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如何在一个坏消息不断的世界里活下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风声OPINION Author 于理
编者按：
从武汉到西安，再到长春和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无数的困难。有人在困难中顽强地生活，有人则被困难压倒、击溃。如此脆弱，“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
当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每天都听到或远或近的哭声，我们难免陷入“替代性创伤”当中。如何抵御坏消息带来的、洪水般淹没我们的无奈和悲哀？如何在这些糟糕的体验中努力生活？
最近一段时间来，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似乎要将我们裹挟吞噬——新冠疫情一波波卷土重来，人们已经厌烦了因疫情停摆的生活；隔离状态之下，沮丧感和无力感不断累加；俄乌战争，远方的苦难令我们感同身受；东航空难，132条生命的罹难使人悲不自胜……这满天飞的坏消息，让我们很难专注于眼下的工作与生活，心意烦乱但又欲罢不能地刷屏，由此陷入一种“坏消息——坏情绪”的恶性循环。
甚至，它让我们产生一种对人生与命运的“失控感”，似乎只能默默接受，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心理学家罗伯特·卢森博士将这种引发信念崩塌、怀疑人生意义的巨大沮丧，形容为“政治性抑郁”。
“政治性抑郁”，不仅具备抑郁的基本症状，还多出一个表现维度，罗伯特·卢森指出，即个体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于自我命运的掌控。“这种认知会使人们认为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象力和坚持信仰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当下的自己和原来的价值观步调不一致时，政治性抑郁可能反过来引发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认同危机。
仅从社交媒体看，政治性抑郁并非个例，而可能成为一种流行情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心态。这既是个人危机，也是社会危机，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坏消息不断的世界里活下去，必须重构一种有建设性的个人生活。
学会与坏消息“共存”
首先，我们都应该认清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会有各种各样的坏消息，甚至是社会越发达，坏消息会越多。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等著作中提出，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的风险比之前其实大大增加，人类正步入一种新形态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在前工业化时代，人类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但主要是地震、海啸、洪涝、干旱、饥荒等自然风险，而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一种“人造风险”、“文明的风险”或“治理的风险”；它的基础是“工业的过度生产”，扩大的肇因是人类的盲目自信，“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制逻辑从内部崩溃了”，不受控制的利欲最大化逻辑引导整个世界“有组织的不负责”。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我们不仅要面对传统的种种自然风险，比如洪涝灾害、大自然产生的“瘟疫”；我们还要面对种种现代性的风险，风险种类越来越多，发生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就好比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却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科技进步了，各种高科技产品带来的意外也让人始料未及；防疫阻隔了病毒，但层层加码也会带来次生灾害；城市野蛮扩张，就有了失火的高层住宅和意外爆炸的港口；核威慑的存在，让一些战争的发起显得有恃无恐……
诗人刀尔登曾说，从古至今每个身处自己时代的人，都会认为坏消息太多了，“牵连到整个社会，才有人破口骂将起来，以为礼崩乐坏，大家活不了啦，不要说晋衰宋弊，便是盛如汉唐，也前有王符，后有罗隐，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容得很是不堪”。我们只能聊以自慰：从古至今坏消息都很多，这个时代不能免俗，坏消息是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不要否认坏消息的存在，也不要因为一有坏消息就对人类社会彻底失望。坏消息会一直在，我们先试着与坏消息“共存”，好好活着，再来讨论如何对付它。
信息过载，吞噬理性思考能力
那些被坏消息搞得抑郁的人，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多愁善感了？如果我不关心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会抑郁？譬如有的人看新闻时从来只看“正能量”，国外都是水深火热、风景这边独好，不知不觉间自动生成了一种坏消息屏蔽机制。
沉浸在正能量的世界里，当然是一种活法，就像服用了《黑客帝国》里的蓝色药丸；但敢于服用红色药丸的，反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所以，坏消息太多，并不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千万不要因此自我怀疑、自我贬低。只是我们要习得对信息的接受方式。
应该承认，政治性抑郁的一大肇因是，我们的心理防线被层出不穷的坏消息给压垮了。手机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接触到的信息看似更多、更广、更杂，但在信息同温层的作用下，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其实更同质化了。
