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帅，1978年12月生，河南夏邑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中国辞书学会会员。河南大学硕士（2007），四川大学博士（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2014-2017），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2018-2019）。《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半年刊，商务印书馆）集刊执行主编。
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汉语词汇史和简牍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古汉语研究》《语文研究》《辞书研究》《当代修辞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汉语史学报》《汉语史研究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敦煌诗歌词汇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入选全国高校社科文库），校订《温庭筠诗》（商务印书馆，2022），参编白维国主编《近代汉语词典》（四卷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项、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等。曾获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2016）、中国驻美使（领）馆与人民日报（海外版）联合举办的“跨越太平洋的记忆”征文比赛一等奖（2019）等。入选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届、第三届“双星计划”，获评“青年教师教学科研之星”（2016/2018）、新疆实习支教优秀指导教师（2012）、西北师范大学第九届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教师”（2021）、甘肃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2022）、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2023）等荣誉称号。
创办了“语言学”“简牍学”“讲座与学术”三个学术公众号。
我是个很普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能够受到学会垂青接受访谈，实在是出乎意外。我主要是作词汇学研究，词汇学与训诂学密切相关，词汇学可以说是从训诂学发展而来的。王力先生言“训诂学研究要向词汇学方面发展”，邢公畹先生提出训诂学“向词汇学发展才有前途”（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498页）。当然“训诂学”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只是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不管如何，从渊源来说，我的一些研究也属于训诂学的范围，本着对自己二十年学术生涯回顾的精神，姑且谈一下浅薄的感受吧。
1. 训诂学被称为 “冷门绝学”，如何看待训诂学的学科特点和作用？
训诂学属于“冷门绝学”，不过现在遇上了好时代，特别是在当前重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国家还专门推出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课题，支持学者个人和学术团队从事冷门绝学研究，可以说是“冷门”不冷，“绝学”有继。
训诂学是传统学术门类“小学”的三个分支之一（其他两个是文字学、音韵学），“小学”是与“经学”相对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经学的附庸，其目的是为了解经，具体就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古书、准确地理解古义。训诂学是涉古专业研究的基础，不管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还是法律、军事、艺术等，都必须阅读古文，现在研究同为冷门绝学的简牍学也需要以训诂学为基础，否则就不能准确理解古代文献，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也是不可靠的。2.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谈谈从事训诂研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我的学习经历比较复杂、曲折，第一学历是中师（中等师范学校），1996年河南省永城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基层小学工作，即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刘店集乡吴楼小学，这是个村级小学，当时因离家稍远，冬天还要住校，一个人生火做饭。一年后，调入刘店集乡第二中学。商丘是春秋时宋国所在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就是宋国大司马，后来因为内乱，孔子曾祖孔防叔避乱逃奔到鲁国（今曲阜）。根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成年后曾多次来宋国考察殷礼，回祖籍夏邑祭祖。后人在夏邑立祠纪念，名为孔子还乡祠，就在我们学校附近。还乡祠毁于“文革”，1996年重建。1998年，位于孔子还乡祠附近的刘店二中改名为杏坛中学，因学校离孔子还乡祠很近，取孔子杏坛讲学之义，遂改为杏坛中学。（今已与刘店一中合并）在基层工作5年后，2001年参加成人高考去河南教育学院上专升本，2004年考入河南大学读研，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读博，2010年毕业后入职西北师范大学。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也要与时俱进，训诂学者要本着开放的学习态度，不断更新观念，接受新的现代学术思想和训练，才能焕发生机。为了提升自己，我于2014-201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联系导师是杨永龙教授。