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章句起源与初期形态蠡测——以安大简、阜阳简、海昏简《诗经》为中心
内容提要：章句是两汉经学标志性的解经形式，前哲时贤颇多论述。由于东西汉之交的繁琐章句著作不存于世，大多只能根据汉代文献的叙述和已经删减的东汉中后期《楚辞》《孟子》章句论其得失，难窥全豹。追溯章句在西周的含义和形态，以出土实物为据，考察安大、阜阳、海昏《诗》简所用章句符号的发展，结合武威《仪礼》简的章句符号，提出解经形式的章句经历了初期以符号划分经文的章句形态学，即狭义章句学，到逐渐增加训诂注释、史事引证和概括章旨的章句诠释学，即广义章句学的发展历程。介于狭义与广义，亦即章句形态学和章句诠释学之间，还曾经存在过各种繁简、详略不同的章句文本。
关键词：章句起源 章句形态 出土简牍 《诗经》 两汉
章句是两汉经学史中绕不开的热门议题，因为：一、从宏观之史而言，不仅《汉书艺文志》列有各种章句著作，《两汉书·儒林传》《两汉纪》亦记载多位经学家与章句间之关系，《后汉书》又有帝王令删章句之诏，章句之学几乎一度成为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一统天下的经学文本特色，并影响到诸子和集部。二、从客观之经解体式而言，承自先秦的传与解、诂、说，蕃衍成章句，再简化为东汉中后期之注，向以繁杂著称的章句，在经典注疏学史中起到了一个由概括大义之传到简洁之注的承上启下作用。研究经学之所以绕不开章句，因为“释经贵得其理，而得理在有所据依”，此依据源于“汉师家法”[1] ，而师法、家法即体现在两汉群经章句之中也。
在师法到家法转变的历史阶段，两汉经师传授过程中最典型的繁琐章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因为缺乏实例[2] ，后世难窥究竟。清代考据学越唐跞汉，对汉代最具标志性的经学诠解体式“章句”有过各种推究，大致可分符号、词义和形式几种。
一、从“章句”两字的构形上作解。章为乐曲之终，此尽人皆知。段玉裁(1735—1815)在《说文注》“句”下云：“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3] 桂馥(1736—1805)在《说文》“丶”下云：“汉经师作章句者，谓识其绝止也，或作
二、就“章句”一词词义作解。毛奇龄（1623—1716）以为“经文章句，最是关系”，謂“章者，篇章；句者，辞句。属者，句之连；读者，句之断也”[5] 。从篇章与辞句切分，实乃本王充(27—约97)“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为说[6] 。吴昌宗（乾隆间人）又从章与句的语意单位上划分说：“意断曰章，言断曰句。章句之说，起于汉儒。”[7] 意为划分章句主要从经文语意、句意上考虑。若然，经师对经文文意、语脉的认识理解不同，其章句的划分也就自然有异。
三、从“章句”的诠释形态作解。洪颐煊（1765—1837）以赵岐《孟子章句》为蓝本，说“诸儒章句……敷衍文义，其大指如今之乡塾讲章。盖当时博士传习，设科射策，利禄所在，士争趋之，通儒不之览焉”[8] 。章句是否如明以还之讲章，姑置不论，今存简练的《孟子章句》与讲章有异。但洪说章句是围绕经文“敷衍文义”，则是着眼于其诠释形态，与纯粹训诂有一定差异。同时之沈钦韩（1775—1832）在疏证《汉志》“大小夏侯章句”下亦云：“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9]“敷畅其义”犹“敷衍文义”。敷衍太“畅”，即成马瑞辰（1777—1853）所说“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的繁琐章句 。[10] 但什么是“指括其文”？“指”即“章指”，赵岐(？—201)于《孟子》每章后用简要文字概括一章大旨[11] 。即钱大昕(1728—1804)所谓“赵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间作韵语，谓之章指”也[12] 。周广业(1730—1798)更进而解释说：“断章而揭其大指，离句而证以实事也。”[13] 故焦循(1763—1820)作总结说：“赵氏于《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章有其恉，则总括于每章之末，是为‘章恉’也。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于当时诸家，实为精密而条畅”[14] 。焦循又补充了章句中的“训诂”内容。由此可知，用训诂以疏通文字，引史实以证明经义，撮警语以揭明章指，是清儒总结汉代章句的三个重要方面。
【注释】
[1]段熙仲《礼经十论》，《文史》第1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页。
[2]今所存王逸《楚辞章句》和赵岐《孟子章句》是东汉中后期作品，与动辄数十万、上百万言的繁琐章句还有一定区别。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上。
[4]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册，第5265页。
[5]毛奇龄《尚书广听录》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册，第676—677页。
[6]王充著、黄晖、刘盼遂校释《论衡校释》卷二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册，第1129页。
[7]吴昌宗《四书经注集证·大学章句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册，第8页。
[8]洪颐煊《读书丛录》卷二二“五经章句”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7册，第761页下。
[9]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册，第646页下。
[10]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11]李善《文选注》多称《孟子章指》，周广业《孟子四考》卷三“章句指事”和“章指”两节有考（见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1册，第1068页）。
[1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册，第66页。“章指”亦作“章旨”或“章恉”。
[13]《孟子四考》，《清经解续编》，第1册，第1068页。
[14]焦循《孟子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27页。
二十世纪以还，论者益多。黄侃(1886—1935)藉《文心雕龙·章句》篇对章句有系统解析，其解“章句”名义，颇具历史眼光，而论经解体式，则云：“章句之始，盖期于明析经理而止。经有异家，家有异师，训说不同，则章句亦异，弟子传师说者，或更增益其文，务令经义敷畅”[15] ，亦仅分辨不同经师不同章句异解，所谓“务令经义敷畅”，犹沈钦韩“敷畅其义”之意。戴君仁(1901—1978)研究经疏的体式，认为“章句不是——或不仅是——零星的词和字的解释，而是整段逐句的文义解释。”[16] 意谓章句体式有训诂有文义疏释，亦不出清儒所论及之范围。唯其更进而辨析“章句”与传、解诂、说和注之体式区别，将“故”和“传”划归一类，“章句”与“说和记”划归一类[17] 。此相较于吕思勉（1884—1957）统论“古人所谓章句，似即后世之传注”，分析更细，但是否符合“章句”体式，仍须重新检讨[18] 。张舜徽(1911—1992)通释《汉书·艺文志》，对注疏体式亦有分疏，认为“解故重在诠释训诂名物，其辞简略；章句主于疏明经旨大义，文较繁滋矣”[19] 。章句与解诂是否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责，仍未有充分证据 。[20]
