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袁證：從清華簡《趙簡子》篇談趙簡子的職與責
從清華簡《趙簡子》篇談趙簡子的職與責
袁證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摘 要：清華簡《趙簡子》篇中的“
關鍵詞：清華簡 趙簡子 偏將軍 六卿制度
一、 《趙簡子》篇中的“
（一）《趙簡子》篇中的“
清華簡《趙簡子》篇有一字
（1）趙簡子既受
（2）今吾子既爲
對該字的釋讀，各家衆説紛紜。整理者認爲可能是以“黽”或“龜”爲聲符的字，也可能是从蠅省聲的字，讀爲“承”，訓繼。楊蒙生先生讀爲“命”。程浩先生讀爲“孟”，訓爲長。“武汶”先生讀爲“元”，“元將軍”指中軍將軍。“黄縣人”先生讀爲“偏”。“明珍”先生認爲當從“竈”聲，讀爲“簉”，訓副，或讀爲“造”，訓始。陳治軍先生認爲可讀“繩”，訓正，或讀爲“上”。“汗天山”先生釋爲“弄”，讀爲“冢”，即“主”。“水之甘”先生隸爲“鼆”。許文獻先生讀爲“裨”，認爲即傳世文獻習見之“裨將軍”。王寧先生讀爲“上”。顧史考先生認爲該字从“黽”聲，可讀“盟”。侯乃峰先生釋爲“鼄”，讀“冢”，“冢將軍”即“大將軍”。滕勝霖先生讀作“右”，訓“上”。
我們贊同將這個字讀爲“偏”。“
“偏將軍”一詞見於《老子》“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軍與上將軍相對，爲副職。
據此，先前所見的一些从“黽”之字，或許也當讀作从“扁”聲的字。如：
（1）一兩頟（鞔）屨，紫韋之納，紛（粉）純，紛（粉）
（2）……纓組之綏，二
（3）一乘韋車。頥牛之革頦，縞純。
（4）一頡正車……其上載……繙芋結項，告頢，
（5）車，
（6）桓公又問於管仲曰：“仲父，
（7）用果念（臨）政（正）九州而
上舉从“黽”諸字，學界討論頗多。我們認爲（1）（2）（3）（4）（5）中c从“黽”之字皆可讀“編”，《廣雅·釋器》：“編，絛也”，“編”即皮條或編繩。《玉篇·糸部》：“編，繩編以次物也。”（6）（7）中从“黽”之字疑讀爲“徧”，《説文》：“徧，帀也”，朱駿聲《通訓定聲》：“徧，字亦作遍”。《孔子家語·致思》：“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荀子·正名》：“有時而欲徧舉之”，用法與此同。
（二）偏將軍之職與趙簡子的關係
除《老子》外，其他先秦文獻中再未見到“偏將軍”這一稱呼。作爲將領職官名的“偏將軍”，始設於西漢末年王莽執政時期，但文獻明確記載這是王莽“稽前人，將條備焉”，故有學者認爲這一職位始於戰國時期。
實際上，《老子》中的“偏將軍”或許只是對副將的非正式稱謂，與上將軍相對，未必就是正式的職官名稱。王莽“稽前人”，只是表明他設置職官時參考了古制，並不能證明古時便有“偏將軍”一職。《漢書·馮奉世傳》記載“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後文又云“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可見這裏的偏、裨都是對副將的代稱。《老子》中出現的“偏將軍”一詞恐亦如此。
先秦典籍中未見確切作爲職官名的“偏將軍”，而依晉國的六卿制度，以趙簡子的身份，他繼承的也不會是六卿之外的職位。李沁芳先生對晉國的六卿制度有詳細介紹：“六卿既爲軍隊將佐，又負責治理國家，掌管晉國政治、軍事和外交事務。晉國軍隊以中軍最爲尊貴，其次爲上軍，再次爲下軍，……體現在六卿中其排序爲：中軍將、中軍佐、上軍將、上軍佐、下軍將、下軍佐。……晉國六卿的任命遵循世卿世禄制、順次升遷、依次遞補、數個卿族輪流執政的原則。”趙氏家族自晉文公時期便已成爲六卿之一，趙簡子是趙氏家主的繼承人，自然也是六卿的合法繼任者。這裏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某軍將”“某軍佐”是否爲具體的職官名。