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丨略论《汉语大词典》的特点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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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文史学者、辞书编纂专家、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徐文堪先生2023年1月4日因病在上海离世，享年79岁。对于徐先生的逝世，我们深感悲痛。在此，我们分享《〈汉语大词典〉编纂忆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中徐文堪先生所写《略论〈汉语大词典〉的特点和学术价值》一文，以表达对徐先生的深切缅怀！

徐文堪

《汉语大词典》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4年全书出齐。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一个空前的盛举。它对我国迅速发展的汉语辞书编纂事业，起到了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作用。我国的汉语辞书编纂，有极其悠久的传统。进入现代，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国外辞书编纂的经验，借鉴西方和日本词典的体例和编写方式，出版了一批通行很广、影响较大的辞书，包括汉语语文词典和兼收语文、百科词目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如《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大辞典》等。但是，在《汉语大词典》出版问世之前，还没有一部既收今词，又收古词，也收“不古不今”的语词，具有汉语词语总汇那样性质的词典，供人查阅和参考。《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借用吕叔湘先生的比方，《汉语大词典》应该是古往今来汉语词汇的“档案库”这是《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汉语大词典》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汉语大词典》的编写方针，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所谓“源流并重”，就是说每一条词语的解释都应尽可能依据历史原则，理清词义的来源和演变,发生和发展。在处理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关系时，又以词汇意义为主。同时，考虑到辞书的实用性，为了帮助读者解决在语文学习和运用、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词语的用法也要适当注意，把历史性词典和记录性详解词典的特点结合起来。这些，就是《汉语大词典》进行总体设计和具体编写时的主要思路。

《汉语大词典》23册

编纂历时性语文大词典，资料工作是重要的基础。《汉语大词典》在编写初期，用了三年时间集中做资料工作。除了将已有辞书按词头剪下贴在统一规格的纸片上制成的剪贴式卡片外，还组织近千人认真阅读了3000多种图书报刊，从中收集有用的资料，制成选择式卡片，以后在编写工作中又不断增补，总计涉及的书刊当在万种以。其中先秦至近代的主要典籍都已包括在内，经、史、子、集四部书外，特别注意从早期白话作品和佛教、道教、科技、地理等类书籍和出土简帛文书中补充新资料。现代汉语词汇的资料主要采自革命先辈、知名作家和各方面有代表性人士的作品，旁及报纸、杂志、教科书等。对国内外已有的引得、通检（包括大陆、台湾和日本、法国等编制的），我们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尽可能搜集、复印，供编写人员使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编纂处还复印了部分过去“中国大词典编纂处”积累的资料，特别是其中宋、元、明小说戏曲的卡片。此外，在编写工作过程中，编写人员还自行编纂了一些索引，如《〈韩非子〉引得》《〈盐铁论〉引得》《〈文心雕龙〉引得》《〈孟子〉词语汇编》等，这对编写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汉语大词典》出齐时已积累资料卡约880万张，可以说这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料工作。当然，由于制卡人的尺度掌握不尽一致，业务水平有高有低，资料过滥、重复和薄弱缺乏的现象仍还存在，这不能不对某些词条释文的质量产生影响。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汉语词汇学和词语考释研究的发展十分迅速，产生了大量的专著，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对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虽随时注意吸取，但还做得不够充分。限于条件，《汉语大词典》的资料工作主要是以手工方式进行的，因此，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我国的现代化语言资料自动处理中心的建立，及联机、网络和远程检索的实现。

