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理论与路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了到2035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要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从一般内涵看，共同富裕指物质文明更加丰富，精神文明更大发展；从特殊内涵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同步性、非同等性、非剥夺性、非享受性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其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做大蛋糕”“做实蛋糕”“做优蛋糕”“分好蛋糕”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路径进行了诸多探索，未来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内涵 理论 路径
历经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揭示蕴含在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路径，对在“2035远景目标”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含义，又有中国式的特殊含义，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其内涵也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
（一）共同富裕的一般内涵
从中国古代的“大同”，到近代西方的“乌托邦”，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包含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习近平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从一般内涵看，共同富裕至少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共同富裕指物质文明更加丰富。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提出了现代化的衡量指标，具体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比、非农就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大学普及率、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医生情况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这些指标都共同指向物质文明的更加丰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至少需要满足现代化的衡量指标，即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物质上实现富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了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探索，为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比重为15.2%，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实现了“国富”；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长至2020年的32189元，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7%，人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初步实现了“富起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提出到2035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物质文明的更加丰富为基础。之所以提到“更加丰富”，是因为考虑到在将来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共同富裕可能会上一个更大的台阶。如果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所以，我们说现阶段讲的共同富裕应当是指物质文明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还指精神文明的更大发展。共同富裕并非简单的物质占有，物质文明更加丰富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共同富裕理应还包含精神文明更大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和同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中“全面”就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统一。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仅仅有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两者是一个同步互相促进、相互协调的关系。不论是物质文明发展滞后于精神文明发展，还是精神文明发展滞后于物质文明发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特殊内涵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少数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除了一般内涵，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还有一些特殊的内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从时间维度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同步性，需要在动态发展中分阶段实现。由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外在条件，以及不同主体的能力禀赋、努力程度等内在条件都存在差异，无法确保所有地区、所有主体都能同步实现共同富裕。换言之，共同富裕不是“齐步走”的同时富裕，时间上会有先有后，具有非同步性。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如果一味追求同步富裕，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不复存在，人的劳动、知识和创新将被抹杀。正因为如此，需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后先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需要“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起着指引作用。在实践中，从区域看，我国首先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然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战略，鼓励和引导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共同发展；从城乡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先发展城市工业，然后逐步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共同富裕的非同步性符合事物变化规律，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我们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正确的认识。
从程度维度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同等性，承认合理的差距。共同富裕指的是贫富分化差距较小，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差距。共同富裕绝不是搞“同等化”“平均主义”，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人群富裕程度有高有低。历史上，共同富裕带有不同程度的同等化、平均主义倾向。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共同富裕提出了诸多思想，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韩非子的“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历代农民起义也喊出了类似共同富裕的口号，如“等贵贱、均贫富”，等等。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典型代表，建国初期的供给制也带有平均主义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长期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影响，叠加意识形态束缚和发展经验不足，我国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同样具有平均主义色彩。城市地区取消计件工资和奖金，农村地区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忽视了经济规律，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越来越科学，不再将共同富裕视为同等富裕，而是允许一定差距的存在，这也是促进效率的一个重要方式。习近平强调：“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当然，这种差距必须要在一个可控、可接受的范围内，以表现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属于收入差距过大，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在于将基尼系数降至0，而是将其控制在0.2—0.4这一相对合理的区间。
从实现手段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剥夺性，实现须依托制度安排。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特点，资产阶级处于剥削地位，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地位，二者在阶级属性上有着天然的矛盾。换言之，资产阶级剥夺了无产阶级的富裕权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走向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特征，巧妙地弱化、转化了阶级矛盾，将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上面，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基本政策。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即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破解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强调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作用，并不是搞“杀富济贫”“劫富济贫”，并不是剥夺先富群体、先富地区的财富，而是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更好地鼓励和引导先富群体、先富地区带动后富群体、后富地区共同发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从来源维度看，共同富裕具有非享受性，依靠共同奋斗。为了缓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瑞典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福利制度，但该制度下“养懒汉”现象频发，政府很快就无法承担巨额支出。高福利制度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拖累了经济社会发展，福利刚性已经成为福利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通过宣传自由贸易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相信可以从参与中获得好处，宣扬股票资本的盈利是衡量企业的唯一标准，形成新资本主义。这种方式在短期起到过显著作用，但长期来看，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摧毁了社会凝聚力，理想化了投资盈利和奢侈消费。最终，人民仍需面对债务、贸易赤字、暴力犯罪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不“养懒汉”。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列宁提出：“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都明确强调了创造或劳动的地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习近平强调：“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并非享受型，而是需要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础上实现人人享有。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共同富裕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的探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继承并发展了共同富裕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共同富裕理论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极分化”进行了深刻批判，进而衍生出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构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共同富裕的演变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很困难，达到富裕更是遥不可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或是奴隶完全被奴隶主占有，或是农民对地主存在依附关系，充满压迫和剥削，也无法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由于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固有矛盾，同样无法达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阶级对立，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和必然性。共同富裕具有阶段性，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制度，保证劳动者权利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求，实行按需分配制度，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全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具有必然性，在充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前提，但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同富裕必然实现。
