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 真诚做人，严谨为文 ——《裘锡圭学术文集》读后感

    真诚做人，严谨为文     

——《裘锡圭学术文集》读后感

刘钊

《裘锡圭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编辑出版规划始于2007年底，这是我上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经过中心师生近5年的不懈努力和排版、出版单位的辛勤工作，《文集》终于在2012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收录了裘锡圭先生2012年5月以前所写的论文和文章共302篇，分为《甲骨文卷》《简牍帛书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杂著卷》共6册，是裘锡圭先生除了专著《文字学概要》之外的所有论文和文章的结集。

编辑出版《文集》的初衷，主要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对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而言，裘先生的文章都是研究者和爱好者经常研读和引用的范文，但却因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大，原发表刊物分散，翻检起来很不方便。即使是已经结集出版的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论集》，也因出版时间已过去20年，很难寻觅，以致有人在网上高价出售。因此，学术界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呼吁将裘先生已发表的论著结集出版，既解翻检不便之苦，又能享受集中研读的快慰；二是受早年科研条件和出版印刷水平的限制，有些文章在最初刊出时或是字形摹写不准，或是资料出处标示不清，或因编辑有删节，或因排版有误植，造成了很多缺憾。为了能更充分准确地理解和学习裘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很有必要经过结集，补充修订出版一个定本，以避免一些以讹传讹的发生，使得读者的研读和引用更为顺畅和准确。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文集》的编辑过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既是编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通过编辑和研读《文集》，不光在学术上有许多收获，同时在人格理念上也有一定的提升。以下是我通过编辑和研读《文集》产生的一点感想，在这里写出来与研读和使用《文集》的同道一起分享。

一

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裘先生的学问和成就是公认的。他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考释方法，创立规则，引领风气，影响了几代学人。前辈学者如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王力、张政烺、朱德熙等都曾对裘先生的学问和成就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这绝非偶然。裘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赢得如此高的声誉，不靠别的，就是靠人品和文章说话的。裘先生的文章一贯以严谨，有深度，解决重要问题，考释命中率高而著称。在学术界，裘先生的人和文章，简直就是“严谨”的代名词。学术圈内凡是跟裘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对于学术问题，裘先生总是能比你考虑得更全面，更深入，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他指导你，挑你的错，而你很难挑他的错。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差距，不得不令人心悦诚服。据说于省吾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对自己的学生讲：“你们要想赶上裘锡圭，那还难啊！”

古人常将“道德”和“文章”并提，说到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认真，必须提到他的做人。我觉得裘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根子要归到他做人的严谨认真上。“文如其人”这一点，在裘先生身上有很充分的体现。裘先生做人的原则是两个字：真诚。真是认真，诚是真实。“实事求是”是他反复强调和倡导的行为准则，他经常用这四个字给人签名。他曾以“求是”为笔名，为儿子起名“裘实”，都是这一准则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他从小开始就立志要求自己，不论做什么事，要么不做，做就要认真做，力争做好。这一点不光体现在学习和研究上，就连文革下放时干铡草、挑担、做饭、烧锅炉等体力活，他也都不惜力气，认真向他人学习，争取干得最好。他曾因在干校时吃苦在前，勇挑重担，被冠以“裘大力”的称号。

大家都知道裘先生在学术上要求很严，标准很高。这个严和高，首先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他在学问上的准则是“对己严格，对人公平”。自己的文章反复修改，不断征求周围人的意见，有错必究，有漏必补，有新材料必加，发现前人先己有说必加编按或说明。在学术上从善如流，任何人向他提意见，不管私下还是公开，只要提得对，他从来都是虚心接受，乐于改正。不因人废言，不管学问高低，人品好坏，关系亲疏，甚至曾对自己抱有恶意的人，只要有说得对的地方，他从来都不惮征引，屡加揄扬，一切以学问为依归。对同道或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他从来都是勇于批评，直言不讳。他对自己所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以前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多遍的，近年因为患有眼疾，做不到看过多遍了，但仍然定期找学生谈论文，对论文初稿认真审阅，悉心修改。

