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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古漢字通解500例叢書名：山東大學中文專刊作者：徐超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時間：2022年7月ISBN：978-7-101-15625-6定價：78元前言《前言》要説三個問題，一是寫作目的，二是我的做法，三是編寫體例。一、寫作目的本書是我學習西周青銅器銘文的副産品，起初並没有寫書計劃，後來在學習過程中逐漸萌生了寫一本小書的想法，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我數十年來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認爲漢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性文化，基礎性文化。古漢字是漢字文化的源頭，其中的甲骨文和金文更是開創了中華文明新時代的最初記憶，是中華古老文獻的載體，是遠古文化的化石，是我中華祖先留給子孫後代和世界人民的寶貴遺産。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委員會的評審，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這是甲骨文應該得到的禮遇，是中華文化和中華兒女的驕傲，同時更提醒我們應該肩負起普及古漢字教育的責任。二是，有感於古文字研究現狀。1997年，我參加全國高校漢字學高級研討班學習，有幸聆聽周有光、啟功、裘錫圭、李學勤、高明、趙誠、何九盈、王寧、鄒曉麗、蘇培成等一流學者多輪次的學術報告。日前我再次翻檢當時筆記，感到二十年前他們提出的學術難題，至今依然存在，古文字研究領域尚待開發和深度挖掘者正多。單就甲骨文識字而言，至少有超過總數二分之一、接近三分之二，即將近三千個字，至今仍然不能準確識別，而一些已有的結論也未必是最後的結論。存世的一萬六千多篇青銅器銘文雖已初步識讀，但深藏器中、文中的文化秘密遠未揭明。這一方面是因爲古文字文獻研究確實具有頂尖級的難度，有能力參與其事的人本來有限，同時因爲古文字著作大多是鴻篇巨制，其結論又往往各執一詞，客觀上也削弱了學科的吸引力和學科知識的傳播力，影響了研究隊伍的壯大。可喜的是，近些年來，由於國家高度重視挖掘傳統經典文化，古文字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大批專業研究者迅速開往這塊文化寶地，出現了一批杰出的學者和大量研究成果，古文字學居然魚躍翻身，成爲“顯學”，令人深受鼓舞。第三，我雖然不在古文字專業的“圈子”裏面，但從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專業來看，古文字研究也應該看成是與本專業關係密切的一種基礎性研究，很希望看到古文字學那邊撥雲見日的一片天地，因而就不免常常想：古文字學的出路在哪裏？這就自然想起我國乒乓球與足球的盛衰兩重天，究其原因，應該與群眾基礎大有關係。一個行業要想全面突破，必賴總體水平的提升，所以我覺得，適當普及古文字教育可能是一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出路，但一些“戲説”或“演義”式的普及性讀物又不免令人心生憂慮，因而想到做一件專業學者不想或没有精力去做的事，而對於傳統語言文字學工作者來説，也是一件題内之事，於是就不揣淺陋，決定寫這本小書。希望通過這本小書，讓讀者看到以甲骨文、金文爲主體的一批古漢字的真實面目，並通過本書簡短的解説，了解深藏其中的文化秘密，感受鮮活的造字智慧和文明記憶。更希望這本小書能够給古文字初學者起個激發興趣乃至領到門口的作用。有興趣就很容易走到大門口，走到大門口就很可能又想進去一看究竟。時間一長，説不定後面就會出現一個長長的隊伍，而其中的一些人或許又會成爲古文字研究的後備軍。如果真是這樣，那也算是對古文字學科作了一點微薄的貢獻，就像戰時後方推小車送軍糧的民工一樣，我也會自感歡欣。二、我的做法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讀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給我的一個强烈印象是“構形不明”，作者在大量詞條下一開始就寫這四個字，而《前言》裏又這樣説——“本書開始編寫於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夏完稿。在這八年之間，有不少問題曾先後向于省吾、唐蘭、張政烺等先生請教過，也和姚孝遂、李學勤、裘錫圭等先生討論過，從而使得一些麻煩的問題得以比較妥當地解決。尤其是于省吾先生……對本書原稿進行審讀，並提出了許多相當中肯的意見。……本書完成之後，承劉宗漢同志審讀一過，提了不少寶貴意見。”一部簡明讀本，八年研究功夫，一流學者參與討論，結果還是無數個“構形不明”，這可能是古文字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因爲研究古文字必須從甲骨文字形分析開始，而甲骨文衹是在一百多年前才被發現，才開始研究。考察它的構形意義，必須從當時的語言事實和社會事實出發，必須結合更遠更寬闊的文化背景加以考察，而這些相關信息大多湮没無聞，可資參照對比的文獻資料極爲有限，所以甲骨文研究困難重重實是在所難免。所幸甲骨文研究已經積累了一百多年的成果，特別是近數十年來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許多結論已接近統一。但如前所説，疑難問題還有很多。於是我要説到我的想法和做法。我的一個基本想法是，構形不能簡單地認爲就是“象”的什麽形，“會”的什麽意等等——至少不能局限於這些研究，因爲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其原始字形查明它們與後世文字的淵源關係，並考察其在文獻中的意義。我們即使一時不能弄清其構形意義，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研究古文字的進程。這個時候，我想到兩位前輩學者，一位是馮友蘭先生，一位是沈從文先生。馮友蘭把自己的讀書方法概括爲十二個字：“精其選，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馮友蘭：《馮友蘭讀書與做人》，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頁）沈從文的古代文物研究，有人稱之爲“抒情考古學”，他研究的是物，但“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讀書》1984年第8期，第69頁）两位前輩的做法對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值得我們學習，甚至也可以看成是我寫作本書的基本思路和出發點。所以，本書力求做到精其選、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在此基礎上，更力求引導讀者在古文字知識點以外尋求更爲廣闊的意義，就是在通過閱讀本書，借以了解一點古文字知識之外，更要通過這些知識點，能够看到活着的先民，看到先民的智慧和創造，看到先民的藝術愛美之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從而激發對祖國古典文化的感情和興趣，激發創新精神和創造思維。所以我想請讀者留意，全書固然是無數個具體知識點的連綴，但每個個案其實也昭示着一種現象，甚至暗含着一條規律。我視古漢字文化爲智慧的淵藪，因而也就認爲，學習古漢字文化不僅可以學到古漢字的具體知識，更要汲取深藏其中的智慧——總之是要留意“知識”以外的知識。此外我還注意力求做到兩點。第一，我是想儘量化深奧爲平易，化繁雜爲簡明。第二是鼓勵存疑、質疑和探索。有人把未知世界畫成一個黑球，而已知部分不過是劃過其中的一條細細的白綫。就是説，誰能突破這根細細的白綫一點點，誰就是突破未知世界的功臣。這固然是説突破之難，但同時也等於是説人人可以挑戰不可能。前輩有言：“多聞闕疑，慎言其餘。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這是真正的學習態度。記得啟功先生常常告誡我們，説王國維先生回答別人的提問往往就是“弗曉得”“弗的確”“弗見得”三句話，他還坦言，他對《詩經》《尚書》也衹能明其二三（大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