再者，马克思主义论证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方法。一方面，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政权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和生产工具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既要求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又要求在时间上尽量缩短，只有快速、大幅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地体现无产阶级政权的优越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理论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一脉相承，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源泉。
其一，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发展所采取的分工机制将人分割，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能作为类似机器的某个零部件，从事简单重复劳动，这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所追求的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全面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是人的身心发展、需求满足、能力发展的有机统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机统一。在不同发展阶段，人民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需要、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人的自由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创造出了商品这种物，但是这种物并不被工人占有，而是通过剩余价值的方式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要想获得和使用这种物，就不得不参与资本家组织的生产劳动，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才能换取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这使得劳动变成非自愿的选择。进一步地，借助工人的抽象劳动，物获得了除了使用价值之外的价值，这种价值逐渐演化为社会财富的象征，驱使劳动者崇拜、追求，“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追求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发展。在此基础上，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将来还要构建更高社会形态的“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个人，实现人与社会自由的高度统一。
其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一些物质激励，试图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这种外生性的方法效果并不显著，因为受限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劳动者深知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共同富裕，得益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可以内生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随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会将劳动视做生活的第一需要，从而更加主动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理论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据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推翻“三座大山”是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并不是很多。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总体上经历了从简单片面到全面科学的演进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毛泽东率先提出共同富裕的主张。1953年12月1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提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再次强调“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个阶段提出的共同富裕大多限于物质文明，即从物质生活上使人民富裕起来，并且带有一定的平均主义色彩，片面强调共同富裕过程公平和分配上绝对平等，压抑了劳动者积极性，损害了生产效率。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更加丰富全面。邓小平将共同富裕视做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且，他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认识到“先富带动后富”的科学性，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进一步阐释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目标、路径等。这个阶段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不仅限于物质文明，更包含精神文明，并且不再强调同步、同等富裕，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充分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得共同富裕理论更加丰富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和重要特征。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更加全面、细致，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任务细化了共同富裕的内容。同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有着科学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成为阐释和落实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意蕴。习近平提出新发展理念，其核心在于使人民能够共同享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也能够从中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能实现和捍卫人的尊严、价值、追求等，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现实任务，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对实现共同富裕要有坚定的信心。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路径
中国共产党就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以“蛋糕”类比共同富裕，可归纳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路径。
（一）“做大蛋糕”：牢牢把握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
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需要从数量上“做大蛋糕”，这有赖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理念，同时要坚持全面和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首先要提高物质文明的程度，经济建设成为重中之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此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指明了重点。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集中精力建设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数量上“做大蛋糕”，是通向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
另一方面，推动其他领域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是多方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都包含在内，除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推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共同发展。“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从更加全面的视角“做大蛋糕”，是通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二）“做实蛋糕”：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依靠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通过调动和发挥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力量来“做实蛋糕”。
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邓小平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制度上消除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障碍。公有制为主体，并非要求公有制在经济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完全超过非公有资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而非简单的数量比例控制。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控制民营企业论”等论调完全错误，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强劲助力，忽视这个问题就动摇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要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三）“做优蛋糕”：不断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要体现在质量上，“做优蛋糕”是应有之意。只有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做优蛋糕”，使共同富裕的含金量更高。
一是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不断夯实基础性制度，包括产权、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等。清晰的产权制度有利于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产权制度的保护会使人民的预期更为明确、动力更为强大。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有利于增强人民的参与感。在通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人民会更愿意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公平的竞争制度，有利于增强人民的安全感。在通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人民会更踏实地在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持续奋斗。