我们在接受信息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注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及价值观相吻合的信息，或自己需要关心的信息；同时，也主动排斥或回避与自己观念不一致或与己无关的信息。我们深陷信息茧房而不自知，就像美国传播学者凯斯·R·桑斯坦所言，“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讯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
也就是说，人们渐渐地对坏消息“上瘾”了。一旦我们喜欢刷坏消息，往往会一直刷坏消息，久而久之接触到的几乎就是坏消息。甚至，还会对坏消息“成瘾”，越焦虑越刷，刷的时间还越来越久。
暂且不论这些坏消息本身是否真实，任何信息过载，首先吞噬的就是理性思考能力，因为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对信息加工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
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时，人们疲于应对，迅速将心理能量消耗殆尽，遑论对每个信息本身进行验证和思考。当我们的理智和情感被各种坏消息占据，很容易就产生替代性创伤，即远方的苦难都与我有关；继而，我们会产生习得性无助，对他人的苦难无能为力时，容易被无助情绪击倒。
对远方的困难保持共情与关切，确实是一种宝贵的情感；不过，诚如新闻学者方可成所言，我们也需学会合理分配注意力，方可成认为，“真真假假、夸大其词、挑动情绪的消息，会白白消耗你的能量。即便是完全真实的消息，在刚刚被报道出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背景补充和意义解读的，而绝大多数人自己并不具备解读其意义的能力……这时更好的选择，是等一等，不必以小时、分钟来更新你对战况的了解，每天集中阅读一次汇总和解读足矣”。
当然，诉诸于人们自身提升媒介素养，多少有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的倾向：不怪坏消息为何那么多，反而怪人们不会甄别坏消息。
因此，垄断信息的一方，有必要进行更多、更及时、更具互动性的信息公开。不要让每个各种真假莫辨的坏消息沸反盈天时，才姗姗来迟来个“权威发布”。
媒体报道时，也可多一些“解困式新闻”：不仅仅停留在简单描述“什么问题”和“为何会出现”，也聚焦于深入探讨“如何解决”。即，不只是渲染坏消息，也关注人们为了对付那些糟糕的情况做了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
避免因坏消息陷入犬儒
对于许多人来说，政治性抑郁与政治冷漠，一线之隔。
坏消息太多，摧毁了人们改变的信心和行动力，很容易滋生一种虚无主义情绪——既然坏消息那么多，做什么也改变不了，那做和不做有什么分别呢？既然从古至今，现实总有坏的面向，那又何必螳臂当车？学会与坏消息“共存”，虚无者干脆就“躺平”，任尔东南西北风？
这一点，胡适早有精准的描述。他说：年轻人一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冷酷时，很容易被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击倒，“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年轻人轻易就成了“恶力的俘虏”，日后回想起年少时的热血和理想主义时，最后只剩下自嘲了，然后心甘情愿放弃人生追求，随波逐流成为现实顺民。这着实提醒了我们：有一腔热血、有强烈的共情力，自然可贵，有时却也得避免试图一个按钮解决所有问题的“幼稚病”。
虚无者，极易为犬儒主义所捕获。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这是一种清醒的利己。犬儒者知道坏消息的源头，也知道各种坏事的肇因，他们不是采取有效行动，而是选择了利己，千方百计在这个坏消息满天飞的世界里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
就像是在同一艘船上，犬儒者明明看到船的缺口，船在进水，他们一边高呼船进水了，但不是修补漏洞，而是一边喊着一边赶紧收拾行囊，随时准备着第一时间踏上另一条船。
这样的犬儒者，广泛出没在我们身边。他们对世界充满焦虑不安，在社交媒体上为种种坏消息愤慨不已；但回到现实生活中，安分守己，拘谨克制、从不逾矩，就像托克维尔说的：“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不过，批评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是容易的，却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诚如许纪霖所说，“一个正派的社会，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
我们只是试着去倡议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活法，以让坏消息不那么多，或者让坏消息能够引起真正的警觉和改变。如今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有效地介入其中。
哲学学者周濂以为，“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制生活的所有面向，哪怕是一个普遍不正义的时代，仍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去承担生活及政治的责任，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或借口”。也就是说，假若想要行动，我们一定是有行动的办法的。可以围观，可以转发，可以评论，可以点赞，可以持续关注，可以成为制造热搜的一份子；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做正确的、具体的事儿。看似微不足道，然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更重要的，这也会成为我们在坏消息满天飞的世界里积极活下去的动力。
最后，以劳伦斯的一段话共勉：“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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