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就是一句扯淡！

“社会新闻”这个东西最好不看，一看就难免抑郁，难免“负能量”，难免要做“两面人”——一面冷静地要求别人“拿起法律的武器”，一面自己却越来越不敢去拿这个“武器”。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丰县“疯娘”事件，被狗链锁颈脖子的女人，她该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事实上还不仅仅是被逼疯了的被拐卖者，即便是神经正常的被拐卖者家人，他们怎么去拿起法律的武器？

电影《盲山》中女大学生的父亲，即便在终于找到女儿时也不知道如何以法律自卫。现实生活中即便有电视台记者介入了，被拐者的父亲也只有与“买主”拳脚相向，而找不到法律的武器在哪。

你叫她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 

而据说“狗链母亲”这个村里已经有三十几个被拐妇女或自杀或被打死，她们何以都没“拿起法律的武器”？

如果说被拐妇女因为自身种种的局限没有机会拿起法律的武器，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近一两年内的热点事件，成都大学的毛洪涛书记，按理说怎么都很方便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了，但是，他拿起法律的武器了吗？

四川师大的庹继光，他自己就是法律学的教授、博导，他拿起法律的武器了吗？河南济源市的翟秘书长，他拿起法律的武器了吗？

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优势群体甚至强势群体，面对种种不合情理也不合法不合规的事情，他们怎么就不去拿起本应擅长的“法律武器”呢？甚至宁愿以死抗争，也决不去拿那个武器。

他们拿起的，是舆论的武器。哪怕这个舆论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者职业生命终结的代价。

讽刺的是，曾经拿起过法律武器的，一个是向慧，那个选择杀死湖南省高级法院女法官的凶手；还有一个就是欧金中，那个莆田灭门案的制造者。

看了向慧此前在法庭的陈辞，内心五味杂陈：因为棍劈公司领导，她被拘留十天，对此她深表悔意，认为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从法律途径讨公道，而不是鲁莽行凶，这对自己是个“深刻教训”。所以这次她面临公司出尔反尔的开除，她走的是法律途径。

作为湘潭大学毕业生，校友们一个个都混得很好，而她却沦为“低收入群体”，在公司的境遇“每况愈下”，大约与她偏执、刚烈的性格不无关系。一个敢拿棍子打领导的女人，怎么可能指望她左右逢源呢？

事情坏就坏在她对“法律武器”的痴迷上。按照她的理解，自己明明被公司“愚弄”和“欺负”了，为什么法律就没有对濒临绝境的自己予以支持，哪怕是予以同情？

从庭审视频中可以看到，向慧数度失声泣下时，法官只冷冰冰地提醒她“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讨要公道的向慧。 

法律的武器确实是柄双刃剑，无论是拿起还是放下，都需要付出太多的时间、心力和金钱。而且往往由于对条文的“偏执性理解”，而导致对结果的无所适从。

有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很多上访户并不是完全不懂法律，恰恰相反，他们对于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类似的判案非常清楚，也因为对比而产生更多的怀疑：到底哪个更接近法律的本意？

当然不排除具体个案有复杂的背景，但现实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联想的空间。事实上，即便连最懂法律的律师、法学学者，乃至于下岗的法官，都很少从法律途径为自己“讨公道”，而常常通过上访或者制造舆论的方式，我们也多少能明白一点：法律的“武器”拿起来实在太沉重。

无论怎么说，向慧手刃女法官这事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女法官坚持原则，不涉案、不干预正是法律精神的体现。但是，我们也不妨问一问：到底是什么让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偏执地相信，除了熟人“打招呼”之外，就再无法律救援的门路了呢？

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仇恨，让她挖空心思，甚至不惜应聘保洁员，就图手刃自己的同学和同乡？

法律本应成为层级对抗的有效缓冲，各种纠纷的“中立裁决”，但在现实境遇中，却让一些人更为偏执和决绝。就像多年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不知情的农民倒还好，知情者复印了到处散发，结果却是等来警方的拘留。

这些不幸的父母，他们的“武器”在哪里？

某家报纸曾经以“让无力者有力，让软弱者前行”作为一种情怀自期。而法律除了其刚性准则之外，是不是也应有其人情暖意？

如果卑微者的尊严与利益诉求得不到理念层面的观照，而一味强化“压倒性态势”，则被压倒的，很可能首先还是弱势者内心的希望。

“拿起法律的武器”，说一句容易，真要想拿起来，真的就不是那么轻松了。此中真还有太多需要反思的东西。

老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