2014年7月，进站后，杨老师嘱咐我要多参加学术会议及暑期班等学术活动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作博士后期间，除了参加多场学术会议外，我还参加了中国语言学书院并顺利结业。暑期班要按顺序参加三年，每次都是连续四个周的强化学习，使用外文原版教材，讲课内容密集，课外阅读和课后作业繁重，每门课结束还要闭卷考试。每年通过考核后才能升级。全部课程通过考核后，还要提交结业论文，通过评审后才能结业。2015年、2016年，我先后参加了在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语言学书院一年级、二年级的核心课程暑期班。2017年暑假因为忙于出站的事没有参加。一年后，2018年暑期，参加了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语言学书院三年级的学习。书院课程密集、学习强度很大、作业很多，很多人坚持不下来，一年级时80多人，到了二年级就锐减到20人，三年级结业的才10人。2018年的中国语言学书院三年级增加了语言类型学高级研修班共37人，语言类型学高级研修班是为没有参加书院一、二年级课程者提供的，最后书院结业10人，高级研修班结业6人，书院之严可见一斑。我是强迫自己坚持下来了，那三个挥汗如雨的暑假至今记忆犹新、刻骨铭心。最后还获得了商务印书馆提供的三年级的一等奖学金。结业之后，我曾写了一篇总结文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中国语言学书院学习感想》，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公众号“今日语言学”上（2018年9月21日https://mp.weixin. qq.com/s/ob6XjQqcb5JzcLTTj9-agw）理论学习是很有成效的，我参加完2015年中国语言学书院一年级的暑期班后，运用隐喻转喻理论探讨了敦煌诗歌中新义的衍生机制，写成《从敦煌诗歌看新义衍生的认知机制》一文，发表在《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6期（CSSCI）上。除了参加中国语言学书院的暑期班，我还创造条件争取出国留学。为了出国，我于2016年春季业余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教育部出国英语高级培训班并顺利结业，就是周四的下午和晚上、周六周日全天去北外学习。结业后，联系导师获得邀请函，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2018年9月-2019年9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访学。在这期间，一方面听取了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和语言学系的课程，另一方面也写作了一些文章，比如《复合词历时结构变异的分类描写与成因考探》《“睡觉”的成词与结构转变》《转喻式“购买”义动词的分类描写与词典收词》等，其中后者还于2019年5月23日在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语言学沙龙上做了专题汇报，引起了孙朝奋、朴正九等专家的兴趣，得到其肯定和鼓励。对于训诂学研究，应该具备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是传统小学著作和当代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词汇语义学理论等。首先要熟读典籍，比如要阅读《论语》《孟子》《老子》《左传》《史记》《汉书》等经典。当然，再怎么熟悉，我们也赶不上乾嘉诸老，在当前电子时代，我们更要借助一些工具，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要熟练运用一些软件、网站，比如中华经典古籍库、引得市、古音小镜、读秀等。训诂学经典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高邮王氏四种（《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是训诂学的根底，不可不读。此外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1956/2005）、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补定本，1997）、郭在贻《训诂学》（2006）、项楚《王梵志诗校注》（1991/2010）、《敦煌变文选注》（2006）、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2005）等。阅读典籍之外，还要了解一些当前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词汇语义学理论等，这样才能将纷繁复杂的现象条理化、逻辑化，就如吕叔湘先生所言，用理论的钱串子把一个个零碎的语言现象串连起来（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吕叔湘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93-294页），如张永言《词汇学简论》《训诂学简论》（增订本，2015）、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2005）、蒋绍愚《历史词汇学概要》（2015）、D. A. CRUSE 的Lexical Semantics （词汇语义学，1986）、DIRK GEERAERTS的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词汇语义学理论，2010；中译本《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李葆嘉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等。3. 您有关训诂学的代表性论文、著作有哪些？主要观点、主要贡献是什么？