《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晉楚邲之戰時，作爲中軍副將的彘子（先縠）“以中軍佐濟”。從這樣的表述來看，“某軍將”“某軍佐”是具體職官名稱的可能性較高。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偏將軍”一詞是簡文抄寫者從便於楚人理解的角度考慮，將晉國官職改寫爲類似等級的楚國官職。類似的情况，如上博簡《競建内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兩篇中，記載傅説“既祭焉”，李璐先生認爲：“獨見于楚地簡帛的傅説參與祭祀文字記載，可以感受到在楚地特色文化的浸潤之下，傅説故事所增加的巫術祭祀色彩。這樣的故事記載豐富了傅説故事的情節，也是楚地特有的文學産物”。但是，無論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迄今未見楚國有“偏將軍”一職，所以“偏將軍”也不太可能是簡文作者將晉國職官名進行楚地化改造的產物。
綜上，簡文中“偏將軍”這一稱呼是對副將的代稱，并非具體的官職名稱。
對於這個“偏將軍”所指代的具體職位，我們認爲當是“下軍佐”。趙簡子初入政壇時，六卿排位如下：
第一次升遷是在中行穆子去世之後：
第二次升遷在韓宣子去世後：
第三次升遷在魏獻子去世後：
至范獻子去世前，趙簡子先後擔任過兩個副職：下軍佐和上軍佐。從簡文中范獻子“昔吾子之將方少……就吾子之將長……今吾子既爲偏將軍已”這樣的表述方式來看，這更像是一種對初掌權柄的年輕人進行告誡之言。若是在趙簡子參政多年、已升兩級之後才來告誡，則甚顯遲鈍。整理者認爲簡文反映的時代是士鞅爲中軍將、趙鞅爲上軍將之時，這一觀點恐難信服。
簡文言范獻子向趙簡子“進諫”，似乎與兩人的等級地位不符。實際上，由於晉國的六卿制度决定了“各軍還是相對獨立的，本軍内部軍將有絶對的指揮權，本軍佐應服從本軍帥的命令，而不是越級服從更高級别的統帥”，除了作爲最高執政卿的中軍將，其餘五卿對非同一軍的下級卿則没有直接領導權。范獻子級别雖高於趙簡子，但兩人并非同屬一軍，此時的范獻子又不是正卿，簡文使用“進諫”一詞或許是爲體現其謙謹且不失法度。“進諫”一詞也從側面印證簡文内容敘述的時期是趙簡子初任下軍佐時
二、《趙簡子》“齊君失政，陳氏得之”之問與晉國對外政策
簡文叙述趙簡子突然向成鱄問詢：“齊君失政，陳氏得之，敢問齊君失之奚由？陳氏得之奚由？”趙簡子問的是田氏代齊之事，而簡文前一部分范獻子對他的規勸及後文成鱄對他的回答講的都是晉國本國之事，成鱄更是明確表示：“齊君失政，臣不得聞其所由；陳氏得之，臣亦不得聞其所由。”由此可以想見，對於田氏代齊之事，趙簡子比其他人更爲在意。推其原因，這或與當時晉國國内六卿主政的態勢有關，趙簡子屬六卿之一，作爲執政者，對於當時晉國最主要的對手——齊國的政局高度關注，這是很正常的。此外，當時晉國的統治集團已經將對外視綫由南轉北，即其對手由楚國轉爲齊國，在這一背景下，趙簡子理應對齊國國内的重大事件表現出極大興趣。以下我們從三方面加以論述。
（一）春秋後期晉國内外的政治局勢
春秋後期，晉國所實行的六卿制度的負面影響日趨顯現。六卿制度的特點是軍政合一、共掌國政。這往往會導致君權受到威脅以及大貴族相互爭鬥。春秋後期的晉國，一方面，君主勢力愈發衰落；另一方面，各大族間的鬥爭也愈發激烈。實際上，歷代君主並非意識不到六卿制度的這兩個弊端，這一制度之所以能長期維持，可能恰好是得益於這兩個結果之間的微妙關係。能够威脅到君主，説明六卿的權力的確很大，巨大的權利當然有巨大的誘惑力，各卿族之間自然會不遺餘力地爭奪，於是大族間矛盾不斷激化；而正是由於家族之間爭鬥不休、相互制約，難以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更不容易超越君權，只能依附於君主而生存，這樣的局面正爲國君所樂見。當然也會出現某一家族在某個特定時期發展迅速，力壓其他大族的情况，此時，君主必須趁其羽翼未豐之際，先發制人。景公時期清除趙氏的“下宫之難”和厲公時期滅亡郤氏的“車轅之役”便屬於此種情况。