《汉语大词典》全书收词37万余条，从数量上说，少于此前编纂的《大汉和辞典》和《中文大辞典》。是不是词典收词越多越好，否则就体现不出其“大”呢？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明确了《汉语大词典》的性质，制定了比较具体的《收词原则》，对收词的数量作了适当控制。从编写实践来看，这样做是必要的。一种语言的古今词语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几乎是难以统计的，就其适应交际的需要而可能产生和达到的数量来说，则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如果像最近前些年出版的《语言大典》一类书那样，见“词”即收（实际上收列的大量不是“词”），其结果必然是大而无当，不仅不科学，而且徒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也没有实用性。我们的着眼点是，对读者来说有无翻检、查阅的价值。凡读者阅读古今汉语著作可能感到疑惑而需要借助于词典进行查考的词语，包括词、词组、熟语、成语、典故、外来语以至短句等等，我们都根据所积累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广泛予以收列，这样在收词方面就较过去的词典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就单字来说，我们也根据这一原则，主要收列有音有义，而且有书证可引的字,包括常用字和冷僻字，繁体字和简化字，共约2.2万个。仅见于字典、词典、韵书而无其他书证可引的单字，除属于今本古籍异文或训诂学家作为考释词义依据的，一般不收。对古代诗文中的一些“词藻”性条目，则需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常见的词藻，凡已经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共同遗产、有历史性、并为大家所承认的则应该收。有的词语还可能有演变，就拿“美丽”这个常用词来说，最早也是词藻性的，如《荀子•非相》：“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战国策•齐策一》:“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可见当时对男性也可用“美丽”来形容其漂亮、好看，后来这个词就凝固了，而且只用来修饰女性。这样的词当然要收。至于历代文人把两个字连起来，偶或用之，而且“见词明义”，一看就懂的，就不宜收列了。专科词语的收列是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语文词典，它同各类专科词典有明确的分工，所以只适当选收一部分在古今汉语中通行范围较广、使用频率较高，而且已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条目。根据吕叔湘先生1983年的提议，近十年来我们也注意了新词新义的收列问题，这从《汉语大词典》词目和释义中可以反映出来。但是，由于《汉语大词典》成于众手，不能不受编写人员主观认识的限制，加上现代汉语的资料浩如烟海，要收齐收全十分困难，所以与古汉语词语相比，现代汉语部分显得有点薄弱，时代色彩不够鲜明。古代汉语的词藻性词目也还是多了一点。极少数重要词目也发现有漏收的。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修订和增补。由于《汉语大词典》的历史性质，词目释义必须尽可能按历史发展顺序进行安排。一般来说，应该先探求词的本义（语源），然后根据时代顺序，理清其引申义和比喻义等，以建立起词义的“谱系”，如果词义间的关系不够分明，其源流演变暂时难以理清，则根据概括义项的书证的时代先后排列，或按常用义——次常用义——冷僻义的顺序排列，但仍应注意词义的发展线索，尽量把后起的引申义直接排在相应的原义之后，不任意颠倒。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适当考虑词性和语法功能。例如，意义有关联而词性不同的义项，可以按词性分列；由于词义的变化而引起词性变化的，从语法上作些解释；虚词从语法上说明其不同用法，并作古今对应的解释；释文表述和例证中用的词词性尽可能一致，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尽最大努力，使释文义项齐全。以第一卷第一个领头字“一”为例，我们利用了近4000张资料卡片，参阅了刘半农先生在《国学季刊》上的专题论文和大量有关文献，反复研究了古今汉语的语义、语法等各方面的问题，四易其稿，收列了 24个义项，超过以往辞书。当然《汉语大词典》释文质量的高低， 主要应该看它能否反映汉语词汇的实际面貌，而不在每个词条的义项是不是都多于原有辞书，因此，我们在编写释文时，尽量避免单纯罗列许多相互孤立的意义，而是努力进行必要的概括，从阐明词语的源流演变的要求着手，使读者能看出词义之间的联系，抓住词义变化的要领。在释义用语、释义方式和相关处理等方面，我们制定了比较详备的《编写体例》，参考以往辞书特别是《辞海》《辞源》的经验，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实际，作了相应的规定。例证是释文的重要部分, “没有书证的词典是一具骷髅”，《汉语大词典》根据体现源流、提示用法、辅助释义、提供知识的要求，选用了200多万条经过核对的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手资料），作为这部词典的例证，从而保证了本词典为广大读者释疑解惑的价值。王力先生说过:“人们如果能把每个字的每个意义都指出始见书，功劳就大了，对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就立大功劳了。”我们把这作为努力的目标，但限于主客观条件还没有能完全做到。另一方面，清代的一些学者早已指出，明训诂必须通音韵，要不受汉字字形的束缚，从语音上去考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从我们今天的认识来说，探求汉语语源不仅须通古音，还要进行汉藏语、汉台语诸语的比较研究，如《孟子•告子下》:“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礼记•曲礼下》:“庶人之挚匹。”郑玄注:“说者以匹为鹫。”可见“匹”可训为鸭；证以现代汉语东南沿海地区方言及傣语、 瑶语、侗语、黎语及其他邻近语言，则古汉语“匹”与这些语言中训鸭之bit、bet、pit、pet等同源，“一匹雏”谓“一只小鸭”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我们在汉语语词特别是单字的溯源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需要说明的。《汉语大词典》缩印版