我在训诂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首先是词语考释，读博期间及以后发了一些近代汉语词语考释的文章，比如《〈醒世姻缘传〉方言词考释及注释商榷》（《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CSSCI）、《〈经律异相〉词语札记》（《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CSSCI）、《〈醒世姻缘传〉方言词语考辨》（《汉语史学报》第9辑，CSSCI，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论语•先进〉“小子”到底指谁》（《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CSSCI扩展板）、《〈红楼梦〉词语札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CSSCI扩展版）、《〈醒世姻缘传〉方言词例释》（《汉字文化》2010年第3期）、《敦煌诗词曲口语词考探》（《华中国学》2016年春之卷（总第六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这些文章，主要是对近代汉语小说、诗歌及宗教文献中的方言词、口语词做了考释，还涉及到先秦文献的解读等问题。第二，对一些特殊词语形式做了考察，比如《〈孟子〉赵岐注偏正式复音词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CSSCI）、《〈孟子〉赵注并列式复音词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CSSCI）、《〈孟子〉赵注中的同素异序词》（《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敦煌诗歌同素异序词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CSSCI）、《唐五代异形词的类型、构组与成因》（《历史语言学研究》2021年第2辑（总第16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CSSCI）等，对复音词、同素异序词、异形词、比喻词等的形式和意义做了探讨。第三，对词语构造、意义变化的理论探讨。这方面的论文有《从敦煌诗歌看新义衍生的认知机制》（《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6期，CSSCI）、《敦煌诗词曲新词造词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1辑，商务印书馆，2017，CSSCI）、《复合词历时结构变异的分类描写与成因考探》（《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CSSCI；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21年第3期全文转载）、《“睡觉”的成词与结构转变》（《语文研究》2021年第2期，CSSCI）等，对新义的衍生、新词的构造及词义的变化等做了一些共时和历时的描写和原因考探。第四，对简牍语言文字的研究。《〈悬泉汉简（壹）〉词语考释与校补》（《甘肃简牍》第2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悬泉汉简简体字研究》（《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23年）等，对简牍做了一些词语考释、文献校订工作，还做了一些简化字溯源工作。这是我未来几年重点研究的领域。第五，古籍校订，校订了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新编”的《温庭筠诗》（2022），这是新型校订，虽名为校订，实际上无异于新注，对以前的旧注依据现在的权威注本逐条核实、修订，还根据当前需求，修改了很多旧注，增加了不少新注，对许多异文根据版本、文义等择善而从以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对有些生僻字、多音字增加注音，对旧的地名括注当前对应的地名等。（《温庭筠诗》书影，商务印书馆，2022）
第六，辞书编纂，我没有主编过词典，但是参与了两部重要词典的编纂，一是参与了白维国先生主编，江蓝生、汪维辉先生副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全四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二是参与了江蓝生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做了一些民国词条的编纂工作，这部词典已经杀青，据说即将出版。也写作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如《敦煌诗歌与〈汉语大词典〉编纂》（《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6辑，巴蜀书社，2013年）、《转喻式“购买”义动词的分类描写与词典收词》（《辞书研究》2021年第4期）、《唐五代比喻词的类别与释义——兼与白维国〈近代汉语词典〉比喻词释义商榷》（《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等。4. 在你从事训诂学研究的道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哪几位？对你影响最大的著作有哪些？
对我走上训诂学道路影响最大的第一位学者是商丘教育学院的马国强教授，我在1996年中师毕业时参加成人高考考上了商丘教育学院（对口升学，能报考的学校很少），但中师时我们是定向的，已经分配到生源地任教，我就工作了，9月份收到了可以转为函授的通知，随即转为函授生，每年暑假去集中授课，这中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国强教授了，他上课极为认真，当时已在《中国语文》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在他的鼓励下，2001年我参加了成人高考，考取了河南教育学院的本科。去上学之前，我去拜访马老师，他鼓励我继续考研，还给我介绍了河南大学的汉语史专业。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因为英语是最大的拦路虎，我只在初中三年接受过英语教育，考研对我几乎是不敢想的事。但是，我很感谢他给我指了这条上升之路。他还专门给河南教育学院的刘冬冰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入学后请刘老师指导。遗憾的是，两年半后，2004年4月，正当我参加河南大学的研究生复试之际，马老师不幸去世了！这是我的终生之憾，我常常想如果马老师还在该多好！
刘冬冰教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二位学者。2001年，我入学河南教育学院之后，拿着马老师的介绍信去找刘老师，她给我一摞刊载她文章的刊物，虽然当时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分量很重，一直珍藏着。在河南教育学院上学时，刘老师给我们上语言学概论，中文系的同学都知道语言学概论是最难的，但是刘老师讲得深入浅出，我不但听懂了，还体会到了乐趣。第二学期她给二年级上音韵学时，我专门跑到纬五路的校本部蹭课，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让我感到很神奇，特别是拼读反切，感觉像做数学题一样。只可惜到第二年，刘老师调到南京林业大学去了。（2023年8月6日，与张生汉先生在第二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兰州）