不過，在春秋晚期的晉國，這樣的相互關係已經不能够保證晉君的地位了。首先是國君的實力衰减，逐漸爲各個卿族所超越，世家大族即使有違背君意的行動，君主也無力鎮壓。之後隨著各家族間勢力平衡的狀態被打破，彼此間的生死對抗日趨激烈。
此種態勢始於平公時期。史書中對晉平公的負面評價很多，《趙簡子》篇中也有對晉平公“宫中三十里，馳馬四百駟，
與此同時，晉國之外的局勢也發生諸多變化。自文公以來，晉國對北方諸侯國有着絶對的控制力和領導力，其間雖經歷過邲之戰敗後短暫的低潮期，但很快便重新恢復了霸權。晉國强大的軍事實力是其能够領導中原各諸侯國最主要的基礎，而其能領導中原各諸侯國的能力也是其能與楚國長期爭霸，甚至多處上風的基礎。但向戌弭兵之後，因國内六卿之間内鬥激烈，國勢開始下滑，這兩個基礎便有所動摇。
威脅晉國的因素首先來自秦國。秦自崤之戰後，長期與楚結盟，與晉爲敵，雖因麻隧、棫林兩戰慘敗，一直不敢輕起戰端，但仍屬具有相當實力的大國。秦晉相鄰，來自臥榻之側的威脅始終令晉國統治集團感到不安。
西有强秦，東有强齊。春秋時期齊國首先稱霸，但桓公之後，一直只能屈從於晉國，作爲一個二等國家存在，甚至還多次被迫接受晉國驅使。齊國對於自身的地位一直心有不甘，一見晉國出現不穩定迹象，便試圖起身挑戰其霸權。齊顷公時，因晉軍在邲之戰失利，齊國便輕視晉國，結果在鞌之戰中被迎頭痛擊，顷公險些被俘；齊靈公同樣對屈服於晉不甘心，却在平陰之戰中受到沉重打擊，國都也險些淪陷；齊莊公趁晉國國内欒盈作亂，出兵攻晉，不想引來以晉爲首的十一國聯軍報復，自己也遭到殺身之禍。很明顯，齊國始終不願誠心服從晉國，而晉國則不得不對其多加警惕，軟硬兼施，不敢放鬆。
魯國緊鄰齊國，一直受其壓迫，故自晉文公之後，始終依附於晉，表現得極爲衷心。但晉國作爲諸侯盟主，有協調各國關係的義務，有時難免牽動某些國家的利益，從而引發不滿。晉魯關係開始惡化即源於此。晉平公之母是杞國人，所以對杞頗爲照顧。公元前544年，晉國令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此舉引發鄭、衛等國不滿。又“使司馬女叔侯”到魯國“治杞田”，即令魯歸還從杞國奪取的土地。因爲魯國没有全部返還，晉平公之母大爲不滿。叔侯辯解道：“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但這位國母并未就此作罷。前535年，晉人又“來治杞田”，此番魯人雖不滿，但畏懼之下已不敢不從，只得將成的守護官員調往别處，土地歸還杞國。前529年，晉國組織平丘之會，“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對此，魯國方面在言語中表現出極度的不滿，晉人别無他法，只能拿“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這種威脅之語恫嚇。
鄭國地處晉、楚兩霸之間，外交上長期奉行左右搖擺、唯强是從的政策，對晉本就不忠誠。
衛國一直以來奉行追隨晉國的政策，但在平丘之會時，諸侯軍隊停留在衛，晉大夫羊舌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左傳》昭公十三年，前529年），衛人求助於叔向才解决了這件事。公元前506年召陵之會，晉國打算讓蔡國在衛國之前歃血，衛靈公心生不滿，手下大夫祝佗道古論今，長篇大論一番，最終才勸服晉人，讓衛在蔡之前歃血。衛與晉之間產生了嫌隙。
