名闻四海，但“钧”字并非“土”字旁，而是“金”字旁。我问他们为什么写成“土”字旁？他们说老《辞海》、老《辞源》都是“土”字旁。我一查老《辞海》、老《辞源》，果然都是“土”字旁，释义说“均州窑”。其实，出陶器的河南禹县古代叫过钧州，是“金”字旁。“土”字旁的均州在湖北，不出陶器。新《辞海》纠正了这一错误（新《辞源》未改），可查[钧窑]。这个故事，又一次告诉我们，辞典错误，谬种流传，影响所及，后患无穷。
又如秋瑾生年，有1875、1877、1878、1879四说。为了弄清真相，编辑部不厌其烦，去访问了秋瑾的外甥女王慰慈和外孙女琰华，查阅了秋瑾之弟秋宗章写的文章，秋瑾之友徐寄尘写的秋瑾墓表。最后，特别是查到了秋瑾亲书的《兰谱》，才认定秋瑾生于1875年。
修订《辞海》中，中俄条约的几个条目，是根据当时一本权威的工具书——《中俄边界条约集》撰写的。编辑查了几条，发现签订日期有误，公历、夏历、俄历对不起来。如《中俄布连斯奇界约》，是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签订的，公历应是1727年8月31日。《条约集》却作雍正5年7月13日，公历1727年9月1日。夏历提前两天，公历推迟一天。经与《条约集》的出版者联系，并得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近代史研究所、清史组等单位的合作，才弄清了所有中俄条约签订的准确时间。
钱学森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为了撰写大百科条目，就像他研究导弹、原子弹那样，对大百科的性质和释义，作了十分认真的研究，在1984年第1期《辞书研究》中，还发表了一篇几千字的《关于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释文》文章。[导弹]条是钱老撰写的，究竟怎么写，他考虑来，考虑去，看了不少参考资料，包括一些百科全书，导弹种类很多，鱼雷也是导弹，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什么都写，就得写本书。因此，钱老决定只写共性，不写个性。而写共性也不简单，钱老决定分成5个部分：一、起源、历史；二、分类（如弹道式、巡航式、地对地、地对空等）；三、系统；四、研制过程；五、战略战术问题。钱老还说，法西斯德国可恶之极，但导弹技术是带了头的，应当维持历史的本来面貌。关于导弹方面的条目，哪些属于短条，哪些属于长条，他都有所考虑。钱老的文章，使人觉得科学家就是科学家，可不像有些领导，由别人起草，自己签字，而是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亲自研究，亲自撰写。
以上我讲的事例，在编纂辞书中是举不胜举的。只有具备这样的严谨作风，才能体现对读者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辞书精神（在《辞海》称为辞海精神；在《现代汉语词典》称为现汉精神；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称为百科精神）。而像王同亿那样的胡编滥造，只能坑害读者和子孙后代，伤天害理，为有良心的辞书工作者所不齿。四、科学的工作态度
科学的态度来不得半点专横和虚假。在理论、知识、艺术、科学问题上，一言堂、家长制行不通，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行。尊重知识、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并把科学态度与严谨作风结合起来，才能编出经典之作。
以收词来说，一些辞典都按音序或部首笔画编排，上条下条风马牛不相及，似乎毫无内在联系，其实不然。以《辞海》收词说，在门类之间、门类之内都有严格的要求和比例，国家、党派、团体、企业、学校、人名、地名、著作等，谁收谁不收，都有严格的标准。即使名词概念，也不能爱收则收，爱弃则弃，或者拾到篮里就是菜。东、南、西、北，能收一个不收一个吗！相对词、母子词、系列词等，都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性、系统性，缺一不可。
词条的定义，要反复推敲。举例来说，[生产资料]一词，一些辞书教科书常常定为“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一切物质条件”。这一定义就不够准确。人们在生产中除了需要生产资料以外，还需要粮食、服装等生活资料，扩而大之，还需要空气、阳光、水等自然条件。这些都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但并不是生产资料。
去年有一度，互联网上掀起一阵批评《辞海》1999年版的狂澜。领头的是陈守礼，参加批评的网站有央视国际论坛、新华网发展论坛、人民网、中华网等数十家网站，批评的条目有几十条。此事惊动了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他们责成上海辞书出版社举行专家论证并正式汇报。
遵嘱，我们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然后又作出了书面汇报。这些批评意见，经过我们认真查核和分析研究，除个别词目合并是否恰当，个别人物经历或事迹的表述与1979年版相比是否过简，需要斟酌外，其余意见大抵属于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或者对辞书的无知。
如[南京大屠杀]条，陈守礼和网上意见是：1999版《辞海》把1979年版的日军屠杀我军民34万人的根据，即“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这句话删掉了。经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认定（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与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的被屠杀的不低于34万人相距甚远，所以《辞海》1989年版就在本条中删去 “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的字样。1999年版《辞海》同1989年版。这样删，是纠正了1979年版的一个错误。
[冈村宁次]条，陈守礼及网上意见：冈村宁次在1945年8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是首要战争罪犯。1979年版《辞海》该条本有这顶帽子， 1999年版却被编者删去了。请问编者：究竟应该根据事实和中国共产党对冈村宁次的定性来写，还是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定性来写？为什么要为战犯开脱？
二战时期的远东战场，认定战犯的法定机关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冈村宁次是战争罪犯一说，非但代表国家的南京军事法庭没有认定，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没有认定。1989年版、1999年版《辞海》中摘掉1979年版冈村宁次的这顶帽子，也属于纠正1979年版的一个错误，谈不上“为战犯开脱”。
《辞海》的每一版都有时代的烙印，由于种种原因，极少数条目并不符合科学性的要求。例如在1965年出版的未定稿中，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中，就不写他是党的首任书记；因为林彪在1964年时已经“红极”一时，所以在[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等条中，把他排在陈毅之前，朱德之后，俨然成为起义和会师的领导人之一；由于彭德怀受到批判，就删去了[平江起义]、 [百团大战]条，在[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等条中，连他是副总司令、领导人也不提了；因为项英有错误，就不收[项英]条。这些不顾历史事实的作法，在《辞海》1979年版中得到纠正；而1979年版中的错误，在1989年版中得到纠正；1989年版的错误或过时的东西，在1999年版中得到纠正。总而言之，辞书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的工作态度。
编纂和出版辞书应有的精神和思想作风，涉及到很多方面，我讲的只是其中的主要几点。个人体会，片面和错误在所难免，请辞书界的同仁批评指正。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