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三位学者就是河南大学的张生汉教授了。记得研究生复试之后，张老师嘱咐我们入学前要阅读《论语》《孟子》和《史记》的列传、世家部分。读研期间，张老师讲授《小学名著导读》，指导我们阅读段注和高邮王氏四种，他说只要熟读、领悟段王之学，就能站在高校古代汉语的讲台上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让我们阅读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学术名著，让我得以窥见训诂学的堂奥，种下了热爱训诂学的种子，为将来的研究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张老师对我继续深造也很支持，还记得报考四川大学博士时他推荐信上的工笔小楷。除了学业指导外，张老师对我生活上也有很大的帮助。读研时我是带着家属的，2006年儿子幼儿园毕业要升小学了，在张老师帮忙下才顺利报上了河大附小。只可惜第二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不得不离开开封。我对开封一直很感激，记得2005年春天，带着儿子去河大幼儿园报名时，园长听闻我们的情况后，还给我们免了部分学费，我们至今对她感激。对我影响最大的第四位学者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项楚教授。第一次认识到项楚先生是因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一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10位入选者都是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其中就有项楚先生。后来读到《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等，为其内容的宏博、考证的精审而叹服。第一次见到项先生是在2006年5月份，当时河南大学文学院请他来讲学，是在南门内中西合璧的六号楼。那时我们正在批阅自考试卷，负责老师要求暂停所有的阅卷工作，都去聆听项先生讲学，甚至一些已经答辩完毕的研三同学也来听讲。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六号楼三楼，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不仅椅子上，楼梯上、地毯上也坐满了人。先生来时，一头银发，两手空空，我很纳闷，很多学者都是带着电脑作讲座的，他怎么片纸不带。等到演讲开始，却是滔滔不绝，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而且逻辑清楚，一下子折服了台下所有的人。我也坚定了要报考他博士生的决心。入学后，项先生给我们开了“敦煌文献研读”“佛经文献研读”等课程，这是真正的研读，先生发下来敦煌卷子，带着我们逐句研读，那真是如沐春风，在先生的潜移默化中，我也喜欢上了敦煌，博士论文就是做的敦煌诗歌词汇研究。（《敦煌诗歌词汇研究》书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2023年7月8日，在国家“十四五”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高端论坛上，与项楚先生在一起，成都）
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五位学者就是杨永龙教授。在河南大学读研时就听过杨老师有关语法化的课，但因为杨老师那时已经调入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以接触不多。入职西北师范大学后，我还想着提升一下自己，开始只是想在本地做个博士后。2013年春季，杨老师来兰州大学讲学，我给他汇报听讲心得，并给他说了我的想法，杨老师给我抛出了橄榄枝，说“你也可以来语言所做博士后啊”，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在杨老师帮助下，2014-2017年，我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做博士后，联系导师就是杨老师。杨老师嘱咐我要多参加学术会议，还指导我提高理论修养，在出国访学上也帮我推荐。即使出站后，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可以说语言所是我学术生涯的转折点。2018年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合作导师是孙朝奋教授。在美期间，孙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读研期间，魏清源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以上是对我有直接影响的学者，还有很多学者对我的影响、帮助很大，限于篇幅就不一一罗列了。关于训诂学需要阅读的书籍前面已有提及，受阅读兴趣及研究重点影响，对我影响尤大者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补定本，1997）、郭在贻《训诂学》（2006）、张永言《词汇学简论》（1982/2015）、项楚《王梵志诗校注》（1991/2010）、《敦煌变文选注》（2006）、蒋绍愚《历史词汇学概要》（2015）、DIRK GEERAERTS的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词汇语义学理论，2010；中译本《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李葆嘉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等。5. 您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有过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您是如何面对成功与挫折的？
说起经验其实不太多，也谈不上成功。有一点体会就是凡事要知行合一，西北师范大学的校训是“知术欲圆，行止须直”，这取自曾任西北师范学院校长的黎锦煕先生为《国立西北师院毕业同学录》的题词：“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知与行是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就如写论文，我们有个大致的思路就可以动笔写作了，有些具体的细节是在写作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做事也是一样，先有个方向，然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为未来担心，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很多问题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解决的。学术探究更是如此，没有前人的路可走，就是因为结果未知，研究才更有意思。