齊國敏鋭地察覺到衛晉間關係的微妙變化。前503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左傳》定公七年）。齊、鄭、衛三國結盟，威脅晉國的霸主地位，前502年的鄟澤之盟，衛靈公或因此而在會上受到晉國大夫的侮辱。這更堅定了衛靈公叛離晉國的决心。同年，魯國發生陽虎之亂，“陽虎欲去三桓”，但没有成功。陽虎出逃，後來被趙簡子收留。魯國對此大爲不滿。齊國不失時機，拉攏魯國。前500年，“公會齊侯于祝其”，齊、魯結盟，齊國於是向魯國“歸鄆、讙、龜陰之田”。第二年，魯國和鄭國和好，“及鄭平，始叛晉也”。齊、鄭、衛、魯先後結盟叛晉，晉國霸業的危機已顯露無疑。
綜上所述，在春秋後期，晉國内外的政治局勢已發生較大變化：對内，國家由六卿全面掌控；對外，一個新的聯盟對其構成嚴重威脅，而這個聯盟以齊爲盟主。
（二）晉國對外政策的轉變
自晉文公稱霸以來，晉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秉直道以率諸侯”（《孟子·告子下》），矛頭指向楚國。但自平公以來，晉國漸衰，楚國也有些力不從心，這才有了第二次弭兵之盟。弭兵之後，南北間的對抗大爲緩和，晉國遂將注意力轉向穩定中原和向北拓疆。這一政策隨着六卿勢力的膨脹表現得更加明顯。六卿作爲晉國的實際統治者，需要對晉國整體的國家利益和軍事戰略有所考量；但同時，由於互相之間激烈競爭與對抗的現狀，又必須將維持自家穩定、擴大勢力範圍作爲政治工作的首要重心，不願將視綫投往太過遙遠的江南地區。自此，與楚國對抗的旗手轉爲吴國。
晉國這一轉變的迹象是比較明顯的。自文公之後，直到平公時期，晉國先後與楚進行了十餘場大戰，規模遠超其與别國的戰爭。於楚之外，交戰最多的國家是秦，這也是因爲秦是楚的盟國。但弭兵之後，直到晉亡，再未與楚發生過戰爭。前506年的召陵之會，晉國召集十九國會盟，打算應蔡國之請伐楚，結果晉卿荀寅三言兩語便讓此事作罷。《左傳》中寫荀寅從中作梗是因爲他没有收到蔡國的賄賂。但細看荀寅的一番言論，其實只是説出了晉國執政者的心聲而已：“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左傳》定公四年）。真正取消伐楚的原因并不是有没有給賄賂的問題，而是荀寅講出來的那些現實狀况。否則主持此次大會的范獻子也不至於如此輕易就轉變態度。
向戌弭兵之後，與晉國交戰最多的國家是齊，原因即前文提到的，齊國在集結新的聯盟挑戰晉國霸權。從地理上看，齊、衛、魯、鄭、秦五國自西向東對晉國構成包圍態勢。晉國絶不願任由周遭國家盡皆轉爲敵國。因此，全力維持晉國在中原諸國的地位，是現階段晉國執政者的第一要義。而且，由於晉君大權逐漸旁落，而世家大族間又矛盾重重，忙於爭權奪利，難於一致對外，實際上，此時的晉國，能做到的也只能是盡力維持盟主的地位而已。這在晉國對外的政治活動和軍事行動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首先是借助會盟來彰顯地位。晉國於前529年召集平丘之會，又於前506年召集召陵之會。前482年，晉國作爲中原諸國的首領與吴國進行了黄池之會。我們似不能簡單認爲，這幾次會盟與此前晉國主持的會盟一樣，乃屬例行活動。在兩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這其中存在的差異：一是晉國刻意炫耀武力，平丘之會出動兵車達四千乘，却并没有作戰，所以只是單純作爲顯示其仍具有無可替代的霸主實力的一種手段罷了；二是黄池之會上，晉國與吴國在誰先歃血的問題上發生爭執。爭執結果如何，在史書中有不同説法，《左傳》《史記•吴世家》中記載的是晉終先盟，《國語》《春秋公羊傳》還有《史記》的《秦本紀》《晉世家》《趙世家》中則是吴先。李尚師先生認爲：“黄池之會草草收場，所以説‘黄池之會’本身就無所謂誰先誰後了。要不，怎麽稱爲‘會’而不稱爲‘盟’呢？”或許先後問題確實無所謂，但我們需要了解的是，這不是晉人第一次同别國代表爭執誰先歃盟的問題了。早在第二次弭兵大會上，晉人就曾與楚有爭執。如今在黄池，晉人又一次爭盟，對方同樣都是被中原諸國視作“蠻夷”的國家。晉國的行爲是在表示：自己是華夏諸國的領袖，這點必須得到尊重。史料中對黄池之會的歃血順序有分歧，或許表明這場爭執并不像弭兵會上那樣簡單地就解决掉了。要知道，向戌弭兵時的局勢是晉國比楚國略占優勢，然而最終晉人表現大度，讓楚國先歃血。大度的行爲某種程度上也是强者的一種體現。可見黄池之會時，晉國的勢力已不能同六十多年前相提并論了。