吕思勉在上世纪初举世遍言外国有标点符号而我国古代无有之氛围下，作《章句论》，转从另一视角审察，谓“符号维何，则古所谓章句是”，“章句之溯，则今符号之类耳”（《章句论》，《文字学四种》，第5、7页），直从表示“章句”的符号切入分析。盖先秦经典或秦汉律令，往往一气连抄，须先依据文义用符号划分，而后可以对已划分之字词、章句予以解释。故其又云：“章句之初，盖仅如今之符号，其后加之以说，实由经义之难明。”（《章句论》，《文字学四种》，第10页）按照吕氏之分析，经典解释当先有章句符号，而后有章句内容。前者为如何划分篇章句，可称之为章句形态学；后者方是有关篇章句的训诂、句意、章旨等，可称之为章句诠释学。划分章句与诠释章句互相制约，如何划分章与句预示着该经师如何解读，而经师如何理解经文文义，将制约其如何划分其章与句。
近数十年来，讨论章句之文章屈指难数，撰写较早且较有影响者为台湾林庆彰和张宝三，两位教授对章句之起源、定义、内容、增繁与删简过程，与师法家法关系等，皆有综述和梳理[21] 。大陆学术界二十世纪末除葛志毅、王铁外[22] ，很少有人关注，只是近十多年有几十篇探索章句的文章，如杨权[23] 、郜积意[24] 、张荣明[25] 、孙尚勇[26] 、骆瑞鹤[27]、高海云等[28] ，或论章句形态特征，或理章句在宣章二帝历史中之升降，或析其与政治关系，更有辨其与训诂疏解之异同关系者。至于欲复原章句之繁简形态，因汉代留存至今除王逸《楚辞章句》和赵岐《孟子章句》外，无可取式以作实物研究，只能在两汉文献中撷取名词概念和零星、片断的历史史实，凭借各人的理解，摸索探考，遂致固执己见、互相是非。笔者阅读、评判前人学说得失，综合传世和出土文献书写形态，认为章句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代经师传经之初，是用各种符号标识在段落章句间，使篇章的句意、层次分明的一种划分形式，此时尚处于章句形态阶段，可称为狭义章句学；在此基础上教授门弟子，解释字词，疏通句意，阐释篇章大义，各家的章句划分不同，阐释也会不同，待积累到一定篇幅，便形成一种章句阐释学。此种有一定篇幅的解释性章句文本，可称为广义章句学。但要清晰认识章句这种发展过程，必须回溯西周以还的教育制度，并用出土实物来证明，庶免口说无凭之讥。
【注释】
[1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7页。
[16]戴君仁《经疏的衍成》，《梅园论学续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98页。
[17]戴君仁《经疏的衍成》，《梅园论学续集》，第97页。
[18]吕思勉《章句论》，《文字学四种》，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按，此因吕氏将东汉范儵、曹褒、牟长、张奂、包咸、伏恭、薛汉、杜抚、钟兴、程曾等很多“章句”著作都认为“皆章句即传注之征”（第6页），这没问题，只是将章句与传和注都统摄在诠释、批注的大范围之内。
[19]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20]其他如王铁认为“章句相当于说”，谓西汉称“说”，东汉称“章句”（参见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从诠释角度衡论，似都近似，然从传记、训诂、说、注之起源与特点分析，都不确切。
[21]林庆彰《两汉章句之学重探》，《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277—297页；张宝三《汉代章句之学论考》，《台大中文学报》总第14期，2001年。
[22]葛志毅《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5期。
[23]杨权《论章句与章句之学》，《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4]郜积意《宣、章二帝与汉代章句学的兴衰》，《汉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5]张荣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南开学报》2007年第1期。
[26]孙尚勇《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7]骆瑞鹤《汉代经学章句发展说略》，《人文论丛》第23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8]高海云《汉代章句之学研究述评》，《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11期。
章句是汉代经学注释的一种体式，是汉代经学博士制度下为区别不同师法和各自教授博士弟子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解经方式。东汉徐防曾说“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徐意似是着眼于《毛诗》分章而言，盖《豳风·东山序》有“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之文[1] ，而汉人认为小序是子夏所作，故云“始于子夏”，徐所谓“章句”应指离章析句的狭义章句。陆德明（约550—630）虽谓孔子删《诗》，“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却说子夏“口以相传，未有章句”[2] 。如果子夏确实发明章句，且以口传，何以云“未有章句”？显然，陆氏此处之章句是指汉代经学博士制度下繁缛的解经章句形式。子夏传《诗》时是否有章句，章句是否由子夏发明，无法在子夏身上求证，应该从两周教育制度和孔子传诗中去作历史的考察。
西周之有大学，已见诸铭文。《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台湾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5册，第649页上）春秋战国时所谓“古”者，应指西周而言。学校名称互不对应，容有殊方异称之因素。《大戴礼记·保傅》《汉志》《白虎通》《说文序》都说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太学[3] ，《汉志》《说文序》说保氏教以六书。读书先识字，小学先教汉字六书，自属情理之事。《学记》又云：“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第649页上）郑玄（127—200）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 （《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第649页上）第一年教授如何读断文句，自应指大学而言，盖小学初入，未尝识字，尚不能诵读文本也。离经断句在于学生，辨其心志趋向在于老师，郑氏将“离经辨志”打成两截。黃以周（1828—1899）不以为然，他认为“离经，谓分析经理，知章句之继绝也。志，古识字”，记文是谓“经既离矣，又令分别标识”，“士初入学，循诵习传，患在儱侗不知分解”，所以“年终，考视其业，先以离经辨志。离与辨皆学者事，非视者辨之也”[4] 。盖无论当时《诗》《书》文本有勾识符号，须学生学习辨识，还是无勾识符号，需要老师带领读断，其入大学伊始，首先离析经文，读断句子，而后才可以进一步理解其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王制》说入国学习《诗》《书》、礼、乐者，多为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嫡子，非一般士庶子弟得与于其间。这类人之所以要研习《诗》《书》、礼、乐，是因为将来要袭爵继位，担任各诸侯国卿大夫要职，甚至继承侯王尊位。朝廷、宗庙行礼和宴飨需要懂得仪节、乐舞，朝聘天子、会盟诸侯，出使邻国，需要行礼和赋诗对答。