（1947年，曾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长的黎锦熙先生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同学录》题词：“知术欲圆，行止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并用国音字母书写）
说到教训，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对待科研的态度。2013年6月，我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敦煌诗词曲词汇研究”（批准号：13CYY051），一年后去做博士后，博士后期间又先后申请到了两个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分别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敦煌诗词曲构词研究”（项目编号：2015M570208，2015年5月14日立项，经费8万元）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项目“唐五代汉语构词研究”（项目编号：2016T90176，2016年6月12日立项，经费15万元），因为这两个项目要求比较急，必须把这两个课题结项才能出站，于是博士后期间主要精力都用到这两个课题上了。出站之后，2018年9月-2019年9月又出国访学一年，所以中间没有全力用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上，当时也没有那么严格限定期限。到了2019年5月中旬，我还在斯坦福大学访学之际，忽然接到学校社科处的通知，要求5月底必须提交结项，否则就要撤项。我接到消息很着急，但是时间很紧，又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只得把前面的已有成果结集起来，格式稍作调整，作为结项报告提交上去了。半年后，2020年1月8日，接到学校社科处通知，结项报告没有通过，要求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后再提交。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要求在2月底前必须完成修改任务。当时已经临近期末和春节，我们回老家过年，年三十已经传出武汉新冠肺炎爆发的消息，到大年初一就更紧张了。本打算初六返回兰州的我，紧急预订了初三的票，那时好多票已经没有了，订了数次皆被取消，最终购买了一张在西安中转的高铁票。那是阳历2020年1月27日，当时从夏邑去商丘的公交已停，我们包了一辆车去火车站，一路上戴着口罩，像逃难一样，到处人心惶惶。
回到西北师大，整个校园静悄悄的，我一天也没敢耽误，第二天就去了办公室。每天熬夜到十点多。当时整座楼上就我一个人，孤灯独坐，而我却干得物我两忘，不知寒暑。自博士毕业以来，这是最专注的一次。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我终于在2020年2月28日把修改稿提交上去了。这次修改，共删除5.26万字。重新写作了13.91万字，全文共24万字，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138%。好在我最终完成了修改，顺利结项，到了2020年4月份，结项证书也下来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个课题得以结项，我又申报了2020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并于9月份获批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即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刊布敦煌汉简词汇研究与语料库建设”（批准号：20BYY139）。2020年11月，看到第十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开始征稿，我又准备投稿，经过四个月的进一步修改，特别是2021年一月、二月寒假期间，我又一次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文稿修改中，按照文库的要求核对全部引文，对书稿反复打磨，又增补了不少内容，全书30多万字，比结项报告增加了6万字。2021年10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对第十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评审结果开始公示，小书有幸入选，11月11日邮箱收到入选的正式通知，得到文库全额资助，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已于2023年3月份给出版社提交了定稿，不久应该就会面世。这是个很深刻的教训，同时“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相依，经验与教训共存，危机和希望也是可以转化的。危难处理得好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机遇。我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哪怕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向好！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挫折我们更要增强韧性，不能被轻易打倒。当人生处于低谷时，可用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等鼓励自己。面对成功更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我们搞科研与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工作而已，不过我们比他们幸运得多，我们获得的更多，只要努力，不仅会得到物质上的收获，还能获得精神上的奖励和荣誉。当取得一些成功时，要保持清醒，不要飘飘然，更不能忘乎所以。在工作上，我特别佩服台湾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二“随”原则：“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曾经有位亲戚问我，你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是不是可以歇歇了？我问他：农民种地，今年丰收了，明年还种吗？他说那还得种。做科研也是一样，要像农民种地一样，需要不断播种、持续耕耘，才能有所收获。6. 您主持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个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您还主持了哪些项目？在项目申报上您有哪些经验？