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两个优势。政府和市场各有优点和局限性，“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一定条件下时有发生。要实现共同富裕，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都是不现实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是有限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凡是能由市场决定的都交给市场。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保障、调控的作用。如果完全放任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就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确保实现共同富裕的机会、条件大致平等。
三是完善法治和民生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具有权威性、稳定性、持续性的制度环境作前提和保障。不健全的法治体系会破坏“做优蛋糕”的基础，甚至破坏“做大蛋糕”的基础，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保障共同富裕顺利实现。从民生保障层面看，不同步、不同等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特殊含义，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优越性就体现在，通过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四）“分好蛋糕”：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做大蛋糕”“做实蛋糕”“做优蛋糕”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分好蛋糕”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我们更需要在“分好蛋糕”上下功夫，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一方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按劳分配原则未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但至少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关于是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有过多次理论争鸣，每一次争鸣都推动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改革。分配方式要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符合实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按劳分配的关键点在于坚持劳动是分配的基本依据。要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改革开放初期，除劳动外，对于资本、技术、土地、管理等生产要素能否参与分配，在理论认识和法律政策上有过争论。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有必要在法律上认可其他生产要素的地位和作用。1982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条款。现在，生产要素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还包括知识、数据等，未来还可能涌现出其他新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共同构成分配的依据。要形成“有钱的出钱（资本），有力的出力（劳动力），有知识的奉献知识（技术和管理），有资源的出资源（数据）”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共同出力、共享成果，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伴随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有了新的要求，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把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对浙江省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更多的期待。从全国来看，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一是靠改革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共同富裕的一般内涵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富裕是最基本的要素，这离不开大力发展生产力，即“发展是硬道理”。从制度竞争的角度讲，社会主义将来要优于资本主义或战胜资本主义，必须要靠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才能够实现。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新动能，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继续“做大蛋糕”；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保持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施对外开放。
二是持续 “做优蛋糕”。站在新发展阶段来审视，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仍属于中等水平，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也需要从质量上“做优蛋糕”，从注重“有没有”到注重“好不好”或“优不优”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紧密联系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做强、做优、做好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
三是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构建、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聚焦效率，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注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再分配注重公平，发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作用。税收方面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消费税，适时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设立；转移支付方面要规范政府收支，提高民生支出比重。三次分配强调责任，倡导高收入群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带动更多群体走向共同富裕。要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管理，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捐款，促进公益基金会和志愿者组织发展。
四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共同富裕的健康形态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有四亿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30%，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要进一步增加这个群体的比重。建议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行动，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争取达到八到九亿人。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将强有力地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体系，稳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因此，要想方设法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要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鼓励员工持股。需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争取有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尽管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但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强对少数低收入群体的“兜底”；需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完善慈善公益事业各项制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于不合理收入要清理规范。
五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现着公共性、普惠性和社会公平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程。要重塑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导向的思维，让人民幸福成为“国之大者”。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突破人民对物质文化需要的传统思维，建立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导向的新思维。要增加高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儿、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区域公共服务联动发展，构建乡村、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健康、就业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相对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这项工作更多体现的是政府的责任和担当，因此，各级政府都要在这个方面多创造条件，形成更好的经验，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发展目标。
六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要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健全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机制，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完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统筹社会救助资源，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兜底机制。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应有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空间。
平台编辑 | 段佩佩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主办的专业学术理论刊物，创刊于1980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聚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注重研究社会主义与研究资本主义相结合、研究理论与研究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与研究世界相结合。主要栏目本期聚焦：每期围绕一个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括热话题与冷思考系列学术对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理论创新、实践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新变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主要思潮和流派比较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和重要任务的活动与思想研究；苏东剧变历史教训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动向与新问题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研究。世界政党研究：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研究；转型社会的政党政治研究；世界主流政党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研究；中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重大问题研究；国际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力量研究；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与世界发展形势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热点问题研究。学术动态：国内外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最新前沿动向、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最新学术思想、科研成果与研究方法等。竭诚欢迎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上述重点选题为本刊赐稿，同时欢迎契合上述重点选题的高质量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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