西周国学教官由大司乐、乐师、师氏、保氏、大胥、小胥等组成。大司乐是乐官之长，职责是管理学宫，教育国子。《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孙诒让著，汪少华点校《周礼正义》卷四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册，第2077页）之说。“乐德”指音乐所熔铸的德性，“乐语”指合乐的诗歌。西周时诗、乐、舞合一，以教国子，训练口才，陶冶性情，培养人才，为一国政教之所系。郑玄对六种“乐语”的解释是：
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周礼正义》卷四二，第2077页）
乐能感化人之心情，故以“乐德”培育国子，以乐语伴随《诗》《书》和礼仪的教授。礼有大量的仪节需要默记，需要施行，有少量的对答言语，但似无须讽和诵，也不能“以善物喻善事”和“言古以剀今”。《书》可以讽、诵，多识前言往行；可以言、语，交流先圣之德言；但不能“以善物喻善事”而起“兴”。唯有《诗》，可以讽诵，可以对答，也需要“以善物喻善事”以起“兴”，更需要“言古以剀今”以讽“导”。可以想见，《诗》是最需要统六语而教授的课程。而事实上，从《左传》看春秋时期诸侯会盟、卿大夫出使赋诗，足以证明他们都是经过西周国学严格训练出来的专门人才。这些文质彬彬人才的言语应答，都能通于诗乐之旨意；辞气尔雅，都能远于鄙倍粗野之习气。
《左传》一书保存相当数量的诸侯会盟、卿大夫出使赋诗引诗的事例。据张素卿研究，这些事例绝非刘歆或后人附益[5]。《左传》赋诗共有一百三十九例，其中有十五次都明确标示出所赋为某诗第几章[6] 。如《文公七年》荀林父赋《板》之三章、《襄公十六年》献子赋《鸿雁》之卒章、《昭公元年》令尹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等等。推想卿大夫赋诗时既歌诗句，可以说某诗第几章，也可以略之。史官记录，亦可或补或删。但无论何种原因，有百分之十以上标明所赋诗之章次，足以证明与《左传》所记之相应年代，《诗》不仅肯定分章，而且众所周知，互相心照不宣。更由卿大夫们在外交场合能即兴歌咏《诗经》章句——所谓断章取义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外交旨意，可以推想他们在国学中学习时所用《诗》文本分章基本相同，若所习文本有差异，或其所受兴、道、讽、诵、言、语的乐语有差异，则即兴赋诗时，就有可能互相错会对方所赋诗章之意图。
春秋卿大夫赋诗称章，可上推西周国学教授《诗》也已用“章”。依黄以周之解释，“离经”不仅是句读，也包括章次，而“辨志”，则是将句读和章次用符号勾识做记号，以便时习识记。西周、春秋所用符号，现今无法质指，兹从《说文》所保留之章节、识记符号分析之。“章”，《说文·音部》：“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从十，数之终也。”[7] 徐铉音“诸良切”。“音”固与乐有关，而“十”为“数之终”，所以释为“乐竟为一章”。西周既以《诗》《书》教学统属于音乐机构的大司乐，其诗之一节一段循一首乐曲始终称之为“章”，也就顺理成章。宗庙颂乐庄严雄伟，场面宏大，乐曲绵长，故《颂》多为一章而多句，如《周颂》之《雝》一章十六句，《商颂》之《那》《烈祖》和《玄鸟》皆一章二十二句。风诗多民间小曲，乐曲短小，故重章复迭，一诗多章，比比皆是。多章诗句环回重复同一段乐曲，故诗章亦多移易一词一句，如《周南·樛木》《芣苢》《螽斯》《桃夭》、《召南·采蘩》等，更有副歌、引子、尾声等[8] 。因此，学习《诗》，与学习乐曲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离析诗之“章”也就成为国学学生“离经”首要内容之一。章之下即是句，句的起讫也需要标识。许慎《说文》记录解释相关的符号有：“句，曲也。从口，丩声。”此符号如何勾曲，许慎未言，段玉裁说是“取稽留可钩乙之意”（《说文解字注》卷五，第88页上）。“钩，曲也。从金，从句。句亦声”，“丶，有所绝止。丶而识之也”，“亅，钩，逆者谓之亅，象形。读若橜”，“𠄌，钩识也。从反亅。读若捕鸟罬”。（《说文解字》，第50、105、267页）这些勾识符号，是否为西周大司乐教授时的符号，无法质指，但其符号局限在比较简单的点画范围内，符合人情事理。推想国学学生所习与自藏，必有“辨志”亦即标识分章析句的勾识文本，因简牍难以保存，日久便逐渐散佚。散佚有渐进性与忽然性，往往此存彼失，此失彼存，总有鳞爪偶存。《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解诂：“读谓经，传谓训诂。”[9] 依何休之解，定公是依有句逗符号的文本读经，仍不懂《春秋》之微言大义，乃复问“传”解之意。由此可见，这种带有勾识符号的文本到战国、秦汉之交，甚至在向、歆父子领导校勘六艺经典诸子时，仍会见到。及至东汉，所传所见经典都是汉隶转写的文本，以及依离章析句转写本而纂辑的填塞连篇累牍注释的章句文本。处于这个时代的徐防，其意识中的章句就是连篇累牍的注释。《后汉书》本传谓“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所以上疏云：
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后汉书》卷四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册，第1500页）
徐防上疏是因五经“圣意难明”，需要纂辑“章句”来开悟“后学”，则此“章句”显然是能明白疏通经义的章句之学。作为章句学盛行时代的学者，对先秦及秦汉经典传授历史自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其说子夏所发明的“章句”和后面“经典废绝，文本略存”所缺的“章句”正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子夏由夫子传授而获得的离章析句的文本形态——姑称之为“文本形态章句”——这个章句包含着伴随乐曲的乐章和诗句的诗章之双重意义；后者则是由字词到句子再到篇章逐一训释、不厌其繁的解经模式——姑称之为“解经模式章句”，这时的章句已经失去了乐曲乐章的含义而仅存诗句诗章的单纯意义。
从徐防所说的文本形态章句到解经模式章句，中经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解经模式章句，经诏令几次删减，越趋简略，至今留下《楚辞章句》和《孟子章句》二种；而文本形态章句，除却《汉志》所存书目，已很难找到传世文献实物。所幸近数十年出土简牍无数，使我们犹可从中披寻其印迹。
【注释】
[1]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卷八，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98页。
[2]陆德明著、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页。
[3]入学年龄，各书记载亦有不同，不同原因或与其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子之对象不同有关。（参见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三二《学校礼通故》，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册，第1348—1349页）