到目前为止，我先后主持了科研项目7项。最早是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融合与嬗变：多视角下的敦煌诗歌词汇研究”（SKQNGG1205），2012年12月13日立项，随后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敦煌诗歌词汇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40029），2012年12月29日立项。教育部项目立项时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的第一个重要项目。第三个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敦煌诗词曲词汇研究”（批准号：13CYY051，2013年6月10日），这个项目花费时间最长，前面已经说过。主要是中间插入了两个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这也与我的认知有关，当时基金委对科研项目管理较松，好多人都延期了，我想这辈子能做一项国家课题就不错了，所以并没有急着结项。甚至有领导嘱咐我赶紧结项接着申请下一个，我口中唯唯，但心里却想立项哪有那么容易？第四、第五个课题就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敦煌诗词曲构词研究”（项目编号：2015M570208，2015年5月14日立项）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项目“唐五代汉语构词研究”（项目编号：2016T90176，2016年6月12日立项），这两个课题耗去了我博士后期间的大部分精力。前几个课题都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延续，从博士毕业到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2020年4月），正好10年。最辛苦的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花了7年的时间，虽然中间很曲折，好在结果还算圆满。我的第六个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刊布敦煌汉简词汇研究与语料库建设”（20BYY139），立项日期：2020年9月15日，这是疫情期间申请的。其实当第一个项目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提交结项报告时，我不想申报了，想歇一歇。但在领导鼓励下，还是申报了。当然，既然决定了申报那就要抱着必中的决心，而不能随随便便提交申报书。2021年12月5日，当学校科研院嘱我向青年教师分享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经验时，我的题目是“提前准备，精心设计，多方咨询，反复打磨”，这也是我的心声，如果说我能够侥幸中了几个项目，主要得益于这16字方针。首先要关注前沿、早做准备，要关注学术前沿、学科热点，还要关注已经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本学科近3-5年的立项情况进行统计，从中提取学科关键词、热点问题。然后凝练题目，科研题目的凝练非常重要，要准确、简明地反映研究内容，还要让评审专家看到眼前一亮，有心动的感觉。我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题目就经历了三次大的修改过程：1.敦煌出土汉简语料库建设与词汇研究→2.敦煌新刊布汉简词汇研究与语料库建设→3.新刊布敦煌汉简词汇研究与语料库建设。（2020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题目凝练过程）
题目确定了之后，就要精心论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20万元，课题论证部分不超过7000字，相当于30元/字，真的是字字珠玑，所以课题申报书要尽量删掉可有可无的字句。真正做到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格式简洁，还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鲜明的问题意识、合理的内容框架和具体的目标体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创新和特色，符合国家需求。创新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新观点、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新角度、新材料等，其中至少得有两个“新”。最后要多方咨询、反复打磨。咨询对象包括导师、前辈、同事、朋友等。在修改打磨阶段，要打印出来仔细校对，字斟句酌，措辞严谨。不要有错别字和病句。修改到多少遍并无定准，有人天资聪颖，下笔成章，可以很快定稿，对于我这样天资愚钝的就要多修改几遍，我查看了电脑中的申请书记录，发现2020年的国家课题申请书有22版。（2020年的国家课题申请书修改了22版）
我的第七个课题是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悬泉汉简词汇研究”（项目批准号：20YB031），立项日期是2020年7月7日，这是第一个国家课题已经结项，第二个课题还没下来时申报的。祝愿各位有志于科研的同仁所求皆所愿，在科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的后两个课题已经转到了简牍研究上来。目前正在做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刊布敦煌汉简词汇研究与语料库建设”（20BYY139）和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悬泉汉简词汇研究”（项目批准号：20YB031），省社科项目今年必须结项，国家课题明年也要结项了。