裘先生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也严格。他培养学生从来都是严挑细选，从做学问到做人，都以身作则，甘当表率，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裘先生曾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在人品上、学术上两方面都要做好。这是最最重要的。既要在学术上有好的素养，在人品上也要有好的素养。要首先是个人，然后再是个学者，是个教师。”裘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裘先生对学生的人品有严格的要求，对公共道德和行为准则也有很高的期望。多年以来，他对公共道德的滑坡和行为准则的失范一直忧心忡忡，对社会上一些人不讲公共道德，“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深恶痛绝。走在大街上，他会对随地吐痰的人厉声指斥。他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倡导要切实改变这一状况。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就这些问题在政协会议上提过提案，做过发言。收在《文集》第6卷中的《要狠抓日常公共道德的教育》《谈谈“反求诸己”》和《在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方面切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等三篇文章，可以视为他在这方面的集中思考。裘先生的学生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凡是要给裘先生看的带字的东西，一定要反复斟酌，认真校对，不能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否则将面临的，一定是裘先生的严厉批评。在裘先生周围的人，平时说话如果有用字用词方面的错误，哪怕是读错了字的声调，裘先生都会及时地给予纠正。他的桌边常放有一本大字本的《新华字典》，遇到有声调把握不准的字，他是要随时翻查的。有时为了同事或学生论文中的一个错字，他会专门打电话提醒或告诫。他的这一习惯，让周围的人既避免、消除了很多错误，同时也领略了他的认真和细心。我任中心主任后不久的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深刻。当时因一位同事要求调离，我以中心名义向学校起草了一个报告。我自认为这个报告已经字斟句酌，比较完善了，可当给裘先生过目时，他仍然指导我对报告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从报告格式到论述顺序，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整整改了近一个小时。就是这样一件普普通通的例行公文，就是这样一篇并不太长的，交上去可能都不会有人认真看的文字，裘先生都不轻易放过，坚持改到满意为止。这件事对我教育深刻，真正认识了什麽叫“裘先生的认真”。
裘先生待人真诚，从不虚与委蛇；心怀坦荡，一贯实话实说。与人交往，不论是面对领导还是一般群众，不论关乎学问还是涉及日常生活，历来都是一片真心，从不敷衍。尤其对待年轻人，更是循循善诱，奖掖提携，不遗余力。记得我在刚刚踏上学术之路时，没少麻烦打搅裘先生，常常给裘先生写信讨教问题，而惜时如金的裘先生每次都亲自给我回信，认真解答。小叩则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我少不更事，有一次居然让裘先生帮我复印一篇文章，而不久我就真收到了裘先生寄来的文章复印件。当时裘先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而我只是一个懵懂颟顸的学生。这件事至今想来仍然让我感念惭愧不已。后来我得知，得到裘先生各种帮助的年轻学子还有很多，裘先生为很多年轻学子解答过问题，审过文章，买过书，复印过资料，推荐过稿子，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是特例。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可以套用这句话来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裘先生就最讲认真”。正因为裘先生树立了在事业上不懈追求的坚定信念，具备了不怕吃苦，持之以恒的超凡毅力，同时发扬了始终如一的认真精神，奉行了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因此才能超越常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有这样的信念、毅力、精神和态度，我想任何人，从事任何事业，都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可是说来容易，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认为，我们和裘先生的差距，固然是学问上的差距，其实归根到底是做人上的差距。

二

读过裘先生文章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文章中充分体现出的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相信通读过《文集》的人，这一感受会更为强烈。裘先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有相当长的不断修改的过程，只要没有付印，改动就不会停止。这些改动不光是概念的厘清，材料的补充，观点的斟酌以及语气的把握，还经常站在读者的立场，考虑用什麽结构和顺序，如何遣词造句，才能清楚明白地让读者读懂，让读者接受。他总是强调写文章不是给自己看的，是要给读者看的，要从读者的角度，考虑读者的感受。所以裘先生的文章虽然研究的大都是艰深的问题，但都是用最清晰的分析论述、最严密的逻辑推理、最明白晓畅的语言呈现出来的。裘先生的文章没有废话，没有乱用概念、词不达意、故弄玄虚、糊弄应付的地方。就连写涉及古代思想或民俗等内容的文章，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就是从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中的一字、一词、一段文意入手，剜骨剔肉、剥茧抽丝，最后推出结论，写得实实在在，让读者看得明明白白。而写这类内容的文章，按现今学术界的状况，是很容易写得流于云遮雾罩，华而不实的。