[4]《礼书通故》卷三二《学校礼通故》，第3册，第1351页。
[5]张素卿《左传称诗研究》第二章“左传称诗资料之鉴别”从异文、篇章次第和逸诗三者论证其非后人附益（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91年版，第15—24页）。
[6]根据张素卿《左传称诗研究》附录一，第261—288页。此书与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有分合之差异。
[7]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页。
[8]关于风诗之重章迭句，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四章有关《诗经》中包含的曲式问题（《杨荫浏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56—60页）。此外，可参涂公遂《诗与乐舞——诗的起源、发展及诗乐舞之关系》，《艾庐文史论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68页；朱孟庭《诗经与音乐》，台湾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56页。
[9]何休注、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台湾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7册，第315页上。
《诗》类竹简、石经中的
章句痕迹索隐
近数十年出土经籍简牍中引述《诗》句者已不少，但无法考其章句痕迹。其可考见其篇章结构者，依出土年代先后有：熹平石经《鲁诗》残石、安徽《阜阳诗经》、荆州夏家台楚简《诗经》，海昏侯简《诗经》和安大简《诗经》。最近又有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的战国《诗经》[1] 。夏家台《诗经·邶风》未公布具体信息，无法讨论其章句形式。王家嘴《诗经》刊布的信息量很少，亦只能在安大简后附论之。
依实物年代先后应是安大诗简、阜阳诗简、海昏侯诗简，最后是熹平石经《鲁诗》，欲考察其章句形态变化，必从安大简开始。
（一）安大诗简
安大诗简简背有划痕，简首尾留白，简面下端有编号[2]， 证明各国风诗前后顺序不会有错乱。今所存六国风诗，加上缺失一国风诗，仅占十五国风二分之一弱，若非残缺，则刘歆所谓汉初“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册，第1969页）一语，很可能是其校勘六艺时确有见于实物的感言。若然，则不完整的《诗》文本在战国各地颇多流传。安大诗简次序为《周南》《召南》《秦》《矦》《墉》《魏》（《唐》），与《左传》《毛诗》和郑《诗谱》都不相应。且其《魏风》首篇抄写《葛屦》，以下则抄录《毛诗·唐风》之《蟋蟀》《扬之水》《山有枢》《椒聊》等九篇。从亲见汉代三家诗的郑玄所作《诗谱》和《毛诗》大致的一致，及今存《三家诗》残文和师说虽有诗篇前后排列之错舛，尚无在不同风什间的变动这点考虑，安大诗简似是一种非官方性的民间抄本，故它的章句形式应着眼于其性质来观察。
从各国之风考察，简廿“于差
安大诗简各诗连抄不分，故于每首诗末句结尾处，均有或长“▅”或短“▇”的符号作结，以表示本诗至此结束，同时起间隔下一首之作用。如《关雎》末句“钟鼓乐之”下、《葛覃》首句“葛之
【注释】
[1]参见蒋鲁敬、肖玉军《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诗经概述》，《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
[2]本文所据安大诗简数据、符号、内容等均见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2019年版。
[3]《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前言谓“可以推测第六十号简当有标记国名与篇数的‘秦 十又几’等文字”（第3页）。
[4]他如简四五《驷驖》“
再从每章每句之符号考察。整理者说：“各篇内部不标记分章，有些诗句后标记一墨点，有些诗则没有标记，并未像分篇标记那样严格、统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2页）经笔者全面查核，其前面几首诗遵循每句后加小墨点以示句读，《周南》第一《关雎》整首诗句右下基本都有句读。若逢重文，则省句读符号，以重文符号替代，如“俉 求=之=弗𠭁”，则“之”后不再加点号；《葛覃》“隹叶莫=”，即以“=”代点号[1] 。若逢一篇结束有“▇”符号，即以此代句读而不再加点号[2] 。从第二篇《葛覃》开始，已有漏略句读点号者；《卷耳》《樛木》以下几乎不再加句读点号，相反，加者成为特例，如《桃夭》“宜亓 室”下有句读符号，《召南》第二首《采蘩》“公矦之士”下有极细小句读点号。《秦》以下句读符号亦只是偶见一二，倒是《魏风》句读符号较《秦》《甬》甚至《召南》为多，然大部分句子只是抄录文字而已。
即使将其施于中间的黑点也算作句读符号，如《采蘋》“□及
由上所描述的分篇符号和零星不成系统的句读符号，充分证明安大诗简抄者并不严谨。
战国处礼崩乐坏之后，诗篇的乐章概念已经淡化，而作为经典格言的意念逐渐加强，作为“乐章”的任何一种符号已不甚为人所重视，这似乎可以看作一种时代特点。当然也未必是定式，与之相近年代的王家嘴《诗经》据整理者报道的有限信息，其一国之风虽亦连写，但一篇诗抄完后，用一墨块“▇”与下一篇隔开，相连的国风之间也有墨块和一长段空白。假如全部整理出来后，都能与公布的相一致，则既可证明安大简抄写确实简率，反之也说明战国晚期乐章概念没有全部废弛。
【注释】
[1]所以皆举前面为例，因以后各国风诗大多没有句读号，再举重文符号“=”作为句读省略之例，已没有意义。
[2]当然在后面大多不再加句读符号的诗篇中，说以“▇”符号代替句读符号也没有很大意义。
（二）阜阳诗简
阜阳诗简残断严重，识读困难，经胡平生、韩自强悉心整理、缀接，已最大限度恢复了诗篇局部面貌。经拼接后与《毛诗》次序对照排列，略可窥其异同，其原序已难以拟测，然其文字、顺序及书写方式与《毛诗》都有差异。
因阜阳诗简文字与《毛诗》乃至三家诗都不相同，以致被认为是四家诗之外的一种师法文本[1] 。其实在《诗》立博士之前，无所谓何家之诗，文字之异无处不在。文字不同是判别师法家法的标准之一，但绝非唯一标准。阜阳诗简的书写方式对研究《诗经》章句形态有相当参考意义，兹在阜阳诗简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掇取与章句相关的信息阐述之[2] 。
1.分章书写。阜阳诗简经拼接后显示，其书写大致以一简写一章为度。此可从两个方面证明：
一是诗简虽然残碎，但某些断简所抄录某章诗的末句，其后仍有一段超过一到二个字符的空白，亦即它后面没有接写下一章诗句。这些残简是：
S006《采苹》第三章后三句“宗室牖下谁亓尸之有齐季女”后留有一段空白，并未接写下一首《甘棠》或其他诗篇。参见[图2]（1）
S066《卫风·考槃》第一章末句“柄（永）矢弗缦（讙）”后留有一段空白，并未写第二章首句“考盘在阿”之“考”。参见[图2]（2）
他如S129《曹风·鸤鸠》第二章末句、S130《曹风·鸤鸠》第三章末句等亦同。从残简留白上考察，推衍到全部一百七十段残简，竟无一段写有一首诗的两章文字。
二是阜阳诗简出土时被整齐地压成“简块”，整理时逐片剥离依次编号，整理者又从简牍迭压的上下残简章次来分析，发现有十三组四十段残简，其抄写的章次文字基本多在同句位或近句位。比如S066写《考槃》第一章第三、四两句，S067写《考槃》第二章三、四两句。S049写《二子乘舟》第一章第一、二、三句，而S050写《二子乘舟》第二章第一、二、三句，上下迭压，位置显然。其他如S029至S036八段残简分别写《谷风》第一至第五章文字，等等。与前面留白残简合证，足以证明阜阳诗简是以章为单位，独立书写。据整理者研究，“每章四句到十一句的诗篇，都一支简写一章，而每章十二句的诗篇，是两支简写一章”（《阜阳汉简诗经研究》，第19页）。更可为阜阳简牍分章书写作一佐证的是，阜阳诗简字迹与行款较一般简牍不同：字之大小不一，大字较小字大一倍以上；字距也或紧或松，疏者间距五六毫米，紧者不足一毫米。这种出乎常理的书写布局，都是为了尽量使一章容纳在一简之内。