除借助會盟外，晉國又高舉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幟。前520年，周王室發生“王子朝之亂”，晉國遂出兵平亂。其間過程曲折，晉國曾委派趙簡子召集八國代表在黄父集會，商討孰爲正統的問題。確定之後，晉國即刻發兵平定了叛亂。這次行動的象徵意義是很明顯的。當年晉文公發兵平定王子帶叛亂時，子犯對晉文公説：“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此次晉國願意出兵，應該也是基於同樣的目的。
一面“尊王”，一面“攘夷”，史料中即頻現晉國的北伐行動。晉國在向戌弭兵之前，對北伐戎狄從未表現得這麽積極，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之一就是：企圖借“攘夷”這一“政治正確”的手段，彰顯晉國的地位。
（三）晉國對外新政策與趙簡子的關係
趙簡子在晉國對外新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起了什麽作用，僅憑《趙簡子》内容還不足以説明這個問題。詳查傳世史籍，在趙簡子地位尚不高時，他雖參與了幾件大事，如主持黄父之會、鑄刑鼎等，但都屬於執行上級的命令，不能確定這些是否符合趙簡子本人的意願，所以也不足以説明問題。不妨將時間範圍擴大，考察趙簡子掌權後采取的政策和行爲，依此來做分析。
前501年，范獻子死，智文子繼任正卿。智文子的權勢不比范獻子，無法像前任一樣壓制其他五卿，趙簡子這才開始施展自己的政治主張。趙簡子一生中有三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廢嫡子，改立趙毋卹爲繼承人；二是經營晉陽城，將趙氏的政治中心遷往北方；三是與北方代人通婚，借機探聽虛實，並希望能“以夷治夷”。其中以廢嫡事件最顯離奇。趙簡子假托神意，宣傳其子毋卹之德，繼而廢太子伯魯之位。白國紅先生認爲：“分析史料，結合地下出土資料，可以斷定趙毋卹之立乃是趙簡子‘立賢’的結果”，“趙簡子確立‘北進戰略’時……伯魯身爲長子，此時已成年。但它并不能領會其父的戰略意圖，顯然他并不勝任趙氏繼承人這一角色。這應該是其被廢的主要原因。”
白國紅先生將趙簡子一生中實施的改繼承者、經營晉陽、與代人通婚三件大事稱爲趙簡子的“北進戰略”，認爲這一戰略確立於前501年范獻子死後。但我們認爲，這三項行動，實際上是晉國在向戌弭兵之後所采取的政策的一種延續，而這一政策又恰好與趙氏本身的發展壯大能够有效結合。誠如前文所述，這一時期晉國幾乎已是六卿的天下，晉國的對外政策可以等同於六卿的對外政策。六卿相互競爭，執行政策時自然會爲本族發展做更多考量。以齊國爲首的聯盟以及秦國從三面包圍晉國，晉國能够維持對這些國家的優勢已經不容易了，向南擴張已不可能，所剩的衹有向北擴張。由前文可知，在前501年范獻子死前，晉國已與北方戎狄頻繁交戰，故“北進戰略”并非趙簡子首創，只能説，趙簡子是在繼續執行晉國多年來對外政策的同時，因利乘便，使這一政策與趙氏自身的發展達到相輔相成。
簡文中趙簡子對齊國田氏奪權行動的關注，則屬晉國對外政策的另一個方面——與齊國對抗的需要的體現。儘管在簡文所述的時代，趙簡子的政壇之路還在范獻子的陰影之下，但不代表作爲六卿之一的趙簡子不該了解晉國的對外政策和主要外敵的政局狀况，况且，他也知道自己總會有執掌大權的一天。
三、結語
清華簡《趙簡子》篇中的“
本文原載《簡帛》第25輯，引述請據原文。
編輯｜張雅昕
審核｜魯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