之所以转到简牍研究上来，与社会大环境有关。2019年11月，《悬泉汉简（壹）》和《玉门关汉简》刚刚出版，这是新材料，我就抓住机遇申报了新课题。当前，甘肃省和西北师范大学都很支持简牍学的发展。我们在做这两个课题时，也与人才培养、团队打造、学科建设相结合。从2021年8月起，我们组织召开了两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讨会，创办了《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集刊，第1、2辑已于2022年11月、2023年6月出版。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2021年11月起，我们开始举办“简读西北”工作坊，把专家讲解与师生研读相结合，到2023年8月已经举办了59期，其中学术讲座32场，简牍研读24期，还举办了学术会议多场，大大促进了简牍学的发展，为甘肃省一流学科突破工程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学科建设也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学院领导和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鼓励！目前，我们正在筹备下一步的研究项目，主要是立足西北汉简，深耕细耘，希望能在科研项目的支撑和推动下，对简牍语言文字研究，对训诂学做出更多的贡献。8. 您是如何处理好科研、教学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关系的？
学者的教学、科研和日常生活很难截然分开。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学、科研，应该说是除了教学之外都是科研。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好假期，假期没有教学工作干扰，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利用这难得的大块时间做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
至于生活，主要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不过我们身在高校，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最重要的是保持身体健康。我没有什么不良爱好，不吸烟不喝酒不玩游戏。我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是跑步，隔三差五跑一跑，每次五六公里，偶尔打打羽毛球。说起来跑步，我也走过弯路，1998年我曾经很傻的一年365天天天跑步，从年头跑到年尾，以为这样可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后来才知道，这是不科学的，身体也需要休息，跑二休一、跑三休一、或跑五休二就可以。锻炼身体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不要影响了工作。9.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们怎样继承传统训诂学的优良学风，又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新文科建设的需要，不断开拓创新？
学术研究要不断开拓新领域，开发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对训诂学也是一样，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同时也焕发出新生命。在当前越来越强调出土文献的时代，训诂学也应该与时俱进，关注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等新材料。对我来说，训诂学更要重视简牍研究。20世纪是新材料大发现的时代。王国维先生把汉晋简牍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内阁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献的四大发现。之后，以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为研究材料分别形成了甲骨学和敦煌学，且都成为了一门显学。而以简牍为研究材料的交叉学科“简牍学”则成立较晚，而且不受重视。（目前看到“简牍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李书华《竹木简的起源与古今出土的竹木简》，载《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清华学报社，1965年9月。）但是，简牍学是更有生命力的学科，殷墟甲骨材料有限，敦煌遗书也是再无新材料发现，相反，简牍则是不断发现，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的简牍不断出土，似有井喷之势。“二十世纪是简牍大发现的时期。继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考古家发掘之后，新的简牍不断涌现，特别是一次性出现大批量简牍的情况层出不穷，其时代跨度之长、反映内容之广，世所罕见。时间上，从战国楚简、秦简，到西汉简、东汉简，再到三国吴简、晋简，呈现一条连续的时间链。地域上，从西北简到南方简，目前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陕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天津、云南、广西、贵州、安徽、浙江、北京等20个省级区域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甘肃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博物馆等大学和博物馆都有出土和收藏的各类简牍，总数达27万多枚，蔚为大观，是当年王国维所见的西北汉晋简牍的数十倍。”（参《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前言》，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页，https://mp.weixin.qq.com/s/55hQIa N3AwHBlgumA494pA）
（《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简牍》第一辑书影，商务印书馆，2022年11月）