上面从《汉语大词典》的性质、资料工作、编写方针、收词立目、释义和例证诸方面简单说明了这部词典的特点。研究者利用它可以从历时角度观察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期里发生的变化，也可以从共时角度观察一组词在某一时期的语义结构。不仅如此，大型历时性语文词典从浩繁的文献中收集数以几十万计的古今语词，按一定次序编列并详加解释，其本身就形成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库，不仅对语文研究，而且对文史探考和观察不同民族或国家间的文化接触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们想举一个例子略加说明。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去世。同一天，皇太子明仁继位，改年号为“平成”。在决定新年号的过程中，据说一些著名学者如宇野精一、目加田诚等做了大量调查，翻阅了记载日本、中国、朝鲜等国历代王朝所用年号的资料，最后取了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和《书•大禹谟》“地平天成”二语的“平成”。当时的日本首相在解释其含义时说:“平成”的意思是“在国内外和天地间实现和平”。

这条消息见报的次日，笔者翻查了《汉语大词典》第一、二卷的有关部分，查出了与此有关的六条条目，即“平成”“内平”“地平天成”“天平地成”“天成地平”“地平”，就释义而言，大致妥切，特别是书证资料比较丰富，除去重复，共有引例14条（《辞源》只收“地平天成”一条，引用书证二条）。“地平天成”“内平外成”二语均出自《左传•文 公十八年》。僖二十四年《传》谓“地平天成”四字为逸书《夏书》之文，后来《伪古文尚书》即窃此四字入《书•大禹谟》。因此，从词典编纂角度言之，引《左传》的例证能“正本清源”，较为恰当，《汉语大词典》也正是如此做的。从“平成”等词的收列情况看，《汉语大词典》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上述信息库的作用，这是令人高兴的，也是体现这部词典的学术价值的一个方面。

我国语言学家历来重视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考证语词的来源和演变时，同时考察语词所反映的文化变迁，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①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开创之作。世界各国的大型历时性语文词典也可以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如英语中的revolution（革命）一词，据《牛津英语词典》考证，作为“天地运转”解，首见于1390年；作为“推翻政府”解，首见于1600年；作为与“背叛” 相对解，首见于1674年；作为“抽象的革命”解；即不指具体的革命事件，首见于1796年。上述四次“首见”，都各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汉语大词典》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与社会生活、古今习俗、文学艺术、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天文历法、中外文化交流、各种宗教教义及信仰等等，都发生纵向或横向的联系，考镜源流，殊非易事。《汉语大词典》在这方面作了较大努力，这里且以“浑脱”一词为例，谈谈我们的做法。

“浑脱”这个词，《辞源》和《辞海》都收了，这两部词典的释文分别是：

㊀舞曲名。（引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等为证）㊁渡水的皮筏。（引《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四《济水具》等为证）㊂皮囊。（引明叶子奇《草木子》四下《杂俎》为证）。②

(1)犹言“活脱”，灵活。（引方以智《通雅•释诂》“浑脱……言其灵通活脱也”为证）（2）舞曲名。（引李白《草书歌行》、《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三年》及胡注为证）（3）渡水的皮筏。（引李心衡《金川琐记•皮船》为证）③

除《辞海》据方以智《通雅》所立的第一个义项不能成立外，其他都是这个词的常用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两部词典都没有考证这个词的语源，未能说明词义变化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列义项也不全。我们在审定这个词的释文稿时，根据大量资料，着重参考张永言先生的专文，对这个词的源流有了新的认识。