2.篇名字数标识。阜阳诗简每简一章，当然都从简首写起，且简末剩余多少及有无剩余都不一样，故其诗篇篇名都另起一简书写，篇名后还标上此诗字数。如：
S002南有樛木𠦜八字
S003□巢𠦜八字
S017麇𠦜七字
S026日月九十六字
以上四支断简第一字几乎都顶在断残处，从下面一残简，可以获知篇名前可能有“▄”符号：
S053 ▄〔此〕右柏舟
有S53断简为据，虽然无法断定所有篇名上都有“▄”，但若作为一种标识模式，至少会有部分或大部分。
3.风名标识。阜阳诗简对大于篇名的一国之风名，也是用“▄”符号标识在上，而后写明某风。如：
S051▄右方北国
S098▄右方郑国
整理者又据“S144二篇八”一段残简，校核其应为《唐风》风名残简，复根据残简“北国”“郑国”后留有一长段空白，遂尝试复原其国风简书写原式为：
▄右方唐风 凡十二篇八百一十四字（《阜阳汉简诗经研究》，第18页）
由残简所示阜阳诗经一章一简的书写形式，及篇名、风名的标示方法，相较于《毛诗》，不同处在于，《毛诗》每首诗后标明几章几句，但不标字数；阜阳诗简是标篇名字数，不标章数。推其原由，一是阜阳诗简一章一简（十二章以上写两简是个别的），每简有编号，有几简就有几章，不标也能明白；二是由战国以还传抄《诗经》，因礼乐崩坏，乐章概念淡化，以致各种流传本子分章多有不同，故只标字数不标章数。
（三）海昏侯诗简
海昏诗简分为两部分，目录和正文：目录部分主要见于933-11Ⅱ区（简172-200和208-216），正文则见于933-13Ⅰ区（简062-0347）和933-11Ⅱ区（简218-266）、933-11Ⅳ（简267-295）。从出土状况看，目录和正文大致分置两处，唯正文简49简（218-266）和目录在同一区位，其他均散在他处。且目录在出土时呈聚合状态，可推知其下葬时亦是集中在一起，故朱凤瀚先生称之为“总目”。目录和正文分置，对于讨论初期章句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下面分目录和正文二部分阐述。
1.海昏诗简目录。诗简目录有933-11Ⅱ219（以下只标示简号，不再标示区位）一简写有诗篇总篇数、章数和句数：
■诗三百五扁 凡千七十六章 七千二百七十四言（219）
诗简所示与《毛诗》三百零五篇一千一百四十二章、七千二百九十二句之差异，及承《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而称“句”为“言”，姑先略而不论。它应是现代意义的“书”名，标示下所统属的诗简就是三百零五篇的《诗》文本。此外有简217、简200和一支未名简号的写有颂、雅、风的篇、章、句数文字：
■颂扁 凡七十章 七百卅四言（217）
■大雅卅一扁 凡二百廿三章 千……百……[1]
■风百六十扁 凡四百八十四章 二千四百□□□言(200）
《诗》分风、雅、颂，今唯《小雅》篇目简未见，其他四简已构成一个框架，是整部《诗》的架构性简文。简217是三《颂》之名，标明下所统属四十篇《颂》的章、句数，《大雅》标明下所统属卅一篇《大雅》的章、句数，《风》则表示下统属的十五国一百六十篇风诗的章、句数。其所以要先用简牍明确标明几“章”几“句”，应是章句式文本统摄、总括的需要。以此类推，应该还有标示小雅总章数和总句数的简牍。以下根据《初读》已列出《颂》《雅》《风》下一级次的目录简：
文王十扁 凡六十七章 四百廿言（206）[2]
■云汉十一扁 凡七十五章 五百……言（244）
■魏七扁 凡十八章 百廿四言（405）
■秦十扁 凡廿七章 百七十七言（251）
再看下一级三颂和诗篇的目录。《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周颂》含《清庙》十篇，《臣工》十篇，《闵予小子》十一篇，计三十一篇，共三组。目录格式是将一简分为上下四段，正须占十简。每一组前有“■”符号，如“■清庙十扁”“■臣工十扁”“■文予小子十一扁”，此符号与简217“■”相应，为同一层级的标记。
再看下一级每篇的目录。诗篇不标篇名，但以“●”符号标于一篇首章之前，以隔绝、区别前一篇诗。《周颂》三十一篇，皆一篇一章，故截取每篇第一句，后注此篇共有几句。如“●于翏（穆）清庙八”，表示《清庙》一诗有八句；“●维天之命八”，表示《维天之命》一诗有八句，等等。《鲁颂》《商颂》都有一篇数章者，则是摘取一章首句，若不同章次首句相同者，则摘取第二或第三句，再注此章句数。如《鲁颂·泮水》有八章，分别标“●思乐□水八”“薄采其喿八”“薄采其茆八”“翏（穆）=鲁侯八”“明=鲁侯八”“济=多士八”“角弓其解八”“□皮（彼）蜚（飞）□八”，因《泮水》第二三章首句都是“思乐泮水”，所以取其第二句文字，以资区别。又《商颂·殷武》有六章，分别标“●挞皮（彼）殷武七”“维女□□□”“天命多辟五”“天命降监六”“商邑翼=六”“□皮（彼）景山□”。《毛诗·殷武》第一章六句，海昏诗简作“七”，因为第二章都是“维女荆楚”起首，故不知其第一章如何断句。第三、第四两章都以“天命”起首，但其后两字不同，不致错乱，故仍用第一句，于此可见海昏诗简目录标示原则是取前与易别。
2.海昏诗简正文。海昏诗简正文保存远不如目录理想，但仍可提供很多重要信息。下面从首尾题、篇名、正文句式、章次句数、篇章结束、篇章句数标识、诗篇要旨、训诂传记等八个方面简述。
（1）首题尾题。简497有“●会国”二字，下空白；简336有“●会国四扁章十二卌五句”，下空白。整理者对照《毛诗》体式，将简497置《桧风》之首作为一国之风的标题，将简336置末作为一国风诗结束时所标记的章句数字，一首一尾，框定一国诗篇。与此相似，在《小雅》“鸿雁十篇”内容中，简442写“●鸿鴈什扁十章卅六句二百廿一”，两简互勘，一国之风的首题尾题基本可以确定。而且简336“卌五句”下似当有多少字字样，或许残简中有可接续补足者，也相信诸多残简中仍会有类似的首题和尾题。首尾题前所用“●”皆较大，与下文提及风诗章前所用较小的“●”有区别。
（2）篇名。简330写“羔裘 槢（隰）有〔长（苌）楚〕”，简334写“素冠 匪风”，因为一简仅写两篇名，无章句文字，只能作为一国风诗的篇名。与此可互证的是，简441写“沔水 我行其野”，简426写“□鸣 斯芉（干）”，简427写“祈斧（父）”，下皆空白，两相勘正，可知风雅颂或雅颂下面十篇一组的篇名很可能也是一简写两名。
（3）正文句式。海昏诗简正文特点，首先是与阜阳诗简一样，各章分简抄写，这可能是章句时代一种比较重要的形态。一般一章一简，如简474写《羔裘》第一章：“●羔裘销（消）
（4）章次句数。每章起首用小于“●”的“●”符号标识，正文写完，用更小“·”符号标识，以示结束；然后用“其一”“其二”注明章次；接以“几句”示明本章句数。如上举《羔裘》第一章的“·其一四句”和《我行其野》第一章的“·其一六句”。
（5）篇章结束。每篇章数有多少，一般在每篇最后一章写完，标明“其几”，用“└”符号志之，以示此篇结束，然后写此篇共有几章几句。如《匪风》共三章，在第三章结束后作“其三└匪风三章=四句·凡十二句”；其他如《庭燎》《黄鸟》《无羊》《斯干》《既醉》《卬》等同。唯《斯干》第六、第七两章结束，亦用“└”作结，未名其因，有待全部整理出版后再斟酌。
（6）篇章句数标识。海昏诗简每篇结束，有标明此篇共有几章几句的简文。此亦有不同写法：正常一篇末章写完有足够空余长度可写共几章多少句，自可接写；若一篇末章文字结束已基本到简末，则另起一简书写，如：简332《隰有苌楚》第三章已基本写到简末，故另起一简，用简331写“三章=四句·凡十二句说人”。若一篇末章字多已经换简，有足够空余长度可容写章句数，则直接接写不再另简。如《斯干》第九章有七句二十九字，一简原已不够需要换简，换简后有足够空间长度可供标识篇章句数，简399写“……载𡨦（寝）之地载衣之禘（裼）=