甘肃省是最早发现简牍之地，从最早的敦煌汉简，到后面的居延汉简、居延新简、马圈湾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悬泉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武威汉简、玉门关汉简等，约占汉简总数的80%。甘肃省抓住了这一地域资源优势，于2021年12月实施了甘肃省属高校“一流学科突破工程”，西北师范大学的“简牍学”是重点支持的五个学科之一。西北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简牍研究院，文学院也成立了简牍研究中心。我们顺势而为，发起并召开了“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简牍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联合主办，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简牍研究中心承办，于2021年8月举办了首届会议，2023年8月举办了第二届会议，以此大力推进简牍语言文字研究，这也是训诂学的一项内容。
（《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第二辑书影，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简牍研究中心还创办了《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集刊，由刘钊、李守奎教授任主编，我任执行主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目前已出版第一辑、第二辑，还在今年8月5日第二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举办了首发式，由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占仁教授、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余桂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张伯江研究员和《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主编刘钊教授共同为《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揭幕。希望《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能成为凝练学术方向、团结学科专家、培养学术新秀的重要平台。
（2023年8月5日，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占仁、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余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张伯江和《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主编刘钊共同为《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揭幕）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余桂林在首发式致辞中说，商务印书馆高度重视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他十分期待《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集刊将来能成为简牍学学科重要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成为学科青年学者的成长地，成为西北师范大学学科建设的亮丽名片。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希望为训诂学发展做出的一点努力，也希望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多多支持《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简牍研究大有作为，特别是词汇、文字、语法、音韵等简牍语言文字研究更是训诂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从事简牍学研究，使冷门不冷、绝学不绝、后继有人，也让训诂学这个古老的学科焕发出新的生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10. 在日常教学、科研之外，您还创办了“语言学”“简牍学”“讲座与学术”三个学术公众号，受到学界好评。但这也是非常耽误时间的，很多人不愿浪费精力做这个，您能说说其中的机缘吗？
这是在疫情期间创办的。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2020年起学校生活深受影响，有些课程只能线上进行。不少学术讲座也通过在线会议的形式举办。为了督促自己和同学们学习，我就开始搜集一些相关的学术讲座，发到我的研究生群里，提醒他们及时收看。后来发现这种形式收益范围很小，在同学们的提醒下，我开始试着申请微信公众号，想着反正都是要关注这些学术信息，不如索性公开，还能让更多人受益。2021年10月17日开始发表第一篇推文《“语言学”公众号发刊词》，10月19日开始进入正轨，基本上每日更新。开始是我一个人编辑。一个月后，2021年11月16日起请了1位研究生加入，11月21日起请3位本科生加入，至此，我们的编辑团队基本建立了起来。现在，我们已有一支14人的编辑团队。为了促进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一流学科建设，2022年2月13日，我们创办了“简牍学”公众号，专门发布简牍学与出土文献相关学术资讯。后来随着线上讲座的日益增多，2022年11月8日，我们创办了“讲座与学术”公众号，专门发布人文社科学术讲座及相关学术资讯等。
主办这三个学术公众号，确实占用了我不少的精力，有些师长还担心我，善意的劝导我，怕影响了我的科研，这些温馨的提醒都让我感到特别温暖，偶有个别不适的内容，也有朋友提醒我修改或删除，这些我都珍藏于心，在此向所有关心我的师友致以深深的感谢！至于浪费精力之说，我的体会是“爱可以抵挡一切”，只要热爱就会乐此不疲。在此期间，我们也收到很多鼓励，这些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现在“语言学”“简牍学”都有明确、清晰的定位，也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运营良好。随着疫情结束，线上讲座日益减少，“讲座与学术”面临转型，我们在不断尝试，也请大家多提宝贵建议。我没有做出什么突出贡献，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受到学会青睐，给我一次总结自我的机会，非常感激！以上拉拉杂杂说了很多，其实不一定对，都是个人有限经历的一点浅薄经验，请各位同仁多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