自明代以来，不少中外学者都以为“浑脱”是从北方民族语言吸收的外来词。当代日本和西方学者通过蒙古语* hughuta>ughuta<huta来解释这个词，其说也为我国学者所接受。直到1981 年，美国学者塞瑞斯（H.Serruys）发表文章，否定旧说，主张“浑脱”是 一个纯粹的汉语词。张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浑”有“完整，整个儿”的意思（至今仍保存在方言词语里），浑脱的原意就是“整个儿地剥脱”，所以用它来指以整张剥下的动物皮制的渡水浮囊、容器或帽子等等，并由此引申出其他意义。因此，《汉语大词典》对这个词条的释文是：

①原指北方民族中流行的用整张剥下的动物的皮制成的革囊或皮袋。可用作渡河的浮囊，亦可作为盛放水浆饮料的容器。（引宋苏辙《请户部复三司诸案札子》等六条例证）

②指制法和形状类似这种皮囊的东西，如“人浑脱”等。（引元刘祁《归潜志》为证）

③指用小动物的整张皮革制成的囊形帽子，或形状类似的仿制品。（引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一一为证）

④戴浑脱帽的人所表演的一种舞蹈或其组成的舞队。（引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和新旧《唐书》例为证）

⑤谓浑然天成，无人工痕迹。（引宋叶適《答刘子至书》等三例为证）

此条列出五个义项，引用书证14条，并用“参阅”形式举出参考文献二种，脉络、条理都比较清楚。虽非尽善尽美（如张先生在其论文“补记”中指出，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用作状语的“浑”屡见，如 “浑蒸”“浑炙”“浑用”“浑下”等，“浑脱”一语亦已出现,如卷九《炙法》:“既熟，浑脱，去两头。”我们未及将这条例证采入），但这样的处理办法，相信对语言、民俗、历史等学科的研究者都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按历史原则编写的语文词典，代表作是《牛津英语词典》（OED），第二版已于1989年4月问世。其他如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开始编纂的 32 卷本的《德语词典》，出版周期长达100多年（1852年5月一1961年1月），目前正在修订。《荷兰语大词典》（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的第一部分出版于1864年，估计到本世纪末才能出齐。语言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特别是词汇对社会的变化最为敏感，因而处在经常变动、发展的状态中。大型历时语文词典的编纂、修订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动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就难以跟上时代发展和词汇变化，甚至可能使词典在编写过程中就已陈旧过时，影响其学术和使用价值。我个人设想,为了做好《汉语大词典》的增补和修订工作，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一个计算机化的“《汉语大词典》语料数据库”，把全部《汉大》正文输入计算机，并为每一个词目立一份“档案”，内容包括相关词目、语源、释义、说明、例证、参考文献等，这样就使封闭式、书本式的词典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系统，可以随时把搜集到的书证、必须修改补充的义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等源源不断地输入。同时，辅之以一个“汉语新词新义词库”，使社会上产生的各种新词新义都一一通过计算机详尽地记录下来（至于这些新词新义能否站住脚，是另一个问题），并使其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种有关信息库、术语数据库联网，这样，词典编纂或者就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了。是否可行，当然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和缜密的研究，也需要物质基础的积累。但我以为，这并非遥远的幻想，而是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的。

最近有一位学者对《汉语大词典》作了这样的评价:“《汉语大词典》不愧为后来居上的较好的词典，编者在收集词条和释义方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增加了许多过去的辞书没有收录的新词新义，它与时下那些靠拼凑而成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词典’，实在是不可同年而语的。如果编者在审定新词新义方面，能更加审慎严谨一些，那就更好了。”这里说的“新词新义”，主要指过去的词典没有收录的词语和义项。笔者以为这是符合实际的说法，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作为这部词典的编纂者和编辑人员，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懈，以期不辜负读者的厚望。

【注】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1989年语文出版社重印。

② 《辞源》（第三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③ 《辞海》（第四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内容来源：“汉语大辞典APP”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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