（7）诗篇要旨。海昏诗简相较安大诗简和阜阳诗简不同的是，它在某些诗篇结束，即某篇几章几句后揭示此篇的旨要，有点类似《毛传》小序中的“古序”部分，不同于《毛序》用一句话，它只用两个字或三四个字。今就已公布的残简中有：简337“匪风三章=四句·凡十二句刺上”，最后“刺上”两字为《匪风》诗旨。《匪风·小序》云“思周道也”，为何而思，一时难明，若联系续序所谓“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毛诗传笺》卷七，第184页），可以醒悟“刺上”是因为桧国政乱，由此可知海昏诗简此篇诗旨与《毛诗》异辞同旨。又如简331是单独写《隰有苌楚》尾题者，作“三章=四句·凡十二句说人”。《毛诗小序》云“疾恣也”，两者尚对不上，若读《续序》“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毛诗传笺》卷七，第183页），或会联想海昏诗简“说人”是说人当如何做人问题，即恣其情欲还是清心寡欲。又简449接《黄鸟》第三章写尾题，“黄鸟三章=七句凡廿一句家辞”，《毛诗小序》云“刺宣王也”，传云“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毛诗传笺》卷一一，第252页）。读诗句云“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复我诸兄”“复我诸父”，可以知“家辞”即“嫁辞”，谓出嫁归宁之辞也。当然，海昏诗简并非篇篇都标示要旨，《斯干》第九章后就没有此诗要旨。其标诗旨者究竟有多少，有待全面整理后知晓。
（8）训诂传记。海昏诗简还有一引人注目的特点，即某些诗句之下有注释。朱凤瀚将此类注释归为二类：一是字词训解，二是具体文义解说。但其特别提出的另类“较为别致”的注解，即有“传曰”的注释，其实也应该归入批注类，所以应该有三类。兹各举一例以示。简496《隰有苌楚》第一章“槢（隰）有长=楚=，𤱩弋也”，“长楚”二字下各有重文符号“=”，表示所要注释的词，即：“长楚，𤱩弋也。”简476《沔水》第一章“……流水朝宗于海水犹有所朝宗”，“水犹有所朝宗”解释“朝宗于海”。简161、162有解《陈风·墓门》第二章末句“颠倒思予”句云：“……将颠倒思予乎·传曰大夫解居……妇人不由其道妇人为作是诗也。” “将颠倒思予乎”一句解释“颠倒思予”，全诗解释结束，而后再云“传曰”云云，似是征引古传对全诗诗旨的阐释。类此还有《鸿雁之什·庭燎》末“古者天子为
综上所述，就符号而论，以“■”符号为标识，先单独分写风雅颂三类诗的总章句数于三简，同时也标识在风雅颂三类目录中的篇什之上，两相呼应。以大“●”符号置于一国一组诗篇首尾两简，首简“●”下写某国，尾简“●”下写“某国几篇几章几句”。用较小的“●”符号起两个作用：其用在目录中，则标示于一篇诗的首章前，佐助区别篇与篇的作用；其用在正文中，则标示于每一章之前，起辨别章与章的作用。各诗以“└”符号标示一篇结束，但不很一律。这四类标记构成海昏诗简的大小格局。
从符号和文字结合而论，单就海昏诗简目录，有单简写有书名总篇数、章数、句数，复有单简写有颂、雅、风各类篇数、章数、句数，更在具体目录中标示每篇章数，每章句数，已很清楚显示出《诗》三百零五篇确切的“章句”状况。而其正文部分，又另用简牍重复标识三颂、大小雅和十五国风之名以及各篇篇名；在每章之下标明章次（其一、其二），更在一篇结束再次重复标示诗篇的章数句数以及字数。合目录和正文而观之，它确确实实在反复突出《诗》的“章”与“句”，就这点而言，它已具备了狭义章句的形式。但因为它又有诗篇要旨和训诂传记，则其已有广义章句的萌芽，或者说雏形。
【注释】
[1]此简朱凤瀚《初读》未标示编号，参见《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8页）。
[2]此简《初读》在表三“海昏《诗·大雅》‘文王诗篇’目录释文”中，前未加“■”，今不敢妄加。
[3]参见《海昏竹书〈诗〉初读》，《海昏简牍初论》，第109页。按，此简中两字残泐。前一字“ ”，根据毛传“裼，褓也”之训，此字右半应是“保”右半之异体。后一字“ ”，据《毛诗》作“饴”，则此右半残泐偏旁很可能是“台”。
（四）熹平石经《鲁诗》
今存熹平《鲁诗》残石1500多字中，有足以佐助认识东汉《鲁诗》篇章结构者，兹据罗振玉、张国淦和马衡之研究成果，就其与篇章、章句有关者概述之。引述残石以马衡《汉石经集存》序号为准。
熹平《鲁诗》国风名之书式，因有十七号 “投我/四章二百/国第六”残石，张国淦《汉石经碑图》复原为上空三格之“王国第六”，黄美瑛依照《尚书·酒诰第十六》《论语·公冶长》等篇名顶格之体式，复原为“诗国风王国第六”，而后推衍为“诗国风周南第一”“诗小雅鹿鸣之什第十六”“诗大雅文王之什第廿三”“诗周颂清庙之什第廿六”“诗鲁颂駉之什第廿九”“诗商颂那之什第卅”。[1] 此式尚须有残石证明，但风、雅、颂以一至卅序次排列，应该可以确定。
熹平《鲁诗》每章结束，皆用小字标识“其一”“其二”“其三”，即如《清庙》等什全诗仅一章，亦标识“其一”。出土残石中“其一”“其二”全字或残字者甚多，皆小字偏右写，合占一字，无一例外。如以下第十三号残石（参见[图4]）：
其第二行“之谋”，系《泉水》第一章“聊与之谋”，故其下标示用小字“其一”。然其第四行“何哉”是《北门》“谓之何哉”句，《北门》三章，每章末句都是“谓之何哉”，二章首句“王事适我”，三章首句“王事敦我”，故“其二”标记正可帮助我们判别章次。类此章次标记在出土残石中非常多，可以考察《鲁诗》与《毛诗》章次安排之异同。
[图五]
熹平《鲁诗》各诗篇连写，但每篇结束，必标明篇名、章数、句数，然后用一圆点“●”识之，以与下一篇隔开。如二二号“渴其□/怀哉/六句●中”残石（图五），其“六句”二字即《扬之水》尾题“扬之水三章章六句”，此篇结束，识以“●”符号，而后接写《中谷有蓷》第一章“中谷有蓷”，故“●”后为“中”字。
风诗每一国之后，雅、颂每一什之后，都有尾题，记一国一什之篇数、章数、句数。如上举十七号残石中间“四章二百”四字，即《卫风》尾题“卫淇隩十篇卅四章二百四句”之残文。三十三号 “赠之以/十三章二”残石，即《郑风》尾题“郑缁衣廿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之残文。
熹平《鲁诗》是东汉末年文本，其诗句文字会有不同，但其章句形式的要素，如章次标注、诗篇尾题、诗篇结束符号、篇什、风雅颂尾题等，都前后相承，少有改变。
【注释】
[1]黄美瑛《汉石经诗经残字集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五）从简牍《诗经》到石经《鲁诗》的章句学思考
在以上列举安大诗简、阜阳诗简、海昏诗简和石经《鲁诗》书写体式后，来鸟瞰式巡视一下其书写的演变过程。
安大诗简只见风诗，各风之末标明国别和篇数，并用“┖”作结，表示此国风诗至此结束，但执行并不严格，偶有漏略不加“┖”符号者。每首诗连抄而不分简，为区隔各诗，仅在一诗末偏右处用或长“▅”或短“▇”的小墨块作标记，有时抄手偶忘，仅以句读之“、”代之，致使两诗界限泯灭。其每句之后原则上有句读点号（、），而实际大多漏略未加。安大诗简仅是战国时期诸多乃至无数的《诗经》抄本之一，他无法代表当时最好的文本。但若将之置于西周诗乐章废弛之后的广阔背景下观察，这种篇章、句读符号的错乱和有无不定，或多或少反映出《诗》的乐章已不受人重视的文化风习。与此相同相近的王家嘴《诗经》简，诗与诗之间的间隔亦用“▅”，但是否全部诗篇严格一律，尚须待全部整理后再论。
阜阳诗简每一国之后亦有风名标识，与安大诗简相同，有的还标识风诗篇数和总字数。总字数的标识，对一国诗篇的衍夺有检验作用。这种诗类著作相同标识虽出于同地，似应是春秋战国诗经流传中的普遍形态。值得重视的是，阜阳诗简以一简抄写一章，即从简首写起，无论其字多少，其下都不连写。且若某些诗章句多，亦尽量写小字、缩短字距使容纳于一简之中。就《毛诗》和今存三家诗零星的残句、残章看，四家诗篇章字数各有参差，故在一诗之后标举篇名和该诗字数，对一首诗起讫和一国之诗篇与篇界限之固定有很大作用，它从不同角度限制了诗章的错乱和走样。从阜阳诗简背景看，文帝时代，“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1] ，虽当时的博士只是备顾问而已，但其时已完成汉隶《诗》文本应该可无可疑。夏侯灶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诗简抄写年代固早于此，或许更在申公写成汉隶本之前亦未可知。但由此亦可见《诗》文本在传抄传授过程中，整体格局已逐渐趋向一种固定形态。尤其是章与章不连写，突出了章的意识。