裘先生上过的课程和写过的文章中，都涉及“中国古典学”这一名称。这些年裘先生经常提到“重建中国古典学”的问题。可以说裘先生所研究的学问，都可以容纳在“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名称下。裘先生是学历史出身，到北大后因教学的需要，开始以研究语言学为主，同时自己又补充学习了很多考古、哲学、思想、宗教、民俗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裘先生研究的学问，按现在的学科分类，涵盖了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他从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三个二级学科方向带研究生。所以他的研究有很强的学科融合交叉的倾向，有立体的研究效果，这一点在《文集》中表现得很充分。他既研究古文字，也研究一般文字学，他的《文字学概要》是一本被多次印刷，有多种译本的经典著作。他研究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一直到秦汉文字，既无缺项，又无弱项。他考释出很多古文字中的疑难字，如《释“柲”》《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甲骨文中的见与视》《说“玄衣朱襮䘳”——兼释甲骨文“虣”字》等文，有些考释还是颠覆性的，如《释“”》一文。他考释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富有语言学的眼光，既注重形体考释，又重视字音考订、词义论证和语法分析，因此每言必中，很少失误。他关于汉字形成问题的探讨，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以及汉字新三书说的提出，都推动了语言学上重大问题研究的进展。他研究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注重解决语言学和汉语史上的问题，如《说“弜”》《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等文。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献的用字用词习惯来校读传世古籍，解决文献学上的问题，如《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等文。他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发挥史学功底好的特长，写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战国文字中的“市”》《甲骨卜辞中关于俘虏和奴隶逃亡的史料》《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啬夫初探》《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西周粮田考》《从几件周代铜器铭文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等文。这些文章都在史学界産生很大的影响，屡被征引和评介。同样运用“二重证据”法，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民俗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是“恒先”还是“极先”？》《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杀首子”解》等文。他还写有几篇有关考古学的名物考证的文章，如《斗卮和题凑》《唐墓出土的双陆盘》《漆“面罩”的名称问题》《鋞与桱桯》《说鈚、榼、椑榼》等，充分显示出裘先生研究领域的广博。

除此之外，裘先生还有一系列专门针对学界和社会上在研究汉语汉字、校读古书时的一些不科学的方法、倾向进行纠偏的文章，如《不要以不误为误——语文琐议之一》《大学生应该注意培养正确使用汉语汉字的能力》《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读古书要注意字的古义》《研究古代文化应该有训诂常识》《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等文。这些文章都有感而发，切中时弊；指点迷津，金针度人。2012年10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裘锡圭学术文集》首发式”上，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裘先生1952年进入复旦，如果从这一年开始算裘先生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话，到2012年正好60年。《文集》共6本，平均10年一本，非常的了不起。”这番话道出了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入和勤奋，说得非常好。裘先生的勤奋是出了名的，年轻时的勤奋学界尽人皆知。近年虽然患有眼疾，仍然每天坚持最起码6小时的读书写作时间，并坚持做读书卡片。同时对学术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和兴趣，每有新书必买，每有新资料、新文章必索取，必快读。在担任多个大型项目的主编、首席专家之余，还行有余力，平均每年发表6篇左右的文章，其效率甚至高过我们这些眼睛正常的年轻人。《文集》出版之后，裘先生还有很多写作和编辑计划正在进行，其中包括两本讲义的整理和修订，两个大型项目的收尾以及很多资料收集齐备，就差动笔的文章撰写。我们希望裘先生能永葆学术青春，为学术界撰写出更多的范文。《文集》既是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其中折射出一个纯粹的学者一心向学的扎实脚步和真诚做人的清介风骨。在当今虚假泛滥、伪劣横行的学界和汲汲名利、浮躁喧嚣的社会中，如何保持学者本色，救学术之衰颓，怎样提升做人底线，挽良心之既倒，可以说《文集》都是最好的参照。在此我愿意与研读和使用《文集》的同道共勉。2013年7月写于上海

＊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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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武前贤硕儒，

续开训诂新章。

编辑：吴慧欣 刘  芳 

审核：真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