海昏诗简比阜阳诗简晚百余年，上距武帝立五经博士已有六十多年，且已由博士官学进入逐渐繁琐的章句时代。无论海昏诗简抄写年代早于刘贺逝世前多少年，都已落在官学章句时代，所以，其整体的形态应从相应时代的章句诗学上去认识理解。首先，简219写总目“诗三百五扁 凡千七十六章 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表明海昏侯所研习的《诗》简是一部完整的《诗经》[2] 。《汉书·儒林传》记王式为昌邑王师，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610页），及至昌邑王刘贺被霍光、张安世等人废除，治事者拷问之，式犹以“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云云答之[3] ，卒减死刑。由此知刘贺受读之《诗》已是完整的《诗》文本，与今墓中出土诗简一致。王式师徐公及许生，徐、许为申公弟子，故陈乔枞、唐晏皆归式为《鲁诗》派[4] 。今置其诗派勿论，就其传授时间而言，已是博士官学。作为官学的《诗》文本，其各方面都应有定式，梳理海昏诗简目录和正文之书写形态，从目录简可见：
（1）书名简有总篇、章、句数；
（2）风雅颂类目简有篇、章、句数；
（3）组诗简有篇、章、句数；
再从正文简中可见：
（4）一国之尾题有章数、句数；
（5）一组诗之尾题复有篇数、章数、句数；
（6）正文一简一章（字数不够才转简用二支三支），不相连续，且于每章简首加识“●”，有的章节结束在识以“·”，再加“其一”“其二”固定章的次序。突出“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7）每篇尾题再次标明“某篇几章几句”；
如此看来，不仅目录和正文可互相印证，而且层层而下，每每标明篇数、章数、句数，足以看出在官学系统《诗》文本的传授中，经师循章按句地讲解疏通，博士员弟子亦循句按章地研习，所以章与句的标示，无处不在。至于海昏诗简正文中的注释，笔者初步认为，这是海昏侯老师王式等在讲授《诗经》、海昏侯听讲时认为有必要、有启发的选择性记录，它并不是一种《诗》解經章句文本的完整形态。
熹平石经《鲁诗》则是由“传记”“训诂”体到“章句”体再经简化后的《诗》文本，是继承、发展和演化后的《诗》文本，故其每章标示“其一”“其二”，每篇结束标示篇名、章数、句数，每一国、每一组后亦标有篇数、章数、句数，且亦以“●”间隔前后篇章，凡此均显示出章句文本的格局痕迹。
【注释】
[1]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册，第1922页。
[2]即使将来全部整理完成后有缺篇，也无法否认其生前研习或逝世后下葬时是全经。
[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610页。
[4]参见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卷一，《三家诗遗说考》，《清经解续编》，第4册，第1180页下；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页。
出土儒家经典文献
的佐证
出土文献中句读与章节符号五花八门，也颇不一律[1]。烽燧、法律等简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儒家经典或子部等可与《诗》印证者，其章节符号也是形式繁多，或施或否，前后不一，兹不备述。今聚焦与《诗》有关联者，是上博简的《采风曲目》《逸诗》和清华简的《周公之琴舞》几篇。《采风曲目》比较特殊，马承源先生依五音之宫商排列，其曲目与曲目之间都用“▄”隔开，比较一律，但无诗句，也无法窥其章节形式。
《逸诗》中《交交鸣
《周公之琴舞》分为周公作《敬怭琴舞》一章，成王作《敬怭琴舞》九章。周公所作一章全无句读符号。成王九章都有“乱曰”，今其第二、三、四、五、六、七、八章结束有“▂”符号，第一章无，第九章结束用“𠃋”。第三、四、五、六章“乱曰”前有“▂”符号，第一、二、七、八、九“乱曰”前无“▂”符号。其他“▂”句读符号，唯第二章“乱曰”以后，第三、四、五、六、七、八章或隔一句，或隔二句甚至三句有之。也就是说，即使是这样形式整齐的诗章，其在西周初期一定是入乐的乐章，在战国时传抄，已不能恪守乐章的形式，句读和章节符号成为可有可无之物。若要追究其所以然之故，就是处于礼乐崩坏之战国时代，诗章已失去了乐章的内涵而只仅保留着历史文献的意义。上博简和清华简符号的混乱不统一和或有或无的状况，适可与时代相先后的安大《诗》简互相参观印证。
在略述《诗》失去乐章含义而流于一般文献之后，再聚焦于汉代章句学兴起后作为重要经典《仪礼》简的分章形态。
武威汉简《仪礼》是为人瞩目的儒家经典，因同墓所出日忌木简背后有“和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一行字，陈梦家从两汉“文学”与经学之关系，推测墓主可能是当时的“礼掾”一类经师，卒于王莽时，下葬年代不早于新朝。[3] 可见《仪礼》竹木简之抄写年代应在王莽之前，其时正是章句之学盛行时代。
以木简所署年份和陈氏考述，墓主应是一位经师教授，其所业方向是《仪礼》，所以随葬《仪礼》简牍。无论随葬《仪礼》简牍是他自己研习、教授文本，还是从京师博士官学所抄录而来的文本，都已呈现出相当强的时代特色——章句形态。即《仪礼》简牍九篇，甲乙本《服传》一篇，其他《士相见礼》《特牲》等七篇，大多有或同或异的章句符号。
其最显著也最多采的是章节符号。有“·”“▲”“○”“●”“●”等数种。首先是《士相见礼》用“·”为章节号，如士与士相见、士相见于大夫、上大夫相见等，中间都隔以“·”中圆黑点。偶有漏略，则在旁志以“𠃊”符以代之，如《士相见礼》中“士相见于大夫”结束、“下大夫相见”开始处漏略“·”号，故在旁边志以“𠃊”，表示此处为章节分界。当然其他如《特牲》《泰射》诸篇“𠃊”都用作句读符号。
其次如《燕礼》用“▲”为章节号，《燕礼》简一起首“燕礼小臣”前用“▲”标识，简二十一“宾以旅州于西阶上”后用“▲”符号，盖下文“射人作夫=长升受旅”为下一章节。
再次如乙本《服传》用“○”作为章节号，《服传》十一章，乙本每章另起一简写，不连接前简。简首皆用“○”符号，以示与前一章隔断。唯“○”又作为句读号，见于同篇，但并非所有句读都有。
又再次如甲本《服传》用“●”作为章节号，每一章另起一简写，不连接前简，简首皆用“●”符号表示。唯简三十一“疎衰常资”前用“○”。甲本《服传》又用“·”作为小节号，见于简八、简十、简十一、简十三、简二十三、简二十五、简二十六等。
至于句读符号，用得最多者是《士相见》《特牲》《泰射》等篇中的“└”，其他亦用“·”表示 。[4]
总之，武威《仪礼》简符号虽不统一，但其文本已有很强的章句倾向。统观其符号，最强烈的是“章”的意识，大部分章不仅用符号表示，还另简书写；其次是“节”的意识，部分小节多有标识；最差的是“句读”意识，或标或不标，漫无标准。将武威《仪礼》简置于西汉末年的学术环境考察，昭宣之时，以明经为郡国文学之制度早已推行，但郡国经学之士与太学之博士在学术上还是会有一定差距。武威距西安八百里左右，朝廷的博士章句学未必都能完整不走样地传到边陲。武威汉简《仪礼》九篇重分章，无疑是受昭宣时代章句学的影响，而其所用符号之参差不一，且重分章而略于句读，或是远离学术中心，没有严格按照博士官学的章句学程序书写的结果。陈梦家仔细整理《仪礼》简分章形态后，提出一组概念，即汉代存在经文章句和解说章句，前者可称为“狭义的章句之学”，后者可称为“广义的章句之学”（《武威汉简》壹“叙论”，第36页）。
【注释】
[1]句读和章节符号，早期简牍研究者如陈槃、陈梦家、马先醒等在考释中都有论述，近数十年简牍层出不穷，学者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研究，论文甚多，不一一举，其详可参见陈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第一章第七节所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230页）。
[2]此诗全诗是否为三章，抑或尚有残缺，学界有不同意见。
[3]陈梦家《武威汉简》壹“叙论”，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8—9页。陈氏在《武威汉简》出版后，又作《武威汉简补述》，有专论《关于“文学弟子”的考述》一节，可参见《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6—290页）。
[4]参见陈梦家《武威汉简》三（十二）“标号”一节所总结，和书中简牍照片（第70-71页，图版壹-图版贰拾）。
从实物蠡测
初期章句的形态
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合一，西周整合之六代乐舞，今虽仅存其名，但其三者合一仍可从《诗经》的雅、颂诗篇和《周礼·大司乐》等官联职司中得到证实。《诗经》三百五篇皆入乐，故随乐曲段落而称“章”，当时国学教授、国子学习，无人不知。进入春秋，王纲解纽，旧章湮汩，《诗》乐渐次不振，即使鲁国能够保存较完整《诗》乐，也不能依礼奏乐，而往往为卿大夫僭越，舞奏于自己庭院。降及战国，礼崩乐坏更甚，《诗》《书》之传播只是作为先王经典，劝惩警戒，越来越与乐曲脱离，以致《诗》之乐章概念亦渐次淡薄。战国晚期，兵荒马乱，干戈之中，苟且图存，诗乐益不为所重，故今所见安大诗简，绝无乐章之标示记号。由安大诗简推想民间抄诗传诗的情况，大致已少乐章概念，故其章次有不少已前后错舛。西汉初年，楚元王与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知《诗》至文景时已受重视。阜阳诗简一章一简，不连写，而且还有篇名、字数和国风名的标识，这是《诗经》受到官方重视，需要系统传授的显著标志。尤其是各章不连写，更是突出诗章的重要。一百年后，汉代五经博士确立，师法趋严，五经已进入章句学时代，海昏诗简从侧面反映了章句时代的特点。首先是海昏诗简目录，由书名、风雅颂总名、组（什）名和各诗篇的每章首句组成。在书写载体取用不易的年代，书名、风雅颂总名、组（什）名不惜用一简另写，不相杂厕，并用不同的符号标示，显示出章句学的必要性和系统性；尤其是每篇诗以每一章首句（首句相同以次句或第三句）写出，上标“●”符号，下注此章句数，更是突出离章析句的重要性。不妨作一种推想，如果被整理者称之为海昏诗简的“目录”完整无缺，它已经可以让人一目了然地感知这部《诗经》的整体面貌，亦即这一部、这一家或这一派《诗经》包含的篇数、章数、句数以及所有篇、章、句数的先后排列序次，可以比较和理解这一部这一家或这一派《诗经》与其他师法、流派离章析句的异同。海昏诗简正文虽然尚未全部整理出来，但必是按照其目录所示之风雅颂什篇章句次序完整写出三百零五篇的诗句，这是无疑的。所以，海昏诗简“目录”，似应看作西汉后期章句时代的“章句目录”。此目录与海昏诗简“正文”合在一起，应该就是一部狭义的章句，不妨姑且称为“海昏诗章句”。熹平《鲁诗》是无目录的章句正文。在现今海昏诗正文尚未整理出来（即使整理完毕也必定残缺不全），不妨将其诗简目录与熹平《鲁诗》残石——甚至据残石复原的《鲁诗》（尽管有误）碑图拼接合观，可以大致看出两汉狭义《诗》章句的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海昏诗简正文还有不少“训诂”“说”和引“传”以解经的文字，如何理解定性，这牵涉一个狭义的经文章句和广义的解说章句之形成与界限问题。广义的解说章句，当然是离章析句后在章和句下详加解释，但其初期必然较为简单，越到后面，不断“牵引杂说”以次其下，内容便越来越多，以致繁冗累赘。
由此而推想，初期个人的章句文本，很可能在离章析句文本的章与句区段上渐次增加训诂、解说、章旨等等，随着持有者读书增多、见闻越广、理解加深，文本中的训诂、解说、章旨等亦随之而增益修正。若作为一般经师，可以有篇章结构、句读分野的章句文本，即狭义章句文本；同时有训诂、解说、章旨的章句文本，即广义章句文本，也可以两者合一。至于已立为官学博士的师法文本，则必须有一种代表师法的狭义章句文本，同时有训诂、解说、章旨的广义章句文本。常态情况下，作为师法的狭义章句文本不能随便改变，而广义章句文本可以随时增益删减。因为狭义章句之章的分合和句的上下属读，会改变整首诗、整篇文章的旨意，一旦改变，便是改变师法。而在广义的章句文本中增益、修正，如夏侯建之“具文饰说”是为了“应敌”，并不改变师法。吴承仕（1884-1939）曾云：“盖汉世博士章句之学作始也简，而将毕也钜，师资相袭，代有增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53页）盖即就狭义章句到广义章句之发展而言。
章句在诗、乐、舞合一的西周时代，虽也有六德、六语之教，但其章与句之重心落在一阙曲终的乐曲之义上，经历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乐曲之章的意义逐渐废弛。夫子之后，儒分为八，秦朝博士和齐鲁学者解读《诗》《书》，互不相同。西汉重视经典的传播，汉代经师接受秦博士和齐鲁学者或有或无符号的文本，各有自己的认识和解读。及至建立博士成为官学，需要确立经典解释的权威性和同一性，必须对《诗》《书》《礼》和《春秋》三传的章句划分有明确的标准，汉代经师在客观传承和主观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新的离章析句的文本，章句之学就此应运而生。这种章句文本在句读符号的形态上，与战国时流传的文本或许只是多少有无的差异，但其性质已发生变化，此时的章与句已重在篇章的章段结构和句读的分野，以及由句、章到篇逐级提升而形成对经典的精准理解，从而成为资政济世的教授文本。这种符号不仅与西周时作为乐曲意义的符号已分镳异辙，与春秋战国时仅作为经典格言传播运用而率意点缀的符号也有质的区别。质实而言，初期的章句多是用符号划分经文，使其章节、句意层次分明，经师藉此符号表达对经典的理解，并由此而讲解传授弟子，从而形成一师一家的独特文本，可称之为章句形态学，或狭义章句学。逮及一师一家章句文本立为官学，便可能在此章句文本上不断增加训诂诠释、史事引证和段落旨要等，形成一种经文与诠释合一的章句文本，可称之为章句诠释学，或广义章句学——当然被立为官学的经师所定的章句形态文本可能被官方作为标准而保留，其诠释文本则随经师日常讲解传授，会有不断的增删。弟子学生也会根据各自领悟理解，记录或传抄经师的诠释文本，从而产生多种简繁不同亦即训解多少不同的文本。根据两《汉书》记载，无论经师或弟子，常态下往往是增多删少。各家之间为了竞胜争利，“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遂形成数十上百万的芜累繁琐文本，致使“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今文经学的发展。
作者附记：本文原有专门章节论证《汉志》所载章句问题，刊出时因字数限制略去，今仅以刊出样貌发布，《汉志》中章句将别作申论，敬请读者谅解。
*转载自公众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
编辑：吴慧欣 刘 芳
审核：真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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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武前贤硕儒，
续开训诂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